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晚清小說專刊自誕生以來，一直在辦刊宗旨、稿件來源與出版發(fā)行模式等方面摸索前行。24種刊物此伏彼起，整體卻呈連續(xù)運動，對其作系統(tǒng)觀照，可厘清晚清小說專刊在發(fā)展過程中的變化、原因與形態(tài)，及其在近代小說史上的地位。

一、小說專刊的誕生

光緒十八年（1892）二月在上海問世的《海上奇書》是史上第一部小說專刊，它每期載創(chuàng)辦者韓邦慶的3類作品：《海上花列傳》、自撰的文言小說與小說摘錄。編者秉持傳統(tǒng)小說觀，刊物定位于供讀者趣味閱讀。初為半月刊，第九期始改為月刊：“半月之間出書一本，刻期太促，脫稿實難”[1]，第十五期出版愆期，它也是最后一期。該刊運轉模式是“隨作隨出，按期印售”[2]，《海上花列傳》原有十多回成稿，當其消耗殆盡須靠新撰支持時便疲于應對。經濟支撐乏力也是停刊重要原因。它每出一期都有積壓，滯銷致使資金無法周轉。堅持用蘇州話創(chuàng)作，作品風格因一人獨辦而單一，都導致讀者面狹小。此時讀者尚未擺脫鄙視小說的正統(tǒng)觀念影響，也未適應這種傳播新方式，而小說專刊重新問世，還需再等上十年。

隨后十年里，中日戰(zhàn)爭、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等重大事件相繼發(fā)生，小說創(chuàng)作開始貼近現(xiàn)實，人們也認識到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捷，幾幾出于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而歐美、日本之開化“往往得小說之助”[3]。報載小說出現(xiàn)，梁啟超創(chuàng)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還輔以理論分析，批評舊小說“不出誨盜誨淫兩端”，又以歐、日成功變法為例，稱“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4]。“小說界革命”由是發(fā)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創(chuàng)辦的《新小說》，就是“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fā)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厲其愛國精神”[5]。

該刊重頭之作是《新中國未來記》，其《緒言》承認“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但又辯解：“既欲發(fā)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寫作本意是宣傳君主立憲思想，“《新小說》之出，其發(fā)愿專為此編也”。創(chuàng)刊號首篇《洪水禍》追溯法國大革命起因，矛頭卻直指清廷頑固派專制，“一讀已使人政治思想油然而生”[6]。其后《東歐女豪杰》講述俄國志士反抗專制故事，“中國愛國之士，各宜奉此為枕中鴻秘”[7]，其他作品也不離其宗旨。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尤強調小說與政治關系，批判舊時小說尖銳而偏激，同時又肯定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可借此激勵愛國精神與宣傳變法思想，故云“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該刊內容大膽新穎，氣勢與規(guī)模也給人以震撼，故問世“未及半月，銷售殆罄”[8]。

《新小說》的編輯出版異于韓邦慶的獨力辦刊，它由志同道合者共同經營，還面向社會征稿，并開列稿酬標準。與當年《申報》征稿只允諾“概不取其刻資”[9]相較而言，顯然是觀念上的重大突破。刊物發(fā)行借助《新民叢刊》的銷售系統(tǒng)，又以提成方式委托各地代派處銷售。它在日本創(chuàng)刊半個多月后，上海《新聞報》《中外日報》《游戲報》以及天津《大公報》等報刊連續(xù)刊載廣告，刊物能夠暢銷，發(fā)行系統(tǒng)的優(yōu)越功不可沒。

歷來鄙薄小說的禁咒開始被打破，小說的社會功用也為人們認識。可是《新小說》連出三期后，卻“擬暫停刊數(shù)月”：主筆梁啟超“遠游美洲”，協(xié)辦的羅普則在“患病”[10]，凸顯了同人辦刊的弊病。其后刊物多次愆期，而梁啟超自第3號后基本上不再過問刊務。自第8號開始，吳趼人為主要撰稿人，刊物風格與內容異于先前，政治小說也不再是中心話題。該刊已無先前聲勢，但它畢竟提升了小說的地位，為今后小說專刊編輯出版提供了示范，小說專刊在閱讀市場上的前行通道業(yè)已開辟。

《新小說》愆期4個月出版第4號時，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繡像小說》，其宗旨云：“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宗旨內容多抄自《清議報》的《小說之勢力》，并重復梁啟超強調的觀點，但只字不提梁啟超與《新小說》，僅言“糾合同志，首輯此編”，“以茲編為之嚆矢”，將《繡像小說》置于“第一”的地位。它對《新小說》政治功利強烈、圖解理念式創(chuàng)作不以為然，主張以小說藝術的形式，批評社會現(xiàn)狀，教化民眾，所載作品保留了傳統(tǒng)小說韻味。所謂“嚆矢”似是自許為承接中國小說正緒第一人。其小說觀受梁啟超影響，具體創(chuàng)作卻準備別樹一幟。

主筆李伯元主辦過《游戲報》《世界繁華報》，熟悉閱讀市場，又以《官場現(xiàn)形記》奠定了小說家地位。他辦刊批判社會現(xiàn)實，落實于百姓日常事件。創(chuàng)刊號首篇《文明小史》圍繞“新政新學”，平實展現(xiàn)改革與守舊的激烈沖突；第2篇《活地獄》對15個案例的描寫客觀而詳盡，雖無直接的政治批判，卻也能引起對國家體制合理性的懷疑。《醒世緣彈詞》旨在破除迷信、反對纏足和吸鴉片，主張“因勢利導，將他們慢慢的開導一番，以期他們漸漸悔悟”[11]。3篇小說都希望潛移默化地感染讀者，且長期連載，支撐著刊物宗旨與風格。刊物也注意與《新小說》銜接，《維新夢傳奇》《夢游二十一世紀》與《新中國未來記》“命意正復相同”，“俾吾國少年讀之，當使愛國之念油然而生”[12]。該刊問世一年后，《新小說》變換主要撰稿人，吳趼人等人作品內容與風格都與李伯元相似，“改良群治”理論雖仍有影響，但推崇政治小說的聲勢已漸消歇。當時中下層士人關心國家大事與社會變革，但態(tài)度較為溫和，他們樂于閱讀小說且又人數(shù)眾多，這正是《繡像小說》預設的讀者群。

《繡像小說》創(chuàng)刊后即愆期，第13期起干脆不標出版時間，第55期更比原定時間遲一年：“嗣以作者因事耽閣，……非俟有興會，斷無佳文”[13]，暴露了它稿源不足。刊物未向社會征稿，全靠主筆張羅。第53期出版時李伯元病逝，第72期出版后，商務印書館宣布停刊。此舉應與銷售狀況有關，讀者熱情因其愆期而消退，外地銷售不順也影響了資金周轉。該刊為擴大影響與增加收入在各地設置代派處，而那些要求各省代派處付清積欠報資的廣告，表明也遇上與《新小說》同樣的問題。

以上兩刊行世之際，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新新小說》在上海創(chuàng)刊，《大陸》上發(fā)表的《〈新新小說〉敘例》宣稱，“向頃所謂新者，曾幾何時，皆土雞瓦狗視之”，“小說新新無已，社會之革變無已，事物進化之公例，不其然歟”，表明了超越《新小說》的意圖與信心。它承襲“欲新社會，必先新小說”的觀點，但主張“純用小說家言”，“意在浸潤兼及”，正是針對先前圖解政治理念的創(chuàng)作，批評其小說只是“開口見喉嚨”式的“政治策論”[14]。

《新新小說》主要刊載俠客小說，單一選擇排斥了許多讀者，妨礙了銷路。作者圈狹小也是致命傷，創(chuàng)刊號后無不愆期。第6至8期都愆期5個月：作者“課余從事，郵寄各件甚難依時準到” [15]；第8期問世9個月后才見第9期，那是因為“編輯同人，因事遠出”[16]；而作者“或隨使出洋，或孑身遠引”[17]。第10期出版又拖延一年。編者保證今后再不愆期，但這卻是最后一期。前后十期竟費去兩年九個月，為小說專刊中出版最不正常者。它也曾向社會征稿，卻又受俠客題材的限制，故只能“由一二友人互相認定”，稿源嚴重不足，經濟上也準備不足，第3期才宣布已籌足資本，這樣的刊物自然難以為繼。

此時上海還有過3種小說專刊，但已失傳，據(jù)報上廣告或轉載，其性質與內容尚可知一二。一是游戲報館的旬刊《上海小說》，它創(chuàng)刊遲《繡像小說》一個月，所載作品“寫上海風景、茗樓、煙榻”，追求“資談助而遣睡魔”功效，既迎合大眾趣味，又保證“并無污穢狎褻之處，清閨淑媛，亦自可觀”[18]。該刊乘“小說界革命”聲勢而辦，卻不理會梁啟超借小說改良社會之主張，《游戲報》自我定位于供人娛樂消遣，所辦小說專刊也沿此思路以爭取更多讀者。

二是創(chuàng)刊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的《小說世界日報》，所載小說題材較豐富，理想、國民、科學等類與《新小說》相類，側重社會小說與《繡像小說》同調，同時也有艷情、偵探等作，能適合不同層次與口味的讀者。該報認為小說“與人之性質有直接之關系，誠轉移風俗之有力人也”，也主張“淘汰”舊小說，“以高尚之思想，則以之熔鑄國民、改良社會”[19]，似在重復《新小說》觀點，但為吸引讀者又刊載梁啟超嚴厲批判的艷情類。其所載為短篇通俗小說，這種體裁曾繁盛于明末清初，雍正朝后絕跡了百余年。《時報》一年前曾作提倡，但應者寥寥，《華字匯報》短時間內就轉載23篇，《小說世界日報》所載總數(shù)應相當可觀，對推動此時短篇小說的復興功不可沒。該刊出版半年后改為半月刊《小說世界》，廣告宣稱“每期登足八十頁，計說部至少六種”[20]，預告作品有《歡愛談》《秘密窟》等，與改良社會已相去甚遠。

自《新小說》以降，各家受梁啟超改良社會主張的影響，又不滿于一味推崇政治小說及圖解政治理念式的創(chuàng)作。那些編者小說觀念不盡相同，題材選擇各有側重，他們于創(chuàng)作較有經驗，辦刊卻是首次。幾個志同道合者經營時，或也有向社會征稿者，但效果不如期望，稿源因缺少作者隊伍支撐始終不足，出版愆期已成常態(tài)，讀者熱情的挫傷使銷路相應滯礙，發(fā)行制度不完善又妨礙了資金周轉。種種因素的交雜，使它們舉步維艱，最后終于停刊，給后來辦刊者留下了經驗與教訓。

二、在起伏中摸索前行

初創(chuàng)期辦刊不順的原因有三：刊載何種作品的定位，讀者面寬窄也由此而定；取決于所聯(lián)系的作者與稿源；經營模式與應對復雜多變的閱讀市場的策略。小說專刊在光緒朝最后3年整體態(tài)勢依舊是此伏彼起，但畢竟是在摸索中逐步前行。

《新小說》《繡像小說》即將停刊之光緒三十二年（1906）五月，《新世界小說社報》創(chuàng)刊。它承襲梁啟超“小說感人最深，故社會之風俗以小說為轉移”[21]之類觀點，但不贊同推崇政治小說，而以“誓合四萬萬同胞餉以最新之知識”為宗旨。創(chuàng)刊號貢獻的“最新之知識”之一，是不受政治家華麗宣傳迷惑。《新中國之豪杰》毫不含糊地諷刺挖苦康有為；《發(fā)刊辭》嚴厲批評“新黨之革命排滿也，而繼即升官發(fā)財矣”；《狗骨談》以群狗爭奪骨頭喻指朝中大臣為爭權奪利勾結李蓮英等太監(jiān)與洋人。此外，《鑄錯記》敘衢州鬧教戕官案，《米芾乎米顛乎》嘲笑市儈囤米，《大王會》諷刺民間祭神活動等，也都是撫時感事之作。翻譯小說占刊物主要篇幅，所謂“事跡之離奇，文筆之優(yōu)勝，無體不備，無美不臻，洵足推倒一時小說”[22]，正體現(xiàn)于此。它們或演離奇的偵探案，或述恍惚迷離的愛情故事，或敘明爭暗斗的財產糾紛，始終體現(xiàn)著文藝性與可讀性的風格。該刊從創(chuàng)刊起屢刊征稿廣告，但由作譯者署名，可知只有幾個志同道合者撰稿，故而愆期也是常態(tài)，它堅持到第9期后停刊。

《新世界小說社報》創(chuàng)刊2個月后，上海《小說七日報》問世，它出版5期后改刊專事戲曲。其《發(fā)刊詞》嘲諷鼓吹以小說改良社會者以“負有重大之責任”自居，“累牘連篇，妨人視力，影響殊少”。該報主張是“開進德智，鼓舞興趣”，小說基本功能則是“聊供休沐余暇陶情樂性之助”[23]。它同樣越出了梁啟超小說主張的核心內容，也否定以政治功能評判優(yōu)劣。閱讀市場對作者與辦刊者的壓力，是小說專刊運行發(fā)生變化的重要原因。

此時，吳趼人應樂群書局之邀創(chuàng)辦《月月小說》，《新小說》為此而停刊。這位著名作家辦刊經驗豐富，對小說界現(xiàn)狀也有冷靜思考：幾年來新小說數(shù)量眾多，但政治圖解類吶喊雖可震撼于一時，卻不能維持長久的閱讀興趣，而絕大部分聲稱改良社會之作，卻“于所謂群治之關系，杳乎其不相涉也”[24]。強調政治功利的偏頗，敵不過讀者的閱讀意愿，故而《月月小說》定宗旨為“輔助教育、改良社會”[25]，與其時“餉以最新之知識”或“活潑其新知識”主張相類，它們同時出現(xiàn)，表明人們開始擺脫以小說為政治工具觀念的羈絆。吳趼人曾主持《新小說》，故與“改良社會”說保持了一定的精神聯(lián)系，既贊同梁啟超主張，同時又補充道：“新知識實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隨趣味而輸入之而不自覺也”，即主張遵循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發(fā)揮寓教于樂功能，而非政治理念先行，對讀者強行灌輸，這是對前期《新小說》的反思與匡正。

為此，吳趼人首選既講述生動有趣的故事，又敘述舊時雄風或慘痛教訓，還可與今日之喪權辱國現(xiàn)實相聯(lián)系的歷史小說。刊物連續(xù)10號都以《兩晉演義》為首篇，又連載《美國獨立史別裁》，它們都易使讀者閱讀時與當下現(xiàn)實相對照。另一連載小說《中國進化小史》以一個縣城的故事，描寫國家洋務運動以來如何逐步演變到今日現(xiàn)狀。以創(chuàng)刊號相較，《新小說》刊載小說7篇，《繡像小說》《新新小說》與《新世界小說社報》都是5篇，題材、主旨都較單一，《月月小說》卻多達17篇，題材相當廣泛，自著翻譯均有，能滿足不同的閱讀需求。該刊籌辦時就廣為征稿，題材共12種，但不列政治小說。地理、偵探、科學與冒險四類指明征集譯稿，稿酬千字二至五元不等，這是《新小說》后稿酬制度的重新明確。征集外稿與兼容并收的策略大獲成功，發(fā)行不到兩天，二千余本已售罄，后來各號還需再版甚至3版，熱銷景象持續(xù)了好幾個月。

可是，一場風波卻使該刊第8號愆期一個月，第9號更達4個月，原因現(xiàn)僅知“社里起了風潮”[26]，吳趼人與樂群書局似是發(fā)生了尖銳矛盾。后來群學社接管刊物，改由許伏民主持，陳景韓與包天笑協(xié)辦，吳趼人仍任總撰員，但不再處理報務。刊物改組后既維持原宗旨，又宣布“專在借小說家言以改良社會，激發(fā)人之愛國精神”[27]，不過為滿足讀者需求，仍刊載偵探與愛情小說。刊物風格基本一致，辦刊模式也仍其舊，這是總結以往各刊經驗教訓而形成，保證了在當時環(huán)境中能較長久地正常運轉。此后仍是月出一期，與以往各刊屢屢愆期成鮮明對照，故能自豪宣稱：“當茲小說爭競世界，惟本報獨能立于經久不敗之地”[28]。該刊停辦似較突然，但應是群學社早已決定事，由最后一期《啟事》可知，資金回收困難是重要原因。月月小說社易主時，刊物出版拖延4個月，銷路受到影響，各代派處開始拖欠報資，而以“財源貴于流通，經濟庶便周轉”[29]等語懇求，表明資金鏈已受嚴重影響，停辦實是迫不得已。

《月月小說》問世前半個多月，《粵東小說林》于廣州創(chuàng)刊，主筆黃小配曾云：“外人知小說之重要，而風氣愈開通；吾國不知小說之重要，而風氣愈閉塞”[30]，他作為辦刊者，又清楚須適應讀者閱讀趣味。《并蒂蓮》標“政治小說”，卻細膩地描寫男女情愛，此絕非梁啟超所推崇者，其他如偵探、冒險、離奇與艷情義俠等標識，都在引發(fā)人們的閱讀興趣。黃小配為借小說喚醒大眾而辦刊，但無法避開市場需求壓力，刊物正常運行也受到代派處拖欠報費的影響。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該刊改刊為《中外小說林》移至香港出版，創(chuàng)刊號《小說林之趣旨》宣稱其宗旨是“喚醒國魂，開通民智”，“務令普通社會，均能領略歡迎”。當時唯有它還提出“演民族小說，足以生人之種族心”[31]；“將來漢族江山，如荼如火，安知非由今日編輯小說鼓吹之力也哉！”[32]主辦者都是同盟會員，其身份及主張，或為刊物遷至香港改辦的重要原因。

《中外小說林》主張“小說之神髓，純乎情理”，“情者，感人最深者也；理者，曉人最切者也”，小說家應“以感人之深，曉人之切，而演以圓密之格局，證以顯淺之事跡，導以超妙之想象，舒以清新之藻彩”[33]。作品須“與人類普通社會性情之相近”，其時義俠、艷情兩類之所以行銷最廣，“無他，感情之輸灌使然也”[34]。該刊不少作品標“艷情”、“憾情”與“癡情”等，又有多篇標“義俠”，鼓吹“無愛國而不義俠者”[35]。為爭取最廣泛讀者，編者尤看重作品藝術性與可讀性。以清末各外交事件為背景的《宦海潮》本可寫成政治小說，作者卻以人所樂道的軼事為主，著力于筆法奇幻，起伏回環(huán)與章法縝密；強調家庭教育改革必要的《婦孺鐘》采用“寓莊于諧，借嘲作諷”手法，“其刻畫處，能令讀者啞然失笑；其發(fā)揮處，又能令讀者爽然自失”[36]。該刊又認為引入翻譯小說應激勵本土創(chuàng)作發(fā)展，故云“始也乞靈于譯本，繼也著作相因而發(fā)達”[37]，并以長篇連載方式保證各期都有翻譯小說，篇首介紹也不吝贊美之詞。該刊撰稿人眾多，沖淡了同人刊物色彩。黃伯耀與黃小配創(chuàng)辦過不少報刊，擁有相當廣泛的人脈關系，約稿較為便利，各期出版也基本不愆期。該刊停刊時間與原因不詳。其后，黃伯耀出現(xiàn)在美國編印《美洲少年周刊》，它后來是同盟會在美洲的機關報，這或許也是停刊的原因。

粵港地區(qū)后又有幾種小說專刊。由殘存篇目可知，香港《小說世界》旬刊刊載過描寫社會現(xiàn)實的《神州血》，也有吸引讀者的《秘密蹤跡》《失女奇案》與《春蝶夢》等。李哲在廣州所辦周刊《廣東戒煙新小說》，現(xiàn)存第七、九期，個別作品標“戒煙小說”，余為偵探、軍事與政治小說之類，而以“戒煙”命名，限制了傳播面與社會影響。光緒三十三年底林紫虬于香港創(chuàng)辦《新小說叢》，小說觀為“瀹濬人之新智識，轉移人之舊根性”[38]，尤執(zhí)著于翻譯小說，所載15篇作品中竟占14篇，題材標識為俠情、怪異、驚奇、艷情與偵探等，似有意迎合讀者趣味。它也宣布對外征稿，但作譯者均已在創(chuàng)刊號的合影中亮相。第3期出版愆期4個月，這也是最后一期，可見其辦刊之不順。

上述各刊都不再站在憂國憂民制高點向大眾灌輸政治理念，偶被提及的梁啟超主張幾為裝飾標簽。適應市場需求，選刊讀者喜愛的作品，增加翻譯小說，這都是轉向的重要表征。讀者共同需求形成閱讀市場的持續(xù)壓力，向小說本體回歸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其時整個小說界態(tài)勢亦是如此。

三、完成轉向后漸至定型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小說林》創(chuàng)刊，黃人《發(fā)刊詞》與徐念慈《緣起》直截了當?shù)嘏辛簡⒊男≌f主張，以進化、改良自居的作品“不過一無價值之講義、不規(guī)則之格言而已”，未見其“改頑固腦機而靈”與“祛腐敗空氣而新”，卻引發(fā)了不少亂象。黃人認為小說只是“文學之傾于美的方面之一種也”，徐念慈則認為是“殆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其最上乘者”，后來他的《余之小說觀》更進一步闡述：“小說者，文學中之以娛樂的，促社會之發(fā)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它只是供閱讀欣賞，能感染人的文學體裁，主張“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已將創(chuàng)作引離正常軌道，使小說失去美的本性。此前，已有人批評那些作品“有益而無味，開通風氣之心，固可敬矣，而與小說本義未全也”[39]，或反對創(chuàng)作只著眼于改良社會，“蓋小說本美的化身也”[40]，這表明創(chuàng)作回歸本體已漸成為人們共識。

《小說林》按其文學觀念選刊作品，創(chuàng)刊號首篇曾樸的《孽海花》，以當時名妓賽金花為主角，串插近30年社會異聞軼事。作品前20回先已有小說林社單行本，兩年里再版15次，印數(shù)達5萬冊。創(chuàng)刊號乘此聲勢，從第21回開始連載，吸引讀者的意圖十分明顯。另5篇連載小說或述偵探，或敘歷史，或講科學，都是文學性與趣味性貫穿其間，供讀者作休閑式欣賞。該刊還有意為短篇小說留出相當篇幅，前后40篇作品中竟多達22篇。它從創(chuàng)刊開始就屢載征稿啟事，并明示稿酬標準，還以懸賞方式征集作品。該刊發(fā)表作品共28位作譯者，應征者占60%。這一構成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同人刊物。該刊所載作品頗受讀者歡迎，出版卻不正常。第2期愆期2個月，第6期更愆期5個月，讀者只看到極簡單的抱歉：“因奔走他事，至愆期日，良為歉然。”[41]原來，徐念慈急于擴大實力與影響，資金與印刷設備主要用于編輯出版辭典與教科書，卻偏又滯銷。第11期發(fā)行時，徐念慈因病去世，第12期出版后即停刊。

小說回歸文學本體漸成聲勢時，仍有由先前慣性推動而前行者。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彭俞創(chuàng)辦《競立社小說月報》，主旨是保存國粹、革除陋習與擴張民權，甚至提出百姓亦有“天賦之主權”，不可將其“委諸他人之手”[42]。猛烈抨擊專制統(tǒng)治是其基本立場，出言直接犀利在近代小說中實不多見。創(chuàng)刊號首篇彭俞《空桐國史》寫道：“祖國之將亡，種族之不保”，愛國志士“奔走呼號”，國家“不得已爰布改良政體之文”，而官員們依舊“習于橫暴自專，狃于蒙蔽自利，方且顛倒黑白，魚肉天下”。第2篇《殲鯨記》仍為彭俞所撰，背景假托日本明治時期，篇首卻言“中國改良政治，事事有名無實”，后又提及愛國志士預備“奪回政柄，好切實振作一番，以免將來滅國滅種之憂”。作者甚至為“造反”正名：圣人說過，“國君做事不合天理人情，這就喚做賊”，推翻它“上順天理，下順人情”。第3篇李輔侯的《過渡時代》“演說中國近來的時勢”，直至眼前的預備立憲，以嘲諷口吻批判清政府的昏庸腐朽。編末《紹興酒》影射殺害秋瑾的紹興知府貴福與浙江巡撫張曾敫。第2期首篇《剖心記》描寫乾隆間事，卻從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時事起手，又言“化除滿漢這件事，不過政府不做罷了”。《開國會》則是批判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稱“政治家與演猴劇者，相去不一間”。該刊亦向社會征稿，撰稿者多為吳趼人等知名作者。市場反響也不錯，有“內容豐富，撰譯精詳，于《月月小說》之外獨樹一幟”之譽[43]。但強力控制輿論的清政府不能容忍激烈抨擊自己的刊物，該刊第3期未能面世。

《寧波小說七日報》也堅持梁啟超小說為政治服務，主張“民智何以開？必自新小說始”，“新小說者，可以為習俗之針砭，而文明之鼓吹也”[44]。該刊由“同人分認撰述”，同時也向社會征稿，但須能“輔助教育、改良社會”[45]，顯示了對《月月小說》的承襲。它不刊登吸引讀者的偵探言情等作，內容集中于針砭現(xiàn)實，甚至直接吶喊。此宗旨與風格都難以適應閱讀市場，名曰周刊，8個月卻只出版12期。編者訴苦道：“由來各報之不能持久，旋起旋仆者，每為經濟所困，皆非出于得已。尚望閱者鑒辦事苦衷，鼎力維持”[46]；又言“本社為經濟支絀，自六期后曠隔月余，幾有為善不終之慮”[47]。僅靠幾個志同道合者慘淡經營，又行銷艱難，雖志向高遠，卻無法長久持續(xù)。

《白話小說》也于此時問世，運用白話是其特色，而它更以強調“事實新奇，趣味濃厚”[48]爭取讀者支持。現(xiàn)僅存創(chuàng)刊號，8篇小說均為連載。為招徠讀者，謊稱《續(xù)青樓寶鑒》為《海上花列傳》未刊的續(xù)稿，“今以重價覓得，每月排印數(shù)頁，以博閱者一粲”[49]，刊載《續(xù)官場現(xiàn)形記》的目的亦如此。這些作品都描寫社會下層故事，著力暴露現(xiàn)實生活中的陰暗面，又含某些迎合俗趣的色情描繪。所載均未署名，或都由主編“姥下余生”撰寫，似類于韓邦慶一人獨辦《海上奇書》，僅出2期即停刊的原因或在于此。

稍后，漢口《揚子江小說報》創(chuàng)刊，宗旨為“開化普通一般國民”[50]，以形象的故事感染讀者，促其萌生救國救亡意識。主筆胡石庵的“奇情愛國小說”《羅馬七俠士》為各期首篇連載，描寫愛國志士驅逐暴君，實行新政，抵御強敵的故事，雖言古羅馬，卻能使讀者聯(lián)想到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創(chuàng)刊號又有2篇偵探小說與3篇言情小說，希望引發(fā)讀者興趣。胡石庵是革命黨人，故又刊載主張“另造一個燦新的中國”[51]的政治寓言小說《蒲陽公夢》。此刊前后涉及作譯者僅7人，顯為同人刊物。

《揚子江小說報》出版后市場反響不錯，第5期還因銷路漸增而減價。受此鼓舞，胡石庵又創(chuàng)辦《揚子江小說日報》，每日6版，其中4版分別刊載白話、文言、傳奇與短篇等各類小說，余為詩歌、雜俎之類。每日僅小說就要刊出4版，連軸轉的工作非幾個“同人”就可應對。胡石庵從各地邀請了10余人撰稿，但仍難保證供稿的長期與連續(xù)。日報資金運轉周期短促，資金鏈斷裂的危險更大。此報今不傳，據(jù)相關資料判斷，大概只持續(xù)了2個多月，而它創(chuàng)刊后，胡石庵再也無力編輯月刊，第5期成了最后一期。

小說專刊中，宣統(tǒng)元年（1909）八月創(chuàng)刊的《十日小說》較為獨特。其時環(huán)球社創(chuàng)辦《圖畫日報》，《十日小說》是助其促銷的贈品。全冊36頁，10種小說占22頁，除《宦海》4頁千余字，余均2頁約500字，讀者剛讀到些內容就得耐心等上10天，但也無法與贈品計較。《圖畫日報》銷量猛增后，贈品反成負擔，第5期起便作為單行本出售，頁數(shù)翻倍，短篇小說一次刊完，連載小說篇幅長者達8頁，后又增至12頁。因是促銷他報而創(chuàng)刊，其定位是選刊讀者愛讀之作。國家危亡日甚一日，讀者關心社會動態(tài)與時局變化，編者作品選刊也與此相關聯(lián)。《宦海》開篇即言，“全國的權勢都聚在一個中央政府，百姓們沒有一些權力”，“說起近日官場中人的情形來，更是夤緣鉆刺，無所不為；卑鄙齷齪，無所不至”[52]。《驢夫慘劇》首回標題“應明詔力行新政”，似是正面肯定，內容卻是推行新政給地方帶來的禍害。《立憲夢》寫維新派首領是出洋留學的豬八戒，以荒誕故事批評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瓜禍》描寫瓜田遭竊的故事，篇末點明中國面臨列強瓜分危機的主題：“中國自開關以來，屬地盡失，今又大禍燃眉，固誰之咎？而袞袞諸公若猶不矍然醒，幡然悟”[53]。此刊共出11冊，載小說26篇，涉及20位作者，其中許指嚴、張春帆、蔣景緘是較知名作家，他們當是應編者邀請而撰稿，第11冊《潯學失物記》則標“來稿”。該刊顯然已越出同人刊物模式，可是5個月后突然停刊，原因不詳。

以宣統(tǒng)二年（1910）九月有正書局創(chuàng)辦《小說時報》為標志，小說專刊經長期摸索終于進入定型階段。主持者陳景韓、包天笑是著名小說家，與《新新小說》《月月小說》《新世界小說社報》與《小說林》等刊關系密切，親歷多種小說專刊盛衰，經驗已較豐富。該刊沒有“發(fā)刊詞”，而是以《本報通告》宣布將矯正以往小說專刊之“弊”。首先是“東鱗西爪”，作品雖多卻都分期連載，不符讀者閱讀期望。它保證“每期小說每種首尾完全”，確需連載者“每期不得過一種，每種連續(xù)不得過二次”。于是長篇小說只能安排一種，余者只能是中短篇，這是順應讀者要求而創(chuàng)立的篇目安排新體制。其次是愆期及突然停刊的“有始無終”。它保證“每月一期，每期均有定日”。再次是每期所載小說缺乏內在聯(lián)系的“東拖西扯”。該刊則“每一期內所有小說自成一結構，每半年六期內又成一大結構”。此為陳景韓協(xié)辦《新新小說》時主張的重提，其實讀者于此并不在意。復次是“紙多字少”。該刊“均用大紙，每頁均用五號細字”，頁面較他刊稍大但美觀得多，每頁可排800字。鑒于目力不濟者閱讀時吃力，第4期起改用4號字，每頁560字，仍明顯多于他刊。最后是圖畫“因陋就簡”，而該刊“不惜重資，均請名手制成”。

《小說時報》創(chuàng)刊時宣布，陳景韓、包天笑稿件“居十之七、八。如有外來佳稿，亦可兼收。”[54]截止宣統(tǒng)三年（1911）末，所出14期共60篇作品，陳景韓、包天笑著譯者28篇，足見刊物個人色彩之濃烈。該刊對來稿似不熱情，千字一元至兩元半的標準明顯偏低，來稿也不多，而林紓、惲樹玨、許指嚴、楊紫驎、楊錦森與周瘦鵑等知名人物是直接約稿。稿源構成比例不甚協(xié)調，但畢竟已是由辦刊者自撰、約稿與接受來稿三部分組成。

陳景韓與包天笑先前作品常嘲諷、抨擊時政，《小說時報》創(chuàng)辦時社會矛盾更尖銳，該刊卻與現(xiàn)實政治保持了距離，側重于故事情節(jié)的曲折動人，翻譯小說約占總數(shù)七成。他們并非不關心時局，而是已意識到小說只是一種文學體裁，無須承擔某種政治使命；閱讀市場的壓力以及對以往小說專刊成敗得失的總結，也促使他們如此辦刊，且頗見實效。第1期行銷順暢，于是第2期起降價25%，后來各期還需再版。該刊直到1917年11月才停刊，而“精選有趣味之小說”[55]以滿足讀者需求為第一要務，當是它能較長久存世的原因。

晚清小說專刊殿軍是宣統(tǒng)三年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的《小說月報》，創(chuàng)刊號也無發(fā)刊詞，只有《編輯大意》敘述與《繡像小說》的淵源，宣布“以迻譯名作，綴述舊聞，灌輸新理，增進常識為宗旨”，后又修正為“以怡情悅性、改良社會為主。[56]”尊重小說文學屬性的“怡情悅性”列于首位，所載作品并無直接呼吁“改良社會”的內容。該刊借鑒《小說時報》成功之處，如用較小字體，每頁672字，以及“短者當期刊完，長者亦不過續(xù)二三期而止”等。當時小說專刊僅此兩家，辦刊觀念與策略有明顯差異。《小說時報》力推“有趣味之小說”迎合讀者，《小說月報》強調“怡情悅性”，意在引導與熏陶。它“長篇短篇，文言白話，著作翻譯，無美不收”，同時“偵探言情，政治歷史，科學社會，各種皆備”[57]，明顯異于題材較集中于言情、偵探且翻譯小說占七成的《小說時報》。它既向名人約稿，也向社會征稿，“短篇小說，尤所歡迎”，千字二元至五元的標準幾倍于《小說時報》[58]。至辛亥年底，該刊19期共載作品72篇，涉及作譯者54人；作者面寬泛以及外稿采納程度都強于《小說時報》。稿源充足保證了月出一期的節(jié)奏，這也是小說專刊運動進入正常狀態(tài)的顯示。

《小說月報》所載作品較廣泛地描寫社會現(xiàn)實。《賣藥童》描寫一對母子的悲慘遭遇；《探囊新術》揭露詐騙風行的社會亂象；《自治地方》描繪以“自治”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現(xiàn)狀；《美人局》講述禁煙局如何以禁煙為名攫財；《獄卒淚》在政府高調倡言文明之際，暴露了監(jiān)獄的暗無天日。這些作品不作疾呼吶喊或憤言抨擊，而以曲折生動的情節(jié)使讀者共鳴，對現(xiàn)存社會制度合理性的懷疑正蘊含于娓娓敘述之中。它們或風格綺麗雄壯，或情節(jié)瑰奇，或俠氣摯情，或哀慘動人，情文并美，趣味醲深。社會生活豐富多彩，讀者欣賞取向不一，為滿足讀者需求，言情小說也占不少篇幅，但同樣反映了社會現(xiàn)實。《佛無靈》描寫其時隨處可見的愛情悲劇，作者自稱“以個中人言個中事，字字是淚，字字是血”[59]。讀者樂意讀到文學性強且觀照身邊現(xiàn)實的作品，作者與編輯部也有意向描寫社會黑暗以及人們生活痛苦的創(chuàng)作傾斜，后來該刊“為人生”而創(chuàng)作的思想似也醞釀于此時。

《小說月報》由實力雄厚的商務印書館所辦，出版、銷售與資金運轉安然無虞，又借鑒以往各刊經驗教訓，其編輯部組成、稿件采納、篇目及版面安排、作品題材與風格的決定以及編輯出版諸環(huán)節(jié)，都已成熟規(guī)范，問世后即有較好的社會反響，不到半年，月銷已逾6000份，臨近一年，月銷已超8000份，空前業(yè)績證明了其文學理念及其辦刊的成功。晚清小說專刊經歷不斷盤整，終于以成熟的姿態(tài)定型，為現(xiàn)代小說專刊的發(fā)展提供了成功范式。

近代小說完成了由古代向現(xiàn)代過渡的歷史使命，期間小說專刊作用極為關鍵。它所載小說多為當時較優(yōu)秀作品；近300位作譯者幾已囊括晚清小說界重要人物，不少作家由此開始了創(chuàng)作生涯。從強調政治功利到承認小說的文學性，職業(yè)作家脫穎而出，翻譯小說進入繁盛狀態(tài)，短篇小說在晚清重又復興，以及稿酬制度逐漸規(guī)范等，小說專刊均有引領之功。這種小說傳播新方式剛開始時還較幼稚與簡陋，而行進到近代終點時，無論內部運作還是與外部聯(lián)系交流都已較成熟與規(guī)范，而將它們作為一個系統(tǒng)進行考察，關注其間承襲或影響，可切實把握晚清小說專刊行進軌跡與運動態(tài)勢，探究其間特點與規(guī)律，并給予較準確的歷史定位。

注釋：

[1] 大一山人：《〈海上奇書〉展書啟》，光緒十八年六月初一日《申報》。

[2] 大一山人：《〈海上奇書〉告白》，光緒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申報》。

[3][4]《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郭紹虞主編，第205頁，第2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7] 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新民叢報》第14號。

[6]《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第一號要目豫告》，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新民叢報》第17號。

[8]《新小說社廣告》，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新民叢報》第21號。

[9] 申報館：《本館告白》，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十八日《申報》。

[10]《新小說社告白》，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二十九日《新民叢報》第26號。

[11] 謳歌變俗人：《醒世緣彈詞》第一回，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繡像小說》第1期。

[12] 商務印書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繡像小說〉廣告》，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新聞報》。

[13]《上海商務印書館〈繡像小說〉第三十至三十一期止均出版》，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新聞報》。

[14] 中原浪子：《〈京華艷史〉序例》，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新新小說》第5期。

[15] 新新小說社：《啟事》，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新新小說》第8期。

[16] 開明書店：《〈新新小說〉九期出版》，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時報》。

[17] 新新小說社：《本報特白》，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新新小說》第10期。

[18] 游戲報館：《新出〈上海小說〉第一期廣告》，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游戲報》。

[19] 未署名：《小說閑評》，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華字匯報》。

[20] 小說世界社：《特別廣告》，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醒獅》第2期。

[21]《新世界小說社廣告》，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時報》。

[22] 新世界小說社：《〈新世界小說社報〉第一期出版》，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新聞報》。

[23] 小說七日報社：《〈小說七日報〉出版》，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時報》。

[24] 吳趼人：《〈月月小說〉序》，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月月小說》第1年第1號。

[25]《上海月月小說社廣告》，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中外日報》。

[26] 報癖：《論看〈月月小說〉的益處》，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月《月月小說》第2年第1期。

[27] 月月小說社：《〈月月小說報〉改良之特色》，光緒三十三年九月《月月小說》第1年第9號。

[28] 月月小說社：《〈月月小說〉第二十號已出、廿一號即出》，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時報》。

[29] 月月小說社：《本社廣告》，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月月小說》第1年第11號。

[30] 世次郎：《〈水滸傳〉于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于社會之關系》，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粵東小說林》第3期。

[31] 耀公：《普及鄉(xiāng)閭教化宜倡辦演講小說會》，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繪圖《中外小說林》第2年第3期。

[32] 耀：《學校教育當以小說為鑰智之利導》，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外小說林》第8期。

[33] 伯耀：《小說之支配于世界上純以情理之真趣為觀感》，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外小說林》第15期。

[34] 伯：《義俠小說與艷情小說具輸灌社會感情之速力》，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外小說林》第7期。

[35] 耀公：《華復興》篇末語，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中外小說林》第10期。

[36]《篇目介紹》，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中外小說林》第1期。

[37] 棣：《小說種類之區(qū)別實足移易社會之靈魂》,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中外小說林》第13期。

[38] 黃恩煦：《新小說叢序》，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新小說叢》第1期.

[39] 冷：《論小說與社會之關系》（上），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時報》。

[40]《大陸》第3年第1號“小說”欄注，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41]《小說林》編輯所：《〈小說林〉第六期出版》，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時報》.

[42] 竹泉生：《競立社刊行〈小說月報〉宗旨說》，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競立社小說月報》第1期.

[43] 申報館：《謝贈》，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申報》.

[44] 豫立：《〈寧波小說七日報〉序》，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寧波小說七日報》第2期。

[45] 寧波小說七日報社：《本社征文廣告》，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寧波小說七日報》第1期。

[46][47] 寧波小說七日報社：《本社特別啟事》，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寧波小說七日報》第6期，八月第7期。

[48] 白話小說社：《最有趣味〈白話小說〉首期出現(xiàn)》，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時報》。

[49]《續(xù)青樓寶鑒》篇首語，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白話小說》第1期。

[50] 胡楫：《〈揚子江小說報〉緣起》，宣統(tǒng)元年四月初一日《揚子江小說報》第1期。

[51] 鳳儔：《蒲陽公夢》，宣統(tǒng)元年四月初一日《揚子江小說報》第1期。

[52] 張春帆：《宦海》第 1 回，宣統(tǒng)元年八月初一日《十日小說》第1冊。

[53] 晨逸：《瓜禍》，宣統(tǒng)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十日小說》第10冊。

[54] 有正書局：《購〈小說時報〉者再鑒》，宣統(tǒng)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時報》。

[55] 小說時報社：《〈小說時報〉第十一號大改良預告》，宣統(tǒng)三年（1911）五月二十二日《小說時報》第10期。

[56] 商務印書館：《新出〈小說月報〉》，宣統(tǒng)二年九月初八日《時報》。

[57] 商務印書館：《編輯大意》，宣統(tǒng)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小說月報》第1期。

[58] 商務印書館：《征文通告》，宣統(tǒng)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小說月報》第1期。

[59] 抱真：《佛無靈》篇末語，宣統(tǒng)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小說月報》第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