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關“新文科”的概念釋義、理論描述，包括更廣范圍的“四新”論述，宏觀面上估計已經沒有多少新鮮的見解可說了，技術實踐方面，則幾乎所有大學都已經有了名之為“新文科”/“四新”的改革項目及相關推進，具體成效應該還有待觀察和驗證。我想從相對個人經驗性的角度，來談一下對于“新文科”的一點思考，主要從中國大學的學科歷史和學科學術的特點認知談起。

中國現代大學肇始于“西學東漸”的大勢，過程中受到國家政治和地緣力量博弈的制約性影響，大學的制度建設及學術學科的理念與實踐，一直都在國家政策的主導或指導下，不斷地進行著各種變革，前行在曲折的道路上。

在大的節點上，包括學科建設在內的中國大學制度建設，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發端于洋務維新—啟蒙運動的西方現代大學及學科制度（包括其在民國時期的形成和發展）；1950—1960年代“一邊倒”影響下的蘇聯模式；改革開放至世紀之交，大致以上述兩種模式為基礎的更新發展；最后是近年啟動的“雙一流”和“新學科”/“四新”時代。在此過程中，宏觀上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大學和學科建設伴隨著中國主體性的不斷確立及其融于世界的自覺訴求；而在具體實踐中，中國大學和學科自身也在不斷獲得發展的自主性，特別是學科的調適不斷地趨向科學性及對現實需求的順應性。

說到最新的“四新”/“新文科”建設，一般背景不外乎：國際上的競爭、國內新時代的大環境；新型科技（數字網絡）和新型產業的出現；學術自身發展問題和國家社會的現實需求等。例如，文科領域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數字人文研究，文學領域直接遇到的挑戰就是網絡文學。顯然，現實倒逼改革的出現，學科變革勢在必行。而且，這成為大學建設的時代使命。不過，大學和學科遭遇的問題，并不意味著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在大學和學科自身內部。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前提認知，即中國的大學和學科改革是由政策剛性主導的，這是一種制度特色。既有的學科和大學制度是剛性規定造就的，“四新”建設同樣是一種剛性的規范、引導和推動；而且，“四新”實際上可以視為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大學改革拓展、跨越式推進的一個連續性環節。人文學科講究歷史和宏觀視野，我就傾向于從這種視野來觀察“新文科”。

從歷史現象上看，世紀之交醞釀而成普遍大潮的大學并校擴校、等級提升，包括標志性的211、985大學建設，就是近年大學改革和“四新”建設的前史。這都由國家政府剛性推動，結果不僅促進了大學體制機制的內部改革，而且從里到外改變了大學和學科的生態面貌。這一時期，中國大學可謂駛上了空前發展的快車道。如果說這一段高速行駛對于彎道超車，改變既往大學發展的歷史短板有著重要的作用和貢獻，那么高速行駛的問題和弊端也將在時間和實踐中日益顯現出來。

從1950年代早期的院系調整開始，分科建校成為中國大學的宏觀生態特點。即便是所謂綜合性大學，多數也不過是以傳統的基礎文理科為主，工農醫林商等學科另有專門大學，社會學科則部分取消，少數學科如政法也有專門學校。顯然這只能由頂層設計才能定局。改革開放后的大學大局只能說是漸漸恢復了“文革”前的常態，整體性的改變則要等到1990年代后開始的大學并校風潮。在我看來，大學并校是學科生態重構的一場革命運動。它帶來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結果就是全學科型超級綜合性大學開始在中國出現了。而對文科發展而言，幾乎所有的工農醫林商學校都有了文科院系的新建制。大學范圍內的最大規模的學科建設就是在并校過程中完成的。今天來看，這是為“四新”包括“新文科”奠定了大學內部的操作性基礎和可行性條件，關鍵在于得到了制度層面包括資源配給的保障。

但這也帶來了新問題。規模拓展、體量增加，并不一定與質量、水平的提升成正比，有時往往相反，有可能造成同質化的低水平重復，低效能的資源浪費和無效成果的產出。學科建設如果沒有學術基礎為前提，就不可能培育和產出高水平、高質量的標志性成果。換言之，沒有高水平、高質量的學術成果支撐，學科建設就是無本之木。這激發了近年一些大學領導和管理層痛定思痛、頻發宏愿：當代中國大學要進行原創性和學術引領性的研究，要有從0到1的原創成果。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四新”在中國大學里得以生成的一種內部機制或氛圍。不過，大學和學科布局可以剛性手段達成，高水平、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卻不是憑剛性手段就能獲得的。目的性、功利性太強，恐怕還會滋生出許多問題或弊端。最嚴重的就是學術倫理問題。學術倫理問題的出現，本身并不意外，甚至可說也是必然的，重要的是這類問題的頻發、嚴重程度是否可以得到遏制，以及是否具有公正、合理、合法的糾錯機制、懲罰措施。否則，學術倫理問題終將損害、危及中國學術的整體生態和國際形象。就此而言，剛性管理手段能夠達成的效果并不理想。

再從學術和學科的互動關系來說，隨著學術的不斷進展，既有學科的知識理論自洽遭遇挑戰，具體表現為既定、傳統邊界被突破，內涵外延亟須重新界定。更明顯的是，學科應對現實挑戰的能力嚴重不足，即一般所說問題導向不足引起的需求保障短板。既有學術研究的概念、規律、范疇等成為需求發展的蔽障或束縛，學科學術與實際需求之間嚴重脫節，尤其是當跨學科、跨域創新需求強烈出現時，跨域的合理性、規范、標準何以建立即又成為新問題?！八男隆钡乃季S在此就有了現實意義，如何跨域須由現實需求、問題導向來決定，實踐為先，傳統理論在此必須停頓、后退一步。應該說，這其中蘊含的是學術發展的剛性需求，需要釋放的是學術生產力。但這種學術剛性需求和生產力發展的博弈對象，往往倒是制度管理剛性。我以為這是“四新”能否真正產生大成效的關鍵所在。

我所說的跨域，并不局限于“新文科”。文理跨學科、科技數字人文等，已經被重復強調成口號了。我還是一句話，關鍵不在學科名義，而在學術及學術支持下的學科內涵。我對現代背景下的“四新”跨學科、交叉學科的理解，是從一個更為廣泛且已具備當代學術實踐條件的視閾來看的?？缬蛑f主要是指“四跨”：一是知識和方法邏輯的跨學科；二是語言語際上的跨文化；三是文化產品形態延伸、衍生和轉換的跨文本；四是傳播載體和生產平臺的跨媒介。由此可以明白，跨學科或跨域的要點，并不主要在更新知識層面，而在更新學術文化的生產機制，由生產機制的更新達到重建、重構學科制度的目標。有一點必須清楚，并不是不要學科建制，而是要重建、重構學科制度，也可以說，跨學科和跨域的客觀效果和目的也在于擴張學科學術的文化權利資本。“四新”建設要形成的是符合數字時代需求的新一代學科制度，學術跨域就是為了生產出能夠有效支持這種新學科制度的學術成果資源。同樣，新學科制度當然也會鼓勵和支持這種跨域研究成果的學術生產。因此，要達成“四新”建設的政策目標，制度剛性必須將權力全面下沉，回歸而非部分計劃地配給到大學主體，管理部門的功能應當向著服務方向全面轉換才行。簡言之，學科建設的自主權應該回歸大學和學科學術本身。

文科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學術生產有自身極為突出的特點。我們可以反向推導出這種特點所體現的學科含義。在學術成果和知識產權的形式及權利表現上，文科一般比較看重學術專著或規模體量較大的專業成果，理工科則更重論文發表。兩者最顯著的區分是在知識成果的署名方式上：文科、人文成果多為個人署名，合作、集體署名占少數；理工科成果署名則七八人以下已是少數，常見者也是十多人，甚至有二三十人之多的情況（有的社會科學成果也常有多人合作署名的情況）。這說明文科的學術生產機制與理工科截然不同，包括人力資源投入、組織方式、研究過程、成果產出與轉化途徑、學術再生產及衍生等；對大學教育而言，兩者的人才培養方式也不同。所以我說，“新文科”最重要的是更新學術生產機制，然后才是重建、重構新的學科制度。這是在制度權力、制度剛性外，大學學科內部建設中最重要的環節——“新文科”/“四新”建設的落實，必須建立分類分科的學術評價機制和體系。在傳統學科制度一統天下的時代，統一規劃的學術評價制度已經很不公平，如果在“四新”建設中，主要還是繼續沿用老標準，顯然會與初衷、目標背道而馳。

這就要說到更為具體的學科分級問題了。大學里的學科學術以學科目錄規定為標準歸屬，比如有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專業）、三級學科（方向）之分；人才培養以學位點建設為重心和抓手，比如有一級學科博士點（以前還有二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碩士點等。學科分級有目錄調整，學位點設置也有考核消長。單說學科目錄調整，中國語言文學一科內歷來產生的歧義問題就很多，且多數都與新文科建設有直接關聯。舉其較著者為例，曾有過的“文學批評史”二級學科，主要領域在古代文學，1990年代后被取消了二級學科設置，原有領域一般分屬古代文學、文藝學二級學科；另外還有“文學批評”二級學科，不過它主要在當代文學領域。

但實際情況是，文學批評史研究仍在進行，且延伸到了現當代文學批評史，學術自覺拓展有增無減，且明顯更具跨學科性，那么，有可能恢復“文學批評史”二級學科地位嗎？類似情況還有民間文學（或稱俗文學）、兒童文學等，是否應該歸入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呢？它們都是極其典型的跨學科、跨域研究。如果人文學科內部尚不能在制度設計層面實現最大程度的跨學科、跨域，談文理跨學科是不是有點不切實際、好高騖遠呢？更進一步，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和文學觀念及邊界的革命性拓展，創意寫作、網絡文學已經應時而起、勢力坐大。這兩者從興起開始天生就是跨域的；毋寧說，借助新技術，傳統出圈，創新破界，創意寫作、網絡文學重構了中國語言文學領域。它們天生就是“新文科”的題中之義。那么，學科制度又如何待之以合理的學科規劃呢？顯然，在我們談“新文科”/“四新”時，其實踐過程的問題癥結還是回落到了制度剛性與學術自主之間的矛盾。

破局之法在操作層面上或許只能是在自設學科專業方向上著力了，也就是主要規劃三級學科的設計。對于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新文科建設，我只能有一些基于權宜的設想?；A層面既無法撼動，專業方向的細分仍可行。除了少數大學擁有學科自主設置權力外，大多數大學可行的方案主要就是以三級學科方向為主的新創新設。因此，借助“新文科”發展的有利大勢，大學首先可順應現實需求和學科學術發展的可行條件，開拓、增設具備“新文科”概念的專業方向。其次，新設的專業方向應該有一個自覺而明確的功利目標，就是能夠有效支持上級學科內涵及邊界的增擴，萬勿無序放任跑野馬。再次，應該盡量完善、貫通“新文科”概念下本碩博全鏈條的人才培養體系，防止新專業方向出現從招生到學位授予環節的脫節或梗阻。其四，針對學科學術自身特點，自主設計、制定評價指標體系。

還有一個是學校管理層面上的方法。鑒于中國大學的資源主要是在行政層面落實分配，并不直接落到學科，因此，“新文科”包括“四新”的新建制需要適量發展。因為這會引發新建制與傳統、既有建制單位之間的矛盾甚至嚴重沖突；而且新建制的學術力量一定會稀釋傳統、既有建制單位的存量學術資源，帶來學校內部資源的重新配置。即便沒有新建制造成的問題，單是學科的更新發展，也可能帶來不同行政單位（院系、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比如，與中國語言文學有關的創意寫作、戲劇影視、藝術學門類中的一些分支，以及翻譯學等，就會在諸如文學院、藝術學院、影視學院、外語學院等二級行政單位及相關學科之間產生權利歸屬的紛爭。還有，學科觀念和管理方式也會影響學位點的招生、培養和學位授予的全域、全流程?？梢姟靶挛目啤?“四新”不單是學科建設問題，同時也是大學管理的體制機制問題，是大學內部的權利重構問題，涉及學校、院系、學科，甚至包括教師個人的利益問題。

就我個人目前的觀察，“新文科”的建設提升，未來須和學科生長延伸、分合新創的發展相融合、相促進，共同提升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迄今，“新文科”項目多定位在本科（如課程拓展、實踐活動等），未來提升應該在學科建設尤其是學術發展的高層次上，著眼于學科的高度和廣度、新學科方向、交叉學科、融學科，尤其須激勵學術拓展新創，這是大學機構的更高目標，符合大學建設的一般規律。大學內含的人文文化、科學技術的核心要旨都由這類高價值指標所代表。

最后，我想說的是，新文科建設的一些做法應該向另“三新”學習。一是借鑒理工醫科的團隊模式，改變傳統師徒、作坊模式，后者一定不再適應新文科建設需求了。比如沒有人文大數據團隊，文學研究不可能解決網絡文學的海量數據問題。二是重視學術項目的方向引領作用，尤其是重大項目應該具有新方向的延展性潛力。如果說理工醫科的項目前沿性相對明確的話，那么，文科、人文項目的前沿性則難以預判，需要具體闡釋和價值實現驗證，難度極大。人文、文學研究多詬病項目制度，其實也是偏頗之見。三是切實做好新學科之間的關聯布局和生態建設，這方面文科已經明顯落后。文科跨學科（建制）的表面化、形式化問題嚴重，如有名無實的高研院、所謂文科實驗室、重大項目數據庫可疑的真實性和科學性等。說到底，在技術層面上，新文科建設還得跨域向“新工科”等學習。

以上多從制度、管理和建設手段上立言。作為文科人，我還想提一句的是，必須警惕或認識到“新文科”建設傾向中的工具化問題?！八男隆憋@然有著功利目的。將“新文科”與“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并舉為“四新”，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文科主要做了社會科學化而非人文學科化的理解。人文最接近的對舉學科應該是理科，而非主要以技術性手段為指標的工科包括醫科、農科之類。因此，我擔心的是“四新”/“新文科”的主導或引導傾向會弱化人文學科，或扭曲人文學科的主體。人文學科的內涵不該是技術型的，也不該是以技術性手段為學術主流的。直白地說，我們文學乃至人文學科的價值觀并不完全系于現實需求，思想面向的深廣度及精神價值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人文思考務必超越“四新”的工具理性，否則我們就會喪失人文之本。處在時代巨變、利益博弈的漩渦中，每個文科人在道德文章事功之間，或許不能不有權衡考量。假如我們什么都做不了，那就全力獨善個體自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