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活動變人形》是王蒙最重要的小說，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中國當代小說的思想高度。但是，我沒有想到《活動變人形》有一天會改編成舞臺劇，在小說出版35年后的今天，再次以嶄新的藝術形式帶給觀眾新的感動和沉思。

接受美學家姚斯曾說過，一部文學作品不是一座孤獨的“紀念碑”，它更像一部管弦樂，總是不斷地在讀者中間引發新的反響。《活動變人形》就是這樣一部小說。倪吾誠與妻子姜靜宜、岳母姜趙氏和姨姐姜靜珍之間的故事，絕大多數觀眾早已耳熟能詳，但三個小時的舞臺劇卻仍能夠緊緊抓住觀眾的心，像迷一樣地纏繞著你，撕裂著你，也燃燒著你，讓你痛苦著他的痛苦，讓你捶胸頓足，也讓你欲哭無淚。一部創作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小說，為何今天以舞臺劇的形式重新引發新的思考？共情、共鳴在何處？

我們當然可以從歷史、文化、人性乃至女性的視角來分析這部小說和舞臺劇。然而，歷史的魅力有時恰在于其復雜性，倪吾誠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倪吾誠留下的問題，卻并未隨著那個時代過去，反而顯得更為復雜和纏繞，這正是舞臺劇《活動變人形》的意義所在。

近代以來，現代性構成了中國最重要的民族主題、社會主題，也是當然的文學和藝術主題。對于現代性的焦慮與渴望，以及反思現代性過程中所付出的痛苦和代價——從精神到肉體的代價，構成了王蒙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舞臺劇《活動變人形》則以更加直觀化的藝術形式，把這種“痛苦和代價”再一次呈現在了觀眾面前，在今天這樣一個完全變化了的時代和文化語境中，提供了一次反顧中國社會現代性歷史和進程的新契機、新可能。

這種“痛苦和代價”在主人公倪吾誠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演繹和體現。倪吾誠顯然是當代話劇史上一個獨特的舞臺藝術形象。那么，倪吾誠究竟是誰？“外國六”？“非驢非馬”？“多余的人”？現代“孔乙己”？一個充滿悲劇感的理想主義者？當然都對，但是又太過簡單。倪吾誠是一個歷史的“笑料”，還是一個背負著沉重悲劇感和絕望感的文學（舞臺）形象？這仍然是需要認真思考和面對的問題。正視歷史的代價和犧牲，是一種文化良知，更是一種文化責任。

舞臺劇《活動變人形》以全新的藝術形式，體現了小說最本質的思想內涵，并在一定意義上完成了對小說的再闡釋。眾所周知，倪吾誠的原型是王蒙的父親王錦第，無論是倪吾誠還是王錦第，他們都是生活在時代之外的人，他們的“原罪”是“脫離實際”。是的，就如靜宜反復“控訴”的那樣，倪吾誠“不顧家”，他喜歡高談闊論，喜歡講英文、上飯館，雖然他努力想做一個好丈夫、好父親，然而無論是在妻子還是孩子眼里，他都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然而，又有誰真正懷著理解的同情甚至悲憫的尊重來認真地對待過他？任何一個合理的時代，難道不也應該允許某些哪怕卑微的“脫離實際”的人的存在嗎？“脫離實際”就一定是大逆不道的嗎？

從小說到舞臺劇，并不僅僅是表現模式和藝術形態的轉換，而是一種新的激活、對話與交響。改編是不同藝術元素的重構和創造性轉換，更是思想的再發掘再激活過程。如何把握歷史與當代之間的審美張力，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問題，而是在與時代的對話中激活新思想的可能。小說創作于上世紀80年代，寫的是40年代的故事，在劇中80年代、40年代和當下，構成了獨特的多重對話甚至潛對話關系，改編的意義也許就在于，在這種對話中所體現出來的當代文化立場。

很顯然，倪吾誠是一個文化理想主義和文化道德主義的犧牲品。作為一個文學（舞臺）形象，倪吾誠的困境，并不是個體性的文化困境，而是20世紀中國社會普遍性的文化困境。從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到《活動變人形》“外國六”倪吾誠，再到莫言《豐乳肥臀》中的“雜種”上官金童，這些形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20世紀中國的文化想象與文化焦慮。我們呼喚著德先生、賽先生的同時，也在排斥著、嘲弄著德先生、賽先生，對此，我們無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僅以《活動變人形》為例，最講實際的靜宜、姜趙氏和靜珍生活的又怎樣呢？看看靜珍每天的“功課”——洗“大白臉”和惡毒的“罵誓”，你就會明白，她們難道比倪吾誠更理想嗎？

小說《活動變人形》其實還有另一個名字《報應》。究竟是誰的“報應”？難道僅僅是倪吾誠一個人的？所謂“報應”，是無奈的認同更是認同的無奈。劇中有一細節：萬念俱灰的倪吾誠，決定像他祖父那樣了卻此生——倪吾誠的祖父因參加“公車上書”，后自縊身亡——倪吾誠與他祖父不同的是，他上吊的“繩子”突然斷了，他沒有死成。繩子斷了，這是一個多么精彩的隱喻——歷史終于走出了“報應”的怪圈！

溫方伊是90后一代編劇的代表，《活動變人形》顯示了她良好的藝術修養和才華，例如劇中有一細節：悲涼蒼茫的滄州民謠“羊??蛋，上腳搓……”在劇中反復出現三次，像黑色的幽靈，緊緊纏住了倪吾誠，也纏住了觀眾的心——而古老的民謠與倪吾誠的洋派行為之間，構成了絕妙的對話與間離效果，極大地增強了舞臺的震撼力。

舞臺劇《活動變人形》，既是一次與經典的對話，更是一次與歷史和未來的對話與交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