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引子

從2007年開始到2017年，僅僅十年間，寧夏平羅縣境內一個叫廟廟湖的地方，由一片不毛之地變成了生態旅游景點。2017年，廟廟湖獲批建設國家級沙漠公園，被國家農林局評為“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五星級旅游企業”。

廟廟湖位于平羅縣陶樂鎮以北十五公里處，緊挨著內蒙古鄂托克旗，南北臨毛烏素沙地。今天，這里已經是國家三Ａ級旅游景區，成為在全國有一定影響力的沙漠生態旅游區，被媒體稱作沙漠綠洲、沙海奇觀。

這一切都跟一個叫王恒興的老人有關。

決定到廟廟湖沙地去植綠的時候，王恒興已經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了。孔子曾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七十歲，對于絕大多數老人來說，都是應該安度晚年的時候，而在沙漠里植樹，是往沙漠里不停“燒錢”的事情，更是一件自討苦吃的事情。王恒興老人為什么放著安閑舒適的生活不去享受，而非要花錢找罪受呢？一個有著兩億元資產的煤老板，為什么要把錢扔進沙漠里？更令我好奇的是，一個煤老板，一個在煤業掙了大錢的人，做出這番不可思議的舉動，他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是怎么想的？

王恒興老人曾是石炭井礦務局一礦農場的場長，改革開放初期下海經商，建立了寧夏最大的個體洗煤企業，成為遠近聞名的煤老板。人到七十，突發奇想，從煤業轉向沙漠植綠，在我看來，這中間的巨大反轉，一定有一言難盡的歷程。而其中的故事，也許只有見到王恒興本人，親耳聽了他的講述，才可能知道。

一

2021年3月3日一早，王恒興和老伴兒驅車到大武口星海湖賓館接我。開車的是王恒興的外孫小劉。初見王恒興，我覺得他并沒有實際年齡那樣顯老。

“王總，您現在還常去廟廟湖嗎？”一上車，我就問王恒興老人。

王恒興未吱聲。他的老伴兒說：“冬天，沒活兒，等天暖和了才去。”

“爺爺，你把耳機戴上。”小劉提醒說。

這時候，王恒興老伴兒說：“他聽不著，耳朵不好使。大夫說是在沙漠里待的時間太長了，沙子吹到耳朵里了，把耳朵給糊住了，就像水泥一樣。北京的大夫說，聾就聾著去，不能清，清不好再把命給要了。發現耳朵這樣有五六年了。”老伴兒又說：“他今年八十六了。這兩天腿疼病剛好了點。

過了一會兒，王恒興老伴兒接著說：“現在誰來廟廟湖一看，誰都說這個地方好得很。可剛一開始，誰說好？現在旁邊緊挨著內蒙古鄂托克旗那個地方啥樣，以前廟廟湖就是個啥樣。剛進去，啥都沒有，全都是大沙丘。陶樂人都說，這個王老傻子有兩個錢燒的，拿著錢往沙子里面砸。”

一提起十幾年前初進廟廟湖沙地時的情景，王恒興老伴兒的話頭就止不住了。“當初他要干，我反對，他不聽。兒女也反對，都說這么大歲數了，下苦下了一輩子，該享享福了，給你買個好車，配個好司機，四處走走玩玩。他說不，他不愛那個，就看上這片沙地了。”

“這個地方好嗎？剛來他就問我。我說實話，地方是個好地方，但是我干不了了，大半輩子苦也受夠了。當時我就說你想干你干去，我是沒精力了。我腿疼得爬沙坡半天爬不上去。”王恒興老伴兒邊說邊伸出了她的手讓我看，只見她右手的五個指頭關節全部變形，骨節突顯，手指彎曲。她說：“我的腿也是這樣子，年輕時就是嚴重的風濕關節炎，最厲害時腿疼得床都下不了，還是他領著我到處看病。可當時我是真的干不動了，我原想著他干干也就算了，沒想到他信心大得很。”

“你以為他是咋干出來的？頭一年，我們一家人開著四驅奔馳車進去，一進去車就陷到沙地里。沒辦法，他就用推土機把沙丘推平。我們剛去的時候，買個樹苗苗種下，像手指頭這么粗，夜里風一來，第二天，全埋到沙子里了。再用手往出刨，刨出來扶著再栽上。他當時雇了兩個工人，這兩個工人告訴他，這沙地里沒有水，就是栽上樹也活不了。結果，頭兩年錢全都砸到沙子里了，手里的錢都花光了，有段時間我們老兩口連生活費都沒有了。”

“廟廟湖跟前的人誰一說，都說是你王恒興有兩個錢燒的，不會享福，跑到沙漠里，腦子有毛病呢。”

車往前開著，王恒興老伴兒的話里有抱怨，有牢騷，有感慨。我從這些話里，聽出種種艱難和不易，卻也聽出了坦然、贊嘆和欣賞。

“我們到這里來十五年了，全是自己拿錢買樹苗，買就買小的，因為便宜。現在那些個小樹苗都長大了，每棵樹底下都有這么粗的管子(以食指比畫)，現在還有，一天要澆好幾遍水呢。”王恒興老伴兒又說。

說著話，就到了陶樂鎮街頭，車停在一家小超市門口。王恒興說：“在這里買點菜，剛開春，廟廟湖那邊還啥都沒有呢。”

當小劉挽著爺爺往路邊小店慢慢挪步時，我才真切感受到，眼前的這個傳奇般的人物，已經是一個行走蹣跚盡顯老態的耄耋老者了。只是，令我奇怪的是，當我聽當地人介紹這位老人的經歷時，我腦子里閃現出的并不是眼前這個年齡的老人該有的老態，或者說，至少我一直以為，能在沙漠里一待十幾年，把一片沙漠變成綠洲的，能在沙地上播種這樣的奇跡的，一定是一個身體健壯精力旺盛意志堅定的人。而眼前的王恒興，完全打破了我對他的主觀想象和第一印象。在時間和衰老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王恒興也像其他這個年紀的老人一樣，無可避免地迎來了他的衰老和病痛。這也讓我更覺得不可思議，就是這樣一個跟別的老人一樣的老頭兒，卻干出了這樣一件令人矚目的大事。

我推開車門，想和小劉一起去攙扶王恒興，王恒興老伴兒拉住了我，說：“你就在車上坐著，不用下去。”我不知道是她跟我客氣，還是為了不讓王恒興感到沒面子。我只好繼續坐在車后座上，跟她接著聊了起來。

王恒興老伴兒說：“剛過去的這個冬天，王恒興一直躺在床上動不了，腿子疼得受不住，這兩天才剛能下地走一走。他的病腿跟他的耳朵一樣，都是在沙漠里這些年落下的毛病。”

“夏天廟廟湖可好了，花也開了，果子都結了，誰來誰說好。我們廟廟湖院門口的樹就是他最先栽下的。現在，來的人誰一看都說他了不起。誰能想到，當初這一大片全是荒地。”

上車下車，走進走出，行動遲緩的王恒興，令我猛然意識到這個八十六歲的老人，可能背負著我所不知道甚至不能想象的生活分量、人生故事。

一個小時后，我們進入了廟廟湖村。

一直沒怎么開口的王恒興轉過身子說，“當時就沒有這個村子，廟廟湖村是2013年建起的生態移民村。”說著，老人笑了，臉上的表情顯出一些興奮。

當初如果沒有王恒興在這里植樹多年，移民村的成立會不會再晚些呢？我正想問王恒興，他老伴兒說話了：“以前沒開發，沒人知道這里還能住人；他開發以后，大家才發現這地方可以住人。前幾年政府從西吉移來一千多戶人。這個柏油路修了有四五年，是政府為移民村修的，以前就是一條沙溝。現在我們用的勞動力主要是廟廟湖移民村的。村民一家一個三輪車，工地上干完活，中午就回家吃飯了。”

“這幾年，樹都種起來了，就不刮沙子了。每年春天，在廟廟湖就業的超過一百人。在這里搞養殖，喂牛喂羊的，都是廟廟湖生態村的移民。”王恒興接著老伴的話開了腔。

說話間，就到了景點大門。

“這純粹是在沙地上建起的一個景點，大門兩邊的樹都是他栽的。他對廟廟湖太熟悉了，咋能不熟悉？他以前掙下的每一塊錢都甩到這個地方了。”王恒興老伴兒像是在自言自語。

車開進廟廟湖景區。迎面正遇上一輛駛往景區外的拖拉機，拖拉機的車斗上站著十幾頭小花牛。王恒興的視線一直隨著拖拉機移到了景區門口，話匣子一下子打開了。“這十來頭小牛是景區養殖的肉牛，三個月就出欄了，這是要拉到陶樂集上賣的。”他指著車外，“這片新開發的地方，種上了苜蓿，再過二十天就長出來了。這里經常有野兔、野雞出沒。景區現在所有的收入剛能養活住這個地方，算是做到了收支平衡……這是噴灌機，給苜蓿地澆水的。每一棵樹底下都有管子，都是滴灌，埋滴灌也挺費勁。這些滴灌設備是從以色列買來的。在種這片林子前，我去治沙勞模王有德那兒考察過。寧夏這種沙漠澆灌方式還是白芨灘林場的王有德引進的，我去看了王有德大泉林場的做法，專門學來的。廟廟湖的電是2007年拉的，都是我們自己投資。

“當初選這個地方，我做過許多考證工作。這個地方緊靠著內蒙古，這片防風林后頭就是內蒙古。廟廟湖，以前最早就是放牧的地方，當時這里還有個小廟，還有一灣湖水，廟廟湖這個名字就是這么來的。傳說中放牧的人來到這個地方，就用廟廟湖的水飲羊。后來風沙把這個廟給刮塌了，湖也沒了，沙漠化越來越嚴重，草場沒有了草，變成了沙漠。

“過去我在煤上掙的錢全投到這兒了。我在這個地方投了兩億七千萬，可能還不止。”

王恒興老伴兒一聽這話，接著說：“錢花是花對了，但這個錢啥時候能掙回來呢？我們這輩子再掙不回來了。唉，七十歲來到廟廟湖，廟廟湖就成了他的另一個家。一晃十五年過去了，他也從七十歲的老漢變成了一個八十六歲的老漢了。”

在老兩口的你一言我一語中，車子停在了一個青磚灰瓦的四合院前。

“今天中午我給你們做羊肉臊子面。”王恒興老伴兒邊說邊下了車。

也許是看到了我臉上閃過的一絲疑問，王恒興趕緊說：“你放心，我老伴兒做飯可有水平了。以前我開洗煤廠的時候，養著幾十個工人，全是我老伴兒做飯。盡管她現在也已經是過了八十歲的老人，還有嚴重的風濕病，但是平日里收拾屋子、做飯，這些家務活，還干著呢，我從來不管。我們兩個一直是她主內我主外。咱們就在車上，邊走我邊給你講，你就清楚我在這里都干了個啥。”

二

“2000年，王恒興從新聞中獲知，寧夏三面被沙漠包圍，有六百多個村莊直接遭受沙化危害。一個想法在他心中漸漸清晰：開礦挖煤是輸出資源，帶來的是一時富裕；植樹造林是積蓄資源，帶來的是可以永續發展的長遠利益。2007年，王恒興選擇了陶樂鎮與內蒙古交界的毛烏素沙地邊緣的廟廟湖進行治沙造林，注冊資金五千萬元成立了‘平羅縣天源復藏農業開發有限公司’，開始履行‘向大地還賬’的承諾。”2012年2月14日，《中國綠色時報》以頭版頭條文章《向大地“還賬”的老人——記治沙造林的民營企業家王恒興》，刊發了王恒興治沙的事跡。

2007年，王恒興整七十歲。這年春天，王恒興開著奔馳車一頭扎進了廟廟湖的層層沙地。一進沙漠，王恒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黃土拉進來，鋪在沙子上，鋪了條簡陋的土路。廟廟湖處于毛烏素沙地最西頭。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沙疙瘩，外圍邊緣的沙丘小，越往東走沙丘越大。不管是修路還是種樹，人都得先爬上沙丘，先要和大大小小的沙丘斗爭一番。當時，沙地里只有一個殘破的蒙古包，還是當年放羊的人遺留下來的。王恒興請來幾個工人把蒙古包收拾了一下，糊了點泥，支了個床，老兩口就在里面住下了。

沙漠里除了沙子，就只有風。住下的當天夜里大風發出鬼哭狼嚎一般的吼聲。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天亮，老兩口一醒來，發現被子重了好幾倍，壓得人快喘不上氣來，一看被子上面覆滿了沙子，沉得掀都掀不起來。五點鐘天剛有點亮，老伴兒就從沉重的沙窩里鉆了出來，她用戶外用的煤油爐子煮了雞蛋，熱了饅頭。王恒興吃了早飯后六點半就出了門。這一天，王恒興忙了一天，晚上回來已經十一點。那天，他在沙地里領著十幾個工人在工地上搭好了臨時的爐灶，搭了一頂大帳篷。就這樣，這十幾個從前一直跟著王總的工人，跟王總老兩口一起住進了沙漠里。

第二天晚上又是狂風大作。一早起來，那條剛鋪好的簡易土路，一夜被大風全吹沒了，路面上重又成了一道道沙坡坡。

一遍遍地清沙子，一遍遍地覆土，一遍遍地用壓路機壓實。進入沙地的最初幾天，最初幾個月，甚至最初一年，鋪路成了他們每天重要的活計。王恒興帶著工人天天忙碌著，每一天似乎都是在重復前一天的活兒——把路上的沙子推平，把黃土覆在沙地上。

鋪路難，栽樹更難。在沙地上栽樹不容易，風沙刮得對面看不清人；在沙地上挖坑，把樹苗栽下，第二天一場大風，樹不見了，全被刮進了沙堆里……無數次，王總帶著工人們把倒伏在沙子里的小樹苗挖出來、扶起來再栽。就這樣刮了栽、栽了刮，在風和沙的一再捉弄下，一切都得從頭再來，每天似乎都徒勞無功。

很長一段時間里，滿懷期望醒來之后，王恒興面對的都是初入沙漠第一天的情景：一望無際的沙地，一波又一波的沙浪，頭天所有的勞動成果化為烏有。這樣的情景令王恒興不由生出恍惚，似乎這里只能是一片化外之境，只能是一片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洪荒之地。老人顧不上哀嘆，也顧不上生氣，他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準的事一定要干成；他腦子里一再冒出的只有兩個字——不服，因為踏入這片沙地之后的他沒有選擇，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終于有那么兩天，風沒有那么大了，夯實的土路只是薄薄地鋪了一層細沙，伸向沙地深處的路沒有被掩埋，露出了清晰可辨的路基。望著隱約可見的伸至遠方的黃土路，王恒興內心受到巨大的鼓舞。

接下來，王恒興帶著工人們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栽樹上。然而，第一年栽下的樹全軍覆滅，一棵都沒有活。王恒興顧不上抱怨和生氣，只是想要弄明白，為什么費這么大勁兒，栽下的樹活不了？失敗反而激發了他，他明白了，光靠過去的生活生產經驗遠遠不夠，還得虛心學習沙漠植綠的最新技術。

經歷了頭一年的多次失敗，經歷了幾乎一無所獲的付出之后，第二年春天，王恒興吸取了教訓，他重新選擇了樹種，全部選用抗旱樹種——沙柳。不僅重選了樹種，栽樹的方法也有了改進，王恒興帶領工人把沙坑挖得深深的，土踩得實實的，又從相隔七公里之外的黃河引來水源，學習白芨灘林場的經驗，樹下全部埋上了滴灌。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8年5月初的一天清晨，王恒興迎來了第一個令他欣喜難忘的日子，他發現一個月前植下的沙柳枝頭冒出了鼓鼓的嫩芽。王恒興高興得差點跳起來，沙柳活了，這沙有辦法治了！

從此，沙漠、老人和沙柳樹，有如剪影一般組成了廟廟湖新的風景，成了廟廟湖最初也最為常見的場景，也成了我腦子里意味豐富而揮之不去的畫面。這畫面充滿了堅韌，充滿了不滅的希望，也充滿了幾近絕望中的執著，令我想起那個古希臘西西弗斯的神話，成為恒久的瞬間。

“當初剛開發時，好多人都在看我的笑話，但我就不信這個，我就高低栽著（樹），每年都栽，風刮倒了再栽，終于，第一片小樹林子保下來了。慢慢地，一點點擴大。”王恒興說：“我是個閑不住的人，我來這兒一天沒閑著，有空了就栽樹。現在老了干不動了，但是年年還要來，來了四處看看，能拔個草也好。我有時候也想不到，我一個老頭兒怎么還能干這么多活兒。”

王恒興初來廟廟湖，除了栽樹是個大難題，最讓他苦惱的是外界的輿論，有人說王恒興是讓錢燒的，往沙子里撂錢；又有人說他在這里栽樹，純粹瞎折騰。

越是這樣說，王恒興就越覺得自己不能失敗，只能成功。也許就是憑著這份恒心和毅力，王恒興在廟廟湖待了下來，廟廟湖的樹活了下來，廟廟湖一年年綠了起來。

2010年，王恒興被評為“全國林業綠化先進個人”；2012年，他又被評為“全國林業系統勞模”。2017年，廟廟湖被評為“全國五星級鄉村旅游示范點、休閑生態農業旅游區”，有關王老傻子的風涼話這才徹底消失了。

“這塊沙地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讓我給栽上樹了，就留了一片沙道，就在這兒。”王恒興指著眼前的養殖場，說：“我到這里的第二年，就在這一片蓋了一排小平房，方便工人吃住。現在就在這片沙道建了養殖場，羊養了四五千只，牛也有上千頭。現在冬天這里就留幾個人，喂羊喂牛的，看場子。在廟廟湖，一開始吃的喝的用的全是買著往里帶。這幾年，瓜菜都是我們自己種的。”

過去廟廟湖附近沒有村子，沒有水，電也沒有。當時，水電都是王恒興自己花錢想辦法解決的。這里灌溉主要靠黃河水，黃河水離廟廟湖有七公里，王恒興領著工人，壓上管子，把黃河水引了過來。

王恒興一路講一路引著我往前走。在養殖場，遇到他的老員工甘肅會寧人魏建忠。老魏穿著一件橘紅色的厚棉布上衣，衣服左胸前的口袋上還有模糊的字跡。

我問老魏：“這是廟廟湖的工作服嗎？”老魏說：“不是的，是以前在王總的洗煤廠時發的工作服。”魏建忠過去在王恒興的洗煤廠打工，后來又成了廟廟湖所在地公司的職工。一個星期前，老魏從老家過完春節回來。每年從臘月底到正月，這一個月老魏要回老家，剩下的十一個月，老魏都是在廟廟湖幫著打理農莊的草場和樹木。像老魏這樣的老員工，廟廟湖還有五個，這些人跟著王恒興有二十多年了。

三

“別人都說這個地方栽不成樹，為啥我就能栽活？因為我在石炭井一礦農場管農業時，就有在沙漠上種樹成活的經驗。”不知道是不是老員工魏建忠的話勾起了他的回憶，從養殖場出來，王恒興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

選擇在這片沙地種樹，并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是王恒興的一時性起，而是基于過去他在石炭井礦區辦農場開荒種地的經驗，和對于土地上耕種收獲的親歷。

王恒興曾在石炭井一礦農場當過場長。一礦農場曾是當年石炭井礦農場較為集中的地方，現仍是石嘴山大武口區農副產品的生產地和新興的農業觀光區。今天，人們不會想到，在20世紀60年代建立礦農場之初，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是王恒興曾經生活工作過的地方，也是他和許許多多礦農場職工家屬付出過汗水和勞動的地方。

20世紀50年代末石炭井礦區建立起來后，到60年代，礦區人口不斷增加，礦上的家屬來了以后，沒有吃的，解決的唯一辦法就是自力更生，各礦開始興建農場。

王恒興說：“當時一礦農場就是我一手建起來的。剛建起來，農場連吃的水都沒有。后來，礦上支持，給打了深井，還蓋了房子，農場就這么一點點建起來。”

礦農場一建起來，王恒興帶領礦家屬在農場種樹。當時，在礦農場種地，跟今天在廟廟湖種樹一樣，是相當不容易的。來廟廟湖種樹，剛種上就被埋在沙子地里的經歷，幾乎和當年在農場的平地上種麥子一模一樣。當年礦農場的麥地剛出了一拃高的苗，綠油油的，可一場風刮來，麥苗全沒了，全讓沙子蓋上了。王恒興說：“每到這時候，我們農場的職工家屬就全部出動，拿著盆子，到地里沙子。剛掉，過兩三天，一場風又來了，又把麥子埋住了。隔三岔五要去地里清沙子。那些年種點麥子可真是不容易。直到后來，農場四邊種的楊樹長起來了，風沒有一開始那么大了，沙子少了，田才好種了，后來樹越長越高，漸漸地也就沒沙子了。”

王恒興老伴兒到現在還記得，直到80年代初，大武口的風沙還特別大。她說，1984年，她在一礦農場包了二十畝田種了些瓜菜。3月底的一天下午，她正在地里頭忙乎著，一陣黑風起來，眼看著地膜給刮起來，她愣是不敢起身去把地膜給翻下來。風太大了，大得就覺得只要人一起身，就能被大風從這個溝刮到那個溝似的。

王恒興老伴兒講：“當時我只能蹲倒，把鍬頭抱住，把腳下的地膜壓住。一下午，我就蹲在田里看著，風從下午刮到晚上，我愣是沒敢回家，就一直等著。等風細了，我才站起身，可是走著走著卻找不著家了。天也黑了，再加上風把四周刮得灰灰的，我也看不清哪兒是哪兒。到了農場的家屬區，我就挨著房子一排一排往過數，數到第五排，摸過去，才算摸到家。第二天，農場的人過來一看，集體地里的膜都在樹上掛著呢，就我家地里的膜都好好的。我就說老天有眼呢，刮集體不刮我的。他們這才知道，那天一刮風，整個農場就我一個人在地里蹲了一下午。”

在王恒興老兩口的記憶里，當年一礦農場的這一幕跟他們最初到廟廟湖的日子何其相似。也許，上蒼早就安排好了，就從那一刻起，王恒興就與沙子、綠色結下了難解的緣分。

1965年建石炭井一礦農場時，需要有一個既懂田又管過事兒的人當場長。礦務局領導考慮到王恒興比較符合這個條件，就選定了王恒興去了一礦農場當場長。在一礦農場，王恒興領導了一千多名礦工家屬和小青年，一路干了下來，這一干就干了近二十年。一礦下屬的大小單位換了九輪干部，始終沒換王恒興。

至今，王恒興仍感到驕傲的是，當時一礦農場，在礦務局的農業系統，甚至在自治區和當時的農業部都掛了號，很有名的。據他回憶，70年代末，全國煤炭系統下屬農場農副業現場會，就是放在石炭井一礦農場召開的。

隨著礦區人口增多，隨著一撥撥年輕人長大，礦區的就業壓力也變得越來越大。農場雖然苦，但是能夠在農場有份工作，也是不錯的出路。而且在農場當過一段農工后，還有機會招工到礦上，成為一名正式工人。礦區就這么大，在當時能到農場勞動的十有八九都是沾親帶故的人。于是，一到礦上去農場招工的時候，就有熟人來找王恒興，都想早點招工離開農場，成為礦上的正式一員。一到這個時候，這些個熟人攆得王恒興鉆都沒處鉆。他們提上一包花生米、一桶油、一瓶酒，就來了。

王恒興說：“我不喜歡這一套，可都是熟人，來了咋辦？把人攆上走也不合適，那就只好把花生米一炒，酒打開，一起喝，喝完了就讓他走人。當時也有塞錢的，但我是堅決不要。我這個人對錢并不看重，我就覺得人不能太愛錢，太愛錢的人往往也不會太有錢，這是我的人生經驗。我有時候就想，可能就是我對錢看得沒那么重，才能掙下錢的。”王恒興說。

1985年，王恒興從一礦農場退休。一礦農場的地實行承包制，全都承包給職工。王恒興也包了一塊地，種了一年之后，王恒興下了海，辦起了工廠。

四

“石炭井人經商辦企業，我算是最早的。”王恒興說。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大力發展個體經濟，王恒興是當時石炭井地區最早一批辦廠的個體經營者。20世紀80年代末，王恒興辦起了洗煤廠，是當時石炭井最早的民營洗煤廠，也是最大的一家。

然而，王恒興一開始辦的廠并不是洗煤廠。下海之初，王恒興建了寶華堿廠。那時候的堿廠，只是簡單的粗加工，原料是從內蒙古堿湖上拉來的，用王恒興的話講，就是把原料燒成亮亮的綠疙瘩，就算是加工好了的半成品。把這樣的半成品再發給肥皂廠，這就是肥皂廠做洗衣粉、肥皂的原料。王恒興的堿廠以粗加工的方式干了三年，之后，他才從堿廠轉行，建起了洗煤廠。

初建的洗煤廠全部是人工洗煤。1989年底，王恒興的洗煤廠建在礦務局農業指揮部附近，干了沒兩年，石炭井礦務局要征用洗煤廠所用的地皮。王恒興得到一筆補償金后把廠子搬到了汝箕溝口，自己蓋了廠房，繼續辦洗煤廠。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系國家經濟轉型初期，國家煤炭行業管理粗放，也是煤炭加工行業最好的發展時期。王恒興的洗煤廠很快賺到了大錢，王恒興也成了寧夏煤炭行業最先富起來的個體老板。

王恒興說：“我這兩個億就是在洗煤廠干了十幾年掙下的。”一筆筆財富積累的細節，王恒興并沒有過多交代。他只是粗略地告訴我，錢就是那個時候掙下的，那個時代，只要是勤快腦子活，掙錢的機會多得很。

五

1989年底，王恒興的洗煤廠剛剛做起來。第二年年初，他去天津要賬。

上了火車，王恒興跟對面鋪位的男子聊了起來。這個跟王恒興同齡的男子是哈爾濱電池廠的王廠長。當時的哈爾濱電池廠是一個有二三百職工的廠子。王廠長到寧夏來，是因為石炭井這邊要建化工廠，他作為專家被請來這里來做指導的。王恒興和王廠長坐在一個包廂里，很快就聊得熱絡了，兩個人一路聊到了北京。

下了火車，王恒興直接去了當時寧夏煤炭廳在北京的辦事處，辦事處經理叫徐加成。因為沒有錢，王恒興決定到徐經理處白住幾天。

沒想到，住下的當天下午，王廠長竟然來找王恒興了。當時在火車上，王恒興跟他說過在北京落腳的地方。王恒興一看王廠長來了，有點出乎意料，就問他：“你不是去住北京飯店，怎么跑到這兒來了？”王廠長說：“別提了。下了火車，我才發現包落在火車上了。我身上啥都沒有，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沒辦法，只好來找你了。”

雖說王恒興還欠著銀行的錢，窮得出趟門火車票都不舍得買，但臨走時老伴兒還是特意給王恒興裝了八百元錢。王恒興就讓徐加成幫著給王廠長買了張到哈爾濱的臥鋪票。王恒興清楚地記得，當時從北京到哈爾濱的臥鋪票是三十二元錢。

第二天，王恒興把王廠長送上了車。臨上車，王恒興怕他沒錢路上受罪，又把老伴給的八百元錢勻給王廠長四百元。然后，王恒興就去了天津，找到池中鰲。七八十年代任石炭井礦務局局長的池中鰲，此時已經調回天津當了工業局局長。王恒興此次來天津就是要找他幫忙到寶坻去要錢的。當年堿廠生產出來的原料，由老領導牽線，銷到了寶坻，那里還欠王恒興的原料錢呢。王恒興知道只要到了天津，當年的老領導會幫忙的。就這樣，王恒興在天津停留了幾天，池中鰲幫王恒興要回了原料欠賬。

王恒興從天津回來后，過了一段時間，收到了哈爾濱發來的一封電報。電報是王廠長發來的，他說：“你把手里的焦炭都給我發過來。”王恒興當時手里壓了一千多噸焦炭，正愁銷售，手里本來就沒有錢，開洗煤廠現掙的那點錢全都還了銀行貸款，手頭緊得連發貨的運輸費都沒有。緊接著，王廠長又發電報來，說運費你不用管，哈爾濱電池廠財務處李處長已經到了北京，馬上就到你那邊去。當時的通信往來十分不便，跨省的貿易往來只能通過信貸資匯，就是買方的財務人員必須到實地進行交易。

很快，李處長就來了。出于禮節，也出于面子，王恒興要去火車站去接李處長，可為難的是，洗煤廠連個接站的車都沒有，只有一輛拉貨的解放牌大卡車。沒辦法，王恒興就跟礦務局一個領導說了，借了當時礦務局領導才有的一輛蘇聯華沙牌小轎車。

王恒興安排李處長晚上住在青山賓館，白天去沙湖游玩。第二天，王廠長電報就來了，說電池廠的業務太忙了，要李處長趕緊返回。王恒興拿著資票到銀行，一兌竟是二十二萬元錢。90年代初，萬元戶都算是有錢人，更別說這二十多萬元了。拿了錢，王恒興強壓著內心的意外和狂喜，把廠里積存的焦炭都給發了過去。

發了貨過去，王恒興這才敢問李處長，焦炭定的是多少錢一噸。李處長說，一噸五百八十元。這個價格把王恒興嚇了一跳。當時寧夏焦炭市場一噸才是一百六十元。王恒興拿到這筆錢既高興又擔心，擔心王廠長為了報答他，高價買了他的焦炭，可別再把自己給裝進去了。正在擔心的時候，王廠長叫王恒興去哈爾濱去轉轉。王恒興就帶著老伴兒去了。

一到哈爾濱，兩個人一見面，王恒興就問他，焦炭咋定了這么高的價？王廠長說不高，不信你在這邊打聽一下。王恒興就地打聽，質量好的焦炭在當地最高要六百四十元一噸。王廠長說，王恒興的焦炭質量比東北當地六百四十元錢一噸的質量還要好呢。王恒興才算放下心來。就這樣，隨后的許多年里，每年他的洗煤廠都給哈爾濱電池廠供焦炭。很快，王恒興就把銀行的賬還完了，王恒興徹底翻過了身。借著好人緣和好機會，王恒興很快在寧夏煤炭加工行業成了佼佼者。

六

與大多數煤老板一樣，王恒興發財致富緣于善變通、肯吃苦和勇于抓住機遇，但是在掙了錢之后，怎么花錢，抑或是用這些財富去尋求什么樣的再發展，卻讓王恒興的人生故事走向了和絕大多數煤老板不一樣的方向。

2005年，煤炭加工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已經在這個行業淘金十五年，積累了上億財富的王恒興回想過去下海經商的經歷，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商人做得還算可以——辦廠時，王恒興養活過十幾個殘疾人；掙下錢后，王恒興也捐建過學校。可是，王恒興總覺得，相比自己掙下的這么多錢，自己做的這些事還遠遠不夠，自己內心深處還有那么點不甘心，總想還能再干點大事。

2006年，國務院提出治理環境，清潔空氣，特別提出未來中國環境整治，要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這時候，王恒興突然感到有了新的創業方向，他決定響應國家政策，在環境治理上做點事情。這一年，他開始四處考察，考察來考察去，走到廟廟湖這個地方，他停下了。

“那你就沒想干別的嗎？怎么就想到要在沙漠里植樹？你當時怎么想的？”

王恒興說：“我就想手里有兩個錢，決不能就這么直接放到兒女手里，放到他們手里很有可能胡亂就給花了，到時候不僅錢沒有了，弄不好還闖下禍來。這種事情不是沒有，而是太多了。像我這樣有兩個億的煤老板根本不算啥，比我有錢的人多了去了，可是據我所知，他們最后留下那么多錢，大多數并沒有給他們的后代帶來什么好處，有時候反而把子孫后代給害了。我就想，還不如我都栽了樹，一是孩子們也就胡花不成了；二是栽下的樹，只要是不出什么大的意外，就能一直留在那兒，千秋萬代都看得著。”

王恒興老伴兒這時在一旁插話道：“就這么，明明是個富家，最后弄成了個窮家。”

我借機問王恒興老伴兒，“你怪王總不？”

“說是這么說，我不怪他，從來沒有怪過他，他這個人閑不住，這一輩子沒干過歪門邪道的事。他來這里種樹，干的又不是壞事，我不支持他，咋剋（咋辦）呢？我們倆一輩子沒干過仗。我沒有理由反對他，他干的都是正事，不像別人有兩個錢不是賭呀就是啥的，他又不好那些個。過去掙工資后來辦廠子，錢都交給我管。他花錢，拿多少我給多少，他從來手里不拿錢。”

“我就是個閑不住的人。這些年，投進去的這些個錢，通過發展養殖、生態旅游，現在剛能做到收支平衡。”王恒興好像還沉浸在老伴兒剛才的話里，“要想把投進去的錢都掙回來，在我這輩子是不行了，到兒子這輩子也夠嗆，到孫子這輩吧，才可能把投資收回來了。”

王恒興接著又說，“上午我領你去看的養殖場，是2012年建的。我們養的是新西蘭的羊種——薩布克胡羊，這個羊長得快。光養殖場就將近四百畝，喂的都是我們自己種的草料。2021年春天，大羊下了二百三十九只羊羔。過一個來月，就能長這么大（用手比畫著，有半抱），三個月就能出欄，一只羊能賣一千元。我們的養殖場每年有生產目標，實行的是責任制，就像過去80年代我們在礦農場時一樣。我們這里管羊的，是陶樂鎮當地的兩口子，他們養了好多年羊，有經驗，一年收入有五萬多，還算可以。他們的收入跟他們管護羊只的效益都掛鉤著呢。2020年總共下了六百多只羊羔。我看2021年這個勢頭，到年底能下七百只。我們養的牛，花牛是西蒙達爾牛，黑牛是安格斯牛，都屬于肉牛。剛才我們在門口碰上往外拉的牛就是剛出欄的，能往外賣的基本是三個月以上的牛。每年能下六七百頭小牛。”

“為啥要在這里建養殖場呢？”我又問。

王恒興說：“養殖是為這些樹木服務的。要不然治沙靠什么？主要是靠農業和養殖業支撐。就是因為栽的樹太多了，后續沒有錢，就可能斷電斷水，一旦沒有水電不出一年這個地方就全完了，以前花的工夫就都白搭了。不說別的，這里栽下的樹，光水費一年就得三百多萬元。每年銷售牛羊，毛利能有一千多萬元，目前這就是養活這片沙地最主要的經濟支柱。我們這里草場上打的草一噸草料能賣兩千多元，草也產生效益。在沙漠發展生態，前期純粹是往里砸錢，但是接下來就必須有后續資金。”

從2007年，廟廟湖生態區建成后，為了持續發展，王恒興在廟廟湖建起了三大區域，最初治理的沙地發展成了養殖區域，與內蒙古交界接的那片沙地是植樹造林區域，湖水一帶是文化旅游區域。這幾年，廟廟湖就是按這三個園區的規劃發展的。

2007年春天，當王恒興站在大片沙丘上，望向茫茫四野時，他心里已經勾畫出了十幾年后眼前這片沙地花紅柳綠的樣子，勾畫出了傳說中廟廟湖應有的風景。這風景，是早就深植于他內心的愿望，今天成了眼前的現實。

廟廟湖還有兩千多畝地沒有開發，王恒興說：“我想留下這塊沙丘，作為今昔對比，作為我治沙的見證，讓我的孩子們、讓來參觀游玩的人們看看，這就是廟廟湖治理前的原始樣子。”

剛開始時栽花棒，干沙子太深，沒有水，王恒興把純凈水瓶子收集來，花棒的根就放在純凈水瓶子里，連瓶子帶水一起栽進地里。“這辦法是我自己想的。”說到這兒，王恒興沉默了一會兒，“你不知道，為了栽這些花棒，我的老命差點丟到這沙漠里頭了。”

當時栽花棒的時候正是4月初，沙地里一有太陽，很快就熱了起來，日頭下，沙坑才挖了一半，王恒興就倒下了。當時沙漠里就只有王恒興一個人，如果他醒不過來，一時半會兒不會有人發現。冥冥中好像上蒼在保佑著他，沒過幾分鐘，栽倒在沙地上的王恒興醒了過來。王恒興緩緩喝了幾口水，慢慢明白，他又活過來了。

七

廟廟湖跟內蒙古鄂托克旗緊挨著，這一帶正是風口，為了防風固沙，2014年，王恒興在兩地邊界上栽種了十幾公里長的防風林，最寬處二百米，最窄的地方也有五十米。在哪兒栽樹，栽多少，什么地方栽得厚，什么地方可以栽得薄一點，這可都是王恒興反復考察摸清情況后，根據防風需要栽的。這片防風林種的是新疆楊，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成活率。沙漠栽樹跟別的地方不一樣，必須用機子打坑，不用機子，現挖干沙子現又流進去，效率非常低。這是王恒興到了廟廟湖以后，學會的沙漠栽樹法。防風林種成了，王恒興又在旁邊的沙地上，種了旱蘆葦。每到夏秋，這片蘆葦和防風林成了一片頗為壯觀的風景帶。

今天的廟廟湖不僅風小了許多，就連雨水也明顯比過去多了。十幾年過去，植樹造林已然改變了廟廟湖的小氣候，改變了毛烏素沙地邊緣的氣候。

現在回過頭，王恒興時常不敢想，自己怎么就跑到這兒來？怎么膽子就這么大，敢冒這么大的險？自己一個老漢怎么就栽下這么多樹？他說：“為啥老伴兒總說我呢？真是一點沒說錯，我是把自家幾十輛好車的錢拉垮了，全埋到這沙漠里了。”

吹過的風沙，流下的汗水，所有經歷過的痛苦和掙扎，也許只有王恒興和他的家人心里最清楚。這些伴著淚水、汗水的痛楚經歷，如今，在兩位老人的笑談中，似乎變得風輕云淡起來。

王恒興來之前，廟廟湖是一望無際的沙地，雖說已經沒有多少草了，但還是有人偷偷放牧，稀拉的羊只啃著沙地邊緣稀拉的野草。這是當時人們看到的場景。那時候，陶樂當地人都管王恒興叫王老傻子，都覺得他純粹是把錢白扔到沙子里了。提及這些，王恒興笑著說：“那會子當地人還沒有意識到這是塊寶地。就在我開完了荒之后，縣政府開始嚴格禁牧，制定出保護當地生態的措施。”當初王恒興買下這片近二百萬畝沙地的時候，花了不到二百萬元，算下了一畝地才一元多錢。王恒興說，“現在不得了，從政府手里買一畝至少得九萬。”整個廟廟湖一共一萬兩千多畝沙地，在王恒興的帶動下，這片曾經無人問津的荒蕪之地很快變成了香餑餑。

2015年，王恒興在廟廟湖湖邊修了觀光道。2016年，廟廟湖邊又建成了賓館和接待游客的便餐館，這里成了附近居民光顧的風景區。

經過了最艱苦的創業初期，廟廟湖農莊進入了發展正軌，王恒興兒孫們也陸續參與到他的治沙事業中。王恒興的三個兒子都已年過五十，隨著父親的轉行，他們也都先后跟著王恒興在廟廟湖搞生態旅游開發。

王恒興終于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是王恒興的心還是放不下，他原計劃要順著兩地邊界的鐵絲網，栽成十八公里的防風林。現在因為后續資金問題，還剩下一小部分沒有往下栽。可是一天不栽，王恒興晚上就睡不好覺。因為只要風口沒有全部栽上樹，每年的防風防火就成一個大事情。

直到今天，王恒興老兩口仍像候鳥一樣，冬天住在銀川，每年3月份來到廟廟湖，在這里一直住到秋涼，一邊打理這片沙地，一邊過著春耕秋收的田園生活。一年三季，老兩口就住在廟廟湖的青磚四合院，院子里種了四棵蘋果樹，寓意平平安安。

八

2012年，《中國綠色時報》的記者采訪王恒興，問道：“王總，你這么多錢，擱著清福不享，跑這兒干啥來？”王恒興說：“過去我是煤老板，掙這么多錢，現在我是來向大地還賬來了。”頭條頭版就這樣登了出來。沒想到，這篇報道反響很大，甚至掀起一場風波。河南三門峽有個包山治山的個體承包者看了報紙，專門從三門峽坐車到寧夏直奔廟廟湖找王恒興取經。當年，看了報道之后，人民日報社社長帶了十幾個采編人員，來廟廟湖參觀，臨走時，社長送王恒興一句話：“老爺子，你是功在眼前利在千秋。”就在那一年，王恒興被評為“感動寧夏十大人物”。其實，王恒興只想表達一個意思，那就是，人有了錢該咋花？可人們的說三道四甚至挖苦，讓王恒興心里很不好受。他把買來本打算送給親戚朋友們的二百份報紙全收進了柜子，藏了起來。

王恒興說：“我們這些煤老板是掙下錢了，但我們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我們手里這么多錢是哪里來的？資源是國家的，我們都是靠著國家的資源掙上了錢，不該把錢花在國家的土地上家鄉的土地上嗎？我到現在還記得有個說法——毛烏素沙地多栽一棵樹，北京少進一粒沙。當時就是這句話，才讓我下決心去種樹。”

王恒興說：“再一個，我是石炭井人。你看看那幾年賀蘭山里的煤梁子成了啥樣子，一些煤老板把山挖得太不像話，簡直把山都翻過來了。山梁上長的幾十年的老榆樹，連根都挖了，你說這對山上的生態破壞有多大？”

王恒興說：“在全國，治沙的大多是公家人，像我這樣的個體老板沒幾個。我是在響應政府提出的發展黃河流域，以及我們國家向世界承諾的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號召，只不過，也許我是走在前面了，步伐早了一步快了一步。”

王恒興說：“誰都把我當個老人來看待，但誰能在七十歲時開荒？比起那些真正的富人，我這點錢真不算啥，可有一點，那就是他再有錢，我干的這個事情他干不了，我能下的苦他下不了。這才是讓我最感到自豪的。”

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說，“說句不夸張的話，廟廟湖的樹跟我老爺子的性命連著呢。”

補記

王恒興在沙漠植綠的歷程，跟他年輕時帶著礦工家屬們建設一礦農場頗為相似，至少都是在與沙漠斗智斗勇，與沙謀綠與沙謀生存。從這一點來說，王恒興晚年的所作所為，似乎是在延續他壯年時的事業。

當然又不那么一樣。人至晚年，還能在沙漠中成就一番千秋事業，或許只有像王恒興這樣吃過大苦受過大罪，掙過大錢又把錢看得很輕的老人，只有像他這樣經歷過人生大風大浪的人，才可能有這樣的智慧和勇氣。

也許就因為眼前這片沙地這片綠，王恒興老人比許多富起來的煤老板，多了一樣絕無僅有的珍貴東西，那就是對我們生存的大地，一直心懷質樸而熱烈的赤子之情。

也許，他并沒有細想過，沙漠與煤、與水、與空氣，內在的無法分開的關聯，它們與人之間相互作用互為影響的關聯，但在冥冥中，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歷，用實實在在的行動，用深沉的情感，用博大的胸懷，給出了與眾不同的答案。

不管你知不知道王恒興，知不知道在他的一生中還經歷過什么，但是只要看著眼前綠樹成蔭的廟廟湖，你就會被這片充滿神奇的土地所吸引。這片大地用樹與草、花與果，用四季風光記錄下了一個普通老人的神奇經歷，也在訴說著一個樸素而真摯的哲理，那就是王恒興所說過的和用實踐證實了的——從大地上得到的終要再還回大地。這也正是人與環境、人與自然最為和諧美好的輪回。

采訪結束，我與王恒興老人電話聯系過四五次。然而從第三次通電話，我能感覺到他的記憶力在明顯退化，在電話里，他似乎忘了我是誰。也許，這輩子他經歷的事情太多，見過的人太多，值得記住的能記住的也太多；也許人老了，能記住的都是從前難忘的。我想，不管忘記了什么，他不會忘了煤，也不會忘了沙漠。這兩個成就他也塑造了他的客觀存在，這兩個給他帶來苦與樂，帶來疼痛和欣慰，令他驕傲和自豪的物質，讓他的一生寫滿深沉和蒼翠，寫就了不虛和有為。 

【作者簡介：曹海英，女，1970年生，寧夏石嘴山人，祖籍河北泊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短篇小說集《左右左》《私生活》，散文集《黑色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