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五篇佳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共同呈現出對普通人的特別關注。那些被歷史遺忘、湮沒在時間長河中的平凡生命在五篇佳作中重新激活，被懷疑主義浪潮解構的生命意義在五篇佳作中強力確證，被世人長期忽略的超越性努力在五篇佳作中深刻銘記。那么，需要追問的是，為何創作傾向存在明顯差異的五位作家會一致將視角移至平凡的普通人，他們這種共同的選擇是出于自發性的本能流露還是集體性的理智選擇？這一特殊文學現象的出現到底意味著什么？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五位作家敏銳地捕捉到當前文學創作中普遍面臨的一個寫作困境：回避崇高的沖動與回歸真實的呼喚直接導致英雄主義退場、意義消解、精神迷失，而在主體性彌散之后，對現實生活原貌的極致呈現與平凡普通生存境遇的多維透視又難以有效承載文學追求超越此岸性的原初理想。

隨著宏大敘事的解體，文學創作被迫不斷向生活的細部回歸，不再致力于歷史理性的生動言說，轉而專注于具體現實的精致描摹。平凡普通人逐漸替代理想主義的英雄人物成為作品的主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創作重心的調整存在一定程度的現實意義。平凡獲得關注至少意味著平等觀念滲透至作家群體的創作意識。相較于生硬說教平等觀念的意義與價值，這種創作意識的集體性自覺更能突顯人文精神的持續深化。但從具體的創作實績來說，作家們對平凡普通人的關注并未收獲理想的預期，相反陷入對瑣碎生活的無條件認同和超越性努力的徹底放棄。原因是多方面的，消費主義的崛起持續消解著當下尚未完全凝聚的人文精神，理想主義始終難以有效對抗物質誘惑的侵蝕。當作家們普遍意識到堅守理想直接等同于守望孤獨，捍衛尊嚴其實意味著直面虛無，批判現實無異于株守絕望，他們自然本能地選擇更為經濟實惠的創作方式，自然主動地放棄難以承受的精神重壓。除此之外，作家在書寫平凡普通人的過程中之所以陷入意義消解的危機與理想失落的持續陣痛，更源于平凡普通人本身欠缺驚天動地的英雄傳奇和值得大書特書的豐功偉績。當作家們將藝術視角聚焦于普通人身上，成為鏡像的似乎只有平淡如水的生活和意義匱乏的蒼白。當創作素材本身出現意義危機之時，作家們任何嘗試性努力似乎都意味著注定失敗。因此，當作家們將視點轉向平凡普通人之時，似乎別無選擇地只能被迫認同生活的現實，主動讓渡詩意性的找尋與審美性的開拓。但是，肩負社會責任的作家不會放棄任何超越困境的努力，具備主體意識的作家也不會任由懷疑主義對文學的侵蝕。摘取2022年魯獎短篇小說獎的五位作家，以堅實的寫作鄭重宣告文學創作可以在平凡普通人的書寫中實現文學尊嚴的捍衛與人文精神的重鑄。五位作家之所以沒有陷入價值彌散的寫作困境，沒有局限于普通人的狹小生存空間，沒有執迷于平凡人的柴米油鹽，根本原因在于在他們的創作意識中沒有人為割裂平凡與偉大的統一，更沒有刻意制造平淡與傳奇的對立。從一般的線性思維出發，平凡與偉大、平淡與傳奇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二者似乎永遠處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之中，殊不知真正的偉大來源于平凡，傳奇的本質歸結于平淡。換句話說，偉大只存在于平凡之中，傳奇只生成于平淡之內。脫離平凡的偉大只能停留在想象的虛幻空間，無視平凡的傳奇最終只會走向自我消解的反面。究其原因，則在于偉大與傳奇并不孤立存在，只有在相對立的交互性關系中才能實現真正意義與自我確證。五位作家的創作,生動詮釋了這種辯證關系。

在《無法完成的畫像》中，作為萬千地下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員，楊寶豐和小卿母親難以在浩瀚的歷史中留下點滴印記，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湮沒在塵封的歷史記憶之中。他們似乎只能借助于地下工作者這一集體性的稱謂獲得后世的緬懷，也只能通過他人追憶性的想象確證其生命意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可有可無的存在，恰恰是他們默默的自我犧牲最終贏得了國家的獨立與民族的振興。在劉建東筆下，潛伏在基層的地下工作者在不被家人理解的精神重壓中堅持斗爭，在忍辱負重中守望著理想信念，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寶貴的生命。楊寶豐的作畫過程中之所以一反常態，是因為作畫的對象是已經犧牲的戰友。作畫的過程與其說是一次平淡無奇的例行工作，不如說是在看似平靜的偽裝下回顧戰友生前的音容笑貌。每次落筆之所以異常艱辛與沉重，是因為每一筆都承載著對戰友的真摯情感，都寄托著對曾經并肩作戰的戰友的無限追憶。楊寶豐最后主動銷毀畫作的行為不僅是出于保護戰友家屬的現實考量，更是因為他已經通過畫像的過程完成對戰友的追思與懷念，并將這些彌足珍貴的情思推向不朽的永恒。

在《山前該有一棵樹》中，胡老師充分意識到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礦區的物質條件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引導學生們不被惡劣的外部自然環境所局限，借助精神的力量不斷探尋現實超越的可能。帶領學生觀看植樹的過程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課外活動，更是借助樹這一具體形象在學生心中種下生命的希望。帶領學生搶救瀕臨死亡的樹與其說是啟迪學生的憐憫心，不如說是竭盡全力捍衛這唯一的精神象征。胡老師清醒地意識到，這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可以承受惡劣物質環境的逼仄，但絕對不能因此毀滅他們心中的希望。只要他們心中有希望，生命中的任何艱難險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超越。反之，如果希望破滅，再簡單不過的障礙也會成為難以逾越的鴻溝。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胡老師帶領學生們完成了從平凡到偉大的飛躍。作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他自然是平凡的，但作為滋養了祖國花朵精神世界的靈魂工程師，他毋庸置疑是偉大的。

《地上的天空》中的主人公朱一圍終其一生都以卑微異常的方式生活，甚至他的家人都不得不承認他的生命軌跡是那樣了無生趣，言談中流露出怒其不爭的失望。但正是這樣一個外表看似不會對世界產生任何影響的渺小生命，卻在去世后留給世人值得反復品味的生命意義。隨著作品情節在抽絲破繭中展開，讀者從最初的獵奇發展為驚訝最終升華為敬畏。而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朱一圍逝世后留下的謎團，而是在他生前對讀書的迷戀就已經確立。作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職員，朱一圍的一生沒有任何令人稱道之處，而精神出軌的事實又難以回避道德的審判，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無法掩蓋他的價值與意義。因為他通過讀書完成了對現實的根本性超越。讀書不僅幫助他擺脫現實的羈絆與束縛，在心靈的滋養中收獲物質滿足無法實現的自我提升，而且祛除了他生命最后時刻的恐懼與遺憾。朱一圍之所以與大多數身患絕癥的患者不同，是因為讀書的充實體驗從根本上緩解了肉體痛苦與焦慮，讀書的詩意感受讓他以超然的方式享受到彼岸世界的自由。他的平靜安詳源自徹底擺脫了好生惡死的世俗認知，他的樂觀豁達源自他以詩意性的方式實現對死亡的超越。也正是源于此，朱一圍通過讀書在凡俗的地上創造了詩意的天空。當他在病床上脫口而出那兼具哲思與詩意的話語之時，沒有人會否認此時的地上對朱一圍來說就是天空。而誰又能否認一個可以在地上創造天空的人的偉大呢？作為普通人的朱一圍在自我創造的天空中成就了自己的偉大。

《在阿吾斯奇》通過講述與回憶的方式將邊防戰士的人生際遇與精神圖景散點透視。在董夏青青筆下，邊防戰士不再是新聞報道中的統一模式化形象，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生命。他們與所有普通人一樣對生活充滿希望，渴望生活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不斷趨向理想的完美。而當生活按照其固有的邏輯呈現如意與不如意的相互交替之時，他們又同絕大多數人一樣，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反復徘徊。董夏青青借助邊防戰士具體生命軌跡的展開試圖扭轉已經普遍化的錯誤認知：邊防戰士并非天生的，他們首先是普通人，然后才是戰士，而不是相反。邊防戰士也有作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也有現實需求和理想憧憬。而他們的偉大之處恰恰在于他們將自我價值的實現定位于軍人職責的堅守與尊嚴的捍衛。問題的實質在于不是邊防戰士的身份屬性先天地確證其人格的偉大，而是在由普通人成長為邊防戰士的過程中自我鑄就其偉大。偉大并不是某種確定價值的稱謂指涉，而是自我人格的持續養成。從宏觀意義上來說，被概念抽象化的邊防戰士群體可以用偉大來贊譽，但是這種贊譽本身難以喚起強有力的情感共鳴，只是出于某種慣性思維的自然流露，而非源自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認同。但如果從微觀的意義出發，每一位邊防戰士都有著特殊的生命體驗，都以各自的方式鑄就屬于自己的軍功章。當他們點亮自我生命的歷程成為歷史并被他人講述與回憶之時，昔日的平凡瞬間化為今日的偉大。因為在這一講述與回憶的過程中，邊防戰士守望理想的心路歷程得以多維透視，他們告別平凡、擁抱偉大的精神之旅也在他人可以理解的感同身受中自由展開。

《月光下》通過姨母和外甥女的歡愉相伴與最終分離將小人物共同經歷的成長創傷與普遍面臨的生活困境生動演繹。之所以選取姨母與外甥女這一特殊的人物關系，是因為這種關系從最初就注定了分離。無論是姨母還是外甥女都不能中止成長，這就意味著她們曾經的關系即便再親密無間，也無法阻礙時間推移造成的裂痕。雖然這種先天不穩定的關系從表層來看牢不可破：不僅外甥女對姨母有著難以割舍的依戀，姨母對外甥女也有著無法切斷的情感。二人甚至在這種融洽異常的幸福體驗中遺忘了時間，忽略了自己與對方都在潛移默化中發生著改變，直至徹底打破原有生活的平靜與美好。可以肯定的是，她們二人相伴的時光越是愉悅，分離的痛苦就越是難以承受，在心理中越是依賴對方，分離后的孤獨就越是無法擺脫。蔡東的獨到之處在于沒有局限于這一生活常態的紀實，也沒有刻意渲染這種普通情感糾葛的傷痛，而是借助作品深層結構的有機搭建，透視平凡生命的偉大意義。具體來說，《月光下》在情節的展開過程中形成對立性的二元結構：曾經的記憶與當下的現實。之所以是對立性的是因為前者被賦予理想性的完美，后者根植于現實的殘缺；前者洋溢著超凡脫俗的詩意，后者充斥著蠅營狗茍的世俗。前者以夢境的完美演繹著對現實的自由超越，后者以真實的苦痛揭示著生活的沉重。那么，這種二元結構的設置意味著什么？如果說曾經的記憶構成姨母與外甥女對抗現實的精神支撐，那么當下的現實則構成二人認同現實的客觀力量。二人的分離不僅僅是突發的偶然，而是各自獨立承受生活、譜寫屬于自己生命樂章的必然，一旦她們離開只有依靠對方才得以成立的保護傘，她們自然要獨立面對曾經從未想象過的艱辛與絕望。而在這種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重壓之下，她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對昔日完美生活片段的追憶。雖然從純粹客觀的意義上來說，昔日的生活場景絕非無憂無慮的仙境，也非生命肆意綻放的樂土。但是對她們二人來說，當下的現實越是沉重，曾經的相伴就越是彌足珍貴，越要人為地將其理想化為絕對的完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她們暫時擺脫現實的羈絆，也才能讓她們在難以超越的生存困境和無以復加的精神重壓中持續鼓起勇氣，不徹底淪為維系肉體生命的工具。換句話說，曾經的記憶是以理想的方式實現對現實的否定，通過這種否定，劉亞和李曉茹才能有效抵御生存重壓的肉體折磨和精神侵蝕，從而構成維系她們艱難生存的精神支撐與靈魂皈依。與其相反，當下的現實則是打破二人夢境，將她們拉回現實的外部力量。無論她們曾經的相伴是怎樣的溫馨與親密，無論她們對曾經的記憶進行怎樣理想性的渲染與完美化的篡改，她們的生活始終都要繼續，終究無法在虛幻的想象中回避現實的沉重，更不可能憑借記憶的執迷抵御生存困境的催逼。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下的現實是以現實的方式完成對理想的否定，通過這種否定，劉亞和李曉茹才能實現自我與他者的清晰認知，從而不至于陷入虛幻的想象中無法自拔，更不至于在自欺欺人的虛幻夢境中自我迷失。如果說曾經的記憶幫助劉亞和李曉茹超越平凡、通達偉大，那么當下的現實則引導她們回歸本心、返璞歸真。蔡東借助這種對立二元結構一方面鄭重向世界宣告平凡人生命中固有的偉大因子，并不能因為其身份的普通與能力的弱小而否定甚至忽略其獨異價值；另一方面理性客觀地揭示沒有必要否認平凡本身，單方面拒絕現實只會陷入想象的虛妄，偉大之所以偉大不是源于對平凡的否定，而是源于對平凡的自我超越，這種自我超越只存在于曾經記憶與當下現實的辯證統一，或者更為確切的說法是源于人敢于在告別過去中直面未來。在作品結尾，劉亞和李曉茹終于共同放下曾經思想的包袱，在心扉敞開中開啟她們全新的人生旅途。雖然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她們徹底摒棄當前的芥蒂，也絕不可能在現實中恢復曾經的過往，但是她們各自祛除內心陰霾，在心靈的解脫后輕裝上陣的全新生活狀態本身已經在新的維度中實現了對曾經記憶的重構與再造，從而有效實現了從平凡到偉大的艱難性躍遷。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五篇佳作從不同側面揭示出普通人實現對平凡超越的恰當途徑：不是徹底拒絕并否定當前現有生活的平淡與乏味，而是在對現有生活的詩意超越中完成從平凡到偉大的自我提升。而在這一過程中，現實生活本身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生活依舊以其固有的方式自然展開。唯一發生改變的是人對生活的態度。生活本身并無所謂平凡與偉大之分，所有的價值判斷都是生活其中的人所賦予的。五篇佳作將普通人獨立人格的自我養成過程形象化呈現，并在此基礎上展現他們的心路歷程，從而為當前處于精神迷失的絕大多數普通人指明了正確方向。對時代問題的思辨性演繹與形象化解答，構成了五篇佳作標志性的文學史意義與超越性的審美價值。

作者簡介：

趙耀，文學博士，主要從事美學原理研究，《人工智能的雙向限度與美學理論的感性回歸》發表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現任職于吉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