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描繪了文化建設的藍圖。這里我想結合自己所學專業，談談如何建設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新文化，尤其是從宏觀上來看，如何理解新文化。

回顧過去一百年，有關文化建設的大的視野發生了三次明顯的變化，從20世紀上半期倡導的國際化，到20世紀下半期倡導的世界化，再到21世紀初倡導的全球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歷史階段，文化建設的視野有所不同。在這種大背景下來談論今天的中國文化建設，有助于我們吸取歷史經驗，明確建設方向。

國際文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建設盛行國際化的趨勢。那時候在中國有“西學東漸”的潮流，在歐洲有“中國風”的余波，或者“中學西漸”的反流。20世紀20年代留學德國的宗白華就承認，自己卷在東西對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響。包華石（Martin Powers）更是指出，西方的現代文化，是在吸收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多種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在現代化向非西方國家蔓延的同時，西方國家也在吸收非西方國家的文化資源。因此，文化現代化從來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借鑒的結果，并不是西方國家的發明。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當時的國際文化，會發現它覆蓋的范圍比我們今天想象的國際化要小很多。以我所在的國際美學協會為例，最初對“國際”的界定是比較狹隘的。國際美學協會的主要工作，是組織國際美學大會。第一屆國際美學大會由德國美學家德索（Max Dessoir）發起，于1913年在德國柏林召開。當時的世界美學大會官方語言只有英語、法語、德語三種，而且要求參會學者需要懂這三種語言。

從大會的官方語言可以看出，當時的“國際”實際上只限于西歐國家之間，尤其是英國、法國、德國這三個歐洲強國之間。從要求參會者掌握三種語言這一點來看，當時的“國際”追求的是普遍性或者一致性，至少是要在語言上達成共識。因此，這種意義上的“國際”，實際上是歐洲現代性的體現。現代性的重要標志，就是合理性。合理性的代表，便是現代科學。國際美學大會的召開，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將各國的美學理論統一起來，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普遍的美學。這種統一，在歐洲國家內部是有可能的。歐洲國家的文化藝術都可以將源頭追溯到古希臘，盡管在后來的歷史長河中演變出了不同的形態，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它們之間的一致性明顯要超過差異性。

2001年第15屆國際美學大會第一次來到東方，在日本東京召開。當時就有與會者提議，要擴大國際美學大會的官方語言。正式提議的還不是東方國家的代表，而是西班牙語國家的代表，他們強烈要求將西班牙語列為國際美學大會的官方語言。但是，國際美學執行委員會依據大會章程，沒有通過將西班牙語列入國際美學大會官方語言的提議。由此可見，“國際”一詞中的西歐中心主義色彩是很難去掉的。

世界文化

2010年第18屆國際美學大會在北京大學召開，我們不僅將大會的名稱由“國際美學大會”改為“世界美學大會”，而且將漢語列為大會官方語言。這一改變，極大地擴大了大會的規模，參會人數由以往的300人左右，激增至1300人。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世界美學大會，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屆大會，國際美學協會網頁上至今掛著這屆美學大會的照片。

這種改變是有先例的。與世界美學大會關系緊密的是世界哲學大會，世界哲學大會也經歷了相應的變化。世界哲學大會最初也叫國際哲學大會，1900年在巴黎召開首次大會，大會章程跟國際美學協會的差不多一致。但是，從1973年在保加利亞的瓦爾納（Varna）召開的第15屆大會開始，大會的官方名稱由“國際哲學大會”改為“世界哲學大會”。這種改變并非文字游戲，而是有實質性的變化。如果說“國際的”尋求一致性的話，“世界的”尋求多樣性。世界哲學大會不設官方語言，原則上任何語言都可以參加大會。盡管組委會在遴選參會論文的時候，仍然有可能會遇到語言障礙，因為沒有一個組委會的成員能夠涵蓋全球的全部語言，但是這種鼓勵說不同語言的學者參加大會，本身就是一種開放的姿態。因此，盡管世界哲學大會是國際哲學大會的延續，但是這種改變還是帶來了實質性的變化，至少在大會的規模上有了重大突破。世界哲學大會的規模非常可觀，參會人數通常多達兩三千人。2018年由北京大學承辦的世界哲學大會注冊參會人數超過7000人，實際參會人數超過5000人。

就國際視野來說，文化建設的目標是形成一致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取長補短，最終形成統一的、合理的現代文化。但是，世界視野不同，文化建設的目標不是追求一致性，而是保持多樣性，確保原生態文化不受現代性的侵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種主張適合世界視野中的文化建設，但不適合國際視野中的文化建設。

全球文化

國際文化與世界文化表面上看起來區別不大，實際上是兩個極端。當然，無論是追求一致的國際文化還是追求多樣的世界文化，在具體的文化建設中都會遭遇巨大的困難。文化與科學不同，科學有統一的標準，文化有各自的習慣。盡管不同的文化之間可以相互借鑒，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文化習慣的主體仍然不可動搖，否則這種文化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國際文化追求統一性的愿望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它建立在犧牲文化身份的基礎之上，而文化的精華剛好就體現在由語言和習俗等構成的文化身份中。但是，世界文化在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同時又走向了另一個難以操作的極端。的確，保護文化身份的最好方式，是讓文化保持在它的原生態之中。但是，任何文化都從來就不是靜止的，文化都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程而不斷演變的。我們不應該以保護文化生態的名義剝奪任何文化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尤其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巨大便利。尤其是當我們將“國際的”與“世界的”對照起來檢視的時候，它們二者的片面性就變得越來越突出了。

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的”取代了“世界的”。后現代文化逐漸演變為當代文化，這在藝術領域體現得尤其明顯。與現代藝術追求統一性、后現代藝術追求多樣性不同，當代藝術追求統一基礎上的多樣性。貝爾廷（Hans Belting）正是依據統一中的多樣，構想了他的“全球當代藝術”。為了方便我們理解他的全球當代藝術構想，貝爾廷以互聯網為例加以說明。在貝爾廷看來，當代藝術是全球的，就像互聯網是全球的一樣。我們理解了互聯網的運行機制，就能夠理解當代藝術的特征。互聯網既是統一的，又是多樣的。一方面，全世界都在使用互聯網，因此互聯網時代的文化體現了高度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在互聯網上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互聯網文化是高度混雜的文化。互聯網文化的混雜性，不僅體現為語言、種族、性別、價值觀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體現為個體之間的無限差異。使用互聯網的任何個體，都是完全平等的，他們有同樣的權利發表自己的主張，建構自己的文化。互聯網時代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矛盾達到了極致。一方面毫無限制的內容和海量的信息給任何管理機構都會帶來巨大的麻煩，另一方面互聯網后臺可以監管在上面流通的任何內容。

由此，互聯網文化很容易處于失控與操控的矛盾狀態。全球當代藝術也體現出這種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藝術家個體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創作，另一方面是幾乎一致的雙年展、藝博會、拍賣、收藏模式。這種矛盾性，讓全球文化比國際文化和世界文化都要更加極端。盡管世界文化追求多樣性，但是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仍然體現為文化的多樣性，而非個體的多樣性，因此與全球文化相比，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同時，國際文化的普遍性也從來沒有像互聯網一樣具有統一的格式，與互聯網平臺的一致性相比，國際文化追求的一致性的約束力要小得多。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基于互聯網的全球文化，體現為極端的操控與失控的矛盾狀態。

人類文化

我們今天建設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新文化，既不是國際文化，也不是世界文化，還不是全球文化，我們姑且稱之為人類文化。具體就我國文化建設而言，它要體現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弘揚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培養的結合。如果說國際文化因為追求統一性而更多地體現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世界文化因為追求多樣性而更多地體現為弘揚本民族的優秀文化，那么人類文化就揚棄了國際文化與世界文化各種的缺點，在一個更高層次上實現了結合。但是，這種結合又不同于全球文化的結合。在全球文化中，統一性體現為平臺的統一性，多樣性體現為個體的多樣性，全球文化是在統一的平臺上追求個體的多樣性。人類文化的結構剛好相反，它的基礎是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在充分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達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由此，人類文化體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首先，今天的人類文化不同于20世紀初期的國際文化。國際文化因為追求統一性而忽視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因而注定只能形成某種抽象的、烏托邦式的文化。這種意義上的國際文化因為缺乏根基而沒有生命力，更沒有人民性。國際文化，只是一種精英文化，很難體現出人民性。人類文化不是精英文化，當然也不是大眾文化，而是人民文化。人民性既有根深蒂固的傳統和習慣，又包含對超越的價值和理想的追求。

正因為如此，人類文化也不同于世界文化。與世界文化一樣，人類文化充分尊重根深蒂固的傳統和習慣，但是并不會因為對原生態的維持而忽視文化的發展和進步。人類文化盡管充分保持多樣性，但是因為對共同的理想和價值的追求而會趨向一致性。這種一致性的趨向導致的結果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文明的欣賞。

全球文化缺乏人類文化中包含的理想和價值追求，更不會導致文明的欣賞。基于統一平臺基礎上的眾聲喧嘩，只有最低限度的規則要求，沒有更高的價值追求。盡管全球文化能夠充分彰顯個體的差異性，但是這種差異性因為缺乏價值、理想和共性而得不到任何尊重。這種文化是個人的，但不是人民的。

弄清了人類文化與國際文化、世界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我們就能夠更加明確我們的文化建設的任務。不可否認，在人類文化中也存在著普遍性與多樣性之間的沖突，但是只要聚焦到人民性上，這種沖突就會迎刃而解。文化建設除了外在的形式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內在精神建設。當我們培養起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賞的精神品質，普遍性與多樣性就可以相互兼容。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