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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在蘇軾作品中出現70余處，如“倚杖聽江聲”“竹杖芒鞋輕勝馬”等，多寫其拄杖而行，并集于貶謫黃州后。但前人對此探究較少，下面則對蘇軾拄杖背后的深意予以揭示。

“杖”的圖案最早現于甲骨文。《說文》曰：“杖，持也”，段玉裁注：“凡可持及人持之皆曰杖”，即由表動作的“持”可引申為名詞的手杖。杖的最初作用乃助力行走，因老人常用，遂漸成年老象征，如《禮記》以“杖家”“杖鄉”“杖國”指代各段年齡；又隱士高人常策杖游山林，杖逐成隱逸符號，如左思《招隱詩》“杖策招隱士”、陸云《逸民賦》“世有逸人……杖短策而遂往”等；后佛教傳入，杖成頓悟修行工具，如《壇經》載：“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可見，“杖”由動詞變名詞，并漸從實用器物發展成象征符號，其豐富寓意，為解碼蘇軾的拄杖行為提供線索。

一是杖乃蘇軾的身體依靠。首先，蘇軾貶至外地，常需面臨自然的挑戰。黃州、惠州、儋州皆處多山濕熱之地，他于此深有體會：黃州“亂山環合水侵門”“江城地瘴蕃草木”，惠州“槎牙亂峰合”“海國困蒸溽”，儋州“千山動鱗甲”“天低瘴云重”，多山則行走困難，濕熱遂容易致病，蘇軾因而常被疾病纏身（“嘆息無言揩病目”“病瘦獨彌年”“病怯腥咸不買魚”）。此時，杖的支撐尤顯必要，所謂“借杖扶衰疾”，靠著竹杖，病軀才得以在崎嶇山地行走（“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曳杖不知巖谷深”）。

其次，生活窘困迫使其親自耕作。蘇軾貶黃州時經濟拮據（“哀哉知我貧”）、生活艱難（“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不得不拓荒耕種，即“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于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后在惠州、儋州亦相似。而躬耕田畝帶來的疲累也在消磨其身體（“墾辟之勞，筋力殆盡”），于是他對杖愈加依賴，常拄杖前往耕作（“扶老向良田”），或用以挑菜（“拄杖閑挑菜”），或倚靠休息（“杖藜可小憩”），可謂實用方便。

再者，蘇軾喜酒易醉。東坡好酒，但不勝酒力，每飲必醉，醉則隨處而臥（“春夜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少休”“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磚”）。此時，若一杖在手，便可作攙扶用，如“夜飲東坡醒復醉……倚杖聽江聲”，暗示他一路酒醉歸來，全賴手中竹杖；“垂白杖藜抬醉眼”，寫其醉眼朦朧、拄著竹杖勉強支撐的模樣；“有酒我自至……杖屨聊相從”，道出其赴邀飲酒須有杖相隨。

以上，蘇軾刻畫了一個因惡劣環境、困窘生活、飲酒習性，不得不拄杖而行的老弱衰病形象，此與其早年意氣風發、年少輕狂的模樣迥異。然身為作者，蘇軾實掌握書寫權，他有意矮化自己，以區別從前。就其意圖看，更多是想以衰老之貌來示弱，表明自己漸收鋒芒、走向成熟，以便得到皇帝寬恕。如他離開黃州時道：“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感恩皇上，終究還是憐恤他這個衰病之臣，由此證明其形象塑造之成功。

二是杖乃其心靈依托。首先，杖使驚魂未定的蘇軾得以心安。初到黃州，剛經歷烏臺詩案的他，如同驚弓之鳥（“驚起卻回頭”），恐懼不安，面對“功名定難期”的未卜前程和“暗蛩泣夜永”的鬼魅環境，他常如幽人般“無事不出門”“歸來閉戶坐”，試圖與外界隔絕，以緩解內心驚恐。“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鴻飛”，通過閉門拄杖，他暫得一個獨立安全空間，心靈得以依托；后偶爾外出，盡管眼前仍是“林斷山明”“亂蟬衰草”，但因有杖相伴，他亦可暫時心安，獲得片刻棲息（“杖藜徐步轉斜陽”）。

其次，杖陪伴著漂泊孤獨的蘇軾。他屢遭貶謫，在近20年里遠離廟堂和家鄉，從黃州的“我今漂泊等鴻雁，江南江北無常棲”、惠州的“我自飄零足羈旅，更堪秋晚送行人”到儋州的“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道盡其無處歸依之惆悵。因戴罪之身，一些舊友同他疏遠，遂使其常生孤獨之感（“歸來獨掃空齋臥”“照夜孤燈長耿耿”），而常伴其左右的，乃手中之杖，此亦為“杖”之書寫頻繁出現在貶謫期間的緣故。其中以《臨江仙》最具代表性，東坡夜飲歸來，因家童熟睡，無法入戶。此時，他身處異域、無友相伴、有屋難歸，在被周邊環境都拒絕后，只剩他獨自一人“倚杖聽江聲”，杖，成為他唯一的陪伴和依靠，讓他得以靜聽自然和內心之聲。

再者，竹杖承載的故鄉記憶撫慰了蘇軾心靈。蜀地山多竹茂，《史記》曾載張騫之言：“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曰：“‘邛竹’……可為杖”，后黃庭堅、陸游等，據此多認為筇竹杖產于蜀。蘇軾生于蜀地，竹杖所承載的早年家鄉記憶，可讓他遠戍異域時，獲得心靈慰藉，其有詩曰：“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雨后，他拖著竹杖在山坡行走，鏗然作響，此般聲音，或緣于故鄉記憶的留存，讓他天生即愛。

三是杖乃其精神寄托。一方面，杖作為隱逸符號，蘊含蘇軾的歸隱念想。蘇軾謫居期間仰慕“隱逸之宗”陶淵明，渴慕他“策扶老以流憩”“負杖肆游從”般攜杖而行的歸隱生活。于是，他檃括《歸去來兮辭》，“策杖看孤云暮鴻飛”，在杖的陪伴下享田園之樂。又追和陶詩，或“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倚杖而歌；或“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扶杖山中，如獲渤海般的力量；乃至“桃源信不遠，杖藜可小憩”，確信拄杖前行，可至桃花源。在陶氏淡然之性的浸染下，其心態日趨平和，從黃州到惠州，他放下對異域“桃李漫山總粗俗”的偏見，轉為“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認同；紓解“有恨無人省”的怨憤，換作“南來萬里真良圖”的接受；褪去“狂夫老更狂”的孤傲，化作“不妨詩酒樂新年”的達觀。

另一方面，杖乃輔助修行之工具，伴隨蘇軾在困苦淬煉中開悟。《冷齋夜話》載：“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表明蘇軾早年對佛僧頗為認可，后他與佛印、道潛等僧人交好，并深受禪宗影響。身處黃州，他常往安國寺沐浴，以洗凈塵世污垢（“兼以洗榮辱”）；遠戍嶺南，他沐于南華亭，悟到自己乃僧人來世間修行，貶謫是必經之難（“我本修行人，……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在漸悟過程中，杖偶有出現，一日驟雨忽至，他竹杖芒鞋，憶起五代僧人貫休之詩“芒鞋竹杖寒凍時，玉霄忽去非有期”，悟到世間本無晴雨之分，只要內心泰然，即使拄杖，亦可輕快勝馬（“竹杖芒鞋輕勝馬”）；此外，杖還成為他與僧人交往之媒介（“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入寺和致禮之器具（“曳杖入寺門，輯杖挹世尊”），并借此以“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以上論述了蘇軾因人生遭遇，對“杖”而產生的身體依靠、心理依托、精神寄托。還應注意的是，此舉與宋代風尚密不可分，宋人崇老，蘇軾亦如此，他自稱“老夫”（“老夫聊發少年狂”），并常將年老象征的杖攜帶手邊，或策杖而過（“策杖頻過如未厭”）、或扶杖而行（“扶杖起相從”）、或拄杖而立（“拄杖彭鏗叩銅鼓”）。另宋人尚雅，杖作為高人曠士之行頭，常被宋人模仿，如蘇軾“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萬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閑掛百錢游”，乃是仿自西晉阮修“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的風雅之舉（《晉書》）。

綜上，蘇軾在自身經歷和社會風尚的雙重作用下，主動對“杖”這一文化符號予以頻繁書寫，并在拄杖中獲得了身心依托。此舉頗得宋人與后世的認可，出現了東坡手扶杖藜圖等畫作，并影響蘇轍、黃庭堅、陸游等人創作，形成了由自身、社會、后人共同構筑的文學圖景。

（作者：朱春潔，系廣西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