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無論在歷史形態或現實形態中，每一個民族都是文化觀念凝聚、演變的產物。實際、具體的生活世界里并不存在以民族的形式獨立表現的文化主體。

中華民族和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都是在近代東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沖突與匯合的過程中，作為異質文明相互他者化的產物，而興起于彼此的觀念話語中的。就這個意義而言，中華民族和與之相區別、相對立的西方或者歐洲，自現代思想史（對中歐、中西雙方，這一歷史進程都是以本體或自身與他者的相遇為開端的，“現代”在此意義上就是主體從自在走向“相互間”的起點）掀開第一頁，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一詞雙解和一語雙聲的兩版本并行或復調混響的狀態。

一邊是自我定義、自我詮釋，一邊是對方對“自我”的“他者化”定義和“他者化”詮釋。兩邊同步并行，同時產生實際作用，但兩邊的歧義、抵觸和交鋒，也總不能消除。

在這方面以往常引起廣泛關注的，是對他者意識中的“我們”究竟如何，應該多加留意和探究。但為了更恰切、更準確地把握對方對我們的認識，今天的中國知識界其實也很有必要返身自省，對我們認知對方，比如我們是怎樣把歐洲“他者化”的，做一番深入冷靜地反思和回顧。唯有如此，我們從我們所持的“歐洲”這面鏡子上看到的中國，才會更像它本來的樣子。在這里對此僅做初步的梳理，而且只從最具代表性的幾個現代文化、文學史的片斷著手。

1916年2月15日出版的《青年雜志》一卷六號上，陳獨秀發表了一篇《吾人最后之覺悟》。這大概是最早明確提出歐洲文明沖擊中國、介入中國的不同歷史階段的有影響的文獻。

依其概括，歐洲文明入中之始，是在明中葉傳教士來華；至清初，西洋歷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習俗、器物、科技已在中國立足；清中葉，發生鴉片戰爭，中西交流已推進到戰事爭端，危及中國政治、文化本體；清末甲午一戰，雖在中日間展開，實際后果卻是中國敗于西方文明；民國初年，辛亥共和，中國經國內革命而援西方政體、國體的形制以自救自強；最后一段，是陳獨秀寫這篇文章時所稱的“近三年”，即1912年“民國”元年以后的三年間，一股從政界、學界多方興起的力量，正促使中國全面確立立憲政治。在以上六個階段之后，陳獨秀文中所期許、切盼的，是下一步，也即“吾人最后之覺悟”，推動立憲成功，國家政治體制上以至國民倫理道德意識上都走完向西方虛心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最后一段里程。

時隔一年，《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出到1917年2月1日刊行的二卷六號，陳獨秀在這期《新青年》上，以愿拖四十二厘米口徑的大炮為之前驅的豪放、果決氣概，發出了文學革命的總攻令《文學革命論》。

而檄文開篇，實際上是歐洲當為中國之師的新的升級版宣言：“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直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原載《新青年》二卷六號，有句讀而無標點，此處引文標點參照《陳獨秀文選》，林文光選編，四川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頁）

繼之，陳獨秀又把歐洲革命貫穿在政治、科學、倫理，乃至文學上的一連串深廣而徹底的“革故鼎新”的實效中，做了歷數和贊美。基于這一前提，“文學”在中國舍徹底革命一途別無生路可走，才成為不可置疑的定論。

換句話說，到了《文學革命論》這里，歐洲作為中國現代化樣板、歐洲近現代的革命作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目標的社會行動和文化實踐模式的參照，這樣的認識已表露得確鑿無疑、不容置辯。至少，在陳獨秀的思想和知識平臺上，歐洲作為中國現實發展和未來理想的光輝典范的分量，當時已達到極致。如果考慮到此時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心地帶和《新青年》編輯部剛由上海遷進北大，影響力都正當上升之際，那么，陳獨秀表述的這種認識和信念就顯然不止屬于他個人，而是與更多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和響應者同調的共感。

然而，極致和頂點，也正是轉折點。就在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俄國巨變，馬克思主義輾轉北上而又南下，挾無產階級政黨成功奪取一國政權，建立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凌厲之勢，進入中國并迅速升騰為新思想、新文化前沿的主流話語。接受并且推動這一影響繼續擴大的，也正是陳獨秀。這當然不是對以歐洲為師、以歐洲革命為典范的認識和信念的根本改變。

在思想取向和價值邏輯上，謳歌、肯定歐洲前“十月革命”時期的革命史的陳獨秀，和以俄為師、走蘇式道路，受共產國際指導在中國組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陳獨秀，完全踏在同一條路向的前進途中。所不同的是，《文學革命論》里贊美的拜革命之賜而莊嚴燦爛的歐洲，是以西歐、南歐為中心和代表的，其革命一詞的所指，文化上指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政治、經濟上指荷英法的工業和國體變革，而包括政治、文化、制度、道德倫理等在內的全社會意義上的革命，則集中于法國大革命。

1917年之后，從理論上的政治、文化和倫理革命急速躍入政黨斗爭的革命實踐領域的陳獨秀，在革命的觀念認同和以歐為師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設想上，已經分明地發生了由西歐、南歐向北歐，由法國大革命向“十月革命”的轉變。

在當時看起來，這只是形式與方向不變的前提下的內容更換。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具體政治實踐的持續拓展，這一變換才越來越鮮明地顯示出了本質化和總體化的差異。

若把這一轉機擺進中國現代知識、現代思想的全景視野中，則更能清楚看出“我們”的“歐洲”觀或者說被“我們”以己所需地“他者化”了的“歐洲”，百年來經歷的流變譜系：最初的開端是視歐為列強，在遭其欺凌的恥辱、劣敗體驗中，凝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用、復興文化傳統以超勝對手為體的歐洲觀和對歐態度；

第二階段拋掉了被現實擊碎的中體西用的半拉子開放態度和口服心不服的歐洲優勝觀，形成視歐洲為全人類社會的“莊嚴燦爛”之地的歐洲至上觀，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歐陸革命被尊奉為國家、民族、文化實現進步和發展的唯一通途；

第三階段表面上只是襲用了俄蘇革命特別是列寧的話語，將歐洲列強一概視為帝國主義，且推定為壓迫、阻礙中國發展進步的國際反動勢力，實質上從深層次糅合、調勻了清中葉以降飽含卑屈體驗的“歐洲列強”觀和民國成立前后惟法式革命是求、歐陸道路是圖的“歐洲模范”觀。由此，中國的革命和發展將立足于反帝反封建、對外對內施行雙重揚棄和雙重超越的全新基礎，對原本糾結、纏繞為一體的內憂外患雙重積弊做一攬子的全盤解決。

陳獨秀從1916年的《吾人最后之覺悟》和1917年的《文學革命論》所表述的認識起點，中途經十月革命后對俄國社會文化和蘇聯建政經驗的了解和思考，走向1919年五四運動勝利之后全力投身政黨政治，這段人生道路和思想軌跡，正屬于以上所述的第二階段。直到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啟動，之前整整六十年，中國文化、政治和社會思想的總體訴求、價值旨歸，都停留在這個階段的層面上。所不同的，僅僅是這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也即新中國成立前的三十年，以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和人民大眾的翻身自主張目，以相對單純的反帝革命為目標；而后三十年，則被結合、編組進國際化的冷戰格局，反帝的民族主義訴求融入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東西方意識形態斗爭和政治制度較量的宏大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近四十年間，第一個十年的末了，因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從歐洲消失，冷戰時期劃分在鐵幕兩側的歐洲重歸于一，并且恢復為一戰前一度有過的全歐一體的形態。參照歷史的背景，這仿佛上演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舊歐洲還魂再生的一幕。但在二戰后美蘇主導東西冷戰的世界格局延續四十年之后，政治、文化版圖重新一體化的新歐洲，已經威風不再，論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和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力，都穩穩地墜落在超級大國美國以下的二流地位。

對于中國來說，這一變化帶來的仍是一個西方觀念的舊瓶需要換裝新酒的老問題。原先的帝國主義框架以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為內容，現在換成美國與歐洲全部國家的組合裝，而且美國比重最大。辨識美國與歐洲，包括廁身于歐洲的俄羅斯，在帝國主義范疇內部的文化、價值差異以及政治、經濟等國別利益上的界限或矛盾，很自然地凸顯為中國當代知識界和思想界在國際化面向上的一個主課題。但就完整的問題情境看，中國無疑又回到了與百年前相似的國際處境中，必須重新接受和重新承擔被“他者”包圍、同時也需要對周圍的一切進行全新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重新開始的“他者化”處理的現實。

近年左翼話語從歷史深處和域外（包括中國臺灣地區的一角）漸漸被喚醒、激活，以改裝和照搬的方式，投放在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領域的理論研究中。一個曾經模糊得近乎不存在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名詞和它所指認的文化、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權力形態，又開始在“我們”的意識和表達中變得生動立體起來。至于，這樣的話語返潮和觀念回流，以及與此相伴的認知模式的復蘇、思想視野的重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們增進對現實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一切尚待新的實踐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