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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6日，本屆諾貝爾文學獎被頒給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評獎詞寫道，“她以勇氣和手術刀般的精確，通過個人記憶揭露根源、異化和集體層面的限制”。埃爾諾1940年出生于法國諾曼底，是當代法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安妮·埃爾諾是我最喜歡的法國當代作家。在閱讀埃爾諾時，我首先體會到的是地理上的親近感。我的博士論文與諾曼底有關，為了查閱檔案，我常去魯昂（Rouen,諾曼底大區首府）。我從巴黎圣拉扎爾火車站乘火車，車廂廣播報著站名:“本次列車開往勒阿弗爾，途經魯昂、伊沃托……”這些地名都與埃爾諾的個人經歷及寫作密切相關。她寫她生活過的地方，尤其是她度過童年和青年的諾曼底和她從1975年開始居住的巴黎近郊塞爾吉（Cergy）。

由埃爾諾自傳性作品改編的電影《正發生》。

法國社會“內部的移民”

安妮·埃爾諾1940年出生于利勒博納（Lillebonne，位于諾曼底大區，埃爾諾出生時屬于下塞納省，行政改革后屬于海濱塞納省）。埃爾諾是她婚后的夫姓，她出生時的姓是杜切奈（Duchesne）。她的父母在利勒博納經營兼售雜貨的小咖啡館。1945年，她的父母搬到諾曼底小城伊沃托，繼續經營雜貨咖啡店。埃爾諾在2002年的采訪中提到：雖然她不是在伊沃托出生的，她覺得伊沃托是她的“起源之城”。

直到去魯昂讀高中和大學，埃爾諾一直住在伊沃托。她從6歲起進入圣米歇爾學校，直到高中畢業會考，埃爾諾一直在這所私立天主教學校就讀。埃爾諾進入這所學校有兩個原因，首先是這所學校離她家很近，其次是她的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非常重視教育。在埃爾諾的第一部作品《空柜》（1974年）、《位置》（1984年）和《一個女人》（1988年）中，她著重描寫她的父母、學校和諾曼底構成的世界。用她的話來說，那是“被統治者的世界”。埃爾諾寫這些作品時，已經離開了“平民階層”，她因此說自己是法國社會“內部的移民”。1963年，她從魯昂大學文學專業畢業。1967年考取中學教師資格證，1971年通過了更具選拔性的教師資格考試。1963年，她與資產階級出身的菲利普·埃爾諾結婚。工作和婚姻都讓埃爾諾脫離了她父母所在的階層。

埃爾諾是法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作家。她的寫作與她的女性身份和體驗緊密相關。埃爾諾從青年時代就開始創作，34歲出版第一本書。此后，她持續創作，從自身經歷出發，描寫跨階層的恥感，講述自己作為女性在婚姻、情感和社會中的掙扎及對自由的追求，討論寫作過程中的探索和嘗試。她的書寫從個人經歷出發，但沒有停留于此，而是展現出普遍性。她寫出大部分人難以啟齒、但可能確實有過的經歷，給那些劇烈又模糊的情緒以形狀。我跟埃爾諾不是一代人，有著各自的母語，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在閱讀中產生共鳴。我作為女性，作為人，通過閱讀與她的書寫相通。

對女性作家身份的自覺

埃爾諾對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身份的自覺和承認經歷了一個過程。她不認為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時代有文學理想，當時她從未說過“我要成為作家”，而是更謙虛地說：“我想寫書。”2003年，她寫道：“我從不覺得自己是作家（écrivain），我只是一個寫作的人，是一個應當寫作的人。”

2019年，埃爾諾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采訪時承認自己“之前錯了”，她一度厭惡自己被跟其他女性作家相比，因為當時覺得被當作女性作家是一種貶低。她坦言法國社會在諸多領域都對女性承認得不夠。在寫作領域，文學評論者吝惜“作家”這一稱謂，女性寫作者往往被稱為“女小說家”（romancière），好像女性作者不配被稱為作家。埃爾諾說自己已經40多年沒有寫過小說了，還是被稱為女小說家。現在她承認自己是作家，而且是“女性作家”（écrivaine），接受女性身份。她覺得女作家還不夠多，還應該有更多。

埃爾諾在出道之前已經有了走向寫作的準備和嘗試。埃爾諾是事實上的獨生女，她在孤獨中大量閱讀。她父母在她出生之前有過一個早夭的女兒，埃爾諾10歲時偶然得知這件事，她以此為題材寫了《另一個女兒》（2011年）。埃爾諾的母親喜歡閱讀，而且對埃爾諾的閱讀不加限制。埃爾諾9歲就讀了《飄》。閱讀是她日后走向寫作的最初準備。10歲時她寫過兩篇短篇小說，13歲時寫過一個長篇小說的開頭。

1963年埃爾諾本科畢業，寫完一部小說。她找朋友借打字機，偷偷打完書稿，請朋友保密。她把小說投到瑟伊出版社，但被拒稿了。瑟伊的拒稿沒有澆滅埃爾諾寫作的熱情，她沒有放棄寫作，然而拒稿這件事并非對她完全沒有影響——1980年埃爾諾在寫作日志中寫道：“我或許是因為被拒稿才結婚的。”結婚后，因為菲利普在安西找到工作，埃爾諾因此搬家。1975年，菲利普工作調動到了巴黎近郊的新城塞爾吉，埃爾諾又一次隨丈夫搬家。

埃爾諾通過電子郵件與法國作家弗雷德里克-伊夫·熱奈對談，她在對談集《寫作是一把刀》（2003年）中回憶這段婚姻：“在25歲到40歲的這段時間里，我很難連續寫作。我過著眾多年輕女性曾經過過、現在仍在過著的生活，表面上看起來又自由又幸福：在外面有份工作（教書）、照顧孩子（兩個）、采購和做飯。”她在1999年回憶自己的文學歷程時寫道：“生活里有太多事要做了，時間碎片化，女性就過著這樣的日子。當時還沒有人質疑這種狀態。我沒法寫作，因為要寫作就需要一個人待著，需要時間，需要集中精神。可是我要帶孩子打疫苗，要備課，要把購物車填滿，這些都跟寫作所需的狀態不兼容。”2005年她寫道：“我被關在了婚姻里，菲利普對我既沒有愛也沒有尊重。”

1972年至1973年，埃爾諾悄悄地寫《空柜》。她放棄了博士論文，轉向創作。1973年3月，她在日記中寫：“大學教授，說到底，我清楚我其實并不那么想當。”1974年，伽里瑪出版社決定出版《空柜》。書即將出版時，埃爾諾一度感到羞恥，“好像我做的一件壞事就要被公布于世了”。但她從未想過要用筆名，“我應該承認我寫的東西，直面來自家庭和職場的沖擊”。

埃爾諾從親身經歷出發，她的寫作帶有極強的自傳性色彩。最初她的作品里的主角還有一個名字，后來她開始用第一人稱敘述，虛構與真實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從《位置》開始，埃爾諾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自傳性文體。埃爾諾筆下的“我”既是個人的，又是普遍的。

“我只能危險地寫作”

埃爾諾出版了20多部作品，但她在退休之前都不是全職寫作，她一直在當老師，教文學。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埃爾諾教了十年中學，后來她在國家遠程教育中心工作，直到退休。她暑假備課、寫教案，平時改作業，跟學生沒有面對面的接觸。

1974年《空柜》進入了龔古爾獎候選名單，當時她非常希望能拿獎，因為獲獎意味著可以不再教書、全職寫作。但她并沒有獲獎。她清醒地意識到錢非常重要：“選擇就這么幾種：靠寫書活著（剛出道就能做到的人極少）、靠國家養著（領補助、助學金）、靠一個能掙夠兩個人花的錢的人養著，這個人可能是丈夫、情人或女人，或者是有份工作。”埃爾諾最終的選擇是自己工作。在寫作之外有份工作，意味著經濟獨立，而且可以不顧文學圈的評價，不考慮讀者的好惡，在創作上掌握自主權。“我很快就意識到了：我只有在完全自由的狀態下才能寫作。”

在2008年《悠悠歲月》出版之前，埃爾諾的作品多引起爭議，甚至是批評。《純粹激情》（1992年）寫她與駐巴黎的已婚蘇聯外交官的情感經歷，《事件》（2000年）寫她在墮胎尚未合法的年代墮胎的經歷，去年在威尼斯電影節獲金獅獎的電影《正發生》即由此書改編。文學批評往往從性別角度矮化她的創作，覺得她的作品是“輕佻少女”之作。埃爾諾寫道：“我非常清楚地記得18年前《解放報》對《位置》的評價，讀到那句小氣、瞧不起人又高高在上的話，我非常痛苦。”

但是這些批評沒有擊退埃爾諾：“被媒體上的文學評論瞧不起和辱罵，對我而言這都說得通，這些反而讓我在寫作中變得更強了。”埃爾諾有很多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她們寫信給埃爾諾，“您替我寫作”，“這本書寫的就是我”。2008年《悠悠歲月》出版，這部帶有社會學視角和歷史學野心的無人稱“社會自傳”為埃爾諾贏得了包括杜拉斯獎在內的三個文學獎，文學評論對埃爾諾的態度開始轉向，文學研究也開始更加關注埃爾諾。2017年，埃爾諾因全部作品獲尤瑟納爾文學獎。

她的寫作確實給她的個人生活帶來了影響。埃爾諾坦言她母親在《空柜》出版后非常痛苦，但是她假裝這是虛構作品。埃爾諾在《被凍結的女人》中描述了她在婚姻中掙扎的困境，她在寫這本書時一度很抗拒，擔心這本書可能沖擊她的個人生活。沖擊確實發生了：該書1981年出版，埃爾諾1982年離婚。然而，這些沖擊都沒有動搖埃爾諾寫作的決心。她承認：“我就只能寫危險的東西，寫冒險的書，殘酷地揭露現實。”“我只能危險地寫，是真危險，不論是形式還是內里都很危險。”

埃爾諾一直在勇敢地寫作。她說：“最理想的情況就是：仿佛寫完這本書我就要去死一樣地寫，完全不在乎手頭在寫的書可能引發的評論。”“我的很多書，我是當它們是我最后一本書來寫的，好像我寫完就可以去死了。這種信念必不可少，有了這種信念我才能繼續，才能寫到底，不管別的，只寫我要說的東西。”這種想法或許也與埃爾諾的健康情況有關。她出生時患有先天性髖骨脫位，兩歲時為此打了6個月石膏，她后來選擇在國家遠程教育中心工作也與髖骨的不適有關。她2002年查出乳腺癌，經過治療，2003年痊愈。2008年接受腿部手術。埃爾諾的勇氣中還有一種自覺，“《位置》或者《羞恥》日后可能不會被納入文學史”，但她完全不在乎，“我覺得我需要寫，因為這是一些只有我才能寫出來的東西”。她書寫危險的勇氣給我很多啟發和鼓勵，我相信這種勇氣也能通過閱讀傳遞下去。我非常期待埃爾諾的更多作品被翻譯成中文。

（作者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生、法語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