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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肯尼利

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 ）是澳大利亞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他的第一部小說《惠頓廣場》（The Place at Whitton）于1964年出版（2014年再版，以紀念其出版半個世紀）。肯尼利迄今為止共出版33部小說，17本非小說類書籍，幾本兒童讀物和幾部戲劇，還有4本和女兒梅格一起寫的歷史犯罪小說。他最著名也最為我國讀者熟悉的作品是獲得布克獎的《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這部小說后經斯蒂芬·斯皮爾伯格改編成電影《辛德勒名單》（Schindler’s List），一舉奪得六項奧斯卡獎，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托馬斯·肯尼利的作品還獲得了包括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和澳大利亞年度文學獎在內的多項大獎。他的作品內容豐富多彩，時間跨度長達兩個世紀。愛爾蘭移民的苦難、拿破侖兵敗滑鐵盧后的艱險、美國政壇風云、納粹德國的罪行、埃塞俄比亞內戰、澳大利亞鄉村的種族歧視、法國民族英雄圣女貞德、天主教牧師以及澳大利亞內地原住民的生活都被他的傳神之筆描繪得栩栩如生。在我國，除了《辛德勒名單》外，還有多部作品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包括《內海的女人》《吉米的頌歌》《恥辱與俘虜》《戰爭的女兒》等。

《狄更斯男孩》（The Dickens Boy）是托馬斯·肯尼利在2020年、其85歲高齡時出版的一部在世界文壇引起廣泛關注的新作。這本書講述了1868年，享譽世界的文學巨匠狄更斯把最小的兒子愛德華——也叫普洛恩——送到澳大利亞謀生的故事。

《狄更斯男孩》英文版封面

狄更斯和妻子凱瑟琳總共生了10個孩子（其中一個夭折）。狄更斯深愛著他的兒女，但總是擔心他們“缺乏精氣神兒”，不能像他那樣全身心投入學習和工作。而他們似乎也“總能不斷找到新的方法讓他失望”。狄更斯無計可施，把六個兒子中的五個——除了學業優秀在劍橋大學讀書的亨利——全都放飛海外：沃爾特被送到印度，歷經磨難，獲得東印度公司中尉軍銜，卻因突發疾病，英年早逝；弗蘭克到孟加拉當了騎警，后來又輾轉到加拿大從軍。西德尼去海軍當了水兵。狄更斯一直對澳大利亞情有獨鐘。這個他曾兩次受邀但未能到訪的地方，令他心馳神往。在他眼里，那塊古老而又年輕的土地“是擺脫過去的機會，是等待被書寫的空白頁”。他在小說《大衛·科波菲爾》和《遠大前程》中已經把虛構的人物米考伯和馬格韋契送到那里，給了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還把居住在他和慈善家安吉拉·伯德特建立的“烏拉尼亞小屋”中的幾十名妓女送到澳大利亞，讓她們重組家庭，開始新生活。1865年，狄更斯把20歲的兒子阿爾弗雷德送到澳大利亞，3年后，又把最小的兒子愛德華送到那塊遙遠的土地，希望他們在那里揚名立萬，或者至少可以以一種不會玷污自己名聲的方式生活。

愛德華去澳大利亞的時候只有16歲。他學業不佳，只喜歡騎馬和打板球。而且，和許多16歲的孩子一樣，不喜歡讀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事實上，父親的書他一本也沒有讀過。直到離開英國，他才意識到作為狄更斯的兒子，這是多么大的缺憾。這件事讓他萬分愧疚。和父親告別時，他本想坦白，但始終沒有鼓起勇氣。他以為遠走他鄉后，就會從父親的光環或者陰影中走出。然而，地球這邊，在那白草萋萋的蠻荒之地，查爾斯·狄更斯早已被殖民地人尊為世俗化的圣人。愛德華所到之處，或被尊為“天之驕子”，倍受贊美，或被當作活靶子，代父受過——醉鬼們引用《馬丁·瞿述偉》的片段來攻擊他；尚無名氣的作者把手稿塞到他的手里，希望“走后門”，在父親的刊物上發表；關于父親與女演員艾倫·特南（Ellen Ternan）的緋聞更被人們當作茶余飯后的談資。當“殖民地的每一個混蛋”，從剪羊毛工人到趕羊人和他們的妻子，從叢林土匪到牧場管家，從店主到廚師，都能憑記憶背誦狄更斯的大量作品時，從未讀過父親作品的愛德華常常變得十分尷尬。他想知道“父親的影響有多深遠”，結果發現，狄更斯的影響比他想象的要深遠得多。人們的言談話語不斷提醒他，做狄更斯的兒子意味著什么。就這樣，愛德華在遙遠的新南威爾士殖民地一個2000平方英里的牧場，在各種人物的多重擠壓下開始了自己的苦樂人生。

《狄更斯男孩》雖然以狄更斯最小的兒子愛德華為小說的主線，其中心主題則是：狄更斯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作為丈夫和父親，他在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與當代澳大利亞文學另一位領軍人物彼得·凱里（Peter Carey）那部描繪邁格斯從青年時代離開倫敦到澳大利亞，再從澳大利亞回到倫敦，最后又回到澳大利亞，尋找文化身份的《杰克·邁格斯》（Jack Maggs，1997），以及新西蘭作家勞埃德·瓊斯（Lloyd Jones）那部主人公瓦茲先生向黑孩子們介紹《遠大前程》，希望借助文學的力量幫助孩子們度過戰爭歲月的《皮普先生》（Mister Pip，2006）等書不同，肯尼利的主要目的不是試圖創作一本給狄更斯帶來后殖民主義色彩的作品，不是為了寫一部重塑狄更斯的小說，而是從一個新的角度重新審視狄更斯本人。肯尼利通過狄更斯兩個兒子在澳大利亞的經歷，通過他們對孩提時代生活的回憶，以及兄弟二人對父親不同的看法，回答了150多年來世界各地讀者對這位偉大作家的種種疑問。對于愛德華而言，他在澳大利亞殖民地偏遠牧場的經歷無疑是淬煉自己的重要階段，同時也是與父親和解，或者說對父親逐漸理解的重要歷程。離開英國時，查爾斯·狄更斯在16歲的愛德華的心中幾乎是神一樣偉大的人物。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包括哥哥阿爾弗雷德對父親的批評。然而在澳大利亞蠻荒之地度過的艱難歲月，在殖民地接觸的各色人等對他的擠壓，使得他對人生、對世界有了新的看法。愛德華開始把這位偉大的作家看成一個有缺陷的、復雜的、有血有肉的人。

小說之外，現實生活之中，壓在愛德華心頭那種令父親失望的感覺從未離開過他。當選為新南威爾士殖民地議會議員，第一次起立演講時，他說：“偉人的兒子通常沒有他們的父親偉大。不要指望在一代人中出現兩個查爾斯·狄更斯。”這是他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愛德華成年后，娶了心儀的姑娘康妮·德塞利小姐為妻。康妮沒有為他生下一男半女，日子過得平淡無奇。1894年愛德華失去新南威爾士殖民地議會議員的席位，8年后在一個夏天的熱浪中孤獨地死在一家酒店里，時年49歲。哥哥阿爾弗雷德在19世紀90年代的經濟蕭條中，家財散盡。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周游英國和美國，向人們介紹父親的真實情況，朗誦他的作品，表演他的戲劇。兄弟倆的海外冒險構成了《狄更斯男孩》的主要框架。

托馬斯·肯尼利的《狄更斯男孩》最成功之處或許在于他以蒼勁有力的筆觸描繪出100多年前澳大利亞內陸“硬邦邦的風景，奇怪而原始的美”：遼闊的天空讓人陶醉在它的無邊無際之中；巨大的羊群從天邊滾滾而來，宛如“灰白色的傳說”。那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意境，一種讓人心靈震顫的美！在表現這種“硬邦邦的風景，奇怪而原始的美”的時候，肯尼利用生動形象的語言一次又一次詮釋了那個“灰白色的傳說”，再現了澳大利亞牧羊人同樣“奇怪而原始”的生活場景。

在這本書中，肯尼利還塑造了善良、正直的牧場主邦尼兄弟，聰明勇敢的原住民小伙子燕迪，充滿神秘色彩的“祭司”般的人物卡爾泰，慈悲為懷的“苦行僧”比利時神父查利斯。這些100多年前的人物無一不以其人性的光輝照亮那條黑暗的時間隧道。這部小說一個非常突出的優點是，肯尼利濃墨重彩、翔實生動地描繪了澳大利亞原住民的風土人情、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講述了19世紀澳大利亞牧羊業許多鮮為人知的知識和故事。一幅幅奇異、瑰麗的圖畫讓人過目難忘。

托馬斯·肯尼利是一位富有正義感和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他通過愛德華的眼睛，讓今天的人們窺見白人種族主義者對原住民殘酷屠殺的場景。他借愛德華之口，憤怒聲討了白人種族主義者令人發指的罪行。面對屠殺巴拉庫恩原住民的罪魁禍首——昆士蘭騎警副警長貝爾夏爾，他書寫道：“我指天發誓：‘你是個卑鄙可恥的小人，邦尼先生和我一定要看著你被毀滅！’”

歷史的長河又奔流了100多年，但波峰浪谷間不時沉渣泛起，白澳政策和種族主義的幽靈依然在那塊土地游走。已經年近九旬的杰出作家托馬斯·肯尼利深知他所向往的平等自由的世界還有漫漫長路要走。被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驅使著，他負重前行，依然用手中的筆為人類正義的事業而戰。值得一提的是，肯尼利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作為澳大利亞政府澳中理事會奠基人之一，他早在1979年就訪問中國，參與創辦了英文版《中國日報》，并作為首批外國訪問團成員參觀了兵馬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他多次訪問中國，為推動中澳兩國在學術及其他領域的交流做出很大貢獻。他更毫不隱諱地袒露自己對中國人民友好的情懷。他在2022年8月25日給我的信中說：“……我對中國的概念就是你：一個溫文爾雅、充滿活力、和藹可親的人。”肯尼利所說的“對中國的概念就是你”，顯然不是指我個人，而是中國人在他心目中良好的印象。在這一場令他悲傷的地緣政治的博弈中，孰是孰非，他的態度一目了然。目前，已是米壽的托馬斯·肯尼利正在撰寫他的新小說。祝愿我們的朋友托馬斯·肯尼利早日完成新作，讓世界各地的讀者繼續享受他創造的精神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