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余生亦晚。我在上世紀90年代與不少翻譯家老先生有交往，卻與方重教授緣慳一面，未及親承謦欬，殊感遺憾。但這不妨礙我讀方重先生譯著，學習他“閑靜少言、不慕榮利”的人格品德。

幼承庭訓，打實學問基礎

晚年方重

方重先生（1902—1991）字蘆浪，祖籍江蘇常州，于1902年出生于安徽蕪湖，因出生這天正是農歷九月初九重陽節，所以名“重”即由此而來。這是一個知書達禮、簡樸貧寒的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方賓觀，精通四書五經，卻具有更寬廣的視野，曾自謂：受過張之洞時候的那種“新式教育”。當然，他也想把兒子引往這一教育途徑。母親是出身常州的書香世家，正巧，外祖父在家鄉創辦新式學堂，為常州縣立“冠英小學”。這樣，父親就把7歲的方重送到岳父家，由外公拉著方重的小手，走進了這所學校。

說起方重父親方賓觀，可不是等閑之輩。他很早就考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輯，長期進行國文字典的編纂工作。我手頭一冊厚厚的《白話詞典》，就是方賓觀所編，由商務印書館初版于民國十三年三月（1924年3月）。編者在此書的《例言》中說：“本書除北語外，所收方言以蘇滬為較多，有兩個原因，一、白話小說以北語和蘇白為多，取材容易些，應用亦繁些。二、上海是交通中心，各地的方言都容易混合，容易傳播，可謂最有介紹做標準語的資格”。近百年前方賓觀對國語及其標準和應用，便有這樣的認識，實屬不易。他把兒子送入的這家小學，除語文、算術、英語、史地外，還有供學生玩玩的寫字畫畫課，以多方面啟迪學生智力。六年后的1915年，方賓觀又把兒子送到上海，讀同樣的新式學校“民立中學”。中學基礎打扎實了，他一舉考取北京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中等科二年級（相當于現在的高二），那里有孟憲承、林語堂等一流教師，方重的英文水平自然穩步推進。升入高等科時，他已矢志獻身文學事業，主修英國語言文學專業。

1919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方重與同學們走在游行隊伍前列，喊著激昂口號，沖進賣國賊曹汝霖的家。他后來回憶說：“當時我只是憑著凡有志熱血男兒都有的愛國熱情參加了這次運動，沒想到，從此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可以說，方重是一名愛國的老資格翻譯家。1923年，方重從清華大學畢業，赴美留學，先后入斯坦福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師從國際著名喬叟研究學者塔特洛克教授等，從事英國語言和文學研究。幸運之神來了擋也擋不住，方重在那里與留學南加州大學的常州姑娘葉之蓁邂逅，并喜結連理。1927年，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長期軍閥混戰的局面有望得到終結。聞知這一振奮人心的國內形勢，方重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寫完《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和中國》博士論文后，不等學位證書到手，就毅然攜帶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回到祖國，投身教育事業，以實現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

在清華同窗聞一多的推薦下，方重回國后，即赴南京，擔任第四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前身）英國文學教授。不久，又因聞一多之邀，出任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方重的嚴格施教，在珞珈山的武大是出了名的。當年學生、我國語法學家章振邦先生不忘恩師：“先生奉行啟發式教育，教名家名著，并不照本宣科，而是擇其精華，深入講透，其余的留給學生去閱讀和思考。所謂舉一反三、授之以漁吧。”如此，方重培養出章振邦、葉君健等一大批外語人才。

在武大教學管理中，方重也是以嚴謹著稱。僅武大圖書館所藏英語類圖書，尤為齊備豐富，書名一目了然，書籍井井有條，以外國作者的出生年代為序，重要英語作家的作品應有盡有，至今都有增無減。這與當年方重任武大外文系主任，前后15年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兩項第一，蜚聲中外文壇

武大教學之余，他勤奮譯書，先后在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近代英國散文選》《英國詩文研究集》，以及喬叟作品兩種《特羅勒斯與克里西德》《坎特伯雷故事》。那時在重慶，印刷條件甚差，都是黃黃的土紙本。

1944年，應英國文化協會和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的邀請，方重前往英國講學，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先后在劍橋大學、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以及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其間，他接觸到更多的英國原版文學作品，尤其是關于喬叟的第一手資料。他想，可以結合早年導師關于喬叟的教學課題，把從30年代后期著手翻譯的喬叟作品，持續進行深入研究。他參照牛津大學1912年初版《喬叟全集》，以及1943年美國紐約出版的喬叟作品英文今譯散文體本和詩體本等，投入艱苦的增譯補譯中。

喬叟用的是古代英文寫作，翻譯起來難度頗大。以《坎特伯雷故事》為例，其中《梅利比的故事》《牧師的故事》是散文體，其他多為敘事詩體，為了統一體例，譯者基本以散文體翻譯為主，重點在表達作品的敘事內容，又輔以注釋，對作品的風格韻律加以說明，而有的抒情詩，則按原作的格律譯出。翻譯之難就在于此，尤其是詩體作品，要恰當而準確地譯出原作內容、韻律、頓步等，對譯者來說，是極大的挑戰。而作為中古英語譯者的方重，對此慎之又慎，反復斟酌才下筆，可謂殫精竭慮。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方重才將喬叟全部作品譯完，成為中國翻譯家中，完整研究譯介有“英國詩歌之父”的偉大文學家喬叟作品“第一人”，1955年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坎特伯雷故事》，1962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喬叟文集》（上下卷）。

記憶中，我第一次擁有的喬叟作品，即是這套兩卷本的《喬叟文集》。時至20世紀80年代初，在新華書店工作的好友小蔣，提前一天到我家，天已經擦黑了，他悄悄告訴我，明天一早書店開售外國文學名著。翌日天未亮，我就到書店門口排隊。每人隨機購買，限書一種。我買到的正是《喬叟文集》，如獲至寶。

在英國講學的兩年多時間，方重主要向西方學生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講中國的唐詩宋詞，講中國的歷代散文。尤其是講到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其曲折人生、性格習慣、思想作品等等，引起了外國學子的極大興趣，一些學生還試著用英文來翻譯陶淵明的作品。

方重一一認真閱看，既為他們熱愛中國傳統文化、認真求學的精神所感動，又為中國優秀的古典文學因為他們理解上的偏差謬誤而感到不安。同時，他也感慨：“我在英期間，為了使英人更多了解中國文化，曾對照我國古代詩歌多種英譯本，發現不少譯文不甚確切，因此，在研究喬叟之際，傾力翻譯陶的詩文，為中英文化交流作些努力。”他這樣說，也落實在行動中，把陶淵明的全部作品找來，優選后以中譯英，讓更多的外國學子、學者進一步了解這位中國古代大詩人。1955年以來，方重把陶淵明的大部分詩文譯成英文，并撰寫了這方面的學術論文多篇。到1980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陶淵明詩文選譯》英譯本。經過前后近40年的努力，終于完成夙愿。北大教授王瑤讀了此書后說：“方重先生真是一位理想的學者、翻譯家，他的工作對于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互相了解，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貢獻。”

方重認為，要較為透徹地了解一位古代文學家，就要閱讀他的全部作品，比如陶淵明，他有《閑情賦》《歸去來兮辭》等，可稱為田園詩人。但在他這些歸田退隱的詩文中，還有“濟蒼生”的抱負，流露出關心世事與忘懷得失的矛盾心理。同時，只有對作者的思想有更充分的認識，閱讀分析其作品，才能更深刻更有分量。可以說，方重是國內講述研究陶淵明，并把他的詩文完整翻譯并介紹到國外的“第一人”。

他始終踐行著自己的諾言：“把中華文化精華傳播海外，以振國威。把西方科學文化精華吸收進來，以振民風”。

老驥伏櫪，奉獻教學翻譯

方重曾說：“我畢生只做了教學、翻譯兩件事”。圍繞這兩件事，他做了無以計數甚至事無巨細的工作。

1947年，方重完成兩年多的英國講學歸來，應聘到浙江大學任教，后擔任外文系主任。1953年調到上海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任教。1957年調任上海外國語學院西語系主任、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這年，成立上海外文學會，方重當選副會長，兩年后升任會長。外文學會是上海外語翻譯的專業團體，隸屬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更是翻譯工作者的家園。他每年要撰寫學會總結，起草年度工作計劃，主持各類研討會、座談會，比如“學會如何貫徹雙百方針”“如何區分外國古典文學作品精華與糟粕”等等。如今還有會員記得，方重主持學會年會時，一口流利的英語開場白，讓大家開懷暢笑。他還要編印出版《外國文學研究》叢刊、外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名著等書刊，以及編印《上海外文學會簡報》，落實會員的研究課題，解決會員外國原版書缺乏、翻譯資料難尋等困難。他不僅幫助會員完成課題，包括給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作增補和校訂工作，這占去了他大量時間，自己還翻譯了莎士比亞名劇《理查三世》，研究莎劇的藝術成就等，他也是中國研究和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最早的譯者之一。50年代后期，外文學會已發展擁有四五百名會員，包括“文史哲理工經”等各個領域的翻譯精英，如巴金、朱雯、吳朗西、羅玉君、李青崖、草嬰、任溶溶等，有近30種大小語種，頗具規模。會員們互相交流、研討批評蔚然成風。

1984年，《中國比較文學》創刊，他被選為副主編，在創刊號上就比較文學的工作重點，他提出《應以中國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見解。他指出：“比較文學”這個詞，是從西方傳來的，但“比較”這種方法，卻是中國古已有之。我們中國人搞比較文學，就應當以中國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如中西比較，中亞比較，中非比較，目的是促進本國文學發展。方重在對喬叟、陶淵明的翻譯研究中，體會到不少中西文學之間的差異性和共同點。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中國文學史為什么沒有出現史詩的問題。在比較文學領域里，方重也是國內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專家之一。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廖鴻鈞說：方重很早就具有比較文學眼光，提倡中西不同語種的學者廣泛交流。對于中國比較文學，方重可謂開疆辟土的功臣。

1986年，方重在“上外”成為第一位英文專業博導。他說：“我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總覺得有許多事情來不及做。愿今日的大學生研究生，到了我這樣的年紀回顧一生時，會比我少一點遺憾。雖然年屆80歲高齡，我仍在帶研究生，從事繁忙的翻譯工作，以及外文學會的工作”。

我的忘年交、95歲高齡的著名翻譯家吳鈞陶跟我談起方重，也是充滿敬意。吳老說，由于自己從小生病，未初中畢業，在病榻上“躺平”6年，只有病歷沒有學歷，且成了殘疾人。但自學外語，將魯迅和杜甫的詩歌中譯英，其中得到了方重教授的諸多指導和幫助。吳老向我描述了方重的形象：不高的個子，膚色白凈，頭發花白，戴著眼鏡，一派溫文爾雅的氣質，卻是一位常常在家搗鼓煤球爐，在校提著暖水瓶，到開水間打水的淡定長者。

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時，吳老有幸成為方重《坎特伯雷故事》重版再印的責任編輯，兩人建立了深厚友情。在方重八十大壽時，吳老寫了一首七律祝賀，其中有“吟詩喬叟垂文史，采菊陶翁傍棘籬”之句，高度概括了方重一生對中外文化的貢獻。而方重自己晚年有詩云：“八旬半盲方重老，山光水色夢中繞。喜聞桃李滿園開，尤憐落英墻外飄。”詩中表達了盼海外學子早日歸來、服務祖國的殷切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