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塔近期發表了多篇研究魯迅的文章，我從這些文章中受到不少教益，但是北塔在《誰最早提議出版〈魯迅全集〉》（刊于中華讀書報2022年8月31日）一文中提出的許壽裳最早提議出版《魯迅全集》的觀點，我卻有點不太認同，因此通過微信和他討論了幾次，言不盡意，寫成文章。

如何解讀許壽裳1936年10月28日致許廣平的書信

北塔在文章中說：

比中共中央早一天，魯迅逝世僅僅兩天之后，即1936年10月 21日，在北京的許壽裳就致函蔡元培，提出印行全集一事，并請蔡“大力斡旋”，即“向政府疏通”。10月28日，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復述此函的大概內容：“關于印行全集一事，業于二十一 日寄蔡先生一函，略謂……”

但是，北塔沒有注意到這封信開頭部分的如下內容：“自聞豫才兄噩耗，曾寄唁電，知蒙察及。裳日來悲痛，有逾尋常，心輒怳不定，其身后諸事，時縈寤寐。”很顯然，許壽裳說“曾寄唁電，知蒙察及”，就是指許廣平已經發電報或書信給許壽裳告知收到了他發來的唁電了。

關于許壽裳給許廣平發去唁電的情況，據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文中回憶：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電傳噩報，知道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魯迅竟爾去世了。我沒法想，不能趕去執紼送殯，只打了一個電報，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許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斗士，萬分哀痛，豈僅為私，尚望善視遺骨，勉承先志……”（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峨嵋出版社1947年出版，轉引 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匯編》第4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第546頁。按：以下簡稱這套書為《匯編》）。

從許壽裳上述回憶內容來看，“得了電傳噩報”應當是收到了告知魯迅去世的電報，不是看到報刊上發表的新聞，也就是說許壽裳在10月19日上午就收到了魯迅去世的電報，但是他沒有說明這封電報是誰發來的。另外，《魯迅先生紀念集》一書收錄了許廣平在10月20日收到的唁電，其中有許壽裳發來的這封唁電和曹靖華、臺靜農、李霽野、郁達夫、丁玲等人分別發來的唁電，以及李秉中的來函（按：曹靖華是在10月19日晚上接待學生和記者來訪時才知道魯迅去世的消息，所以在20日發去唁電。但是，他作為魯迅的密友卻沒有像許壽裳那樣收到上海發來告知魯迅去世的電報）。目前許壽裳、曹靖華等人發來的唁電的原電報紙仍保存在上海魯迅紀念館中。很顯然，許壽裳的這封唁電是在10月20日到達上海的，也就是說，許廣平是在20日收到許壽裳發來的這封唁電的。那么，許廣平收到許壽裳的唁電之后，是在什么時間發電或發信給許壽裳的呢？ 目前，尚沒有發現許廣平的這封電報或書信，也沒有發現相關的史料，因此無法知道許廣平在這封電報或書信中所談的具體內容。

許壽裳作為魯迅終生的好友，為何在10月21日就寫信給蔡元培請蔡元培幫助解除國民黨政府關于魯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魯迅全集》？ 他是自發的，還是受許廣平等魯迅親屬的委托之后才寫信給蔡元培的？ 目前還沒有相關的史料可以佐證。鑒于許壽裳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沒有提到過魯迅和他談起準備出版自編文集（也就是“三十年集”）的事，而許欽文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提到了魯迅準備出版“三十年集”的事，所以尚無法判斷許壽裳是否知道魯迅生前有出版“三十年集”的計劃。另外，考慮到許廣平作為魯迅著作權繼承人的監護人（按：按照民國法律，朱安和周海嬰是魯迅著作權的繼承人，許廣平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繼承魯迅著作權的資格，但她作為周海嬰的監護人，可以取得周海嬰應當繼承的那一部分魯迅著作權的監護資格），后來多次請許壽裳出面請蔡元培等人幫助解決出版《魯迅全集》的各種事務，筆者傾向于認為許壽裳在10月21日寫信給蔡元培也是受許廣平之托才寫的，也就是說他并不是自發地首先提議出版《魯迅全集》的。

此外，許壽裳在10月20日發給許廣平的唁電中沒有提到建議出版《魯迅全集》的事，那么他為何在10月21日寫信給蔡元培請蔡元培幫忙解除國民黨政府關于魯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魯迅全集》呢？ 如果是許壽裳是首先提議出版《魯迅全集》的人，那么他應當向具有魯迅著作權的魯迅的家屬許廣平提出這個建議才合乎情理，而且只有在征得許廣平等魯迅的親屬同意出版《魯迅全集》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進行下一步工作，請蔡元培幫忙解除國民黨政府對魯迅著作出版的禁令。同樣的道理，如果許壽裳在沒有取得魯迅家屬同意的情況下，就自發地首先請蔡元培幫助解除國民黨政府對魯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魯迅全集》，然后再給許廣平說可以出版《魯迅全集》，就有點不合情理了。很顯然，出版《魯迅全集》不是許壽裳可以決定的，必須是作為魯迅著作權繼承人的魯迅家屬才能決定出版《魯迅全集》的事宜。

因此，如果根據許壽裳在10月21日致蔡元培書信中為出版《魯迅全集》請蔡元培幫助解除國民黨政府對魯迅著作出版禁令的內容，判定許壽裳是最早提出出版《魯迅全集》的人，就有點本末倒置了，很顯然，只有許廣平等具有魯迅著作權的魯迅的家屬先決定出版《魯迅全集》，才會有請蔡元培幫忙解除國民黨政府對魯迅著作出版禁令的事。

再結合許壽裳在10月28日致許廣平的書信中如下的內容：“關于印行《全集》一事，業于二十一日寄蔡先生一函……俟得復再行奉聞。”從上下文來看，許壽裳在10月20日向許廣平發去唁電之后，在10月28日寫這封信之前，應當沒有發電報或書信給許廣平，而許壽裳也只收到過許廣平在10月20日或10月21日發來的一封電報或書信。由此可以推知，許壽裳在10月20日發唁電到10月28日寫這封信之間都沒有直接向許廣平提到過印行《魯迅全集》的事，因此許壽裳在這封10月28日致許廣平的書信里提到“關于印行《魯迅全集》一事”，不是無緣無故的，應當是答復許廣平在10月20日或10月21日的來電或來信（按：從傳送時間的角度來說，考慮到上海和北京之間的距離，筆者認為只能是電報）中提出的準備印行《魯迅全集》的事。總而言之，許壽裳應當是收到了許廣平發來的帶有請蔡元培幫忙解除國民黨政府對魯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魯迅全集》等內容的電報或書信之后，才迅速地在10月21日寫信給蔡元培的。也就是說，許壽裳并不是最早提議出版《魯迅全集》的人，他應當是受許廣平之托才在10月21日寫信給蔡元培的。

另外，據《周作人談往事》一文：“記者首訪周作人于苦雨齋，經述來意后，周即戚然謂：誠然先兄逝世消息，余于今晨八時許已接三弟建人電告矣。電中并囑老母年事已高，最好不使之聞悉，余接電后，因往商同鄉宋琳君（宋現任北平圖書館會計），以兇信終難隱瞞，遂托宋持電往告，老母聞此噩耗，私衷之悲痛可知也。”（原載1936年10月20日《世界日報》，北平）。

由此可知是周建人發電報（具體發報的時間是10月19日，還是10月20日上午，尚無法確定）給周作人告知了魯迅去世的消息，而周作人在10月20日上午8時左右收到電報后又委派宋琳將魯迅去世的消息告訴魯迅的母親魯瑞和魯迅的夫人朱安。考慮到許廣平忙于處理魯迅喪事，沒有時間去電報局發電報，所以筆者認為，也有可能是周建人辦理了以許廣平的名義發電報給許壽裳告知收到唁電并請許壽裳出面請蔡元培幫助解除國民黨政府對出版魯迅著作的禁令的事務。但是，許壽裳在10月19日上午收到的魯迅去世的電報是否是周建人發出的，尚無法確定，不過可以確認的是，這封電報是一位與魯迅和許壽裳都很熟悉的人從上海發出的，電報的內容很可能不僅僅是告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很可能還有一些與魯迅有關的重要事情需要許壽裳幫忙處理的信息，否則也不會這么緊急地在10月19日上午就發出這封電報。

應當重視許欽文在1936年1 1月發表的回憶魯迅的文章

許欽文在《〈魯迅日記〉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一書的“最后的晤談”這一節中寫到魯迅生前有準備出版全集的計劃，北塔在文章中認為：“1970年代末，其時許欽文已經八十歲了，追憶可能不一定可靠。”“許欽文記憶不清楚的或者有錯誤的恐怕包括魯迅的原話。筆者懷疑他把‘三十年集’誤記為‘全集’了。一個作家生前自己計劃出版選集的例子很多，但計劃出版全集的至今沒有。”

其實許欽文在1936年11月就先后發表了《在對魯迅先生的哀悼中》和《同魯迅先生最后的晤談》這兩篇回憶魯迅的文章，都提到魯迅生前準備編印三十年文集的事。許欽文在發表于1936年11月5日的《在對魯迅先生的哀悼中》一文中還對出版《魯迅全集》提出了一些建議：

照最后晤談，七月十五日晚上魯迅先生對我所說，從搜集在《墳》里的稿子起，他已寫了三十年，翻譯的不算，“總已有三百萬字；可以出十大冊，也已有點厚。”

這些話，他說得很鄭重，顯然是有意計劃到后事的，現在可以當作關于著作的遺囑看待了。

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本國的文盲和思想盲的諸同胞還是很少受到影響，但早有許多外國的譯文，無疑的，已為全世界的志士學者所珍重。這是偉大戰士的血汗的結晶體，這是我們民族的精華，搜集起來，整理一下，趕快出全集是后死者的責任了。

搜集須注意信札。還有隨時給人寫的序言和介紹文等等，也應該廣為征求。

照著魯迅先生的素性，對于全集，我以為要顧到下列三點：

一，校對要仔細；他的文字，氣勢充分，強有力，由于每個字都經過認真的推敲，如果排錯，是對他不起的。生前在可能范圍內，印書出雜志，他總是親自校對的。

二，裝訂要大方；魯迅先生，在可以喝杯茶抽支煙的余暇，是非常愛美的；連包幾本書，貼些郵票，他總也要做出個樣子來。

愛美固然是向上的，做什么象［像］什么，原也是他認真的一種表現；在全集上，應該尊重他這種態度。

三，凡是他親手創作的，都得照原樣刊上去，他下筆謹嚴，寫一句有一句的用意；平時他最恨隨便刪改別人的文章，既然“魯迅先生不死”，應該同他活著一樣的重視這一點。

為著第一點，還得預防有人隨便翻印，因為翻版總是錯誤百出 的；寧可另出普及本，把定價特別減低，籍廣流傳。

整理的手續。調查清楚篇名 以后，當先統計一下，照著本人的意思，平分為十冊。以小說，論文，隨筆，書信和什么等等分類；再同一類中再編年。

雖然已有遺囑上寫過，魯迅先生不愿意隨便要人的錢，（且不論這怕只是因為看透了人情而故意說說的話）但他還有高年的母親，夫人和幼子，他所應得的版稅，總得好好保持。所以印行全集的書店，當以版稅有保障為先決條件！（原載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上海，第一卷第五期）。

此外，許欽文在發表于11月20日的《同魯迅先生最后的晤談》一文中描寫了他在1936年7月 15日晚上與魯迅“最后晤談”的情景：

他又提到《吶喊》有了捷克譯文的事情。這是已經同我說過的。

“捷克人來翻譯我的東西，”他照前次同樣的說，“我倒高興，已經答應做序。”

一點點地發現了病象以后，我覺得病勢很嚴重，再也說不出什么空口的安慰的話。靜寂了一會兒。

“從搜集在《墳》里的稿子起，”他鄭重地說，“我已寫了三十年，翻譯的不算，總有三百萬字，出十大冊，也已有點厚了罷。”

我聽了暗自吃驚，以為這明明是關于后事的計劃，覺得更嚴重。

（原載1936年11月20日《逸經》半月刊，上海，第十八期）。

許欽文上述回憶魯迅的文章，距離他在1936年7月15日與魯迅最后一次會面的日期較近，其真實性無疑超過他在1979年出版的《〈魯迅日記〉中的我》一書中的相關內容。鑒于許欽文在1936年11月發表的文章中對《魯迅全集》的編輯和出版工作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因此不能輕易否定魯迅生前和許欽文談話時所提到的準備出版“三十年集”的情況。需要說明的是，“三十年集”是魯迅生前為總結和紀念自己從1906年到1936年從事文學創作30年而準備由自己編輯的，擬分為10卷，收錄魯迅的文學創作和主要的輯錄書稿，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魯迅個人認為自己30年來在文學創作和學術輯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全集”；而1938年版《魯迅全集》是許廣平等人為紀念魯迅而集體編輯的，分為20卷，收錄了魯迅創作、輯錄和翻譯的著作，但因種種因素的限制，沒有收入魯迅的書信和日記，以及一些暫時搜集不到的創作和翻譯作品，嚴格來說，這套書雖然名為《魯迅全集》，但實際上并不是魯迅的“全集”，只是在收錄文章的種類和數量方面超過了“三十年集”。此外，1938年版《魯迅全集》也是在魯迅編好的“三十年集”目錄的基礎上編輯的，主要是增加了魯迅翻譯的作品，并增加了一些新搜集到的魯迅輯錄的書稿。因此，也可以說1938年版《魯迅全集》是擴大版的“三十年集”。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1936年還向李霽野、孔另境談過出版個人文集的事。孔另境在1936年10月29日夜撰寫的《我的記憶》一文中回憶：

今年四月底，霽野從英國回來。此時先生的身體已經不大好了，常常有小病，我們去找他，他很高興，談了整個半天，一直到晚上八點半鐘，我們才辭別出來，這是霽野看見先生的最末的一次。

這次的談話，先生的精神興奮極了，大部分是牢騷話，但他說的都很有風趣，使我們笑到合不攏嘴來。

……

那次先生還談到自己的文學工作，他覺得自 己的身體確一天衰弱一天，他打算在生存的時候把 自 己的全集編起，大約以二百五十萬字為標準，要是可能，今年就希望編成的。不意這工作尚未著手，先生竟撒手而去了（選自《秋窗集》，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 出版，轉引 自《匯編》第2卷，第772－773頁）。

孔另境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全集”，顯然就是魯迅生前計劃編輯的“三十年集”，因此，我們需要注意在民國時期的語境下，一位作家的“全集”可能和現代漢語中“全集”的概念不一樣，不一定是收錄這位作家全部作品的，正如日本改造社所出版的《大魯迅全集》，雖然分為7卷，收錄了魯迅的創作，以及書信、日記等，但并沒有收錄當時已知的全部魯迅作品，而是選擇性地收錄了一部分，因此這套“全集”實際上也是魯迅作品的選集。

潘漢年的工作

10月19日晨，時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副主任的馮雪峰接到周建人報告魯迅病危的電話，在六時左右到達魯迅家中，此時魯迅已經在大約半個小時前逝世。馮雪峰就打電話將魯迅逝世的消息告訴了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據《潘漢年生平大事年表》記載：“10月19日，得悉魯迅病逝消息后，隨即向中共中央報告，根據中央指示組織葬禮活動。”（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57頁）。

另外，潘漢年在1936年11月12日發給中共中央的密電中也簡短匯報了紀念魯迅活動的情況：“……（十四）上海救國會工作這次來不及報告，下次當要李（按：馮雪峰的化名李允生）做一個詳細報告。（十五）魯迅死后，追悼工作甚好，全國影響甚大……”（《潘漢年在上海》，第225頁）。中共中央為悼念魯迅在10月22日發出的兩份電文中提到的在國統區舉辦的多種紀念魯迅的活動，包括出版《魯迅全集》等，可能來源于潘漢年的建議。也就是說，潘漢年在10月19日致中共中央的密電中所提出的建議中很可能就包含了出版《魯迅全集》的相關內容。

孔海珠在《魯迅——最后的告別》（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8－29頁）一書中引用了當時一份小報刊登的獨家新聞：“因為許先生哀毀過度，治喪委員會的委員又很忙碌，凡是有關喪事的規劃，另外由一個人全面負責。這個人獨居斗室，從不露面，只在幕后指揮，但從布置靈堂，瞻仰遺容，一直到出殯路由和下葬儀式，都經他親自研究，然后作出決定，付諸實施。這個從不拋頭露面的是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很明顯，這位人物就是馮雪峰。馮雪峰當時是中共駐上海辦事處的副主任，在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的領導下工作，因此，馮雪峰的背后還有潘漢年，而馮雪峰也是在潘漢年的領導下，負責在幕后組織救國會等社會團體承辦魯迅的喪禮。因為潘漢年在1955年4月入獄，加上還有一些未解密的信息需要保守，所以馮雪峰在回憶魯迅逝世的文章中幾乎沒有提到過潘漢年在魯迅喪禮期間的活動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乙種紀念本出版之后，許廣平將編號為1的乙種紀念本自己珍藏起來留念（按：許廣平逝世后，家屬將這部編號為1的乙種紀念本交給上海魯迅紀念館收藏），將編號為2的乙種紀念本贈送給潘漢年留念。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許廣平認為潘漢年為魯迅喪禮的舉辦和《魯迅全集》的出版發揮出舉足輕重的作用。很遺憾，限于史料，潘漢年在組織舉辦魯迅喪禮，以及為出版《魯迅全集》所做的各項工作，至今還無法詳細地知道。

結語

曹聚仁在《魯迅與我》一文中回憶魯迅在30年代初到曹聚仁家里做客時的談話內容：

魯迅先生看見我書架上的一角，堆積了他的種種作品以及一大堆資料片，知道我準備替他寫傳記。我笑著對他說：“我是不夠格的，因為我不姓許。”他聽了我的話，也笑了，說：“就憑這句話，你是懂得我的了！”就憑這一句話，我就在大家沒動手的空缺中，真的寫起來了。原來，魯迅生平有五位姓許的知己朋友，三男：許季上，許壽裳和許欽文，二女：許羨蘇（欽文的妹妹）和許廣平（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394頁）。

魯迅生平有五位姓許的知己朋友，其中許廣平、許壽裳都參與到《魯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之中，而許欽文在1936年11月發表的回憶魯迅的文章中對出版《魯迅全集》也提出了三條建議。因此，我們既不能夸大許壽裳在出版《魯迅全集》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輕易否定許欽文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所提到出版《魯迅全集》一事的真實性。究竟是誰首先提議出版《魯迅全集》，是許廣平，還是馮雪峰，抑或是潘漢年，還得等有關檔案解密之后才能確定。考慮到許廣平處于哀痛之中，恐怕沒有心思在喪禮期間就迅速地籌劃出版《魯迅全集》這樣的大事，如果是許廣平首先決定出版《魯迅全集》的話，那么她也應該是忙完魯迅葬禮之后再籌劃這件事。而馮雪峰受潘漢年指派在幕后指揮救國會承辦魯迅的喪禮，筆者傾向于是身處上海并且是在幕后主持魯迅喪禮工作的潘漢年與馮雪峰兩人先商量一致后，再取得許廣平的同意，然后告知中共中央以及許壽裳等人，決定出版《魯迅全集》的。總之，首先決定出版《魯迅全集》的是很可能是中共駐上海的代表潘漢年和馮雪峰，他們把出版《魯迅全集》納入紀念魯迅的紀念活動之中，把紀念魯迅的活動與發起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活動結合起來，并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廢止魯迅先生生前貴黨政府所頒布的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揚魯迅先生正所以表揚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政府電》，轉引 自《匯編》第1卷，第1502頁）。從而將出版《魯迅全集》的工作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本文是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北京魯迅博物館藏稀見及未刊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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