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股編撰新詩鑒賞辭典的風氣悄然興起，連同在此前此后面世的多種“賞析”或“導讀”類新詩選本，給人造成的強烈印象是，某些關于新詩閱讀的具有共識性的原則和范式已然形成。事實上，一直到今天，新詩閱讀引起的困惑與爭議之聲依然此起彼伏，“詩正離我們遠去”的慨嘆和“讀不懂”的抱怨仍舊不絕于耳，以致人們不由得產(chǎn)生了疑問：“當代詩歌閱讀何以成為問題？”

“不懂”迷霧與“現(xiàn)代解詩學”重建

新詩閱讀不完全是一個詩歌內(nèi)部（從寫作到閱讀）或文本之內(nèi)（主題、取材、語言、風格等）的問題，而是更多地受到詩歌之外多重因素的制約。不過，從新詩歷史來看，新詩閱讀面臨的最初或首要困難，仍然是對詩歌文本的理解。這是造成一波又一波“懂與不懂”爭論的主因。

因此，多數(shù)鑒賞辭典和詩歌讀本預設的基本目標，便在于打破詞句理解上的屏障，進而嘗試改變讀者的閱讀觀念和習慣。孫玉石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在北京大學給本科生、研究生、進修生開設現(xiàn)代詩導讀課程，正是在授課過程中，他提出了“重建現(xiàn)代解詩學”的設想。80年代重提“現(xiàn)代解詩學”，有與三四十年代朱自清等倡導、踐行“解詩學”相通的理論前提和現(xiàn)實語境；并且，孫玉石的“重建現(xiàn)代解詩學”包含了對朱自清、聞一多、朱光潛、廢名、袁可嘉、唐湜等人的“解詩學”觀念與實踐的梳理與闡發(fā)。

不管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還是在80年代，“解詩學”都是克服理解焦慮的產(chǎn)物。而“解詩”對詩歌“晦澀”“難懂”的應對和處理，至少引發(fā)了兩方面議題。一方面，如何借助“解詩”引導讀者重新看待和處置“晦澀”在詩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解詩”的目標是否僅止于通過消除文字障礙、“還原”文本涵義而使詩變得明白、清楚？

為“晦澀”辯護：詩的“邏輯”

盡管“晦澀”在現(xiàn)代主義詩歌中尤其突出，但實際上，“晦澀”也許是所有詩歌進行革新的某種動力。晦澀在詩歌創(chuàng)作與閱讀上具有雙向效應，它既可以被視為創(chuàng)作者刻意反撥陳腐、松散的語言，嘗試或探索嶄新詩歌語言的一種表現(xiàn)，又可被看作詩歌文本撼動慣常閱讀心理和方式、挑戰(zhàn)審美陳規(guī)的一種樣態(tài)。

一般而言，詩歌的“晦澀”部分源于“沒有進一步信息或適當?shù)恼Z境”，但也有相當部分源自文本表達的模糊性和涵義指向的不確定性，后者就是英國詩人、文論家燕卜蓀所說的“朦朧”。不過，燕卜蓀所分析的“朦朧”多為語言層面或文本傳達的效果，這就讓人不免會把“晦澀”全然歸結(jié)于作者（盡管燕卜蓀也積極地評價了讀者對“朦朧”產(chǎn)生的共鳴）。實際上，“晦澀”與讀者的能力、方法甚至態(tài)度也有很大關聯(lián)。

由于詩歌特性與讀者預期之間的錯位，那些連篇累牘的解讀文字似乎未能從根本上彌合詩歌創(chuàng)作與閱讀的裂隙。一方面，從目的和指向來說，“解詩”也許并非旨在（和能夠）超越乃至消除“晦澀”本身，毋寧說，“解詩”的過程是借助不同角度的對文本的釋讀，進一步彰顯詩歌的“晦澀”特性，讓讀者更加辨清“晦澀”之于詩歌可能具有的積極功用。可是，這樣做不是將那些“難懂”的詩歌文本“改頭換面”，使之變得淺白易解。相反，“解詩”之后的情形很可能是這樣的：詩歌文本的“晦澀”仍保持其本然狀態(tài)，以其“封閉”“隱蔽”“模糊”的特征期待著一次次新的解讀。持續(xù)的“解詩”促動了詩歌內(nèi)涵的不斷拓展，同時也推進了處于探索中的詩藝的自我更迭。

另一方面，雖然“解詩”試圖清除文本詞句、內(nèi)容和表達上的理解障礙，但對某些“固執(zhí)”的讀者來說，“解詩”也許并不能解開他們心中的困惑。這就顯出不同讀者在詩歌閱讀取向和“思維”上的差異，同時也暗含了讀者（及寫作者）對詩歌特性的認知分歧。

“解詩”的主體性與細讀的限度

朱自清等人的現(xiàn)代解詩學，既在內(nèi)在需求上與象征派、現(xiàn)代派詩歌的興起密切相關，又在理念與方法上得到了英美新批評的實際啟發(fā)。因此，他們的解詩樣態(tài)雖然不免帶有感性的成分，但其解詩方法頗具學理性。

孫玉石總結(jié)現(xiàn)代解詩學的方法時，將之歸納為“開放式的本文細讀”和“有限度的審美接受”，并認為“解詩學的文字也就是以自身對作品復雜性的征服，給讀者一把接近和鑒賞作品的鑰匙”。不過，逐字逐行“把任何一種風格的詩解通”或“對作品復雜性的征服”的做法，可能要面臨諸多悖論性難題。

值得深究的是，解詩是否必須對作者的意圖或文本“原義”進行“復原”，“亦步亦趨”地“將看來含混不明的語詞、意象，及其結(jié)構(gòu)所包含的意義一一予以落實”，使之明晰化？在洪子誠看來，這種“復原”式解讀，既可被看作“解讀者主動參與創(chuàng)造的意識的欠缺”，“也可以認為是解讀者對自身能力的高估”，而且“有可能造成對文本的感性成分的遺漏”。這就要思慮如何重置解讀者與文本的關系：“‘解讀’當然是為了‘馴服’讓我們緊張不安的文本，使得它能夠加以控制，給予不明的、四散分歧的成分以確定。但是，解讀的控制、馴服也需要限度。有時候，要懷疑這種完全加以控制的沖動，留出空間給予難以確定的，含混的事物，容納互異的、互相辯駁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對自身的文化構(gòu)成的性質(zhì)，對時代、個體局限有清醒意識的解讀者，有可能孕育、開發(fā)出一種磋商、猶疑、探索、對話的、不那么‘強硬’的解讀方法。”有別于“對作品復雜性的征服”，這種保留“含混”“不確定”因素、保持“磋商”“對話”姿態(tài)的解讀，也許更能建立一種良性的“解詩”主體性。

在現(xiàn)代詩的范圍內(nèi)，何為細讀的有效性？一種較為合理的認識或許是：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細讀程式，能有的僅是適合于每一首具體詩作的“讀法”。此外，還應該去除“本質(zhì)化的新詩自律觀念”，通過考察“語境、策略、心理等對具體的文本樣態(tài)乃至一種體式形成過程的影響”，突破拘泥于文本內(nèi)部的狹小格局，賦予細讀以更宏闊的視野。

新讀者的誕生：通往開放的新詩閱讀

“對語言使用的感覺”和對詞語活力的感知，是詩歌創(chuàng)作和閱讀過程中共有的，此乃解詩得以施行的前提，也是詩歌進展能催生讀者的內(nèi)在機制。后一點，恰好應和了詩人臧棣的預期：“新詩的道德就在于它比其他任何文類更有能力創(chuàng)造出它的讀者。嚴格地說，新詩的讀者從來就不是一個被指定的、既存的文化實體或社會群體。”臧棣的論斷立足于為新詩這一文類辯護的視角，就其積極方面而言，新詩確實“有能力創(chuàng)造”與之匹配的特定讀者，并且新詩讀者一直處于非“既存”、不斷生成和衍化的狀態(tài)；反過來也可以說，新詩讀者的誕生既離不開新詩創(chuàng)作，又通過持續(xù)的解讀“刺激”著詩藝的創(chuàng)新、呼喚著一代代創(chuàng)作者，讀者在成為結(jié)果的同時也作為手段而存在。因此，新詩創(chuàng)作（作者）與閱讀（讀者）構(gòu)成了一種可能的共生關系——相互促進和相互依賴。事實上，新詩從出現(xiàn)之日起，其作為一種文類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建立新的讀者群和“閱讀程式”來實現(xiàn)的。

毫無疑問，閱讀首先是一種個人化的行為。閱讀能力是讀者對作品綜合認知能力的體現(xiàn)。閱讀是進入文本后所獲得的潛能激發(fā)與心智開啟，沒有人會否認閱讀帶給自己的潛在改變。閱讀也并非全然是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是潛在地受制于讀者接受的文化“無意識”及其葆有的“先見”。此外，還有論者提出一種“理想的解讀”模式，其中包含了將閱讀從文本向外擴展的路徑：“理想的解讀應涵括四個層面：第一是詩文本，第二是文類史，第三是文學史，第四是文化史。這四個層面就像四個同心圓，處于中心的是詩文本。”

這些都對拓展新詩閱讀“思維”富有啟發(fā)性。實際上，回顧新詩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與新詩長期面臨的“合法性”危機相對應，新詩閱讀的“向內(nèi)轉(zhuǎn)”也越來越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倘要讓新詩閱讀保持鮮活而有效，就必須打破狹窄、瑣碎、僵化、懸空的閱讀范式，將新詩閱讀引向更加開闊、開放的空間。

當然，這樣的閱讀并非簡單地摒棄文本細讀，而是擺脫既有細讀方式的單一、封閉性，在閱讀中置入更寬廣的社會文化視野；也不是閱讀視角由“內(nèi)”向“外”的單向移動，而是力求在向“外”的同時返回“內(nèi)”，將“外”引進“內(nèi)”，從“外”的眼光更好地理解和詮釋“內(nèi)”，從而培養(yǎng)一種兼容、開放的新詩閱讀習慣乃至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