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顧久先生是貴州的鴻儒碩學，亦是我欽佩的前輩學者。近有幸讀到友人李立樸為先生撰寫的七秩大慶壽聯：“通今博古，煕育多士，傳統賴弘揚，喜看桃李滿天下；勤政愛民，清風兩袖，口碑播父老，長留恩澤遍黔中。”還有王堯禮寫的《顧久先生七十壽序》：“先生出身書香門第，博覽群書，學問淵雅而融會貫通，見識敏達而不軌時流。最難者為胸襟博大，謙沖禮讓，不炫己能，不摘人過，高低貴賤，一以視之。故其執教上庠而為良師，出以佐政而稱廉吏。”這兩束文采飛揚的賀壽文字，深獲吾心，確實寫出了顧先生的學識與風骨。如果想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義，尚須參看顧先生的履歷：先生是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并先后擔任畢節地區行署副專員（2000—2005）、貴州文史研究館館長（2005—2018）、貴州省文聯主席（2012—2016）、貴州省重大出版工程《貴州文庫》總纂（2016—）。

其實，我知道顧先生還是比較早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去蓉城看望先祖父湯炳正先生，他恰好（1984年11月）從西安參加中國訓詁學研究會第三次年會歸來，書房里放著厚厚一摞會議論文。談話中說到訓詁學大師殷孟倫教授及其弟子，景麟公順手從那摞論文中抽出一份遞給我，說作者顧久是你們貴陽人，現是貴陽師范學院中文系青年教師，文章寫得很不錯，角度新穎。因為有很深印象，論文題目我今天還依稀記得，叫《音義關系談》，乃是探討漢語復雜的音義關系，文頗富創見。上面還有先祖父用朱筆劃的一些圈圈和杠杠。

顧先生是“章黃學派”第二代中的重要傳人，我勉強也算是“章黃學派”后學，就此而言，我與顧先生還有點學術淵源。先生早年就讀于山東大學，系殷孟倫教授的入室弟子（研究生），致力于太炎先生所開創的漢語同源詞研究，檢討傳統訓詁學“音近義通”的科學性及其局限性，提出音義分析、字形分析、形態分析、他語種對比分析、不同文化比較分析等五種同源詞研究方法，最終以《古漢語同源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一文卒業。殷教授是黃季剛門下的得意弟子，太炎先生在給汪東的信中曾寫道：“季剛半月前尚寄信來，何以仙化如此其速！ 想耽酒致疾，一時猝發，遂不可救耶？從此吾黨失一健將，不能不令人覆醢也。身后事想無缺乏。聞弟子得傳者以重規為第一，次即孟倫，繼起尚多，其學當不至泯絕也。”（見《章太炎全集·書信集》P503）殷教授與先祖父相友善，又皆以樸學為業，兩人在訓詁學方面均有不凡的成就。顧先生讀研期間，曾受導師安排與兩位同學一起拜訪過先祖父，他們討論了上古漢語韻部劃分等問題。后來我見到顧先生時，他說當時你祖父說著一口尖團音分明的膠東腔，接著就給我模仿起來，簡直是惟妙惟肖，像極了。我不由感慨真不愧是殷教授的高弟，亦善古音學。再后來我因起意寫《章黃學案》，捜集了殷教授及其弟子的一些資料，始知先生系當代訓詁學名家，曾在《中國語文》等權威刊物發表過論文。王云路等編的《中古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附錄的《近二十年來有關中古漢語研究論文目錄》就有他的幾篇論文存目。

我們知道，過去訓詁主要是從字的形訓、聲訓、義訓三個方面著手研究，而顧先生的貢獻則是拓寬了訓詁學的研究領域，即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詞義”的訓詁視角。這里且舉他《文化詞義研究》中的“鷓鴣”與“紫”兩個小例子。“鷓鴣”這個詞，一般的注家就說它是一種鳥，但是在“文化詞義”中它還有獨特的含義。“鷓鴣”是所謂隨陽之鳥，叫聲是“行不得也哥哥”。所以溫庭筠的《菩薩蠻》寫思婦而不著一“思”字，只拿衣服上的雙雙“鷓鴣”來委婉說自己對遠行夫君的思念，所謂“背面敷粉”，婉約蘊藉。什么叫婉約詞？ 這就是典型的婉約詞。但如果不懂這個詞的文化含義，便很難領悟其妙意。再比如“紫”是天神之色，不是簡單的紅色與藍色的混合。如天宮叫“紫宮”，仙女叫“紫女”之類，以及今語“紫氣東來”等等。所以“日照香爐生紫煙”句，便有李太白游仙的旨趣在。

2016年，貴州省啟動《貴州文庫》重大出版工程。顧先生受命出秉編政，設立總纂辦公室，不佞有幸忝為編纂，得從先生而躬與其盛。文庫薈萃吾黔古今文獻，種類之多，卷帙之繁，六百年來未有也，而事務之繁鉅，殆亦六百年所未見。顧久先生作為總纂特從校勘學、訓詁學角度確立了繁簡字轉化的原則、判斷異體字的方法。他曾有針對性地提出：“《現代漢語詞典》不是為古書而編的；《現代漢語詞典》有，依《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無，用原字。”至于“判斷兩個字是否是異體字的關系，須從形、音、義三個方面著眼”。先生每一立論，無不以版本校勘、文字訓詁為基礎，以疏通文義為核心。這些觀點對我參與文庫的工作，校勘古籍頗具指導意義，也近距離感受到了先生的大家風范。顧先生還多次帶領文庫的同仁前往貴州博物館、貴州圖書館、貴州大學、貴州民族大學等單位檢閱文獻圖籍，從市縣調閱少數民族的文獻材料，顯示出嚴謹而務實的工作作風。對編纂的審讀報告與責任編輯的處理意見，顧先生每次皆及時回復，勉勵有加。誠如堯禮兄所言：“主其編政者，非碩德宿學不能為也。先生品格高尚，學識淵博，足以聚人，足以任事，復禮賢下士，廣結善緣，實為不二之選。”“從先生游，如坐春風，如沐春雨，怡怡焉，熙熙焉。”

在主持編纂百余種貴州文獻中，先生堅守舊學傳統，實事求是，一絲不茍，同時善于汲取新說，引進西來理論，審視傳統材料，尤其注重地方性文化遺產的發掘與弘揚，從而軼出傳統訓詁學的范疇，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生態哲理。

談到貴州，過去人們總說落后荒涼。其實今日的貴州，已不再是過去貧困、失語、被誤讀的貴州，隨著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地方文化的深度挖掘提煉，正從歷史舞臺幕后走向前臺。顧先生認為，地方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深受傳統精英文化和現代工業文明的雙重擠壓而淪為小傳統，殊不知，作為中國原初文化的小傳統具有大價值，必須摒棄傳統的單一視野和今天仍在廣泛產生影響的約化、線性、簡單因果等理論思維模式，要用新的世界觀去觀察現實事物和解釋現實世界，從更具復雜性、系統性、偶然性、耦合性的生態哲學去整體把握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因此，顧先生這些年來一直在致力于宣傳貴州歷史，貴州文化，讓世界了解貴州，讓貴州走向世界，積極參加各項公益活動。他曾以時間順序，梳理了貴州的自然與人文歷史演變過程，認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為貴州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可貴的，是貴州人的奮斗目標與精神寫照，是貴州當下和未來發展必須要守住的兩條底線。“天人合一”對應生態底線，“知行合一”對應發展底線。兩個“合一”就像高遠的宣言和目標，引導著貴州人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正處在何時何地？”“應該為子子孫孫的更好明天奠定怎樣的基礎？”

顧先生還曾與人合著過《傳習錄全譯》，對陽明文化亦很有研究，認為陽明文化首先體現為以儒家文化為核心。他從“大群體的社會秩序”來闡釋陽明文化的產生與意義，指出在陽明先生所處的時代，作為存在鏈條的“天”“道”到個體自我之間，中間環節的明君、圣賢、經典出現了斷裂；陽明心學的建構正在于將“天”“道”與個體的自我直接相關聯，進而化解明代社會在秩序上緊張的問題。相對于“真理在外不在內”的理學及其在明代所帶來的問題，陽明先生則強調“真理在內不在外”。顧先生因此提出，陽明文化具有以“道”“法”“釋”“兵”諸家為補充的特點，無論是在陽明先生的思想還是在陽明先生個人的生命實踐中，都充分體現了道家的瀟灑、法家的嚴謹、釋家的簡奧、兵家的犀利等特點。他認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是陽明文化的主要內容。準此而言，“平易真實”，注重“事上磨煉”，且貴有“平民精神”的陽明文化，可以說是整個中華文化的“綜合體”。因此，他特別強調通過“自守己心，以心正道”來彰顯個體自我的主宰性，同時又通過“以行證心、知行合一”來強調道德活動的實踐性。陽明文化中這種強烈的道德自主性和自信力，解放思想、自由獨立的人格的精神，對當下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亟需我們來發掘與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