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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近代著名的圍棋愛好者，有關曾氏“嗜棋”的探討，已有較多文章述及（如吳強《晚清湘軍系統圍棋活動探析》、眭達明《曾國藩的棋藝及其他》等）。這些研究多據《曾國藩日記》展開，惜乎未做全面梳理，故相關論述多為印象式論斷。根據筆者統計，《曾國藩日記》明確記載下圍棋的日期共計3468天，確切記載的圍棋局數多達8361局。僅從文字記載來說，曾國藩堪稱中國古代記錄下圍棋次數最多者。

曾國藩的圍棋事業，大致可分三階段：一是早年的“圍棋焦慮”時期，時在道光中期至咸豐九年（1859）。此期，圍棋對曾國藩而言是一種娛樂，與修身等活動產生激烈沖突；二是軍中圍棋時期，為咸豐九年（1859）至同治三年（1864）。這一階段，圍棋成為曾國藩戎馬倥傯之際消遣及安頓緊張情緒的方式。此期曾氏弈友多為幕友；三是同治四年（1865）平定太平天國以后。此時曾國藩為督撫大員，圍棋成為中興事業奮斗中安頓心靈的消遣手段。

茲分階段論述《曾國藩日記》所見曾國藩的圍棋經歷，并略述圍棋何以成為曾氏日記中未曾明言的“日課”。

一、早年的“圍棋焦慮”

曾國藩很早就與圍棋結緣，這并不奇怪，圍棋本是傳統文人的基本技能，至遲在1839年，曾國藩日記已清晰顯示曾氏對圍棋的濃厚興趣。從道光十九年(1839)起，曾國藩日記明確記載下圍棋事宜。此期，曾國藩下圍棋的時段較為隨意，與之對弈的人也沒有特殊身份。只要有機會，曾國藩即與人對弈。其日記所載也較為簡略，多是“與某某對弈”等。

曾國藩下棋多在較為閑暇時期：有時是赴人家宴會期間，如道光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唐家重開宴。下半天著棋，夜打牌。”有時是在書院祠堂歇息時，如道光十九年八月初八日，“陰涼。至書院祠。下棋。”有時是出門閑游時，如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卅日“飯后出門閑游……走少鶴處圍棋，未正始歸”。一旦有閑，曾國藩即與人對弈，可見其于棋事興趣之濃。

在翰林院任編修時，由于業余時間更為充裕，曾國藩的圍棋活動更為頻繁。

卻也正是在翰林院后期，曾國藩加入了京師的理學團體。在以河南的理學群體倭仁、李棠階等人的指導下，曾國藩開始了嚴格的道德自我審視和修身省察。由于這一群體的日記需要互相傳觀、互相批閱，因而對日常生活的省察就更為激烈，而日記也不能不對此作出道德省思（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學家日記互批研究》）。在嚴格的自律要求下，圍棋對曾國藩而言，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休閑方式，而成為“眼中刺、肉中骨”，成為一個必須直面且亟待解決的問題。關于這一點，湘潭王鳳喈在《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影印本序》中指出曾國藩日記紀事三大類之一為“修德性”，其中消遣類即是圍棋散步，即點明曾國藩圍棋與修德性之密切關系。

下圍棋需花費大量時間，這些時間如用于讀書或處理其他事務，在傳統理學家看來，顯然更有意義。由此，曾國藩不能不將圍棋作為省身素材，進行深刻反省。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日記云，“見人圍棋，躍躍欲試，不僅如見獵之喜，口說自新，心中實全不真切。歸，查數，久不寫賬，遂茫不清晰，每查一次，勞神曠功。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后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從中可見，對曾國藩而言，此時的圍棋與名利、好色、見獵心喜等成為同等且必須克服的欲念。宋代理學家所號召的“存天理、滅人欲”施之于圍棋活動上，成為曾國藩鞭策自己的準繩。躍躍欲試的下棋念頭，妨礙了進德修業，于是成為靈魂深處必要的革命對象。由此，曾國藩的內心產生了裂痕。從本性上而言，他想下圍棋，圍棋能給他帶來快樂。可神圣的道德自律與師友的日記監督讓他不能下圍棋。這二者的糾纏斗爭則讓曾國藩痛苦不已。

道光年間，盡管部分敏銳的士大夫已意識到國家深重的危機，但京師的士大夫們多數并未有這等覺醒，他們不斷地參與各種宴會活動，飲酒、雅集、作詩成為他們延續所謂“乾嘉風流”的基本表率。這一時期，京師士大夫宴飲活動甚多，客觀上也為圍棋活動的熱烈開展做了鋪墊。趙慎畛(1762-1826)《榆巢雜識》載嘉道時期京師團拜宴會之盛云：“近京師紛鬧團拜，大奏征歌聚飲，夸盛斗靡，究之對面而人不相識，接席而心各多猜，轉至長奢靡之習，甚可慨嘆。然不能特立獨行而不與此約。”一時士大夫較為清閑，聚會活動多，故往來頻密，而消遣之戲如圍棋等時有發生。自然，士大夫的這些行為促進了京師圍棋事業的發展，不過一批相對保守的理學的士大夫也開始道德互勉互助。山東黃縣人賈樾（字樹堂）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早上，就勸誡曾國藩把圍棋給戒了。曾國藩這天的日記寫道：“今早，樹堂教我戒下棋，謹當即從。”看起來，益友的規勸似乎起作用了，然而沒過幾天，曾國藩又故態復萌。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記云，“與子敬圍棋一局。前日服樹堂之規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議，全無心肝矣。”此時曾國藩十分懊惱，不僅因為破了“圍棋戒”，還由于這次圍棋破戒之舉動是由自己動議的，無怪乎他自責“全無心肝”。

圍棋的癖好令曾國藩陷入自責的道德緊張境地，但內心求得舒適，想要下圍棋的念頭又往往占據上風，對曾國藩而言，解決的辦法只有忘卻二者的沖突，內心的焦慮方能得到緩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記云，“辰正，岱云來早飯，與同至刑部署內看黃蘭坡。前日與樹堂談及此事，謂君子懷刑，不應輕蹈險地。本日，乃邀岱云同去，蓋狃于世俗酬應之恒也。在彼處圍棋數局。”這一天，曾國藩狠心下了好幾局圍棋，體驗了一把放縱的滋味，而他的日記則沒有對此作任何的反思。

不過，這種放縱自我的行為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由于身處一種道德自省的緊張氛圍中，曾國藩下圍棋偶或仍引起內心的波動與不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日記云，“閱《山谷集》，涉獵無得，可恨！好光陰長是悠忽過了。又圍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為人？日日說改過，日日悔前此虛度，畢竟從十月朔起，改得一分毫否？”在這一天日記中，曾國藩以對話體的形式來了一場心靈深處的對話。他以客體身份對自己當日又下一局圍棋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再度對這種虛度光陰的行為表達嚴厲的自責。這種反省不斷給自我施加壓力，試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日記云，“晚飯后……又圍棋一局，何以為人？歸已三更，倦極。本日擾擾，幾不知有所謂自新者。”從中可見，曾國藩對圍棋的怨恨在不斷增加。可以說，這一時期曾國藩內心經歷極為強烈的道德自勵時期，經過諸多師友的協助，內心產生各種極端的道德自潔運動。

曾國藩對下圍棋行為的強烈反省，并非是單獨的行為，而是置于整個進德修業的道德自勵系統中。試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記云：“晏起，直不成人。日高三丈，客已來矣。翰城來，留吃早飯。訛言是日某武臣部擬斬立決，人邀同往西市觀，欣然樂從，仁心喪盡，此時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歸。曠日荒繆至此，尚得為人乎？讀海秋《浮邱子》一篇，讀史十葉。蕙西來久談。料理公事二三端，已晚矣。又斷送一日。夜，走雨三處，求寫壽屏，渠不得閑。談次，聞色而心艷羨，真禽獸矣。復走子貞處。無事夜行，心貪嬉游，尚說甚學！又圍棋一局，要日課冊何用？”從十二月十六日曾國藩日記的反省來看，其主要的焦慮與反省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對于浪費時間的深刻警惕。在曾國藩看來，浪費時間的舉動包括譬如觀看處決刑犯等。二是對于瑣碎日常的不滿，不知不覺之間，一天時間有過去，所謂“斷送一日”。第三，是對于內心的好色等念頭的警惕，以為是“禽獸”所為。這是道德層面的自省。第四，對于夜間活動的不滿。第五，是對于圍棋活動本身的不滿。這主要在于圍棋阻斷了他的日課。總體而言，曾國藩當天的反省內容大體可分三部分，一是對時間的高度重視，禁止嬉戲游玩浪蕩等；二是對修身的執著，凡是不符合道德的所思所想，均予以警惕；三是對于日課的堅持，凡是中斷日課，打亂日常行為規則，內心就頗有不滿。

然而，在整個道光年間，曾國藩盡管進行了嚴格的道德自律運動，但從未根絕下圍棋的嗜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一次深刻反省之后的五天后，曾國藩晚上再次圍棋一局。這時，他的內心已經沒有那么多糾葛。這表明，在長期地克制下圍棋的心理對決中，他暫時決定放下那種讓自己焦慮和緊張的自律，而妥善順遂內心的基本需求。

由于道光年間曾國藩日記有不少缺失，我們無從推測曾國藩何時恢復自己的圍棋興趣。不過可以確知的是，咸豐二年，曾國藩的日記再度出現圍棋活動。至此以后，曾氏日記再無激烈的“戒下棋”的賭誓。可見，道光年間，曾國藩的“圍棋焦慮”最終隨著他嚴格道德修身運動的松懈而告一段落，曾國藩也終于與圍棋和解。生活本來就建立在平淡無奇的日常上，這日常也包括了看來沒什么用的圍棋，體悟到這一點，為曾國藩咸豐年間東征時期的圍棋活動奠定了基礎。

關于曾國藩在道光年間下圍棋，需要注意的還有他的棋友。根據《曾國藩日記》記載，這一時期他的棋友有：道光十九年：尹光六、劉蓉；道光二十年：歐小岑；道光二十一年：郭嵩燾、王拯、寄云；道光二十二年：湯鵬、何紹基、何紹祺、黃蘭坡、岱云等。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曾國藩的棋友多是他的湖南同鄉。由此可以初步推測，圍棋是相對親密的娛樂活動，在京師為官的湖南同鄉，是曾國藩此時交友的主體，他們一道下圍棋的事實印證了這種同鄉關系的重要性。

二、軍中棋事與幕僚圍棋圈

咸豐年間，曾國藩統兵征戰東南，圍棋在他的日常世界中一度無影無蹤。但咸豐八年四月廿三日日記“戒棋立誓”的記錄，表明此期曾國藩應當仍與圍棋為友，而此時忽然想要戒圍棋，只不過因為戰事失利而欲自振罷了。但曾國藩的這種誓言，如同此前的其他誓言一樣，最終都宣告無效。咸豐九年以后，曾國藩的日記中整年都沒有戒掉圍棋的記錄，此期，他徹底的擁抱圍棋、享受圍棋。可以說，圍棋解決了曾國藩的“心靈危機”。

咸豐同治年間，曾國藩在軍中肆意下圍棋，這一時期《曾國藩日記》所載棋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曾國藩主要的下棋對象軍中幕僚。咸豐九年，主要與江西南豐人吳嘉賓（字子序）下棋。二、曾國藩特別注意下圍棋的次數，日記對此有明確記載。如咸豐九年二月初五日，“夜，與子序圍棋一局。”對下圍棋次數的關注，與曾國藩的日課有關。從筆者的統計來看，這一時期，曾國藩每天下圍棋百分之八十為一局，百分之十五是兩局，只有百分之五左右在三局以上。可見曾國藩對圍棋次數或時間當自我設限了。三、曾國藩下圍棋多在早飯后，中飯后及晚上三個時間段，其中中飯后和晚上是最常見的兩個時段；四、曾國藩將圍棋與讀書、會友等活動無縫對接。可見，圍棋與讀書等行為一樣，是曾國藩休閑的重要方式。

根據吳強統計，曾國藩幕僚中圍棋人物多達60余人。總體看來，這一時期“陪曾國藩下棋”的棋友按照活躍時期劃分，大體為：咸豐九年，吳嘉賓；咸豐十年，陳作梅，程尚齋家族（程尚齋，其父程穎芝，其弟等）、王春帆、黃開元、李榕、魯秋航；咸豐十一年，隋龍淵、程尚齋、歐陽曉岑、黎壽民、周騰虎、甘子大、柯小泉；同治元年，柯小泉、甘子大、吳嘉賓、程石洲、程樸生、劉開生、屠晉卿、李善蘭；同治二年，李善蘭、方元征、柯小泉、陳緯文、屠晉卿、薛炳煒、杜文瀾、魯秋航、黃南坡等。這些棋友與曾國藩交手的次數與他們在曾國藩幕府中工作的時間大體吻合。一般而言，棋友待的時間長，則其人與曾氏下棋次數多，而一旦離開，則《曾國藩日記》隨即不見其蹤跡。需要注意的是，除吳嘉賓、陳作梅、程尚齋、柯小泉等主要棋友之外。其他幕僚如周騰虎、李善蘭等人，偶然從外地辦事后回營，曾國藩也必邀其下圍棋。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善蘭來，與同圍棋一局。”在下圍棋過程中，他們也一并把各種差事商議妥當。

自咸豐十一年始，《曾國藩日記》還記載幕府中人的圍棋活動，由此可以推斷，曾國藩幕府中或因曾國藩的嗜好，形成一個活躍的圍棋群體。咸豐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日記云：“巳正始畢。清理文件，寫告示一張。旋觀申夫與魯秋航下棋，余亦與尚齋圍棋一局。……傍夕，又觀申夫與人下棋。”從這則日記可見，曾國藩幕府中的圍棋活動氛圍十分活躍。同治元年正月，曾國藩幕府中柯小泉、程穎芝等人經常下圍棋，曾國藩有時加入其中，有時候選擇在旁觀戰。此類圍棋活動的場所，或在曾國藩營中，或在李眉生等人的營中。由此可推測，曾國藩幕府圍棋群體以曾國藩為中心，幕府中柯小泉、程尚齋、吳嘉賓等人為核心，形成同心圓結構。曾幕中的許多人員，彼此間也多對弈，并將圍棋興趣保持終身。如薛福成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日記記載，“坐飛霞閣，與李壬叔圍棋二局”。此時薛福成在金陵書局，仍保持對弈的習慣。

不過幕友和曾國藩對弈，未必感到開心。薛福成《庸盦筆記》卷四“曾文正公始生”條載：“公終身患癬，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搔其膚不少息。頃之，案上肌屑每為之滿。”對弈過程中，曾國藩不斷撓癢癢，棋案上皮屑滿桌，如此景象，給薛福成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而薛福成等曾國藩的幕友，對此未必感到愉快，然寄居幕府，只好硬著頭皮日日對弈。

軍中頻繁的圍棋活動損耗了曾國藩的身體，他的眼睛變得十分模糊。咸豐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日記云，“中飯后又圍棋一局。選放翁七絕至夜，選第七冊畢。申刻清理文書百余件。眼蒙特甚，殆因近日下棋太多之故。”同治二年二月廿三日日記云，“日內下棋太多，志荒而神困矣。”由此，曾國藩對下棋一事又有所反思，但與此前從道德層面的反省不同，此時他主要從身體及精神的損耗角度思考下圍棋太多的弊端，如同治二年五月五日日記云，“日來疲困，不克自振，荒于圍棋。”同治二年六月廿一日日記云，“劉開生來，與之圍棋一局，又觀劉與程穎芝一局，為時頗久，散時已午初矣。甚矣，棋之廢日力、荒正務也！”雖嘆息于圍棋浪費時間，但語氣不再如早年那般激烈。

至于曾國藩下圍棋的頻率等問題，從長時段看，受戰局變化影響。同治元年鏖戰之時，下圍棋次數極多，而同治二年戰事轉為順利，圍棋的頻次下降，大多數時候，降為每天下圍棋一次。

當然，曾國藩下圍棋的多寡也與天氣有關。雖然春夏秋冬四季，曾國藩下圍棋的頻次沒有顯著變化，但具體到每一天，其下圍棋的頻次隨天氣糟糕程度而上升。一般而言，天氣越糟糕，如陰雨天氣，曾國藩下圍棋的頻次往往更高。如咸豐十一月四月下旬，接連天氣陰森，從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初一日，曾國藩每天都有兩個時段下圍棋，分別為早飯后和午飯后。愁悶的天氣增添了曾國藩下圍棋的頻率，原因可能是陰雨天氣往往做事不便，曾氏呆在寓所無聊，只好下棋遣興。又如咸豐十一年五月廿七日日記云，“中飯后，瘡癢不克作事。天雨不止，深為愁悶，圍棋一局。”雨天外加皮膚病發作，讓曾國藩煩悶不已，他迫切希望通過圍棋來舒憂解悶。至于同治二年夏天，天氣奇熱。六月，曾國藩平均每天都下圍棋兩到三次。如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早飯后……圍棋一局。午刻核科房批稿。中飯后圍棋一局……夜又圍棋一局。”由此可見，天氣越惡劣，曾國藩下圍棋就越多。這也表明曾國藩的圍棋活動恐非享受型，而近乎受虐型。

此外，身心越糟糕，曾國藩下圍棋的頻率也直線上升。牙疼、皮膚病發作等身體不適時，曾國藩下圍棋的頻率也大為增加。如：咸豐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旋與黎壽民圍棋二局。……傍夕再圍棋一局。瘡癢，愁悶殊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牙痛殊甚，不能治事，再圍棋一局。”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中飯后聞賊竄太平，愁悶之坐[至]。牙疼彌甚，行坐不安，與劉開生圍棋一局。”身體越痛苦，曾國藩需要解脫，而他所患諸病多為疑難雜癥，于是只能通過其他活動分散注意力，讓身體不那么難受，而圍棋恰是其中重要一門。

至于在軍中，曾國藩圍棋的擺放與陳列，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從《曾國藩日記》來看，圍棋之于曾國藩是近身物品，常擺放在十分容易獲得的地方。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知九袱洲北渡之賊日多，深為焦慮。牙疼殊甚，寸心如煎，因入內室擺列棋勢以自娛。”入內室擺棋盤，透露曾國藩一般下圍棋在外室，只有自己遣悶，才至內室擺列，由此看來，大概內室外室，曾國藩均擺放棋具。又，咸豐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日記云，“早飯后圍棋一局。……中飯后圍棋一局，寫鮑春霆信一，習字一張。天氣陰雨，水大倍于常年。李雨蒼來，言多禮堂收隊之法甚詳，因令以棋子擺列作陣式。”這里可見曾國藩與圍棋的密切關系。同時還可見，圍棋被曾國藩用作圍棋以外的用途，即軍事的排兵布陣，有些類似于沙盤推演。此處曾國藩提及讓部將李雨蒼演練多禮堂收隊的陣法，即以圍棋排列而出。

在許多郁悶的時候，曾國藩都會自己排列圍棋陣勢。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日記云，“中飯后習字一紙。旋擺列棋勢片刻。”此時，自弈是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日記云，“早飯后見客三次，與程石洲圍棋一局。……中飯后至幕府久談。又與柯小泉圍棋一局，又自作棋勢。”這種自擺棋勢，有時候是圍棋癮大作所致，有時則是心緒無聊，藉以排遣。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四日日記云，“傍夕，風雨凄其，意緒無聊至內室擺棋勢以自遣。”自弈在此就是排遣心情的方式。又如，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寫沅弟信一件、季高信一件。圍棋一局。……夜，念沅弟處危險萬狀，憂心如焚，至內室擺列棋勢，繞屋旁皇。”自弈成為曾國藩一個人安慰自己的重要方式。如同治元年九月廿八日日記云，“本日未接沅弟信，憂系無已，擺列棋勢，以自排遣。”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江西咨文中有不愜于余心者，閱之憤郁不平，至內室擺列棋勢以自遣。”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巳刻圍棋一局。中飯后閱本日文件。接鮑春霆初十日二信，一專差來，一發驪遞，極言糧路將斷，軍情緊急，為之憂灼無已。又以江西掣肘之一事縈繞心中，展轉憤郁，至內室擺列棋勢。”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傍夕至內室擺列棋勢以自遣。”日記中諸多自打棋譜或自我對弈的記載，表明這一時期，圍棋已經成為曾國藩的信念之物，成為排遣憂悶的首要方式。從拋開棋友而至于自己排列圍棋陣勢，可見曾國藩在圍棋上愈發達到自我圓融的境地。心理的焦慮和身體的疼痛，均促使曾國藩轉向個體內在的圍棋演練，圍棋不再是為了勝負和娛樂，而是為了體會圍棋排列陣勢中的氣韻，借以抒發時間及陪伴自己進入深層次的思考。

三、百戰歸來再下棋

同治三年以后，清軍與太平軍的交戰局勢已基本明朗，而曾國藩下圍棋的頻率則迅速下降，一般每日僅一次，且一次只下一局。他的心情不再如從前那般高度緊張，也就不太需要過多地借助圍棋來放松身心。曾國藩也有閑暇與弟弟下圍棋，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廿六日日記云，“與沅弟圍棋二局”。他也有閑心觀看曾國荃與人下圍棋，如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廿八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旋見客數次，觀九弟與杏南圍棋數局，余與魯秋杭圍棋一局，與沅弟說家常事甚多。”七月初四日，“觀沅弟與人圍棋多局。”這些記載充分顯示曾國藩兄弟百戰歸來以后難得的平靜時光。即便是中斷棋局，也不再接著下，而有充裕的時間再開一局。如同治三年八月十八日日記云，“早飯后見客二次，勒少仲及兩司坐均頗久。清理文件。下棋未半局，而王子懷來久談。另圍一局。”

不過，兩江開府時期的曾國藩，仍然事務繁忙，下圍棋有時仍須見縫插針。如同治四年閏五月十六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旋與屠晉卿圍棋一局，與吳仲仙圍棋一局。”“旋”字暴露了曾國藩下圍棋時的倉促樣子。而同治四年六月廿二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見客一次，談頗久。請武進劉懌、長沙△△圍棋，余二局，又觀客二局。”則顯示曾國藩對圍棋始終不改的癡情本色。又如同治四年三月廿八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開船赴焦山，舟次圍棋一局。巳初至焦山。”去焦山游玩，他仍不忘舟中下棋。

至于他的棋友，則同治三年有弓筱鄉、周軍門、馮志沂、竇蘭泉、魯秋航、靳少仲、程穎芝、劉開生、曾國荃、彭玉麟、劉詠萸、薛炳煒等。同治四年有汪致軒、劉開生、劉申孫等人。同治五年有劉申孫、屠晉卿等人，同治七年有謝立夫、李善蘭等人。這一時期，曾國藩還與方元徵、馮志沂下圍棋較多。然日記記載棋友姓名日趨減少，這并非因為曾國藩不再下圍棋，而是由于幕府中人才風流雨散，故同治四年以后日記雖記下圍棋事，卻很少提及棋友姓名了。

大體而言，這一時期，曾國藩仍通過圍棋來放松心情，以達成消遣目的。同治四年八月二十日日記云，“巳正歸。圍棋二局，……又圍棋二局。因心緒不安，借棋消遣，而神為之昏，志為之荒，以后當戒之。”同治四年九月初八日，“閱《文選》數首。一人擺棋為戲。”自己擺棋譜為戲仍然免不了。此外，曾國藩對圍棋活動仍有反思，且反思路徑類似青年時期。如同治四年十月廿七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旋見客，坐見者二次，圍棋二局。寫扁、對數事，習字一紙。中飯后，劉松山來一談，至幕府一談。又圍棋二局，閱本日文件。莫子偲來一談，渠明日將回金陵也。夜核批札各稿，至二更四點末畢。睡至三更成寐，五更初醒。日內荒淫于棋，有似惡醉而強酒者，殊為愧悔。”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記云，“吾近月諸事廢弛，每日除下棋看書之外，一味懶散，于公事多所延閣，讀汪公書，不覺悚然。”對于自己沉迷于圍棋活動中，似有幡然悔悟之意。

不過，偶爾的反省，完全沒有阻擋曾國藩繼續高頻度的圍棋活動。例如同治五年，曾國藩幾乎天天都下圍棋，在最高峰的四月份，他自我感覺圍棋活動過量。四月初六日日記云，“因是日辦事太多，圍棋太多，睡不安神，夢魘殊甚。”同治六年以后，曾國藩每日圍棋多在兩局，只是這已是曾氏的桑榆晚景了。同治七年四月初九日，曾國藩又感嘆：“早飯后清理文件。坐見之客四次。圍棋二局。……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日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于楸枰白黑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因而愈蒙。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為功。”四月初十日日記云，“本日始戒棋。”曾國藩預感圍棋有損身體，決定戒棋，可是在三天以后的十三、十四日曾國藩仍然繼續下圍棋，并沒有因此悔改。對晚年的曾國藩而言，戒棋的賭誓更沒有效力了，而圍棋卻可能真的損耗了曾國藩的身體。臨終前一個月的，曾國藩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日記云，“早飯后清理文件。坐見之客九次，立見者一次。疲乏殊甚，不能治事。因圍棋二局，以資消遣。”曾國藩已經步入暮年，精神大不如前。一個月后的二月初四日曾國藩在金陵病逝。去世前三天，他仍然保持每天上午“圍棋二局”的日常習慣。可以說，圍棋與曾國藩青年以后的生命軌跡相始終。

以曾國藩為典型，清季咸同以來的圍棋活動，也超越日常而在詩歌上留下印記，最終成為描繪那段歷史的特殊方式。多年以后，安徽人蒯德模（1816-1877）憶及咸同軍事作《秋興六首》，開篇即是：“倉皇風鶴萬人家，木落天高望眼賒。鑄出鐵城無管鑰，拚將金斗化泥沙。將軍一去全師墨，帥府重開眾士嘩。滿局殘棋收不得，早知下手著全差。此詠八年七月廬城復陷也。”咸豐八年（1858）廬州府為太平軍攻陷事，在蒯德模看來，正如棋局將殘，原初下著便差。不至于軍事局面，圍棋也用來比擬更大層面的天下大勢，如陳寶琛《感春四首》第一首所云“輸卻玉塵三萬斛，天公不語對枯棋”，以枯棋喻《馬關條約》以來天下大勢，絕妙無比。觀曾國藩的圍棋生涯及晚清以來軍政大事，則圍棋確乎是時局的縮影，是這個時代的象征。

四、作為日常、日課與日記成分的圍棋

對《曾國藩日記》這樣過熟的日記而言，“深描”或許是一種再造意義的重要方式。在這篇文章中，通過梳理不同時期曾國藩與圍棋的關系，我試圖重新認識圍棋之于個體在不同時期的作用。在曾國藩的青年時期，圍棋是作為一種業余活動而興起的。在他刻苦修煉理學之時，圍棋不幸成為檢驗他進德修業水準的一個焦點。在其軍事生涯的關鍵階段，圍棋又扮演了一種消遣和宣泄的功能。在曾國藩人生的不同階段，圍棋本身的規則和勝負等等，并沒有什么變化，甚至曾國藩的棋藝，我們推測也無多大進展。這并沒有關系，重要的是，以曾國藩為例，可見在時代和個體隨著時間推移處于不同境地時，圍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傳達了不一般的意義。因此在歷史語境中追問個體對于圍棋一“藝”而言，意味著什么，也就發生了意義。圍棋在此不再是一種游戲和純粹的休閑技能，而成為“泛人文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曾國藩日記》很少記載圍棋勝負關系及具體圍棋招數一樣，本文也無意于論述圍棋的內部，而更為關注圍棋的外部世界，關注圍棋與人的關系。在曾國藩與圍棋的糾纏、互動乃至因圍棋而獲得片刻放松及解脫的時候，圍棋之于曾國藩是一種須臾不可或缺的身外之物。而曾國藩幕僚一道加入圍棋活動中，部分地彰顯了幕主和僚屬的關系，卻也表明在圍棋對于身心有輔助作用上，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們建立了一些共識。至少在心態上而言，曾國藩及其幕府的圍棋活動可能反映了他們的群體心態。圍棋是他們社交心態的產物，是他們集體選擇的結果。

嘉道以后，士大夫擁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并開始思索這種閑暇時間如何度過。在這個層面上，理學的冥想與圍棋的思慮相通，這使得曾國藩這樣的理學門徒沒有耽于詩酒風流之中。當然，由于嚴肅的漢學家對待學問的方式，使得他們對圍棋的認識和利用也不一樣。理學家們傾向于利用圍棋進入思考的空間，而在技術層面，理學家其實排斥圍棋，這在曾國藩道光年間在京師的反省中所經歷的道德緊張感中可清晰見出。

從時代和文人心智氛圍中考察中國近代日記中的圍棋是重要的進路。由于時代的風氣仍是壓抑的，由于文人不敢在日記中過多地流露對于時局及上峰的看法，因此，一些娛樂和聚會方式提供了較大的自由空間。圍棋在這里又類似文人的雅集，承擔了相似的功能。在對弈過程中，雙方既冥想自身，又交談對于時局的看法。《曾國藩日記》中曾國藩與幕僚的圍棋對弈大部分發生在公事之間，可以推測在對弈中，對弈者及圍觀者發生許多對話，而這些對話顯然不只是消遣和閑聊那么簡單，他們可能是一些軍事信息的傳遞，也可能是日常經驗的分享。總之，類似的圍棋活動，經由言談和閑聊，使圍繞圍棋的人群產生了更為緊密的關系。畢竟，正如曾國藩所反思的那樣，圍棋不僅是娛樂，它還消耗了大量的時間。而消耗大量時間待在一起的人，顯然更容易建立親密的關系，這其中，師友關系可能是最為值得注意的一種。曾國藩及其友朋、僚屬的親密關系，正可從他的圍棋關系網中窺見一二消息。隨著曾國藩圍棋敘事的不斷擴大，他的僚友們也被不斷卷入曾國藩的圍棋世界，最終在《曾國藩日記》中創造了一個雖不那么受人重視，但實際存在的以圍棋為中心的社交圈。

當曾國藩把圍棋作為日課之后，其日記有關圍棋的記載就顯得特別突出。對于傳統文人而言，日課是習以為常的，可是把圍棋納入日課，成為《曾國藩日記》未曾明言的事實，超越了讀書日程、省身日課等等，仍令人感到驚訝。這樣一來，圍棋如何進入曾國藩的日課，顯得特別有意味。從目前記載看，我傾向于認為曾國藩是掙扎著將圍棋納入日課。從對圍棋消遣等功能的否定到正面接納，曾國藩耗盡了一輩子的時間。這可見，歧視圍棋等游藝活動的傳統觀念限定了人們的思想和認知，使得智者如曾國藩也如盤中之丸，糾葛半生。而曾國藩沒有回避這些，而是不斷在日記中重復記載。曾氏日記的這類記載包括對弈人員、對弈時間、對弈局數等等，這些構成一個完備的“曾氏”圍棋言說系統。這些對圍棋活動的不斷重復記錄，最終構成曾國藩獨特的圍棋敘事。圍棋也成為曾國藩的話語乃至故事體系中的一部分。

通過對曾國藩和圍棋運動的梳理，我們顯然可以看到他在道德自修時期和圍棋相愛相殺的糾葛。那些一閃而過的要戒掉圍棋的念頭令曾國藩感到無比緊張和焦慮。透過這些沖突和糾葛，我們隱約看見清代中晚期理學家“無意識的觀念系統”，這些觀念塑造了他們認識周遭世界的方式，也決定了許多事物在當時的位置，而圍棋正是觀測曾國藩內心“天理”與“人欲”交織的孔道。譬如，曾國藩那些實在的下圍棋行動，本質上可看作他對圍棋活動無言的辯護。由此看來，曾國藩如何言說圍棋，如何處理圍棋和內心的欲望，給看待那個時候的理學家，提供了難得的例子

然而，我們也不能過于強調曾國藩和圍棋的獨特性，畢竟中國有著漫長的圍棋傳統。曾國藩對待圍棋的態度，無論喜歡它的消遣能力還是厭惡它對時間和精力的耗費，在歷史上都有久遠的源頭。換言之，曾國藩依然得生活在日常和傳統里。以圍棋為視角看待曾氏日記，不過是再度將他從“古今完人”圣壇請回人世間的一次小小嘗試。

本文系2022年度智力運動文化研究課題重點課題“中國近現代日記中圍棋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