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二十年前，在《“五方雜處”說北京》（《書城》2002年第3期）中，我曾談及北京研究的特殊魅力：“西安作為古都，上海作為新城，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可北京橫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海開埠百余年，其‘西學東漸’的足跡十分明顯，歷史線索清晰，理論框架也比較容易建立。可對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說，上海其實是個特例。相對來說，作為古老中國的帝都，加上又是內陸城市，北京的轉型更為痛苦，其發展的路徑也更加曲折，很難套用現成的理論。讀讀西方關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會感到很受啟發，可用來研究北京，又總有些不太適用——在我看來，這正是北京研究的潛力所在。‘北京學’必須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論創新的余地，這里所說的，乃是理想的境界。”可惜理想與現實，隔著十萬八千里。

時至今日，除了薄薄一冊《記憶北京》（三聯書店，2020），再就是指導十篇博士論文，組織五場國際會議，開了四輪專題課，我的“北京學”實在乏善可陳。如此業績，與當初的宏偉規劃相差甚遠，以至我必須在《“北京研究”的可能性》（《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中旁枝逸出，專門檢討“為何我沒能成為‘北京學’專家”。

認清了自家學識谫陋且精力有限，關于“北京學”，確實只能“提倡有心，實行無力”了。于是，我的興趣轉移到教學上來，具體說，就是立志在北京大學開設有魅力且可持續的“北京研究”課程。目標有二，一是吸引更多北大學生關注腳下這座既古老又新潮的國際大都市；二是希望有若干博學深思之士，以北京為研究對象，假以時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創新”。

和學生一起重走“五四”路

陳平原手拿老照片在永定門城樓前

不是擅長，而是需要

二十年間，我在北大開設過“北京文化研究”（2001年秋）、“現代都市與現代文學”（2003年秋）和“都市與文學”（2011年春）三輪專題課。后者曾以大致相同的內容，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研究生講授過（2010年秋）。也正是這第三門課的“一魚兩吃”，讓我深感困惑。布置期中作業，要求以散文隨筆形式，撰寫“我的北京/香港記憶——從一本書、一幅畫、一首歌、一部影視說起”。并非專業論文，無需多少學識，卻很能顯示作者對這座城市的感覺。港中大學生（包含赴港讀書的內地學生）普遍寫得不錯，看得出他們對這座城市相當熟悉，且很有感情。相對而言，北大學生普遍理智有余而情感不足，很多描述顯得空洞。我猜想，不是才華，也不是時間，而是心境——心高氣傲的北大學生，雖然身在其中，但沒有真正“進入”北京這座國際性大都市。

這促使我深刻反省，我們的學生是否對自己生活的這座城市缺乏了解、體貼與認同？上學期我為本科生講授專題課，期末作業是選擇題：或以老舍《四世同堂》為例，討論北京與戰爭；或以王安憶《長恨歌》為例，論述上海與女性。結果是：選擇第一題的9人，選擇第二題的22人；而且，文章水平后者明顯超過前者。一方面是中文系學生的性別比例，另一方面則是00后大學生的特殊境遇，使其對于女性命運的關注明顯超過戰爭風云。這點很容易理解。讓我感到郁悶的是，這一選擇背后，似乎還隱含一種價值判斷：談論城市，青年學生更關心的是上海。

北京集中了那么多好大學，真的是“人才薈萃”。可這么多精英生活在北京，真正關心這座都市命運的并不多——很多人不在意這“第二故鄉”的起承轉合與喜怒哀樂。在國家視角與都市趣味之間，他們明顯傾向于前者。我曾為此大發感慨：“你在北大（或北京某大學）念書，對腳下這座城市，理應有感情，也理應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可惜不是北大校長，否則，我會設計若干考察路線，要求所有北大學生，不管你學什么專業，在學期間，至少必須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雙腳與雙眼，親近這座因歷史悠久而讓人肅然起敬，因華麗轉身而顯得分外妖嬈，也因堵車及空氣污染而使人郁悶的國際大都市。”（《對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報》）

單是求學階段，少則三五載，多則十幾年，如此長期生活在北京，而對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得失成敗不感興趣，這其實很不應該。我喜歡周作人的態度：“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的野菜》，1924年）北大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所學專業五花八門，但即便如此，略為關心、關注、關愛腳下這座五彩繽紛的城市，兼及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我以為是現代人必須有的興致與教養。

有感于此，我放棄了撰寫“北京學”偉大著作的幻想，決心此后每年主持一次“北京研究”專題課。對我來說，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既然已在中文系講過三輪與北京相關的課程，為何還有那么大的壓力？因為這回峰回路轉，面向全校本科生與研究生，介于通識課與專業課之間，希望能闖出一條新路。在競爭十分激烈的北大，本科生追求績點，研究生注重發表，讓急匆匆趕路的他們，暫時停下腳步，聽一門雖有趣但與自己所學專業無關的課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考慮到本課程包含一兩次田野考察性質的“行讀”，一開始限制選課人數，最后大大突破，換了兩次教室。因是第一次開課，有來自二十個院系的近百名學生修課，我已經很欣慰了——中文系（24）、歷史系（19）、城市與環境學院（10）、法學院（9）、藝術學院（5）、外國語學院（4）、經濟學院（4）、社會學系（3）、對外漢語學院（3）、考古文博學院（2）、光華管理學院（2）、新聞與傳播學院（2）、哲學系（1）、國際關系學院（1）、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1）、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1）、信息科學技術學院（1）、軟件與微電子學院（1）、醫學部（1）、燕京學堂（1）。選課人數排在前三的是中文系、歷史系、城市與環境學院，這在預料之中。因為，這課不是我一人唱獨角戲，還有城環學院以及歷史系的教授加盟。

換一種思路開課

明明已經講過三輪，為何還需要四處請援兵？這其實是受我和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合作主持“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啟發。邀請若干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地理、建筑、音樂、美術、影視等不同專業的中外學者，討論北京（2003）、西安（2006）、香港（2010）、開封（2011）等重要城市，并出版專題論文集，此舉效果極佳。說實話，會前會中會后，聽其他專業的學者侃侃而談，我這才徹底清醒，為何有“一得之見”者，須特別警惕“一葉障目”。面對“北京學”這樣的跨學科話題，每個專業的學者都有其洞見，也有其盲點。

當初我為北京大學出版社主持“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在“總序”中稱（2008）：“討論都市人口增長的曲線，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統的設計，非我輩所長與所愿；我們的興趣是，在擁擠的人群中漫步，觀察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與質疑的權利。偶爾有空，則品鑒歷史，收藏記憶，發掘傳統，體驗精神，甚至做夢、寫詩。”這種技術性的趨避，其實是我及同道的學科背景決定的，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作為個人著述，當然應該揚長避短；可作為課程設計，這么做并不合適。

這就說到我以往講授“北京”或“都市文化”課程的局限——畢竟是中文系出身，關注的主要是文學與文化，回避了政治、經濟、市政、建筑等同樣很有意義的話題，如此描述/構建/闡釋都市北京，必定靈性有余，而廣度及硬度不夠。必須是學術興趣相近，且準備從事專業研究的，才可能聽得津津有味。再說，為求專業深度，我們將“北京”掰開、揉碎、篩選，在顯微鏡下仔細辨析，容易導致見樹不見林。這個時候，反而懷念那種高屋建瓴而又粗枝大葉的講述。

幾年前，在《“北京學”的騰挪空間及發展策略》（《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中，我談及“北京學”必須包含城市史、城市學、城市文化三個層面：“研究北京這座城市的形成及演變，包括自然、地理、歷史、人物、宗教、習俗等等，是目前成果最為豐富，也是專家與大眾間交流最為順暢的。城市史偏重于人文學，城市學則更多倚重社會科學，其談論城市的運營與發展，不是書齋里的坐而論道，而是力圖解決當下各種急迫問題，如人口問題、就業問題、交通問題、環境問題、治安問題等。因此，城市學更能為政府的決策提供重要參考。至于城市文化研究，關注想象與虛構，兼及精神與物質，貫通古代與現代，理應將飄浮在空中但深刻影響民眾生活及城市氣質的文學、藝術、影視、傳媒等納入視野。”考慮到學生的視野、趣味及接受能力，希望這回開設的專題課，走出純粹的文史，兼顧這三個不同層面的都市研究。

因為，站在學生角度，若無意成為北京研究專家，那么教師的講授太軟太硬、題目太大太小、距離太遠太近，都不合適。思前想后，我定了十個字，作為這一回“北京研究”課程的支柱：山/川、都/市、人/文、古/今、中/外。依據這個思路，再來尋找合作者，編排相關的課程大綱。

請合適的老師講適合的課

與以往直接切入某個特定歷史時段的人與文不同，這回決定，還是得從頭說起，首先關注北京城的地理位置及空間格局，這才有了北大城環學院名教授唐曉峰的閃亮登場。與曉峰兄相識已久，三言二語，他便明白了我的思路，大聲叫好的同時，表示愿為此專門備課。在體制還沒理順、經費尚未有著落的情況下，我決定先申請課號，干起來再說。

我的總論“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相對較虛，而他的歷史地理三講——“北京城市空間的歷史變化”“流泉與北京城”“北京北部山區北齊長城的修建”，一下子讓學生和我大開眼界，對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有了迥然不同的理解。在此堅實的歷史地理根基上，方可登堂入室，進入皇城內外。唐曉峰的學妹、同屬侯仁之先生弟子的張寶秀，現任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所長，此前也有合作，這回請她講授“北京中軸線的時空演變與申遺保護”，同時與我聯手，帶學生“走讀北京中軸線”。

在我心目中，談論歷史及現實中的北京，“都”與“市”必須分開來說，前者屬于皇權（以及諸多權貴），后者方才更多與平民百姓相關。我多次說過，“小巷深處，平常人家，才是城市的魅力及精魂所在”。我的“歲時紀勝與文學北京”“風俗圖譜與都市風流”兩講，讓學生體會不一樣的都市生活與文化記憶。除了使用材料與論述方式不同，還涉及歷史時段與政治立場。學生開始從三千年前的燕薊分封走向波詭云譎的近現代史，從宮殿的巍峨壯麗，走向民間的煙火與日常。

北大歷史系教授歐陽哲生出版過厚重的《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再加上去年我曾推薦他在香港三聯書店刊行《胡適的北京情緣——一個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題目略為變動，就這么提要鉤玄，講給北大學生聽，就會很精彩的。

我早年指導的博士、現為北大中文系長聘副教授的季劍青，從2007年在北大完成博士論文《大學視野中的新文學——1930年代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到2017年在三聯書店刊行《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長期關注北京的歷史、文化、教育與文學，請他講“從帝京到文化城”“現代作家筆下的北京”兩講，再合適不過的了。

當下的國際化大都市北京，不僅從遠古走來，更是一路上攜風帶雨，接受各種外來文化的沖擊與洗禮。除了季劍青專門講“近代外國人的北京書寫”，還有歐陽哲生評述瑞典美術史家喜龍仁的著作《北京的城墻和城門》，以及我論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編圖的《北京風俗圖譜》，算是從域外看中國。另外，我還借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卡爾·休斯克《世紀末的維也納》、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展開對外國都市的想象與論述，作為北京研究的參照系與對話者。

最后一講“記憶北京與想象都市”，既蘊涵著我個人的學術理念，也是想給學生提供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對于他們來說，關注乃至體貼腳下這座名城，或許成為其日后從事都市研究的契機或起點。

如此設計課程，希望既有整體感（而不是臨時拼湊），又能體現每個講者的專業特長（而不是強行就范），比一般的通識課專深，又比各院系的專題課廣博，對選修的學生來說，我以為是較為理想的狀態。但這牽涉到大學里的資源配置方式，講授者跨院系乃至跨學校，組織起來不是很容易。好在各位講者都是朋友，不計較報酬高低，加上剛剛成立的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提供了某種靈活運作的便利。

書齋之外，兼及“行讀”

若從我自己的專業立場，談論北京，往下沉，必須走到歷史地理；往上走，最好兼及政治史與思想史。我始終覺得，北京作為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國際大都市，層次豐富，線索復雜，研究潛力極大。既然自己做不了，那就轉為敲邊鼓，提醒或誘惑更多年輕學者投入其中。這也是我早年撰寫隨筆《“北京學”》（1994年9月16日《北京日報》），近年又不自量力，堅持在北大開設“北京研究”專題課的緣故。

除了課堂上的圖文對話、聲情并茂以及博學深思，還希望對這座城市有更為真切的體悟，于是專門設計了“走讀”環節。只是今年情況特殊，此設計最終不一定能落實。不過已經答應選課的學生，若今年實在走不了，明年再開這課，愿意參加的可以插隊。

為何不滿足于書齋里的考據與思辨，特別強調“走讀”這個環節？因為在我看來，理解一座城市或一段歷史，不能只靠書面資料，必須有身臨其境的感覺與體會。

我最早實踐這一理念的，是1999年3月9日的重走五四路。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的后記中，我提及：“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帶領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若干研究生，沿著當年北大學生的游行路線，用將近五個小時的時間，從沙灘紅樓一直走到因被學生‘火燒’而名揚天下的趙家樓。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點點，不時以歷史照片比照或補充當下景象，讓思緒回到八十年前那個激動人心的春夏之交。此舉說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觸摸那段已經永遠消逝的歷史。”

當初北京電視臺獲悉我的行讀計劃，還派記者跟拍，并制作了一期專題節目，在當年的五四前后播出。可惜因導演轉行，且技術手段變化，現在找不到原始錄像帶了。日后不斷有人邀請重拍，因擔心變成了表演，我一概謝絕。但我的學生接續此思路，講述五四運動史時，會帶領或指引他們的學生“重走五四路”。

若非疫情困擾，只要在京，我每年都會選擇春秋佳日，帶上自家指導的研究生，在北京城的某個角落或某條線路游走，如2001年5月，密云水庫；2002年4月，陶然亭公園；2007年7月，潭柘寺；2008年4月，北京植物園/梁啟超墓；2009年4月，圓明園遺址公園；2012年4月，宣南一日游；2013年4月，北海公園；2014年4月，陶然亭；2015年5月永定門/幽蘭會館；2016年4月，雜書館；2017年4月，頤和園/五塔寺/暢觀樓；2018年6月，中山公園。那既是一種游玩與休憩，也有資料積累與地理考察的意味。帶上事先準備的歷史地圖及文字資料，沿途對照，思接千古。經由此類行讀，有意無意中，你對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會有更細膩的感受。對于人文學者來說，這種敏感性與想象力，并非可有可無。

“2001年，我在北大開設‘北京文化研究’專題課，學生中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我跟他們說，趁著老北京還沒有完全消逝，趕緊出去四處走走看看，這樣，對這座城市才有真切的體會，日后做研究，心里會踏實多了。首先是理解這座城市，喜歡這座城市，然后再談研究。除了閱讀、查詢、辨析、馳想，把自家的視覺、聽覺、觸覺、味覺也帶進來，這座城市才有可能‘活起來’，才有了喜怒哀樂，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鮮。另一方面，當我們努力用文字、用圖像、用文化記憶來表現或闡釋這座城市的前世與今生時，這座城市的精靈，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這篇初刊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報》的《宣南一日游》，本只是輕松的記游，發表時改題《對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顯得太正經了；另外，因擔心引起不必要的聯想，編輯刪去了牛街禮拜寺與西城法源寺兩段，有點可惜。好在基本框架及立場沒變，那就是凸顯為何以及如何用自己的雙腳與雙眼，來觀察、體會、親近這座大都市。

對于不同專業的專家學者來說，解讀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盡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而對于修課的學生，之所以在課堂與書齋之外，還要補上“行讀”這一課，是希望其剛剛起步的“讀城”，能具有某種體感與溫度，進而兼及學問、思想與情懷。

2022年10月12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此乃作者2022年10月29日在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世界文明視野中的北京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供圖/陳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