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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說，“詩者心聲”“詩品如人品”。其實，詩歌批評又何嘗不是如此。優秀的評論家除需“操千曲”“觀千劍”而“曉聲知器”之外，因著各自的識見、個性、興趣和身份，評論的視角、重心、標準乃至傳釋方式都不太一樣，所以《文心雕龍·知音》說：“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20世紀以來卓有成就的詩評家，無不具有自家鮮明的面目。聞一多先生評詩，風骨凜然，生動形象，分明有其作為詩人、畫家的影子在；錢鍾書先生學貫中西，風趣幽默，在鉤玄索隱、絕妙解會之余，時而喬作娛賞；葉嘉瑩先生則以女性學者特有的細膩，娓娓道來，綿密細致，近乎禪宗七家中曹洞宗的家風。正是經過這些富有個性的學者析疑解義，暈碧裁紅，中國古典詩歌總能“一回拈出一回新”，散發出無窮的藝術魅力。

黃天驥先生曾說自己的研究是“以戲曲研究為主，兼治別樣”。他早年跟隨王季思、董每戡等名家，對古典戲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文獻考索到田野考察，從劇本體制到舞臺表演，竭力還原中國古典戲曲的“本來面目”，用力之勤，成績之著，堪稱近三十年來中國古典戲曲研究當仁不讓的領軍者。同時，在詹安泰、黃海章等先生的影響和指導下，黃先生又廣覽集部之書，沉思翰藻，對古典詩詞也下過極深的工夫，不僅著有《納蘭性德和他的詞》等該研究領域中的扛鼎之作，而且還研練出豐富的創作和鑒賞經驗，出版了《詩詞創作發凡》《詩詞曲十講》等著作。他甚至還“換道行車”“忙里偷閑”地考索了一番《易經》，也備受易學界的關注。若是按照以賽亞·伯林關于學者的類型的說法，我覺得黃先生是介于“刺猬”和“狐貍”之間，既規避了二者之短，又合其所長。明乎此，耄耋之年的黃天驥先生，在并非屬于自己的“強項”唐詩研究中結出碩果，便絲毫不會讓人有驚訝之感。

黃天驥先生所著的《唐詩三百年：詩人及其詩歌創作》，最近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發行。該書分35篇，講述了32名唐代詩人的35首詩歌，其中，李白、杜甫、王維各2篇，余者人各1篇。初看目錄，與絕大多數唐詩鑒賞類書籍相比，似別無二致。但稍微深入下去，便不難發現，黃先生并非孤立地對待這些作品，而是廣泛結合作者的身世及其他作品，甚至征引他人的作品進行比較，所涉詩作實逾百首之多。這種評賞策略，使得本書既彰顯了詩人的創作個性，又管窺到當時的詩壇氣象，可謂“以一詩見一人”，“以一人見一時代”。

現存的唐詩有五萬余首，優秀者亦不啻千數，選擇哪些詩作進行評說，洵非易事。從古至今，唐詩選本汗牛充棟，但流播于口的并不多，所以古人常慨嘆“作詩難，選詩尤難”。黃先生坦言，他所拈選的35首詩“基本上環繞著為人熟識的《唐詩三百首》，再加上一些未被蘅塘退士選入，卻在今天還比較流行的名詩”。范圍雖然縮小了很多，但取舍仍屬不易，就像“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每個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份自己的唐詩排行榜單。黃先生在書中沒有表明自己的取棄標準，但綜覽這些篇目，還是不難看出他的審美傾向。

所謂“經典”，就是經過后人反復挖掘、解讀和傳播，從眾作中脫穎出來為大家公認的名篇。不過，對于研究者而言，經典其實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因被人們反復研讀，似乎剩義無幾；但另一方面，經典又是常讀常新的，正如伊塔洛·卡爾維諾給它的定義：“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為什么讀經典》，譯林出版社2006年，頁3）前者給人以“影響的焦慮”，后者給人以強大的“召喚力”。眼下不少學者都深陷于“影響的焦慮”之中，對經典望而卻步。但黃天驥先生則迷戀經典的“召喚”，他時常教導我們：“要研究古典文學的名家名篇，因為這些名家名篇不僅創作水準高，而且具有典型性。”這個意思其實就是南宋嚴羽所說：“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但問題是，“正法眼”必須經過長期的研練和參悟，并非人人都具備。黃先生的學術大多數都是圍繞經典進行研究，原因就是經過長期的研精覃思煉就了這個“正法眼”，因而不僅悟得唐詩的“第一義”，而且金針度人，示以對待經典的向上法門。

《唐詩三百年》是一部面向大眾的文學評賞之作，但新見頻出，絕非“炒冷飯”，實在又是一部有深度的唐詩研究之作。從字詞、意象、典故、格律等細節的分析，再到詩人個性、詩體特征、題材表現乃至時代精神的把握，作者不依傍前人，不拘泥于成說，力圖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闡釋。時而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燭照幽微；時而思接千載，冥想古人作詩之情景，以作“同情之了解”；時而于常人不經意之處，左右抽繹，發其奧義。我們先來看其中的兩例。李白的《朝發白帝城》，因筆勢超邁，逸興遄飛，而被前人譽為“力壓三唐”之作。但黃先生認為，前人的理解很多都屬“膚淺”之見，實在沒有悟到“弦外之音”。黃先生于“無疑”處見疑：彩云籠罩的白帝城既如此美麗，詩人卻沒有絲毫留戀的意思，一到天亮便急著離開，以至于一日千里？原來，此詩寫于詩人遇赦之后，“想不到這么快‘落實政策’”，心情大振，遂用“夸張得并不存在的速度”，表現歡快興奮之情。這樣的解讀，不僅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較沈德潛“寫出瞬息潛力，若有神助”蜻蜓點水式的評論，的確來得深刻，也使楊慎等人所謂“驚風雨而泣鬼神”，落到了實處。再看張繼的《楓橋夜泊》，過去一般把它看作羈旅詩，有人還針對“月落烏啼”“霜滿天”“夜半鐘聲”，提出了不少疑義，以為或不符物理，或不合現實。但黃先生認為，這都是藝術虛構的手法使然，不必過于深究；反倒是人們很少關注的“寒山寺”，才是解讀此詩奧妙的關鍵。寒山寺在詩中未必實指，而是象征著以寒山為代表的佛禪隨緣任運、自樂其性的精神，張繼實際上是藉此以消解羈旅愁緒，是“站在更高的層次去體悟人生”。如此解說，不僅令此詩境界大開，亦合理地解釋了日本“三尺之童，無不能誦是詩者”的現象。

自“國學熱”興起之后，唐詩評賞方面的書籍越來越多，花樣也不斷翻新，甚至“惡搞”以博人眼球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可真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見。我們不否認新方法、新理論對評賞古典詩歌的有效性，甚至覺得“調侃”“惡搞”也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對于文學經典而言，任何方法和理論都是以挖掘其恒久的藝術魅力為目的，既不可削足適履，更不可唯其至上。黃先生從不侈談新理論和新方法，而是守正出新，他評賞唐詩運用的仍主要是版本校勘、推源溯流、知人論世、意象分析等傳統的方法，評賞的視角也基本不出《文心雕龍·知音》中所說的“六觀”——“位體”“置辭”“通變”“奇正”“事義”和“宮商”。同時，黃先生極善于抓住各詩的特點，秉軸持鈞，隨物賦形，而不是一味追求面面俱到。例如，《說王維〈觀獵〉》，著力分析節奏的變化蘊含的情感張力；《說李頎〈古從軍行〉》有的則重點剖析其獨特構思；《說杜牧〈山行〉》，注重梳理意脈和章法的起承轉合；《說李商隱〈錦瑟〉》則集中筆墨探討典故的用意。

不過，用最傳統的方法、視角發覆唐詩新的藝術魅力，仍非黃先生的“正法眼藏”。因為傳統的方法和視角，對于普通的學者而言，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掌握起來并不難。黃先生的高明之處，據我看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用豐富的創作經驗評賞詩歌，又通過評賞總結創作的經驗。且不說，黃先生常“俏皮地”改寫詩作，以反襯出原作之精妙；即便對于用字、使典，他也以“詩人”的眼光，揣摩古人的用意。通常的唐詩注本很少注釋的字眼，像王灣《次北固山》“行舟綠水前”中的“前”字，許渾《咸陽城西樓晚眺》“蒹葭楊柳似汀洲”中的“似”字，張籍《節婦吟》“恨不相逢未嫁時”中的“恨”，經他的反復推求，“深意”大顯。姚蓉教授在序中曾提到，有一次課上，黃先生曾拿自己創作的長篇歌行《珠江春堤曲》讓大家分析。我當時也忝列末座，其中一句“有人堤上搓太極”，初看只覺“搓”字礙眼，似乎與“搓麻將”沒有兩樣；可回去一想，似又非此字不可，若“打”“練”“推”諸字，都沒有“搓”來得恰當。從此，愈加嘆服先生對于文字的敏銳。

二是以“詩人之心”冥想古人作詩的現場和詩中所造之境。柳宗元《江雪》首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看上去是寫“眼中景”，但黃先生摹想詩人立足于江面上的情景，以為他無論如何是看不到所有的山和路的，實在是從眼前景而推向無限之景，完全是他的藝術想象。又如，張籍《節婦吟》原只是單方面寫了少婦的舉動和獨白，但黃先生巧妙地設想了作為傾吐對象的男子的反應；如此，少婦與男子纏綿悱惻、相愛不能的矛盾凄苦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再如，他評蘇軾的“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以為蘇軾絕不可能每天吃三百顆荔枝，否則“不患上糖尿病才怪”，他這樣寫其實是要告訴政敵：自己在嶺南活得好極了。我們當然不能起蘇軾于九原，問問其真實意圖，但黃先生這么解說，實際是充分考慮蘇軾的當下處境，的確很有道理，難以反駁。

三是用融通的眼光評賞詩歌。黃先生曾說自己是“帶著詩詞的眼光去研究戲曲，又帶著戲曲的眼光去研究詩詞”。詩歌是一門語言藝術，但光掌握語言是遠遠不能探尋它的奧妙。因為只要詩人打開想象之翅，精騖八極，心游萬仞，自然與人世，歷史與未來，無所不及，若無豐富的識見，焉可見出其妙義？ 因此，交互使用不同學科知識乃至生活經驗，既是黃先生評詩的“正法眼藏”，也是人文學科研究的上乘法門。這一特點，在《唐詩三百年》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舉凡戲曲、小說、音樂、繪畫、電影藝術門類，乃至生物學、物理學、心理學等自然科學，“十八般兵器”幾乎皆“為我所用”。例如，在《說杜甫〈石壕吏〉》中，黃先生將老婦單方面的敘述，巧妙地改寫成一出短小“凈扮吏，老旦扮婦”的劇本對白，這樣的“奇思妙想”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的確堪稱“神來之筆”。而他對電影中“蒙太奇”和各種鏡頭的使用，同樣令人稱嘆。在《說王維〈終南山〉》中，黃先生認為，古人常說的“詩中有畫”，其實并不確切，因為像“白云回望合”，在畫面上是無法表現云靄時開時合的轉態，所以把“詩中有畫”，理解成“詩中有空鏡頭”，更確切一些。類似這樣的分析，不是簡單地用“生動形象”“妙趣橫生”可以概括的，實在是獨具“標簽”意味的黃氏說詩的風格，代表著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在經典中留下的“痕跡”。

黃天驥先生以傳統的方法評說唐詩，不立異，不茍同，守正出新，可謂“老成典型，居然在目”。但他又不像迂闊夫子，正襟危坐，故作高深，而是用明白曉暢的文字，把問題說透說清。有時像平實溫和的長者，娓娓道來；有時像老吏斷案，眼光犀利；有時像“老頑童”，抖幾個“包袱”，妙趣躍然，說到激動處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的課堂和講座，總是人滿為患，觀者無不如癡如醉。這本《唐詩三百年》雖然形諸文字，但“課堂效果”猶在，讀者只要稍微展開想象，便不難體會到黃先生說詩的風采。

這些天來，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黃天驥先生獨特的學術個性。這里邊，固然有天賦的因素在，也有際遇諸多良師的機緣在，但我以為，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先生個人。黃先生性格隨和，總是“連眼睛里都在笑”，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做學問的“苦頭陀”，但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早年的勤奮倍于常人，曾花了大量的時間學習版本的校注和考證。而更為關鍵的是，黃先生的治學，是像古之學者那樣“為己”，而非我輩那樣“為人”。他能將所學“內化”為自己性格、品德乃至生命，從而涵養出不同凡常的襟袍、學識和氣象，煉就成學術研究的“正法眼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