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黨的二十大報告是關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綱領性文獻，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前進的指南針，是引領我們廣大文藝工作者同心同德、續寫時代新篇章、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定心盤。黨的二十大報告在論述“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時，特別對農業農村的發展提出新要求：“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陜西梁家河村下鄉插隊，又擔任過該村黨支部書記，與村民們建立了親密的魚水關系，形成了他的鄉村情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深入到各地鄉村看望父老鄉親，倡導農村產業改革和生態文明、文明鄉風建設。同時，又率領全國人民打了一場舉世聞名的脫貧攻堅戰，創造了一個世界上亙古未有的人間奇跡，涌現出了大量舊貌換新顏的村落和先進人物典型。

廣大文藝工作者應當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緊跟農業農村改革和鄉村全面振興的戰略部署，主動奔向第一線，寫出富有時代特征、文化底蘊而深受農民歡迎的精品力作，助力我國新農村建設進一步向前發展。當前農村改革和脫貧的成果需要鞏固，完全實現黨中央提出的農業農村發展大目標尚需繼續努力，作家藝術家們要積極反映這些成就和變革。

一、要發揚五四以來鄉土文學創作的優良傳統，大力發展農村題材創作

早在五四時期，魯迅等人就開始了鄉土文學創作，到現在已經形成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百年傳統。魯迅的《阿Q正傳》《故鄉》和《祥林嫂》等，都是鄉土文學的經典之作。小說家們的筆墨，由原先描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武俠英雄、神怪世界，轉向了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到了后來，趙樹理的《三里灣》、孫犁的《鐵木前傳》和柳青的《創業史》等，是五四鄉土文學傳統演化到延安文藝方向的成果。在“文革”結束后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中，都涌現了鄉村題材的佳作，如蔣子龍以大邱莊變化為原型的《燕趙悲歌》、張賢亮表現知識分子下放農村生活境遇的《綠化樹》，還有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賈平凹的“商州系列”、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以及梁曉聲的知青小說《今夜有暴風雪》、王安憶的《小鮑莊》、賈大山的“夢莊記事系列”等等。后來興起的打工文學，是表現農民進城謀生而介于城鄉之間的生活故事，同樣產生了一批優秀作品。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步伐加快，都市生活題材數量漸漸增多，農村題材的創作則有些式微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70后”、“80后”、“90后”在城市出生的作家、詩人比例大增，他們大多不了解、不熟悉農村。二是一批青年作家學歷較高，大學畢業又留在了城市生活，對城市打拼的酸甜苦辣感受更為切近而深刻，生活環境使他們自然而然地用更多精力描寫身在其中的生活，對于農村現實雖然有回望式表現、蜻蜓點水式反映，卻多不深刻。三是一批原先擅長農村題材創作的作家年齡增大，他們進城安家、進入體制后，原先的生活積累已經不太充足，再去鄉下走不開或身體不允許，他們的鄉土題材創作便在減少，或思維方式、表現手段的陳舊造成作品不精。四是讀者隊伍的變化。當今城市青年居住在鬧市社區，農村具有初高中水平的青年讀者也向往城市，他們的閱讀興趣點大多在都市男歡女愛和成長創業故事中，只有非常叫好的鄉土之作他們才感興趣。網絡和手機閱讀很普遍了，但其內容龐雜，正面反映農村現實生活之作在很大范圍受到排擠。五是農村改革“大包干”時期的一些作品缺少時代的觀照和更新穎的立意視角，有雷同化、概念化之嫌。

然而，雖說農村題材創作隊伍和讀者群縮小了，但是近十年現實中的下鄉扶貧和脫貧攻堅戰，畢竟吸引了一大批關心農村和農民的作家藝術家，如何建明、歐陽黔森、李春雷、羅偉章等在農村改革和扶貧攻堅題材上拿出了一批報告文學和小說新作。農村現實生活仍然給了作家以發揮才情的資源，作家也借此走出了自己的創作新路。當下我們貫徹落實二十大精神，更要大力發展農村題材創作以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現文化助農，文化興農，記錄這個偉大新時代的農村變革，同時為廣大農民提供優良的精神食糧。當代作家們要承擔起這個歷史重任。

二、要表現農村現實生活，就要深入農村體驗生活

多年前，有人說，“要了解中國，就去了解農民”。此話并沒有過時。我們已有鄉土文學創作的傳統，有魯迅以來千百位作家藝術家趟出的農村題材創作的路子，新時代的作家還要有無怨無悔地走向農村、親近農民的熱情、勇氣和恒心。

不能忘記，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2014年10月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到的陜西作家柳青和河北作家賈大山。柳青本來已經在省里工作，有了穩定的收入和寫作環境，但他帶著家人在皇甫村安了家，和當時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過著同樣的日子，真正體驗到了農民的所思所想，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農民的情感中，終于寫出了優秀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在農業合作化題材創作上樹立了一個標高。賈大山是生在正定、長在正定，不接受省地兩級的上調而泡在正定。在他有生的短短55年中，連外出開會旅游都很少。他熱愛生他養他的正定，熱愛他插隊近7年的西慈亭村，一直同農民保持著深厚的友誼，所以他的小說具有濃郁的冀中地區文化風情，形成了八九十年代我國鄉土題材短篇小說創作的“這一個”。柳青曾經說文學是愚人的事業，自己是個“愚人”。賈大山則強調自己筆下的一切都從生活中來，所以他的作品真實性、可信度很強。

近些年來，作家們也積極向前輩作家們學習，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開展自己的創作。例如，歐陽黔森前幾年深入花茂村，對于村民生活的一切，熟悉到一家一事，所以才有了他的報告文學作品《花繁葉茂，傾聽開花的聲音》。作家們深刻地體會到，文學創作中，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例如，作家羅光成說，農民身上“多彩的故事和質樸的情懷，都給了我極大的震撼與感動”。儲勁松表示，“久在樊籠，心常郁郁，久坐書齋，文章常常枯竭。土地、農民、山水、田野、作物、禽畜，一條過路的烏梢蛇等等，這些我所來處的風物，讓我恍惚又親切。” 他們這些體會，無可辯駁地證明文學創作源于生活。

作家藝術家到農村去，到農民中間去，表現鄉間的生態文明、淳美鄉風，表現新時代的新農村和新的農民形象，反映農民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生活情狀和愿望，為他們代言，為他們塑像，為他們生產美好的精神食糧，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推動農村振興發展，是時代的召喚、人民的翹盼。正如歌唱家宗庸卓瑪所說：“如果我們把物質比作鄉村振興的‘蛋白質’，那么文藝就是鄉村振興的‘維生素’。”這是作家藝術家應當為農民提供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當代文學創作，不能不繼續面向廣大農村和農民。

三、助力鄉村振興就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我們在這里提倡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農村，用自己的筆桿和歌喉謳歌現實農村的新發展新變化，也就必然涉及到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利用，涉及到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寫人就要寫人背后的文化。寫農村就要寫農民和他們的文化。作家描寫農村日常生活和農民的喜怒哀樂更離不開古今的鄉村文化。鄉村文化是今日城市文化的根脈。寫不出文化根脈就缺少歷史的縱深感和文化的深厚感。如果說趙樹理、孫犁、柳青在寫合作化運動時，都或濃或淡地寫出了傳統文化在當時農村的發展狀況，那么今天的作家在描寫故鄉農村和民族地區生活時，也要展現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變奏。唯有如此，才能在肯定傳統優秀文化和揭示不良傳統文化中，寫出作品的新穎度和思想文化的深度，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如遲子建在談到她的黑土地文學創作時說：“沒有大自然的滋養，沒有我的故鄉，也就不會有我的文學……一個作家，心中最好是裝有一片土地，這樣不管你流浪到哪里，疲憊的心都會有一個可休憩的地方。”她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寫出了鄂溫克人的習俗和遷徙的無奈，《群山之巔》寫出了三個姓氏移民組成的小鎮和諧文化圖景。阿成的《年關六賦》，雖是短篇小說卻文化含量很高，是故鄉題材寫作中的精品。

外地作家藝術家以“進入者”的身份深入某個農村而入鄉隨俗的過程，就是接受和認識鄉村傳統文化的過程，就是打牢自己創作的文化根基的過程。在文化元素的吸收上，徐劍、李玉梅描寫獨龍族整族脫貧的報告文學《怒放》、關仁山描寫老區阜平脫貧決戰的報告文學《太行沃土》、溫燕霞以贛南山區為背景的小說《琵琶圍》，還有很多農村題材的網絡小說、影視劇作品，都從不同角度呈現了文化傳統和地域風情的魅力，同時折射出鄉村世界的山鄉巨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就能“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的，只有融入文化的視角，才能夠更好地避免雷同化、概念化的弊端。

總之，文學藝術界廣大同仁要繼續關注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的廣大鄉村世界，用富有時代性的藝術精品豐富人民精神世界。這是我們當前和今后必須認真完成的一項光榮歷史任務。我們責無旁貸，要與農民生活相得益彰，接續前輩的鄉土文學傳統大踏步地走下去。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