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城文集》是沒法批也沒法評的，只能議。何以故？因為它涉及的行當太寬泛了，甚至無妨說太龐雜了，雖然自有其條理，終是不成系統，雖然有不少有趣的知見，卻又缺少理論的嚴謹，稱不得學問。這里面，有知識結構的飽滿沉實，有才情的恣意揮灑，有獨具慧眼的發現，也有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的專注執拗。若要“一言以蔽之”，無妨說那都是他個人的看法，便是那些引經據典旁征博采得來的，最后也都成了阿城個人的說法。而在我看來，對于這種樣子的一些看法或說法，你說他哪個對或哪個不對，哪個好或哪個不好，其實是沒什么意義，更沒什么意思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跟著他的“說”，給一點我的“議”，也就是我個人的看法或說法。有話可說的便議一議，說不上來的便不議，故曰“漫議”。

我和阿城的關系

其實我和阿城沒什么關系。不僅緣慳一面，干脆也從未有過任何來往。我和他的惟一的一次交集，是在閻綱那里，但他恐怕并不知道有過這件事。1984年冬偶遇閻綱，他說編《小說選刊》時有過一次為難，同一時間內有兩篇好小說，先是權衡哪篇做頭條，后來覺得都應該發頭條，又權衡哪篇這個月發哪篇下個月發。兩篇小說，一篇更有味道，一篇貼近現實。斟酌再三，決定還是遵循主流的標準，先發貼近現實的。結果，我的《會計》，就比阿城的《棋王》早一期被轉載。有了閻綱這個介紹，12期選刊一到，趕緊看《棋王》，結果是越看越——傷心。為什么竟會是“傷心”呢？和《會計》一樣，《棋王》很可能也是一篇最終仍沒被讀懂的小說。您千萬別把這個話看得太重，這是很常見的事，這樣的小說多了去了。這兩篇小說，表面上很不一樣，一個貼近現實，直白而淺顯，一個回溯古意，內斂而蘊藉，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某種人們不易讀懂的東西。人們可能很容易察覺它的“新意”，啊，還沒見有人這樣寫改革的。啊，還沒見有人這樣寫知青的。但它“多”出來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就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了。而等到人們已經很容易把這些東西分辨出來的時候，再從一篇老早的小說里去分辨它，就沒什么意義，也沒什么意思了。比如有一種改革，開幾次會一動員，多數人就都成了改革派，然后這多數的改革派就都一門心思去改革別人，那么這種改革恐怕是有問題的，或者說是可疑的。現在再說這個還有意思嗎？沒意思了。

《棋王》果然有了這樣的經歷。它先是被歸入“尋根小說”，后來又被剔出，因為它好像沒怎么“尋”，或者所尋的也不是那個“根”。然后又被歸入“文化小說”，認為它推崇的是道家文化，但很快便被驅逐出境，因為它那個道家文化相當地不地道。還有人做過某種勇敢的嘗試，提出中國的傳統文化本來就是儒、釋、道合一的，結果不僅跟小說對不上接頭暗號，反倒是自己走進了一片沼澤地。它讓人覺得這種“合一”，并不是打通經脈之后而融為一體，只是各按不同比例攪拌在一起的混合，而且又沒有一個各按多少比例的統一配方，結果比例各不相同，每個人攪拌出來的混合物都跟別人的不一樣。如果把這樣的混搭也算作文化，更不要說中國傳統文化，恐怕是要貽笑大方的。

所以這回讀《文集》，開卷第一篇便是《棋王》，開讀之前，便提醒自己多加了一個小心——時隔三十余年，重讀舊文，總該讀出一點新解來。一般來說，讀前先有“預設”，其實是讀書之大忌，但既然是為了批評而讀，還真是不能不加上一個這樣的小心。后來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說從《文集》里看到的阿城，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阿城，心中不免竊喜。我知道人家這個話自有人家的語境，但我反正不會也在這個語境里。拋開這三十年發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變化不提，起碼這三十年里你吃掉的那些窩頭咸菜米飯烙餅，豈不都白吃了？

在讀出像回事兒的“新解”之前，一連串的新感覺早已噴涌而出。“解”是需要經過一番思考才能得出的理性結果，而感覺是可以直接跳出來的。啪！跳出來一個。啪！又跳出來一個。不能全玩空對空，舉一個實例吧。看著看著，便想到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然后，就想起當年初讀《棋王》時也想到了《象棋的故事》。接著就分辨出，這回想到的，和三十年前想到的，相當地不一樣。這事兒的深處有些問題相當繞，不容易說明白，只說容易明白的。三十年前這個話題引起過爭論，有人在說到《棋王》時連帶著說到了《象棋的故事》，立即遭到非議，說這兩篇小說完全不一樣，也沒有可比性，你既然說的是《棋王》，把《象棋的故事》扯進來干什么？很抱歉，這兒不得不特別加個說明。前不久看到過一篇評論，黑板報表揚稿那種，說某篇小說寫得好，好得不得了，怎么個好法？“太像博爾赫斯了！”您圣明，這是現在流行的批評學方法論，擱在三十年前，這等于直接罵人。在這樣的語境里，無論你聯想到的是“模仿”、“學”、“像”，或者哪怕只是“受到啟發”，無不含有貶損之義。然而無論如何，就算阿城在寫《棋王》時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篇叫《象棋的故事》的小說，還是擋不住有人在讀《棋王》時會想到《象棋的故事》。拋開“學”、“像”之類不論，好像你也很難否認這兩篇小說之間有著某種關系。

可是現在再說這些還有意思嗎？好像也沒多大意思了。

在連續幾次啪啪啪之后，我意識到有某種不對勁兒的地方。如果再過十年，我再一次重讀《棋王》，會不會再冒出幾個啪啪啪？不能說一定會，但恐怕多半會。那么，這是什么在變？誰在變？很明顯，是我在變，不是阿城在變，是閱讀在變，文本沒有變。不是說不可以這樣做；對經典文本不斷做出新的闡釋，正是批評的應有之義。但我決定給自己出的是另外一個題。我仍然主要把阿城視為一個小說家，而現在面對的卻是一個七卷本《文集》，正好是一個機會，可以從小說以外，來看看他為什么會寫《棋王》，為什么會把《棋王》寫成了這樣。于是，讀完《棋王》，便去讀“之七”了。

阿城的電影世界

阿城不常在國內文壇露面，又很低調，大略說，我記得他，但不常想起他，而近期幾次想起他卻都是因為電影。就在去年，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在一張專業大報上，登了一篇電影評論，講到我們當下的電影已經完全沒有了精神和情懷，以及那個被稱為“爛片高票房”的鬼魅現象。這篇文章配發了一個題圖，用的卻是一個老電影的海報。有趣的是，這篇文章里并沒有提到這部老電影，而文章中涉及的爛片高票房中那個為爛片提供高票房的主要群體，依我猜，絕大部分都壓根兒不知道有這部電影。事實上，再往前十年，有一次，因為寫作上的需要，我拿著一個包括這部電影在內的四部電影的名單，開著車轉遍了我所居住的這座省會城市的大街小巷，光顧了所有我遇到的公私影碟店，無論是正版的還是盜版的，一個也沒有買到。然而，再退回二十年去，也就是這部電影公映之后，它卻獲得了金雞獎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等五項大獎。這部電影的第一編劇就是阿城。

《文集》中說到電影的篇什不太多也不太少，主要在“之六”。阿城的父親鐘惦棐是有名的《電影的鑼鼓》的作者，雖然他弄出來的那個鑼鼓聲已經遠去，我恐怕還是很難從中國電影史上抹掉，那么電影之于阿城就得算是家傳之業了，只是他沒有把它當主業去做。讀他的與電影有關的文字，里面有許多有趣的看法和說法，但很難說就是一種電影理論或理念。有些段落，看上去他也是在試圖梳理某一時期中國電影的走向，但又讓人明顯感到，那是一個內行觀眾的眼光，而不是電影史家的眼光。他無法站到自己的身外去看事物，這是他的宿命。實際上他談到其他話題時也是這種態度，借用佛教的說法，他顯然更在意這是否是他自己的知見，倒不太在意是不是“正見”。他推崇費穆的《小城之春》和石揮的《我這一輩子》，我想很多人都會有同感，但未必都同意它們是這一時代（縱貫近三十年）最好的兩部電影，再無出其右者。這里面就有個人的偏愛。他推崇侯孝賢，甚至還帶有私誼成分，并因此延伸到侯孝賢的專用編劇朱天文，而他自己也并不避諱這個。他同樣執著于自己的電影理念，其中突出的有兩項，一，他認為中國電影的傳統是世俗化；二，他向往看電影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直到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這兩個理念是好的，甚至是對的，但時至今日，它們又確實完全無法與當下的現實有效對接。

比較起來，還是一些與編劇有關的說法更靠譜。其中最具顛覆性的，是關于電影文學劇本的作用。至少，對于我，它把我此前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徹底摧毀了。我一直認同“劇本劇本，一劇之本”的說法，一直認為中國的電影拍不好，是因為普遍對劇本不重視。而這個“劇本”，自然是指“文學劇本”。有次我被要求將自己的一篇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當時還告誡自己，既然是“文學劇本”，就要寫得能有獨立的閱讀價值才好。真讓人臉紅啊，現在阿城告訴我們——對了，他說是他爸說的，電影文學劇本是專門寫給審查者看的，因為他們看不懂工作本。他還講了他這方面的一些經歷，其中那些在國外、境外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比如有次朋友的電影拍到一多半，實在拍不下去了，就請他幫忙改劇本，人物和人物關系都可以推倒重來，但是已經拍了的素材要盡量用上，包括對著口型另寫臺詞。可不是，這才是編劇能夠露一手的地方！作為編劇，他多次說到電影是導演的作品，制片人的作品，那不是謙虛，而是因為他知道編劇的作用。但這是在國外，一個潛在的前提是導演、制片知道自己在編故事上不如編劇。在國內就行不通了，因為國內的導演、制片都認為自己才是那個最會編故事的人，通常都是自己先把故事編好，再讓編劇寫出來，送去受審查。編故事需要技巧，需要天賦，這個國內的導演、制片也承認，因為這兩樣都比較虛，他們覺得自己都不缺。編故事還有一個硬要求，就是得有知識，這個他們就不懂了。

所以對這一類導演，包括那些私交不錯的，在其他方面的缺陷，阿城還是寬容的，偶有批評，也相當溫和，惟獨對他們的缺知少識，就不給面子了。比如張藝謀，在北京奧運開幕式上，定下的主題是“和”，但在演出時，那個大大的“和”字，卻被寫成了篆體的左“木”右“口”。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漢字，不是一個錯字的問題，而是名人們缺少知識的問題。

阿城的文化觀

看阿城的文化觀，知識是一個合適的窗口。

阿城的文化觀里的那個“文化”是相當狹義的。他所定義的“文化”，向上與“文明”劃清了界限，向下與“知識”劃清了界限。他強調，“文化”就是，也只是一個與“武化”相對的概念，其余的都與文化無關。《文集》“之六”，書名就叫《文化不是味精》。他這樣強調，顯然是有具體針對性的。在當下的現實中，“文化”這個概念已經被毫無限制地泛化了，成了一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裝的大筐。我們都記得那個非常流行的說法，到處都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各種媒體的頭版，叫做“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個話很耐人尋味。搞文化的人不會說這個話，他知道文化當不起如此重任。搞經濟的人也不會說這個話，他知道能搭起臺來讓經濟唱戲的是資本。讓文化摻和到經濟活動里，能起的作用也就是當個味精，有一點調味功能，但不會有任何營養價值和卡路里。

阿城把“文化”與“文明”劃分得很清楚。他認為“文明”是有先進與落后之分的，而“文化”沒有。文化只有差別，但無關好壞。我覺得這點很重要。中國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但中國的文明相當落后。人類文明的進步是非常緩慢的，但幾千年下來，差距也拉開得很大了，而已經落后了的要趕上去也不容易。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王寶強夫婦離婚鬧劇，郭德綱師徒互咬丑劇，都是典型化程度極高的例證，表明在不少地方已經進入后工業文明之際，我們這里還處在農業文明占主流的情況之下。

阿城把“文化”狹義化，雖然很讓它失去不少原來那種抽象、朦朧的意蘊，但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明確了它的功能與作用，如果換成大白話來表述，就是它該管什么能管什么，就好好把這些管起來，別到處亂插腳。他說，文化就是相對于武化而言。動物都有本能的攻擊性，也就是武化，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就在于制訂了一些價值規范，來限制和減少攻擊性，這就是文化。這個很有意思。戰爭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武化行為了，人類還對其做出各種限制，例如不得濫殺平民，不得虐待俘虜，不得使用生化武器等等。搞武化時也得講點文化。這也讓我聯想到一個作品，即著名詩人郭沫若的一個歌詞：美帝國主義，萬惡滔天，他臨到死亡的邊緣，膽敢對中朝人民進行細菌戰……讓美帝國主義和他的臭蟲虱子跳蚤蒼蠅一直完蛋！

阿城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持肯定態度的，但給“孝”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基本上將其歸零了。這位周游過世界不少地方的主兒告訴我們，在外語中，壓根兒就不存在一個相當于“孝”的字或詞。他指出，在動物界，一般都是母獸將幼崽養到足夠大后就不再管它，讓它自己去謀生了。人有別于獸，又因為是群居，就不再趕走幼崽，當然，反過來，也不會趕走那些失去謀生能力的老人，而是由這個群體把老人們養起來。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部落首領（酋長、君主）顯然比別處的智高一籌，他們從幾千年前開始，就通過“孝”，再通過“百善孝為先”，把這個義務轉嫁給了個人，即誰的老人誰負責。老實說，我是頭一回聽到這種說法，但想了想，恐怕阿城是對的。前幾年，一曲《常回家看看》，據說曾讓多少人潸然淚下，近日更聽說有人提議將其立法。恐怕不止是“看看”的問題吧？那些語言里根本就沒有“孝”字的人們，老人自有國家（或社區）養著、照顧著，有了空就回家看看，自是一番濃濃的親情。親情是雙向的情感交流，而“孝”則是單向的道德義務。咱們行嗎？到家一看，老人孤獨無助，需要的不是臨時性的“看看”，而是經常性的照顧，你能留下來不走了？狠狠心走了，下次再來會不會有心理障礙？你不妨打眼看看，會不會越是那些“加大力度”地倡導“孝”行天下的地方，就越是那種政府不肯負起養老責任的地方。

阿城把“文化”和“知識”也清楚地分開了。他強調指出：知識不等于文化，有知識的人不一定就是有文化的人。這個沒問題，我們隨手就能舉出很多例子，開出一個很長的名單。但是我覺得他對這個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講得少了些——雖然有知識的人不一定就是有文化的人，但沒知識的人肯定成不了有文化的人。那些倡導“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多半就是這種人。實際上阿城對知識看得很重，從他的文字中，我能明顯感覺到他喜歡那些有知識的人。他說到趙樹理：“鄰居中我記得還有一個趙樹理家，好多外文書，長大之后，看他的小說文章，絲毫不提外國，厲害。”寥寥“厲害”兩個字，含著多少欽佩和景仰！對比我們眼下的一些先鋒派，根本讀不懂外文，卻經常高談闊論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的語言如何如何地好。再比如他對王朔的交口稱贊。這事兒也挺有意思。人們往往覺得阿城和王朔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阿城為什么贊賞王朔？因為王朔是個有知識的人。你不能因為王朔說過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誰”，就真以為他是流氓，或者是痞子，甚至把他的作品稱為痞子文學。這正是沒知識的表現。王朔不僅有知識，而且好像比阿城還要看不起沒知識的人，比如他曾對郭敬明有過一個一句話的批評，那句話里充滿了輕蔑，讓人覺得他說這句話時肯定是眼睛看著別處，連眼角的余光都不會朝人那邊挪一挪。當然，郭敬明終歸還是一位“成功人士”，因為人家有能力。在咱們這兒，決定一個人能不能“成功”，不看知識看能力。

阿城的民族歷史觀

阿城的歷史感很扎實。你看他無論說到哪個行當，包括那些對他來說恐怕只能算是業余愛好的領域，比如音樂、繪畫、攝影，更不要說考古了，都會有一個歷時性的脈絡在，哪怕只是作為一種背景。什么叫“歷史”？不就是一個“歷時性的脈絡”嗎？

不過他很少直接說到歷史觀，他的歷史觀常常是跟他的民族觀扭結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叫做“民族歷史觀”。我承認，這兒不排除可能有一點我自己的主觀故意，那是因為我覺得阿城的這種民族歷史觀太有現實針對性了。

什么是“我們的”歷史？這個問題看起來很容易回答——當然是中國的歷史啦。那么，什么是“中國的歷史”呢？就變得復雜了。有一種說法，叫“厓山之后無華夏”。連阿城也引用過這句話，不過他說的是漢族文化的延續，不是歷史本身。若以此論歷史，“中國的歷史”在公元1279年農歷二月初六就中止了，直到1911年10月10日才重新接續上。以這樣的民族歷史觀看歷史，《清史稿》就不用說了，就是正兒八經的“二十四史”，得有一半要從“中國的歷史”中剔除出去。沒研究過，所以一時真說不好為什么國人的歷史觀會混亂到這種程度，只能略略猜測其中之一端，那就是某種廉價、庸俗的偽“愛國主義”，給一種偽“大漢族主義”提供了大行其道的機會。

為什么是偽愛國主義？因為他連他要愛的這個國是什么“國”都沒搞清楚，你讓他怎么去“愛”？在不少人的腦袋里，漢族人當皇上的才是中國，其他民族的人當皇上的就不是中國了，那么“中國”才存在過多少年？阿城把這個問題揭示得特別清楚。他從周朝講起，指出：“孟子就說周文王是‘西夷之人’。”不知阿城是不是有意從皇家不是漢人的朝代說起，又或者是認為此前并無“漢”的概念。周朝前面的商朝，實行分封制，有“商君夷民”之說，也就是封一個商人當君王，去管理那里夷人的民。您瞧，說的是商君夷民，不是漢君夷民。有人說“漢”作為一個民族的概念，是漢朝以后才有的，可能是對的。那么，孔孟儒學推崇周禮，是因為那個“禮”好，而不是因為它是漢族人的“禮”。由此看來，2500年前的孔孟，比現在的有些糊涂人明白得多。

講完周文王是西夷之人，阿城接著往下講：“秦更被稱為‘戎狄’。唐的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還沒當皇帝時被恩賜的。這李家人生‘虬髯’，也就是卷毛連鬢胡子，不是蒙古人種，唐太宗死前囑咐‘喪葬當從漢制’，生怕把他當胡人埋了。”李家王朝的民族觀念比現在的有些糊涂人也開放得多，“皇家重用的軍事大員安祿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安祿山當時鎮守的河北，通行胡語”。唐以后，除了宋朝的趙家是漢人，再往后就沒有漢人當皇上的份兒了。為了喚醒某些糊涂人的迷糊，阿城還特別提醒：“明的朱家卻是回族，這族譜保存在美國。”

可能有讀者會問，產生這類糊涂想法，不就是大漢族主義在作祟嗎？你為什么卻說是偽“大漢族主義”呢？

答：由漢族人持有的大漢族主義才是真大漢族主義，不是漢族人卻拼命鼓吹大漢族主義，只能是偽“大漢族主義”。

你是血統純正的漢族人嗎？你能證明你是血統純正的漢族人嗎？

你會說口音純正的漢族話嗎？

阿城告訴我們：“漢族其實是雜種。”

阿城又告訴我們：“所謂的北方話，其實是鮮卑語的變化。”

這個“所謂的北方話”，就是現在在全國大力推廣的“普通話”的基礎。它的流行地域正是現在的河北，而這個地域又確實曾是鮮卑人當皇上的地方，包括北齊的高家，是高度鮮卑化了的漢人。一直到唐朝，這地方還“通行胡語”。我確實聽到過一個說法，認為現在被列為全國第二難懂方言的潮汕話（榜首是溫州話），恰恰是最接近于兩千年前古代漢語發音的口語。兩千年前還沒有錄音技術，這事兒不太好證實，但用“大數據”的眼光看，南邊的漢人比北邊的漢人更“純”些，倒是有的。即如今之河北一帶，南北朝時，就是好幾個民族的人殺來殺去。所謂“五胡亂華”，這兒當屬最亂的地方之一。胡人殺了不少漢人，漢人也殺了不少胡人，至今還有人津津樂道一個漢族武人發布的“殺胡令”。但又有一種記載，說他們只殺男人，不殺女人，戰爭中擄獲的女人會被當作戰利品，分配給勝方將士享用。一場大仗打下來，擄獲的女人往往以數萬甚至一二十萬計，一時這么多的漢女成了胡人的性奴隸，一時又有這么多的胡女成了漢人的性奴隸，不說正常的民族交融，單是這一條，就很難保持血統的純正了。恐怕也正因為這個，北方的偽大漢族主義者也比南方更多些。

這事兒就沒治了？上網一查，有治。DNA分析已經有了鑒定民族成分的技術：“在很多情況下，足夠多的Y染色體的位點，比如16個位點，足夠區分兩個混血不算太嚴重的民族。”而利用常染色體技術，甚至能大致算出一個混血者中各個民族的血統各占多少比例。這天晚上睡前想起了這個事，想到某個極力鼓吹偽大漢族主義的主兒，被揪了根頭發送去檢驗，結果他的漢族血統還到不了80%，甚至有個主兒50%以上是滿族血統，不免在被窩里偷著樂了小半宿。為了慎重，次日給清寒女士打了個電話。她是我認識的作家中這方面的權威，卻被澆了一盆冷水。她說真要可靠，得有更多的位點，現在這個水平，私下里怎么說都行，但拿到法庭上當不得證據。

看來一時還沒治。

不是結論的結果

現在，您大概能明白阿城為什么會寫《棋王》，為什么會把《棋王》寫成這樣了吧？如果您還不明白，我也沒辦法了。前面已經說了，它本來就是一篇可能最終也未被讀懂的小說。

這是人類在認識客觀世界時不斷發生的事，常態。

而《阿城文集》的一個好處，就在于它非常飽滿地表達了這種多元、多義的豐富性。正是這一點，讓這些文字得以和那些有噱頭但沒有知識的文字很容易地區別開來。

比如他很看重常識，《文集》“之四”就叫《常識與通識》。但他也在這本書的附錄中收入了唐諾的評論文章，說“回歸常識世界”固然有一種“除魅力量”，但做起來很麻煩，要花很多時間，而蘇格拉底認為與其把時間花在這上面，不如去做“更要緊的事”——“認識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