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持續高溫一個多月后，南京終于在“處暑”這天夜里下了一場雨。第二天清晨打開露臺的落地窗，暑氣終于退了不止一丈遠，溫度降下來，濕漉漉的空氣中彌散著香櫞、檸檬、迷迭香、白香巖和枯葉混合的淡淡味道。我是2010年秋開始裝修南大和園房子的，因為第一次擁有屬于自己的公寓，所以只要和預算出入不大，都盡量按照自己喜歡的樣子來。貼瓷磚的時候特意請泥瓦匠在露臺砌了一個花壇和一個小水池，裝修期間就哼哧哼哧一趟趟搬土上樓，開始打造我的空中花園。等到一年后入住時，檸檬、迷迭香、女貞、香櫞、桂花、爬山虎、睡蓮、紫茉莉，各種顏色的百日菊和月季已經栽下，仿佛一個個會開花會迎風飛舞的小小心愿，晨昏，四季，周而復始。

每天看著，感覺花草長得很慢很慢，幾乎沒有什么變化。但十年過去，原先及膝的檸檬長到兩米多高，一樹沉甸甸的果實垂下來，壓彎了枝條。而十年，也是“園丁”在大學培養博士的周期：四年本科+三年碩士+三年博士（如果能按時順利畢業的話），從一個字母一個單詞一個對話到一篇書評一篇論文一個值得研究的選題，這個“苦讀”的過程像極了師生共同澆灌一棵智慧的苗芽，守護它長大，直到瓜熟蒂落的一天。如果知識是魚，導師要授人以魚，更要授人以漁，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和開展獨立研究的能力。而在培養指導學生的過程中，導師自己也在接受挑戰，不斷進取、突破和沉淀。

和看花草一樣，如果看我每天的日常，會有一種一成不變的錯覺，十年如一日，甚至二十年如一日，無非就是在陽臺露臺種種花，在廚房做做菜，在象牙塔里讀書、教書、譯書、寫書……

我不是個愛做總結的人，總覺得生活最好的狀態是“自然而然，安之若素”。2009年出版第一本隨筆集《經過》時我比較興奮比較澎湃，花了幾天時間認認真真寫過一個序，仿佛只有這樣才不辜負流年飛光：“我原以為這十多年來，自己只是一味忙著翻譯，看書，吞食別人的文字，殊不知，這深深淺淺的閱讀同時也在雕刻我、改變我：獨自經過一片書林，那條小小的、毛茸茸的書蟲在不自覺中已經蛻變為一只寂寞飛舞的夜蛾，被月白色的燈光迷住，義無反顧。”我把閱讀比作呼吸，把翻譯比作如魚飲水，我飲了別人的文字，于是那文字也便有了我的溫度。我還把自己形容成“那只有著紅色觸須的寄居蟹，棲身在不同作者的語言外殼里，用別人的故事偽裝自己。我在沙地上留下倉促的足印，在潮水漲落過后就全然不見了痕跡”。如果偷懶，這樣的總結復制粘貼過來放在今天，馬馬虎虎也說得過去。曾經有一個詩人朋友調侃說，《經過》這個書名你可以一勞永逸地用下去，之后的書就叫《又經過》《再經過》《還經過》。而我后來出版的幾本隨筆集的書名似乎都有點“一勞永逸”的嫌疑，《閑來翻書》（2010）之后可以《又翻書》《再翻書》《還翻書》，《轉身，相遇》（2013）之后也可以《又相遇》《再相遇》，《一種文學生活》（2018）之后還是《同一種文學生活》……日日復月月，月月復年年，讀書、翻書、寫書已然成了我固定的一種生活方式，就像西西弗每天推巨石上山。

一晃十年，但仔細想想，變化還是有的。

以前做翻譯，基本上都是出版社拿了書找過來，但現在譯者看到好書也可以寫一個選題報告推薦給出版社，出版社選題通過買了版權之后再委托給譯者翻譯。龔蘇蘿·德·圣埃克絮佩里的《玫瑰的回憶》是我成功推薦的第一個選題，2002年我的中譯本在譯文出版社出版，2015年海天出版社再版。之后我又順利推薦出版了菲利普·福雷斯特的《然而》（2008，2013年再版）《薛定諤之貓》（2014）《一種幸福的宿命》（2021），塞居爾伯爵夫人的《蘇菲的煩惱》（2016）《小淑女》（2017）《蘇菲的假期》（2020）《新童話》（2020），安托瓦內特·福克的《兩性》（2019）和《孕育》（還在苦譯中）……自己做選題的好處是可以聚焦自己關注的社會和文化現象，更好地把翻譯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相互促進，還可以把自己的經驗感悟有機地融合到教學實踐中去。十幾年來，我指導的碩博士生在讀期間基本上每人都有譯著出版，其中不乏和論文選題密切相關的作品，有的同學甚至已經開墾出一小塊生機勃勃的學術“自留地”。各種線上線下的讀書分享會、翻譯工作坊、中外學術講座、研討會和論壇讓師生極大地拓寬了視野，親歷文學交流和對話的現場，有時不僅僅作為聽眾，還要作為參與者積極發出自己的聲音。

雖然我沒有翻譯中國文學，但對致力于譯介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法國譯者、學者和出版人相對比較熟悉，時不時地會給他們介紹一些我認識的中國作家或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學作品。畢竟在世界文學之都南京生活了近30年，我認識不少南京本地的作家和詩人（當然也有外地的），在先鋒書店、奇點書集、可一書店時不時也會應邀參加一些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分享會或中法（外）作家交流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十年讓我對“世界-文學”有了更深的認識：文學讓我們走向世界，也讓我們回歸自身。

在國家提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口號之后，緊隨而來的是“中國學術走出去”。國家社科基金從2010年開始設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主要立足于學術層面，資助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國外權威出版機構出版，進入國外主流發行傳播渠道，以增進國外對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推動中外學術交流與對話，提高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國際影響力”。2019年我和商務印書館聯合申報了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整個項目進展得行云流水。法國譯者馬霆一聽合作翻譯的邀約就滿口答應，說他之前就讀過《鄉土中國》，非常喜歡，這本書深入淺出地剖析了中國鄉土社會結構及其本色，語言活潑，很值得譯介到法國。當時他在閱讀過程中就做了一些筆記，并暗自琢磨術語和關鍵詞應該怎么翻譯才忠實妥帖。很快我們的法譯本出爐，順利通過法國專家的雙盲審，得到很高的評價，著名漢學家和人類學家莊雪嬋為法國讀者寫了長序，介紹費老的學術背景和他提出的幾個重要概念，法文版《鄉土中國》于2021年7月由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出版社出版，很快登陸法國各大書店和網站。今年6月，我收到出版社社長的郵件，說在OpenEdition（法國人文社科領域權威的電子出版物綜合性網站）上推出了這本書的電子書。兩年來我也主持或參加了多個外譯項目的答辯會，其中就有我指導過的博士王明睿申報的《何以良渚》和曹冬雪申報的《宅茲中國》。

最后想說的一點變化是，今年夏初，為了參加幾個好朋友攢的一個“亦詩亦畫”的展覽，我重新拿起畫筆畫了幾幅水粉畫，其中一幅畫的是露臺的繡球，配了一圈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羅貝爾·德斯諾斯（Robert Desnos，1900-1945）寫給小朋友的一首紅繡球藍繡球的詩。這位二戰期間參加過抵抗運動、后來病死在納粹集中營的詩人說過兩句令我難忘的話，一句是：“應該自由的不是詩歌，而是詩人。”另一句是：“作為人類一員，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保持自我，而且是眾生皆我。”

我希望自己可以像他那樣寫詩，在下一個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