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2022年8月25日，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各類別評獎委員會經過投票表決，產生了獲獎作品。其中，許小凡譯《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楊鐵軍譯《奧麥羅斯》、陳方譯《我的孩子們》、竺祖慈譯《小說周邊》、薛慶國譯《風的作品之目錄》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5部獲獎作品涵蓋了傳記、詩歌、小說、隨筆札記等不同體裁，涉及英語、俄語、日語、阿拉伯語等語種。獲獎者中，有已過古稀之年的資深出版人、翻譯家，也有憑借首部文學翻譯作品就獲此殊榮的后起之秀；有橫跨文理兩界的詩人，也有穿梭于教學、研究和翻譯等多個領域的高校學者。他們和文學翻譯之間有怎樣的故事，如何游弋于兩種語言之間，成為不同文化間的信使？中國作家網特別策劃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得主系列專訪，逐一呈現每位譯者的翻譯人生。

楊鐵軍：山西芮城人。出版有詩集《且向前》《和一個聲音的對話》。翻譯著作包括弗羅斯特《林間空地》，謝默斯·希尼《電燈光》，佩索阿《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 》（獲選 2019年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特德·休斯《詩的鍛造》，沃爾科特《奧麥羅斯》（獲得2019年袁可嘉詩歌獎·翻譯獎，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阿肯色證言》等。

楊鐵軍的經歷堪稱“奇特”。當發現博士階段的理論學習脫離文學性，意味今后從事教學工作可能讓他更加遠離“寫作”時，果斷選擇了肄業，轉行到計算機專業。轉業之后，他很快恢復寫作，并在工作之余開始翻譯詩歌。在他看來，翻譯也是寫作的一部分，是一項可以“拓寬視野、錘煉語言”的事業。從弗羅斯特開始，經過謝默斯·希尼、佩索阿、特德·休斯，再到沃爾科特……多年的積累，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奧麥羅斯》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今后，他將繼續為中國讀者帶來更多優秀的西方詩歌作品，最新翻譯的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的《生活研究暨致聯邦死者》已經交稿，正等待面世。

“對我最重要的，始終是寫作”

中國作家網：我發現您的求學經歷里非常有趣的一點是，您在美國讀比較文學博士的時候轉向了計算機專業，是什么原因讓您做出這么大跨度的轉變？事實上，您在轉行后，仍然從事詩歌寫作和翻譯，這是不是意味著您熱愛的始終是文學？您在訪談里談到，你厭惡的不是文學，而是文學理論，它戕害了您對寫作的熱愛。

楊鐵軍：那時候我在愛荷華大學的比較文學系已經讀了四年，課程基本都已修完，就差畢業論文了，但我對自己所學的東西越來越感到厭煩。四年里所學的大量理論，包括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解構主義、人類學等，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不存在文學性。文學研究關心的是文本所反映的具體歷史境況下的權力關系。既然文學性不存在，那么寫詩有什么意義呢？只是給理論提供剖析的文本？那做廣告，甚至寫小紙條豈不是更好？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出國四五年，幾乎沒寫什么詩，覺得自己陷入了極度的焦慮。對我最重要的始終是寫作。自從我開始寫詩以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寫作進行的，我想象不出不寫作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既然寫作遇到了麻煩，那么肯定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于是“理所當然”地把問題歸咎于與寫作相互沖突的那些文學理論。其實后來想，這也許只是一個潛意識里的借口，雖然這個借口有其現實的緊迫性和合理性。寫作上的焦慮，以及我對所學理論的不滿導致的焦慮，交織在一起，越來越強烈，互為因果，也無法去細究了。

中國作家網：您會感謝當時做出的這個決定嗎？如果沒有轉行，您覺得現在的自己大概會怎樣生活？

楊鐵軍：如果沒有改行，我大概率會在美國的某所大學里教書，或許之后也會回到國內大學教書，寫作大概也會繼續，但是作品的面貌應該會有很大的不同吧。

那時候的選擇，現在想來其實不是選擇，在我現在的認識里，生命就是一條路，雖然這條路是曲折的，似乎還有很多岔路，但是你的選擇其實一開始就已經做好了，除非你每次都擲硬幣解決問題。即使擲硬幣，也是一樣，馬拉美有一本詩集題目就叫做《骰子一擲……》,很多事一開始就已經決定了，只是到生命的后期你才能翻牌而已。

中國作家網：我個人非常佩服您。您是運城地區的高考文科狀元，先是學習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后來又輕松跨入計算機行業。這兩個專業好似分列文理科兩極，一端需要極強的感性思維，另一端則需要極強的理性思維。兩者在您身上會發生沖突嗎，您怎么協調這兩種思維的差異？

楊鐵軍：我之所以不學比較文學，就是覺得我所學的東西和我的寫作之間，有解決不了的矛盾。改行計算機后，很快就恢復了寫作,也許并不是巧合。寫作狀態好的時候，往往也是工作效率高的時候。所以，我并沒有強烈地感覺到兩者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至少對我來說，基本都是想象中的。當然，后來我回國到上海以后，工作繁忙，強度太大，兩者確實有時間上的沖突。

中國作家網：創作和翻譯，都是從閱讀開始的。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喜歡上詩歌的？可以分享下您最早的閱讀記憶嗎？

楊鐵軍：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大二的時候開始寫詩。大學期間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學，尤其是“現代派”文學，當時能找到的幾乎都看過，對西方的哲學也有很大的興趣。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每天看一二百頁，花了大約半年的時間看完，其間還模仿普魯斯特寫了一些觀察性的文字。當然讀的比較多的還是詩歌翻譯。

我一開始寫詩，學的是里爾克的物像詩，然后很快就轉到了T.S.艾略特、布羅茨基，學他們的語氣和說話方式。我很喜歡布羅茨基分節的沉思詩，后來寫詩，很多時候也以之為楷模，寫出了自己的東西。

中國作家網：后來開始翻譯詩歌呢，基于怎樣的契機？從一開始，您把翻譯當作個人愛好，還是說把它作為一項可以持續終生的事業？

楊鐵軍：大學的時候我就翻譯過美國詩人阿胥伯萊，但是當時英語水平太有限，那種翻譯基本沒有意義。真正開始翻譯是很后來的事，那時候我已在美國工作多年，一度迷上了弗羅斯特，每晚睡前都要捧著他的書看一些，于是就試著譯了幾首，貼在網上，經北大葡語系的閔雪飛推薦，上海九久文化的何家煒邀約，出了一本弗羅斯特詩選。

我把翻譯看作我寫作的一部分，所以嚴格說來，翻譯不是“個人愛好”，而是一項拓寬自己視野、錘煉自己語言的事業。

《奧麥羅斯》中譯本書影

在“史詩已死”的時代，復活長詩的生命力

中國作家網：您翻譯了沃爾科特、弗羅斯特、謝默斯·希尼、佩索阿、特德·休斯……這些詩人跨越整個二十世紀，風格有很大的不同。在選擇上，您是否有自己的特殊考慮？

楊鐵軍：這些人的共同點在于，都在不同層面對我有挑戰性，都可以讓我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中國作家網：《奧麥羅斯》在2019年就獲得了第四屆袁可嘉詩歌獎·翻譯獎，今年又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您有想過該書會得到這樣高的榮譽嗎？這些獎項對您又有何種意義？

楊鐵軍：完全沒想到，之所以能獲獎，可能還是得益于沃爾科特這本書的魅力吧。這些獎對我的意義還是很大的，是對我多年努力的肯定，讓我更有把事情做好的動力了。

中國作家網：《奧麥羅斯》是一部真正的史詩，堪稱“現代版的奧德修斯漫游記”。請您談談這部詩集最讓您驚嘆的地方吧？

楊鐵軍：從寫作的角度來說，和很多大詩人一樣，沃爾科特把握住了自己的文化處境和現實遭遇，這是很多人終其一生都無法做到的。這種把握是沃爾科特詩學的根本所在。有了這種把握，不管他寫的是史詩，還是短制，都能立得住。

中國作家網：如果從現代詩歌史的角度來考察，《奧麥羅斯》處在怎樣的位置？沃爾科特當初為何要創作這樣一部鴻篇巨制？

楊鐵軍：《奧麥羅斯》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在一個“史詩已死”的時代，復活了長詩的生命力，拓寬了長詩的道路，把“長詩”從艾略特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從沃爾科特的詩學發展上來看，他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主題，但在形式上，卻一直在求變。他是一個不知疲倦、不斷開拓的詩人。《奧麥羅斯》并不是沃爾科特的第一部長詩，卻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可能就是因為他在其中給一貫的主題賦予了一個完美的形式吧。這部史詩有一個荷馬史詩和加勒比現實的疊映結構。這種結構很有匠心，但又顯得很自然，很理所當然。結合沃爾科特的一貫詩學來看，與其說這種“匹配”的完美是一種詩學的偶然，是“妙手偶得之”，不如說是沃爾科特一生詩學追求的必然結果，是“瓜熟蒂落”。

“絕不寫自己沒有體驗的東西”

中國作家網：您曾在文章里寫到，自己早期的詩歌從抽象入手，把物減縮為觀念的圖像，后來開始“戀物”，把情感投射到物上。詩歌史上，是否存在偏好抽象與偏好具體兩條詩學路徑，這與法德歐陸哲學重思辨、英美分析哲學重經驗是否又有關系？

楊鐵軍：我早期的詩歌受里爾克的影響，物的意義在于其象征，也就是其非物的層面。后來我成了經驗主義者，看重的是物的質感，所以我漸漸遠離法、德的抽象和浪漫，偏好英美的智性經驗主義。以前我寫花不是花，寫樹不是樹，現在我寫花，就是一朵具體的花，寫樹，就是一棵具體的樹。比如河樺，在我回國前幾年的詩里經常出現，因為我每天散步都會碰到。我這些年的寫作講究具體可感，“以修辭立其誠”，絕不寫自己沒有體驗的東西。

中國作家網：許多詩人都身兼譯者的身份，“詩人譯詩”已經成為一種傳統。您覺得相較于專業譯者，詩人在翻譯詩歌時具有何種優勢？

楊鐵軍：“詩人譯詩”的優勢在于對漢語詩歌語言的把握，如果這位詩人能寫出像樣的詩的話，那么他翻譯的時候走偏的可能性肯定會小一些。

不過詩人翻譯的劣勢也許更引人注目，因為很多詩人其實外語并不過關，有的更是差得很遠，對原文的理解有偏差不說，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對詩有一種預設，認為詩就得讓人看不懂，如果讀者能讀懂，就不算好詩。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他們完美地誤讀了原文，并以之自傲。

中國作家網：在您看來，在翻譯和引介外國詩歌方面，中國文學界還能做哪些工作？讓“中國文學走出去”還有哪些路要走？

楊鐵軍：現在我們對外國詩歌的翻譯還停留在“重量不重質”的階段，這個好像是大家的共識吧，希望不久的將來會有一種兩者并重的出版機制。

我覺得“中國文學走出去”本身也需要反思。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無論是自己推介還是外國漢學家翻譯中國文學，除了解決“有無”的問題，還要在擴大文化影響力的基礎上，考慮可能產生的誤讀。我們能做的是立足于自己，寫出好作品。

中國作家網：最近一段時間您有在翻譯的新作品或即將出版的新書嗎？

楊鐵軍：我最近交稿了洛威爾的《生活研究暨致聯邦死者》，應該很快就會出版。

中國作家網：您打算一直從事詩歌翻譯嗎？是否想過涉足其他文類，比如小說、散文？

楊鐵軍：是的，我還會繼續翻譯詩歌，不過，我也不排斥翻譯其他文類，如果有合適機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