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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女性作家安妮·埃爾諾獲得了202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說她“以勇氣和手術刀一般的精準，通過個人記憶揭露根源、異化和集體層面的限制”。埃爾諾從1974年發表第一部作品《空柜》，目前為止共出版了20余部作品。埃爾諾行文簡潔，極少使用隱喻，語言清晰有力。她的作品多以親身經歷為題材，用社會學視角審視個人經歷，為個人經歷賦予了集體層面的含義，開創了有別于自傳體小說和自述的全新文學體裁。埃爾諾認為她寫的不是自傳，而是“社會自傳”（auto-socio-biographie）。埃爾諾的作品反映時代的變遷，在她的文學創作中有著歷史學的追求。這種追求一方面體現為通過敘述個人經驗反映大歷史中的個體；另一方面體現為通過物質層面的細節描寫時代，寫下一代人的記憶。

埃爾諾在伊沃托的舊居（攝影/欒穎新）

“別人以為我是有文化的資產階級”

埃爾諾1940年出生于法國諾曼底利勒博納（Lillebonne），是布朗什·杜美尼爾（Blanche Duménil）和阿爾豐斯·杜切奈（Alphonse Duchesne）的女兒。埃爾諾出生時的名字是安妮·杜切奈（Annie Duchesne），埃爾諾是她1964年與菲利普·埃爾諾（Philippe Ernaux）結婚后隨的夫姓。從1974年在伽里瑪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作品以來，她的署名一直是安妮·埃爾諾。埃爾諾一直用真名發表，沒有用過筆名。

埃爾諾的父母在利勒博納經營雜貨咖啡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們回到故鄉諾曼底小城伊沃托（Yvetot），繼續經營雜貨咖啡店。埃爾諾的母親是一個非常要強的女人，她個頭不高，身材結實，把店打理得井井有條。她熱愛閱讀，看重知識，重視教育，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對埃爾諾管教很嚴，甚至打過埃爾諾。埃爾諾在回憶她的母親時說：“她有時非常暴力。”她的父親則并不具有傳統的男性特質，他性格溫和，愛跟孩子玩。埃爾諾認為自己的父母非常不典型，與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正相反。1946年，埃爾諾進入圣米歇爾學校就讀，這所私立的天主教學校離她家很近，步行10分鐘就能到。直到1958年夏天，埃爾諾都在這所學校就讀。1958年秋，埃爾諾到魯昂圣女貞德高中讀哲學班（相當于中文語境里的“高三”），住在修女管理的女生宿舍。1959年，她通過了高中畢業會考，考上了魯昂女教師師范學院（école normale d'Institutrices de Rouen）。但是她很快發現這并不是她想走的道路，1960年2月退學。她去了倫敦郊區的芬奇立（Finchley）做“互惠生”（au pair），以勞動換取食宿。

1960年秋，埃爾諾進入魯昂大學文學院。1963年，埃爾諾取得現代文學本科學位。畢業后，埃爾諾開始準備教師資格考試。法國的教師資格考試有兩種，第一種是中學教師資格證（Capes, certificat d'aptitude au professorat du second degré），第二種是難度更大、極具選拔性的國家教師資格證（agrégation）。埃爾諾準備報考這兩個考試，從1964年起開始上課和備考。1967年埃爾諾取得了中學教師資格證，1971年取得國家教師資格證，專業都是現代文學。至此，埃爾諾通過接受教育實現了向上的社會流動。在學業之外，埃爾諾的婚姻進一步鞏固了她的階層躍遷。1963年她與出身資產階級的菲利普·埃爾諾相遇，1964年結婚，埃爾諾同年生下第一個兒子，1968年生下第二個兒子。

從諾曼底小城雜貨咖啡店店主的女兒到文學教師，埃爾諾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跨越階層（transfuge de classe）的體驗并沒有給埃爾諾帶來愉快的心情，而是帶來了痛苦。痛苦的來源是她在文化方面遠離了父母。埃爾諾的父母一直對她說：“你之后會比我們出息”。她覺得矛盾的一點是父母“希望我們做出了不起的事，但又希望我們跟還是小孩的時候一樣。”她在2003年出版的與法國作家弗雷德里克-伊夫·熱奈（Frédéric-Yves Jeannet）的對談集《寫作是一把刀》（L'écriture comme un couteau）中回憶：“我最有罪惡感的一段時間就是我剛結婚的那幾年，我徹底離開了我的階層，到上薩瓦生活，我成了教師，別人以為我是有文化的資產階級。那是1968年之前不久。我不喜歡我自己，我不喜歡我的生活。我的父親剛去世。在博納維爾的中學，我清楚地看到學生之間的差異，學生們說話時用詞不同，經濟條件不同，成績各異，當然成績好壞明顯與他們的社會階層有關。”

社會學作為分析工具

埃爾諾從一邊到了另一邊，她離開所謂的“平民階層”，加入資產階級；她不再是學生，變成老師。在轉換視角的同時，埃爾諾開始閱讀社會學著作。對埃爾諾影響最大的社會學家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很多不被認為是文學作品的書對我而言具有文學價值，比如米歇爾·福柯和布迪厄的書。我大受震撼，感覺心態開放了、視野開闊了，對我而言這就是文學。”1972年，埃爾諾讀了布迪厄與讓-克勞德·帕斯龍（Jean-Claude Passeron）合著的《繼承人：大學生與文化》（1964年）和《再生產：教育系統理論要素》（1970年），埃爾諾意識到了：學校作為一個機構如何系統性地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社會學給了埃爾諾重新審視過往經歷的分析工具。閱讀布迪厄讓埃爾諾覺得自己在寫作上有了合法性，她正是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躍遷的。她開始回顧自己的跨階層經歷，反思其中的暴力，“我寫作是為我這種人復仇”（j'é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由此開始寫作。1974年《空柜》出版后，埃爾諾參加電視節目《作家面對讀者》（Des auteurs face à leurs lectrices），現場有觀眾提出質疑：小說主人公怎么會如此清醒？埃爾諾回答：人小時候只是經歷事情，并不明白自己經歷了什么，是后續的教育讓人想明白了自己到底經歷了什么。她認為：一個出生在平民階層的人很難進入另一個階層，因為在不同的階層之間存在溝壑，這種溝壑體現在話語、舉止和文化上。她指出：“這不是她父母的錯，而是整個社會的錯。”在文學生涯的開端，埃爾諾就已經具備了社會學的觀察視角。

雖然埃爾諾在1963年至1964年在魯昂大學上過社會學的課，又在1972年讀了布迪厄和帕斯龍的研究，但是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埃爾諾沒有再閱讀社會學著作。埃爾諾重拾社會學閱讀是在1980年，當時媒體上有很多關于《區分》（1979年）的討論，于是埃爾諾讀了這本書。在《區分》中布迪厄討論文化品位、生活習慣等細節與社會階層的關系，在這本書中布迪厄提出了“習性”（habitus，也譯為“慣習”）這一概念。這本書給了埃爾諾新的分析視角，她開始審視自己的家庭、尤其是父母與私立天主教學校的同學、與丈夫在“習性”方面的差異。2002年布迪厄去世，埃爾諾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第一次為一個知識分子或是作家的離世感到如此悲傷。”她覺得自己應該為此寫一篇文章。2002年2月5日《世界報》頭版刊發了埃爾諾懷念布迪厄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埃爾諾強調布迪厄讓她意識到用詞的重要性。“低微的人”和“高位階層”這樣的詞讓等級關系顯得“又委婉又自然”，“被統治者”和“統治者”這組詞則暴露出社會關系的實質。

“統治”的概念對埃爾諾的寫作影響很大，埃爾諾以自己被困在婚姻和育兒中的經歷為題材寫了《被凍結的女人》（La Femme gelée，1981年），以父親的一生為題材寫了《位置》（La Place，1983年）、以母親為題材寫了《一個女人》（Une femme，1987年），以父母之間的暴力為題材寫了《羞恥》（La Honte，1997年），讀者通過這四部作品都能清晰地看到社會學視角對埃爾諾的影響，埃爾諾描寫的是社會性統治（domination sociale）和男性統治（domination masculine）。“統治”的概念貫穿埃爾諾的文學生涯，2016年的《女孩的記憶》（Mémoire de fille）寫的是年輕女性對男性統治的默許，在2022年的《年輕男人》（Le Jeune Homme）中，埃爾諾直白地寫道：“我處于統治地位，我使用統治的武器。過去我在親密關系中經受過這樣的統治，我知道這種狀況下人會多么脆弱。”

“平白行文”：社會學影響下的文風選擇

閱讀布迪厄對埃爾諾的寫作方式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如果我沒有遭受這種沖擊，我可能不會用這種方式寫作，也可能不會寫這些題材。”布迪厄讓埃爾諾意識到了不同的詞傳遞出的效果很不一樣，她開始從用詞的角度思考她的經歷和寫作。“我所受的教育與我的社會階層不符。”她在私立學校里感到羞恥和被羞辱，她當時已經感受到學生在金錢和文化上的差異。文化資本的差異也體現在語言上，埃爾諾意識到她父母的話語和她在學校學到的話語不是一套話。2018年6月，埃爾諾接受法國文化廣播電臺采訪，她說感覺自己像在使用兩種語言，一種是大眾的語言，另一種是合法的語言。她認為波伏娃沒有使用另一種語言的感覺，她寫作的語言像是她在家庭中自然習得的。這種在兩套話語和兩個世界之間的狀態影響了埃爾諾對文學的態度，也影響了她寫作的方式。她首先意識到：資產階級說她以前是“低微之人”，這種說法非常瞧不起人。她又反思自己的寫作，她意識到《空柜》是以俯視的視角寫的，書寫學校和家庭之間的文化差異和經歷的文化沖突，“我的寫作是嚴重的暴力”。

“1982年，我苦苦思索了差不多半年時間，我是出生于平民階層的敘述者。就像讓·熱內說的那樣，我寫作時使用的語言是‘敵人的語言’，我寫作的能力是從統治者那里‘偷來的’。”1983年，《位置》出版，埃爾諾在這本書中使用不同于她之前三本的語言風格，用詞簡單、直白，極少用比喻，如實描寫。埃爾諾對文風的轉換是自覺的，在《位置》的開篇她把這種新風格稱為“平白行文”（écriture plate）。目前人們提起埃爾諾就會想到的行文風格正是從這本書開始形成的。埃爾諾認為應當如實記下話語，應當轉寫（transcrire）話語和現實。她認為來自平民階層的話語值得被原樣記錄，這些話語中蘊含著社會現實。選擇這種文風是具有政治意圖的計劃，埃爾諾希望通過平白行文讓特定社會階層的體驗、女性的體驗為人知曉。這種風格顛覆了認為只有美文才是文學的傳統認知。“平白行文”不僅是基于審美的選擇，更是一種基于倫理的選擇。埃爾諾選擇直白的語言，是為了讓平時可能不讀文學的人，尤其是讓她所描寫的社會階層的人也能讀懂她的書。

民族志視角的外部寫作

埃爾諾對美文文學的顛覆不僅反映在文風上，還反映在題材上。除了寫跨越階層的經歷和情感生活，埃爾諾還寫日常生活。1975年，埃爾諾因丈夫工作調動搬到位于巴黎西北郊的塞爾吉（Cergy），當時塞爾吉是一座建設中的新城。1977年，埃爾諾搬進了一邊被松樹圍繞、另一邊可以俯瞰塞爾吉-新城池塘的獨棟房子。此后，她一直住在這里。這種離群索居的狀態讓人想到另一位住在巴黎西南郊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漢德克住在默東森林邊的查維爾，他很享受在自家寫作和在森林散步的離群索居狀態。埃爾諾與漢德克不同，她主動出門，觀察身邊的人與物，并且把自己的觀察都寫下來。

與《純粹激情》（Passion simple）和《迷失自我》（Se perdre）中描寫自己內心情感的路徑相反，埃爾諾在同一時期開始寫《外部日記》（Journal du dehors）。這部《外部日記》是她為日常生活寫下的民族志。與認為文學應當描寫美、具有藝術性的傳統觀點相反，埃爾諾為文學引入了新題材。“我想要破壞的就是文學，否則我就不會寫了！”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軌跡內觀察，聽人們的對話。在她家附近，她寫塞爾吉車站邊的三泉購物中心、歐尚超市、肉店、理發店、煙鋪……在移動途中，她寫連接塞爾吉和巴黎的法蘭西島區域快線A線（RER A）和巴黎的地鐵，寫地鐵里的乘客、賣藝者、乞丐、流浪漢……在她筆下，這些人既有樣貌，又有聲音。“我是一個在被統治階層長大的孩子，我很早就經歷了并且持續在經歷階級斗爭。布迪厄有過一個表達，‘過度的傷痛記憶’，說的就是無法抹殺的記憶。我一直有這樣的記憶。正是這樣的記憶讓我有了在《外部日記》和《外部生活》（La Vie extérieure）中觀察人的視角。”

埃爾諾幾乎是用人類學家的視角捕捉日常生活的細節，在外部重新審視她出身的社會階層。在寫作日志《黑色工作室》（L'Atelier noir）中，埃爾諾在1982年4月8日寫道：“我今天思考了‘民族志’，我覺得這是一種既客觀又具有分析性的觀察事物的方式。”她意識到了要保持距離，要有外部視角，但同時還應該在寫作中保持真誠。《外部日記》1993年出版，記錄了她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觀察。《外部生活》2000年出版。這個外部觀察系列一直持續到了2014年出版的《看看這些光吧，親愛的》（Regarde les lumières mon amour）。在這一系列作品中，“我”很少出現，但“我”又無處不在，因為這些觀察都是透過埃爾諾的眼睛完成的。埃爾諾的目光是溫和的、平等的，她不覺得高人一等。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解放報》發表一篇文章，寫到“地鐵讓我不習慣，仿佛自己在別處。”埃爾諾犀利地反駁：“每天都坐地鐵的人去法蘭西學院會不會不習慣，覺得自己仿佛在別處？這我們就無從知曉了。”

物質性：在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

埃爾諾在受到社會學啟發的同時，也受到了歷史學的影響。從《黑色工作室》中可以看出埃爾諾從80年代初開始思考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她也閱讀歷史學著作，包括法國歷史學家喬治·杜比（Georges Duby）的書和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的《記憶之場》。埃爾諾相信“寫作就是保存時間”，記錄一個時代就是“保存一個時代”。

1983年，埃爾諾在寫作日志中寫道：“有沒有可能寫一部第三人稱復數‘他們’的故事？像佩雷克的《物》那樣的。”埃爾諾有一個“把整個人生都囊括在內的大計劃”，她想寫“大歷史中一個女性的故事”（histoire de femme dans l'Histoire）。埃爾諾清楚地意識到個人經歷與歷史進程不可分割。“每個個體都被以下因素穿過：自己的狀況、所在社會的歷史、大歷史、進程、環境、家庭史、性經驗史和浪漫想象。”她想寫一部有歷史性的書，她的目標是“達到關于一個時代的歷史真相”。她知道為了實現這個計劃，“總是需要構筑歷史空間和社會空間”，但她還不清楚具體的實現方式。在1980至1990年代，埃爾諾一邊構思這本書所需的內容和形式，一邊寫其他的作品。埃爾諾2003年在《寫作是一把刀》中提到：“我從15年前開始就想寫一種‘在文學、社會學和歷史’之間的東西，這仍是我目前最想做的。”

1998年，埃爾諾開始有了思路。3月30日，她寫道：“如何讓個人完全變成無人稱的？”5月18日，埃爾諾寫下：“物質性”、“我們的記憶是物質的”，并在這兩句話下面劃線。埃爾諾意識到留在記憶里的大部分痕跡是物質性的。“把外在現實的痕跡都集中起來，來說明內在的現實？”埃爾諾首先想到的物質痕跡是“視覺圖像、歌曲、一切外在之物、自我之外的現實”。這一天她第一次把她醞釀了近20 年的計劃稱為“空自傳”（autobiographie vide）。然而，這絕非一個頓悟的時刻，埃爾諾在此之前一直在思索和嘗試，上文提到的《外部日志》和《外部生活》便是具體的實踐，這兩部作品與《悠悠歲月》（Les Années）有緊密的聯系，因為它們都著力描寫個人生活以外的現實中的物質性細節。在《羞恥》（1997年）中，埃爾諾已經開始描寫歌曲、照片和明信片等。2003年埃爾諾在對談集《寫作是一把刀》中明確地指出歌曲的重要性，歌曲是“個人的和集體的‘馬德萊娜小蛋糕’”；而且她一直對照片很著迷，能在一張照片面前發呆很久，像在解謎。

埃爾諾也受法國作家喬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影響，尤其是《物》（1964年）和《我回憶起》（Je me souviens，1978年）。埃爾諾2005年接受社會學家伊莎貝拉·夏爾邦吉埃（Isabelle Charpentier）采訪時提到1965年讀到《物》對她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她由此看到了“文學的另一種可能性”。《物》的副標題是“60年代史”（une histoire des années soixante）。佩雷克寫這部作品絕非只是羅列物件名詞，而是想記錄一個時代。從這一點來看，埃爾諾的“空自傳”計劃與《物》有共同點。佩雷克有意識地使用廣告用語描寫服裝和家居，以此描繪一個時代物質層面的現實。《我回憶起》是佩雷克對日常生活的細節的列舉。佩雷克在大學接受的歷史學訓練對他的寫作產生了影響。1955年，他在讀了一年預科班后開始在索邦大學讀歷史專業。1956年，他又一次在索邦大學注冊，學的是中世紀史專業。1957年，讓·帕里（Jean Paris）給佩雷克介紹了給《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信息簡報》（Bulletin signalétique du C.N.R.S.）寫社會科學類文章概述的工作。在1960年代，社會學和歷史學研究都開始重視日常生活，社會科學領域也開始重視對話語的研究，1964年薩特發表《詞》，1965年佩雷克發表《物》，1966年福柯發表《詞與物》。佩雷克在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影響下寫出《物》。這部作品被認為具有“社會學調查”的特質。埃爾諾的寫作深受社會學影響，她還有用文學作品記錄時代的歷史學追求，她在佩雷克的作品中看到了實現自己寫作計劃的可能性。

埃爾諾在構思這個大計劃過程中的一大疑問是：“我已經有了現在的知識儲備，如何表現我在每個時代的認知情況呢？”在明確了要從物質的角度出發后，埃爾諾有了具體的方案。她意識到書、電影、音樂都對人有非常強的塑造作用；此外，照片也能反映一個時代，家庭聚餐的食物和談話內容也是。埃爾諾找到了體現時代變遷的內容，之后又思索與之相配的形式。《悠悠歲月》中主語不再是“我”，而是“大家”（on）、“人們”（les gens）或“我們”（nous）。還有很多段落不是由完整的句子組成，而是一長串名詞或以動詞原形出現的詞組，仿佛清單。《悠悠歲月》因此也被稱為“無人稱自傳”和“社會自傳”。

埃爾諾的語言風格也決定了她能駕馭這種獨特的體裁。埃爾諾在紀錄片《詞語仿佛石子》（Les mots comme des pierres，2013年）中說道：“我的語言是物質性的，我很難做抽象，我腦海中是實際的場景”，“詞對我而言，就是物。”詞代表了埃爾諾的視覺，詞也幫助她呈現她看見的場景。埃爾諾說她只用必要的詞，就像把石子從井里或者河里撈出來那樣。埃爾諾在找到所需的內容和形式以后，寫作的過程仍不輕松。她在2002年至2003年接受乳腺癌治療，在2003年7月12日的寫作日志里埃爾諾寫道：“乳腺癌。我從1月20日左右到現在什么都沒寫。”2007年10月《悠悠歲月》完稿，2008年出版。至此，一個有社會學視野和歷史學追求的文學作品完成了。

寫作是“戰斗的武器”

在埃爾諾看來，寫作使用何種詞匯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選擇。1989年，埃爾諾在一篇名為《文學與政治》（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的文章中提到在1980年代人們認為文學與政治毫無關系，“我剛想要寫作的時候，我20歲，我當然認為文學就是‘生產藝術品’（當時我完全被大學的教條影響了，我怎么可能有別的想法呢？）”；“我一直覺得寫作和世界的不公是有聯系的，我相信文學能改變社會，文學也是一種政治行動，當然，文學跟政治行動本身并不完全相同。文學不能讓戰爭停止，也不能給失業者提供工作……文學不能立刻起作用。從長時段的角度來看，文學能滲入讀者的想象，能讓讀者注意到曾經忽視的現實，或者讓讀者從新視角看待問題。文學能讓讀者說出之前從未說出的東西。文學是緩慢、無聲的變革，是通過隱秘的閱讀開始的。”埃爾諾認為文學的目標是“把一切藝術形式用于描述和改變世界”。

埃爾諾公開表明自己支持法國左派的政治立場，她在報紙、廣播等媒體上公開發聲。埃爾諾認為：“身為左派，意味著相信國家能做些什么讓個人變得更幸福、更自由、受更多教育，意味著相信這些事情不僅是由個人意志決定的。”2020年3月30日，埃爾諾給總統馬克龍寫了一封公開信，她與勞動者站在一起，指出是公共服務部門保持了國家的運轉，“醫院、教育系統內成千名拿著微薄工資的教師、電力系統、郵局、地鐵、鐵路系統……”，是他們“確保了與智識生活同樣重要的物質生活。”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埃爾諾公開表態，支持讓-呂克·梅朗雄，并且指責現任總統馬克龍與法國極右勢力的抬頭有關。2022年10月16日法國左翼聯盟發起游行，反對高昂的物價和法國當局對氣候變化的不作為，在游行隊伍中埃爾諾走在梅朗雄身邊。埃爾諾支持社會公平，支持“黃馬甲”運動，支持性暴力的受害者。埃爾諾同情移民，她在2000年6月21日的“外部日記”中寫道：“沒有人懷疑過允許商品自由流通、卻禁止人員自由流動的法律。”“這個時代，人類需要假裝成商品來通過邊界。”她還希望法國能多一些名字不那么“法國”、不那么“經典”的作家，也就是“出自平民階層和移民群體的作家”。

埃爾諾的左派政治立場不是在家庭中形成的，而是在跨階層的生活、閱讀與寫作中逐漸確立的。埃爾諾的父母經營雜貨咖啡店，為了做生意，他們秉承在店里不談政治的原則。埃爾諾在店里長大，自然地遵守了這個原則。然而，她在咖啡店和雜貨店這兩個公共場所聽到很多談話，得知很多苦難。她日后的政治立場也受到了她母親個性的影響，埃爾諾說她母親是一個“有著自己的驕傲”的人，“有反抗精神，渴望公平”。埃爾諾在2005年的訪談中說：“從70年代開始，寫作與我而言就成了全面介入政治（engagement politique）的方式，是政治行動。”她說她從阿爾及利亞戰爭起開始有了介入政治的意識，遠在她開始寫作之前。她認為寫作“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在我寫的東西里總是有政治意義，有時這些意義甚至獨立于我。我也因此飽受批評，因為目前政治介入的作家不那么常見。”她說很多文學評論家因此很苦惱，因為“我的書并不傳達清晰的政治信息，我寫的不是公開表達政見的那種書……但是他們還是感覺到我的書說到底還是有政治含義的。”

2022年10月6日，埃爾諾在廚房里聽著廣播，通過廣播得知自己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次日，她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采訪時指出：“文學不是中立的，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討論那些寫得很美的書、討論美文，是在掩蓋權力。”她清醒地指出自己得諾獎與政治因素有關。面對這個獎，埃爾諾說：“我是為了寫作而寫作，不是為了拿諾獎而寫作。”被問到感覺與哪個得過諾獎的法國作家最親近時，埃爾諾回答：加繆，同時承認了自己是“介入型作家”（écrivaine engagée）。得獎當天，埃爾諾在伽里瑪出版社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自己有了更多責任。然而這種責任不是新的，埃爾諾一直在通過發聲承擔社會責任。

與文學之外的領域的互動

埃爾諾書寫自我的路徑啟發了很多作者去書寫自己的經歷，尤其是同樣有跨階層體驗的作者。在法國，《回歸故里》（2009年）的作者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éribon）以及深受埃里蓬影響的愛德華·路易（éduard Louis）都說他們的寫作受到了埃爾諾的啟發和影響。《回歸故里》法文版標題為“重返蘭斯”（Retour à Reims），埃爾諾在2013年出版了《重返伊沃托》（Retour à Yvetot），兩個文本產生了互動。

埃爾諾也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產生了互動。這種互動不僅是指面對面的互動，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互動。雖然社會學尤其是布迪厄對法國社會階層的研究，給了埃爾諾很多啟示，埃爾諾從未見過布迪厄本人。就如同波伏娃的《第二性》對埃爾諾影響很大，但她也沒有見過波伏娃本人一樣（埃爾諾在1974年和1977年給波伏娃寄過自己的書，收到了波伏娃的回信）。埃爾諾對社會學的閱讀沒有止步于布迪厄。埃爾諾從1983年起開始訂閱《社會科學研究文叢》期刊（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當時她的大兒子正在上大學，學的是社會學專業。此后，埃爾諾一直訂閱該期刊。2022年10月8日，埃爾諾接受法國文化廣播電臺的采訪，與三位社會科學女學者對談，她提到她就是在這本期刊上讀到了法國社會學家羅斯-瑪麗·拉格拉夫（Rose-Marie Lagrave）的論文。目前，埃爾諾正在與拉格拉夫合作，她們是一代人，都是有跨階層經驗的女性，兩人合著的《對話》（Une conversation）一書預計2023年3月由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出版社（éditions de l'EHESS）出版。

此外，埃爾諾的作品也在社會學領域引起了反響。在法國，社會科學很早就開始關注埃爾諾作品。1999年，社會學、政治學學者伊莎貝拉·夏爾邦吉埃寫完了政治學專業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主題是埃爾諾作品的接受情況。在90年代，埃爾諾的作品雖然還沒有完全被文學批評認可，但她已經非常受讀者歡迎，埃爾諾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她得知夏爾邦吉埃在寫博士論文后，非常爽快地把讀者來信提供給夏爾邦吉埃研究。

埃爾諾的作品也對歷史學者產生了影響。研究阿爾及利亞戰爭和1968年“5月風暴”等社會運動的法國歷史學家路迪文妮·邦提尼（Ludivine Bantigny）認為埃爾諾書寫記憶中的具體回憶的方式對她的研究有啟發。她在《時間之作》（L'?uvre du temps，2019年）中寫到埃爾諾在《悠悠歲月》中對“五月風暴”的描寫讓她確認了運動確實對民眾的心態產生了顯著影響。埃爾諾的文學作品作為一種記錄，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佐證。

埃爾諾的影響不僅停留在文學領域和研究領域，她在視聽領域也很活躍。埃爾諾多次參加廣播節目，她說話時也像寫作一般斟酌用詞，很嚴謹；同時又非常真誠和直接，會對主持人說“并不是您說的這樣”、“這個問題太大了”、“這是我目前能給出的定義”。埃爾諾的《悠悠歲月》曾被制作成10集廣播節目。此外，她還朗讀自己的作品，制作有聲書。埃爾諾還參與電視采訪，參與錄制紀錄片，如《詞語仿佛石子》（2013年）、《我喜歡住在那兒》（2021年）。2022年，埃爾諾與兒子合拍的紀錄片《超級8歲月》上映。埃爾諾的作品也被改編為話劇和電影，其中包括由《純粹激情》改編的同名電影（2020年）和由《事件》改編的電影《正發生》（2021年）。

1991年，埃爾諾去索邦大學圖書館借書，忽然感慨：“60年以后，那些我看過、愛過和享受過的東西只會變成一疊印刷出來的紙，除了寫博士論文的人沒有人會來借閱。”埃爾諾的擔心沒有變成現實。據統計，埃爾諾的書在法國總計賣出了近400萬冊。諾獎公布后，伽里瑪出版社緊急加印90萬冊。埃爾諾依然活躍地創作。今年她出版了《年輕男人》，再版了寫作日志《黑色工作室》，又推出了一本萊爾納手冊（Cahier de l'Herne）。埃爾諾在獲尤瑟納爾獎時曾說“要把生命溶解在寫作中”，埃爾諾做到了，她一直在寫作。能讀到她的作品，我們非常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