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著名翻譯家張玲先生，于2022年11月1日0時6分去世，享年86歲。張玲先生新著《布衣老爸的風雪花月：翻譯家張谷若和他的世紀》剛剛由文津出版社出版。本網特轉載高立志先生2013年刊登于《文匯讀書周報》的張玲先生專訪文章，謹以此文紀念張玲先生。

張玲，詩人、學者、翻譯家。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求學期間即開始發表詩歌、散文。1957年被劃為右派，在大西北工作21年，考回北京后歷任《翻譯通訊》副主持、社科院外文所編審等職，中國作協會員、（國際）哈代學會終身榮譽會員，曾任倫敦狄更斯博物館榮譽中文顧問顧問及（國際）哈代協會副主席。著有《榆齋弦音》《旅次的自由聯想》《哈代》《英國偉大的小說家——狄更新》《畫家宗其香傳》等，譯（含合譯）有《雙城記》《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哈代中短篇小說選》《牧師情史》《孤寂深淵》等。

文學翻譯，必須注意風格的傳遞

高立志：去年是狄更斯誕辰200周年，今年是奧斯丁《傲慢與偏見》出版200周年，我們知道您是新中國首先出版狄更斯傳記的、撰寫多種狄更斯評論的學者，翻譯過《雙城記》，還翻譯了《傲慢與偏見》，今天我們先從這兩本書談起吧。

我還記得福斯特曾經寫過一本書《小說面面觀》，這個小冊子曾經和珀·盧伯克的《小說技巧》和愛·繆爾《小說結構》合并為《小說美學經典三種》列入“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出版的，您是這本書的譯校和責編。您很了解福斯特把小說分為兩種：一是“扁平人物”，它“只具備一種氣質，甚至可以用一個句子表達出來”；二是圓形人物，刻畫一種“適合各種情節要求”的、“令人信服”的、“不刻板枯燥”的豐滿形象。他舉的例子恰恰是狄更斯筆下的人物多“扁平人物”，而奧斯丁筆下多“圓形人物”。您怎么看？

張玲：round character、flat character這兩個詞翻譯為“圓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如今已很流行，其實在我們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中早有現成的說法，就是豐滿的和干癟的；福斯特這種分類有一定的價值評判在里頭，所以用“扁平人物”來概括狄更斯所描繪的人物形象是不公允的。我們不能忘記狄更斯是多產大家，他塑造了太多的人物形象，不可能每個都栩栩如生；福斯特自己也不可能把筆下的每個形象都寫成round character。不要過于迷信文學理論，更不要信手套用。

高：我上研究生的時候記得有個段子說，如果你不懂文學，又不懂理論，就搞文學理論吧；如果你不懂中國，也不懂西方，就搞比較吧。這不是沒道理。陳平原老師給我們上課的時候說過，做學問，有長取其長，無長去其短。

張：哈，我上學的時候也有類似說法，只是把搞比較改成了搞翻譯。文學理論，脫離了具體作品還有什么呢？例如俄國形式主義，本是那里無國籍的猶太人當中那些創作才華有限得人別出心裁地創立的。后來斯大林排猶，他們轉到布拉格，因此還有布拉格學派。希特勒排猶，他們又流亡世界各地，包括法國、美國。法國人愛時髦，冒出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當然列維-斯特勞斯、德里達也都是猶太人；美國人國力更強，影響大，所以后來這個形式主義傳遍世界。結果文學理論脫離了文學作品，總不能空對空啊，于是投向人類學、哲學，越說越玄了。

高：您這么說基本理清了形式主義的傳播路線。那讓我們回到作品本身談吧，先說狄更斯《雙城記》。我記得您說過，能翻譯這本書是您最慶幸的事之一。我還是想知道您和這本書的一些因緣故事。

張：首先，入外國文學之道以前，我譯過英國男女經典作家的中短篇小說，大約有四五十萬字，其中一半曾經發表出版，還出版過一些狄更斯小說評論，和一本小小的狄更斯評傳。早年也讀過《雙城記》原著和一些前輩的中譯，非常喜歡這部作品，它說出了很多我自己想說的話。說起來，建國后我們國家曾計劃組織翻譯一批經典名著，周揚主抓的?；旧鲜欠蔡K聯有的，我們都要有，自然包括《雙城記》；即使已經有譯本的，如果不理想，都找人重譯。上海譯文正副主編孫家瑨（吳巖）、包文棣（辛未艾）及資深編輯方平三位先生來北京約稿，他們都是著名翻譯家，到我家找我爸（張谷若先生）譯《雙城記》。當時他已為這個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大衛·考坡菲》，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定反響，又應約正在承擔翻譯《棄兒湯姆·瓊斯史》，如此我就趁上茶的時候說：“讓我來試試。”我先按規定，試譯了3、4萬交給他們，獲得認可后，才開始正經翻譯。我丈夫（張揚）的英語比我熟練，我就拉他一起來啃，也是為了趕交稿時間。我們先分頭各譯一半，然后交換互校，最后我再通校一遍，統一風格。

高：說到風格，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在翻譯中傳達的。您也知道最近網上有人反復比較《雙城記》幾個譯本。

張：風格，當然首先是作者的風格，你不能把奧斯丁的調子移用到狄更斯作品上，他們時代、性別、性格、教養不同。奧斯丁的幽默諷刺是溫婉的，而狄更斯是辛辣的。同一個作者不同時期的作品也不盡相同，狄更斯是個小記者(reporter)出身，早期作品主要是簡明流暢的時文體，但晚期，學識、閱歷大加豐富，文名赫赫，他也在有意打造自己吧，用詞越來越考究。我們不能把狄更斯后期的《雙城記》和早期的《匹克威克外傳》以至中期的《大衛·考坡菲》都譯成一種風格，人家是典雅的用語，我們只能用典雅的漢語來譯，人家用方言的地方，我們也最好用相應的方言對應。

高：這也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翻譯的大不同。我們這些相對年輕一些的，已經被生活和工作節奏逼迫得沒有時間欣賞那種典雅的語言了，特別是網絡，追求那種直來直去的風格。所以很多人認為“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表達得很痛快。

張：《雙城記》是狄更斯晚年巨作，他的原文，多用大詞、書面語，富有音樂性，甚至有古英語，讀來像是暢飲醇厚濃郁的陳年佳釀，因為其中很多詞都是我們平時很少用到的，我們翻譯時真是因此把一本字典幾乎都摳破了。這是英國古典的文學作品，又是狄更斯在他那個時代寫的歷史小說，如果用現在代漢語的大白話翻譯是會滿足某些讀者，但我認為，那也會使它喪失了歷史感，從而也就失信于作者了。再說《傲慢與偏見》吧，單從文字來說，比較流暢淺顯，但流暢不是流俗，淺顯不是淺薄，那是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一位英國中產階級淑女的創作，簡·奧斯丁之后英國一系列女作家當中，她是受正規教育最完整的一個，她從十四五歲習作小說的時候，就會用大詞雅詞表達幽默諷刺?，F在就連古裝傳奇戲、電視劇里說現代流行語也讓人感到穿幫，試想僅用當代漢語大白話和俚語來譯二百年前的《傲慢與偏見》，簡·奧斯丁如果地下有知，她將嗅到什么味兒？

高：這其實牽涉到一個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問題。

張：說來也是奇怪，我們念念不忘自己是泱泱大國，但在言行的細微末處卻又常顯出小家氣度！以我們中國之大，幾乎可以和整個歐洲相比，一個省的面積就不啻他們一個國家，說到人口則更不在話下，如此理應有更大包容性，為什么就不能在信、達的前提下，允許不同譯本并存，以適應于不同讀者的需求？——不過我個人還是堅持要說，經典就是經典，這就像昆曲《牡丹亭》，我們可以更新、再創造甚至顛覆，白先勇他們弄的青春版就很精彩，但是幾百年口傳心受的原版，還有那些折子，還得有人唱，也永遠有人迷。這和西洋古典繪畫、音樂、歌劇、芭蕾一樣，像古董瓷器，總有人呵護、永遠有人欣賞。文化的傳承是需要少數人來維護的。我堅信，被流行的花花綠綠的世界忽悠花了眼的人，回過頭來自然會發現原來古典的美。經典，就是歷史的精華。

當然對經典也有一個選擇問題，例如《雙城記》當下在西方也不是狄更斯作品中最被看好的，有一陣，他們更看重《圣誕頌歌》，它彌漫著基督教氛圍，講不要吝嗇、尊重弱者等普遍的做人道理；還有《大衛·考坡菲》之類，事關英國人的人格塑造。至于《雙城記》，其中反映暴力的壓迫和反抗，更合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理念，尤其是它那嚴謹的結構，完美的敘事手法，頌揚人性美的張力，又使它經久流傳。

《布衣老爸的風雪花月:翻譯家張谷若和他的世紀》新書首發式現場，從左至右：任吉生、張玲、高立志

翻譯，是靠實績說話的

高：我還想知道，您對翻譯理論怎么看？

張：和文學理論一樣。翻譯，是要拿實績說話的。我想說地道的中文的意思，就是翻譯過來的東西要遵從漢語規范習慣，能歸化的就不異化，不要翻譯腔。盡量不要給讀者陌生感。這其中包含著一個對自己民族語言的自信心的問題。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為了讓大家用著方便，面對那些與外文能對應的中文，最好還是用自己現成的，不必忙著去異化。我們可以充滿自信地說我們畢竟是一個古老博大的民族，我們的語言有無盡的精彩，她絕不比世界上哪一種大語言貧乏。翻譯中沒有對應的極少極少，那樣的才用得著去異化。你找不著對應，大多是因為你無知，你尚不了解自己語言的博大精深，你理應趕快去學、去找，而不是忙著去異化，否則，你對不起她。再說，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哪一個人丟下自己的珍寶而非要去拾人家的磚瓦，騎驢找驢那是愚蠢。

高：翻譯一直有“直譯”“意譯”之爭。

張：如果說異化與歸化之爭起于二十世紀末，直譯意譯之爭則在二十世紀之初就開始了。那屬于方法范疇，異化歸化正是和這兩種方法對應的所謂理論。直譯者認為這樣才能忠實，其實，直也好意也好，都是外在形式，根本是你要吃透原文的微言大意，也就是根本離不開意。否則，不管怎樣使勁直譯，也對原文忠實不了。翻譯不能把人家原文沒有的意思強加進來，又應該懂得人家原文的真正所指。再拿《雙城記》的開頭來說，原文的best、worst除去最好最壞還有很多別的意思，翻譯時，就應該考慮語境決定棄取。

高：現在還有一個莫貝爾余熱，就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很多人提倡中國的翻譯家應該努力把中國文學的精華翻譯到國外去，您怎么看？

張：這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等你有了硬實力，人家就會回過頭對你真正刮目相看了。我們開過幾個相關的會。但我一直認為，翻譯我們大都更適于做外譯中，至于中譯外，應該讓真（不是吹噓）精外語的人（當然中文也得真好）或是母語是外文而又精中文的人去做。我們大多數中國譯者的外語不可能比外國人還地道。就像楊憲益，如果沒有戴乃迭，我們不知道會譯到什么樣子，就算中西合璧，楊先生的這些譯本也還沒有成為他們的通行譯本！

高：你這話讓我想起張谷若先生的翻譯理念：“地道的英文，地道的中文”。當然這可以反過來說“地道的中文，地道的英文”。

張：父親的這句話不僅僅是嘴上說說的。這是他的經驗之談。當然了，他的翻譯實踐比較容易達到這點，因為起碼我自認為，他是他那個時代達到精通這一要求者之一。精通了，才能地道地表達。

高：為什么他們那一代能精通？

張：當然也不是每個人。父親有自己自身和外在環境的條件?？梢员容^集中精力地受教育、做學問。相較之下，我們的一代做學問的條件就太可憐了。

高：有一點我稍覺奇怪，您是中文系出身，據我所知，大學期間學的應該是俄語，怎么成了英國語言文學的學者和翻譯家？

張：也有人不奇怪，“因為她是某某某的女兒嘛！”老天知道，他曾經對我施了什么遺傳魔法！

眼下有官二代富二代，是否有學二代？我無可逃避地被算作學二代，要是曬曬自己的家當。

實在慚愧得很。不可否認，先天遺傳和后天環境都可以影響人的素質和發展，但也不能絕對化。我曾經有過比較晨光的童年、少年。但是我們那時候的父母把精力時間用于公大于私，又富有民主精神很尊重孩子的選擇，因此我的教育，以及升學備考選專業等問題，大多是自主的，父母極少問津。那時候我認為子承父業是沒出息，從初中三起又受到老師同學的鼓勵，立定學文學的志向，加上當時政治大環境下，英語是一門頗受冷落的學科，我于是心無旁鶩地上了中文。大學期間學俄語，那個時代連我爸爸也要學俄語的。畢業后，真算“少小離家”。人到中年，改行教起英語，全靠田間地頭甚至在駱駝上自學和“半工半讀”的。做翻譯、研究，都在業余。從北京到大西北，一去二十一年，省親和父母相處總共不過數月。1979年考回北京，和已經鰥居近十年的耄耋老父團聚，這才有機會業余在他膝下聆教，同時也在給他翻譯做助理中間繼續學習，直至他長逝?；仡^盤點，我只覺自己腹中空空，我身不由己地失去更多親承先父寶貴學養的機會；但總還沒有虛擲光陰，在每做完一件事之后，自覺都多少有所長進長進……回憶令人心情沉重，說得太多，浪費時間，十分抱歉！

(本文刊發于《文匯讀書周報》2013年04月23日，高立志系文津出版社總編輯、北京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