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2021年末的一天，我正在去南京的高鐵上，忽然接到鄭敏先生的女兒——詩人童蔚的電話，她告訴我說，老太太可能就是這一兩天的事情了，讓我與師大文學院說一下。我聞之愕然，雖說有數年沒有見到老人家，但一直聽說她身體尚好，怎么忽地就有了這樣一個消息呢。

心中掠過一陣悲傷。我知道，102歲的生命已足稱得上圓滿，但畢竟她的離場，標志著新文學徹底成為歷史，最后一位僅存的新文學的碩果，也將走入先賢和古人的行列。她的離去，將會讓這個曾經璀璨而浩繁的星空，這曾名角云集的舞臺，最終完全空寂下來。

一時不知道說什么。我馬上與單位取得了聯系，把可能要做的事情做了建議。

然后，在新年開始后的第三天，我聽到了她離去的噩耗。

天氣也倏然開始寒冷起來，那一刻，我的腦海里出現了里爾克的一句詩：“精疲力竭的自然，卻把愛者收回到自身……”

這是《杜伊諾哀歌》中的詩句。仿佛時間也會疲倦，大自然也會有她不能持續柔韌與剛強、慈悲與大愛的一天，也會躺平。

這一天終于來了。

而她正是受到里爾克、奧登等詩人影響的一代人，屬于黃金的一代。到她這里，新詩似乎已漸漸找到了一種恰如其分的寫法，一種前所未有的深沉而清晰、內在且安靜的表達。當她在1942年秋季的某個時刻穿越昆明郊外的稻田的時候，我確信中國的新詩，經歷了一個關鍵性的、值得紀念的片刻。

而八十年過去，到現在這一刻，曾經足以稱得上繁華的“九葉”，已經凋謝干凈——最后一片葉子不但穿越了世紀，也穿越了那些幾乎不可能穿越的苦難與迷障，直抵新一個百年的二〇年代，幾近乎成了一個傳奇。某種意義上，他們這個群體，正是上承了新詩變革探索并不厚實的家底，外接了由里爾克、葉芝和奧登們所創造的智性與思想之詩的啟悟，經由20世紀40年代的艱難時事，以及西南聯大那樣特殊的精神溫床的繁育與呵護，才有了他們更趨智慧和知性的寫作，這標志著剛剛經過一個青春期的新詩，終于有了一個正果，一個成熟的明證。

當然，這里還有許多歷史的細節，比如他們的前輩馮至的引領，還有她所學專業，哲學的支撐，等等。

天空仿佛有雪花飄落，寒風呼嘯著席卷過去，仿佛在刻意地提醒，一個時代就要在這歲尾的寥落中結束。

但那是屬于另外一些人的工作。那些與歷史有關的大詞，圍繞這一代知識分子，這一代詩人的恩怨糾結、是非沉浮的評價，可能不是我能夠完成的，甚至也無須再行梳理，它們已早有定論。而另一些屬于個人記憶的細節，卻在片刻中漸漸清晰起來。

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幾幀歲月的剪影，與鄭敏先生相識二十多年的幾個微小的私人場景。

二

我與鄭敏先生之間，雖沒有任何直接和間接的師承關系，但認識她卻非常早，是在20世紀90年代，具體是哪次會議上，記不得了。那一次，在會后的飯桌上，大家興致很高，便開始讀詩。有人點我，我便背誦了她的那首《金黃的稻束》。此詩我在讀書時就很喜歡，自然背得純熟，也得了掌聲，她對我便有了印象。記得她是用純正的北京腔說：“張清華，你的聲音很好啊，你適合學美聲。”

我說，我一直敬仰會用美聲歌唱的人，想學而未有機會呢。她便說，等一會兒，我來教你。

以為她老人家就是開玩笑。那樣的會上，她哪有時間教我呢。后來便把這一節擱下了，年深日久，也早淡忘了。

大概是2015年秋，老太太過95歲生日，我隨幾位師友去她在清華園的家里看望她，大概早已錯過了生日的正點兒，但是老太太依然很高興，那時她頭腦還算好，精神頭很足，也很健談，就是愛忘事兒。她女兒童蔚告訴我們，她已有點“老年性癡呆”了，專業一點的說法，便是得上了“阿爾茨海默病”。我初時不信，說，老太太這么有精氣神，怎么會有那病呢。話音未落，她便問我，哎，你叫什么名字來著?我說，我是張清華呀。她便說，對對，你看我這腦子，你是在北師大工作嗎?我說是啊，老太太，您不是很多次來學校參加活動么，我一直負責接待您呀。她馬上說，呵哦，想起來了，你不錯。

于是就又談笑，說了些別的事情。過了五六分鐘，她又問，哎，你叫什么名字來著?

我說，我是張清華呀，您一會兒就不記得了?她馬上道歉，說，啊，對不起，我現在的腦子壞掉了，不記事兒啦。張清華，我們認識有很多年了吧?我說是啊，怎么也有二十多年了。

她忽然說，張清華，你聲音不錯，應該學美聲，我教你唱美聲吧。我說好呀，鄭敏先生，您二十年前就說過這話呀。她說，你過來，我便隨著她來到另一個房間。這時，好逗的劉福春也過來了，他說，老太太您不能偏心眼兒，您也得教我啊。老太太被逗樂了，便說，一起教。劉福春，你先開口唱一句我聽，劉福春唱了一句，她說，不行，你不適合學美聲。

她轉頭又看向我，說，哎，你叫什么名字來著?大家便都笑了，知道老太太這忘事兒已經是沒辦法了。她說，你把劉福春唱的這一句再唱一下，我便隨口唱了一句，“在那遙遠的地方……”老太太馬上說，你適合，我來教你。

老太太便從音階上開始教我唱“啊——啊——啊——啊——啊”，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反復了幾下。說，發音的部位應該是顱腔，要掌握氣息，用氣息上行來發音……

我就在那兒裝模作樣地學著，老太太一會兒也沒多少精神了，加上劉福春在那兒不斷插科打諢，也就歇了。非常奇怪的是，老太太一共問了我不下十次“你叫什么來著”，卻一次也沒有問過劉福春。我們便逗老太太，說，您這叫選擇性遺忘啊。

遂大笑。

吃飯的時候，老太太的胃口很好，也很開心。就是每過十分鐘，就會再問我一次叫什么，而且她完全不記得剛剛問過一遍，每次問都像是初次。這讓童蔚有些尷尬，對她說，人家來看你，還請你吃飯，你就不能記住這仨字兒嗎?問了十幾遍不止了。

末了，告辭的時候，老太太又問，你叫——對，你是張清華。我記住了，你聲音條件不錯，抽空來，我教你美聲唱法啊。

這次是我最后一次見老太太。

三

更早先的時候，大概是1998年春，北京文聯和《詩探索》編輯部，召開了一次關于“當代詩歌的現狀與展望”的研討會，史稱“北苑會議”。我那時才30冒頭，還在外省工作，有幸忝列此會，自然印象很深。那次會是在北苑的某個地方，那時這一帶還是典型的郊區景象，沒有一座像樣的建筑，“北苑會議中心”還遠未建成，街上流著污水，亂得一塌糊涂。但會開得卻非常熱鬧。

那一次，鄭敏先生是與會者中最老的一位，坐在那兒，好像一位慈祥的祖母。但奈何她精氣神兒足，所以主持人讓她第一個發言。老太太發言的內容，是略述了她之前發表的幾篇文章中的意思，大意是反思新詩的道路，語言和形式上的問題，還引述了德里達的哲學。她的發言，明顯與她一直以來的身份和形象不一樣，因為在大家的眼里，她是老一代詩人中十分“前衛”的探索者，現在居然反過來了。她認為新詩的寫作，因為只強調了“言語”而忽視了語言，故而把漢語——甚至漢字中原有的那些豐富含義都慢慢丟失了，寫作者也因此丟失了原有的文化身份，變成了雙重人格……這些反思當然都很有啟示性，只是如此總結近一個世紀的新詩歷史，也許又顯得有些過于苛刻了。

照理說，鄭敏先生的這個發言非常書面化，理論上，也因為涉及了結構與解構主義的方法，而顯得很“玄”，所以實際上是很難回應的。主持人評點完之后，會議好像陷入了一個停頓。隔了幾秒鐘，上海來的李劼突然說，我來說幾句吧。

這個李劼，說話向來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開口第一句話就是，“鄭敏先生發言一開始說自己不懂詩，我以為她是謙虛呢，聽完以后才知道，她是真的不懂”。這話讓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現場空氣仿佛僵了五秒鐘。我注意到，鄭敏先生雖然有點錯愕，但還是一直笑瞇瞇地盯著李劼，并沒有不高興。

李劼接下來講的，其實與“當代詩歌的現狀”并沒有多大關系，他的興趣好像也不在詩歌方面，而是對解構主義的“虛構”理論的闡發。他興致勃勃談論的是前南斯拉夫的著名導演庫斯圖里卡的一部電影，叫作《地下》。

隨后發言的是歐陽江河，他回應了李劼的發言，主要關鍵詞也是“虛構”，他那時大概也剛剛寫下了《市場時代的虛構筆記》，認為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都與虛構有關——股票、資本、經濟、日常生活，乃至文本本身，文學或詩歌的“態勢”“趨勢”都是虛構出來的。如果說李劼只是提出了一個哲學命題，而江河便是從闡釋學的角度，給予了完整系統的解釋。

兩個人的發言，都有叫人拍案驚奇的效果。但會間休息的時候，陳超起身對李劼說，李劼啊，你剛才可有點過分了，你說別人不懂詩也就算了，說鄭敏先生不懂詩，可是有點兒大逆不道。

李劼笑笑，完全不當回事，他也不去向老太太道聲抱歉，而是徑直出門，吸煙上廁所去了。

這時還沉浸于疑惑中的老太太，叫住了從她身邊走過的歐陽江河，說：“江河，石油也是虛構的嗎?江河說，石油本身不是虛構，但它的價值是虛構出來的。”

“那么，母親呢，母親也是虛構的嗎?”

老太太終于有點急了。可是歐陽江河不假思索地說，“是的，母親也是虛構”——隨后他大概又解釋了一句，說，“關于母親的理解，這個文化是虛構的”。

老太太搖搖頭，再沒有說話。

這是我第一次對老太太有深刻的印象，也對她產生了一點點的歉意，雖然冒犯她的不是我。畢竟我們這些與老太太坐在一起的人，年齡都不大，她比我們所有人的母親都要大，更不要說他在20世紀40年代初就寫下了傳世之作。

四

但不管怎樣，我與鄭敏先生的交集，還是有一點可以提及的，就是2015年我編選了一套“北師大詩群書系”，其中有一本《鄭敏的詩》。當然，編選的過程中，我基本都是與童蔚聯系，并沒有敢多打擾到老太太。這套詩集，是考慮到要把北師大的“文脈”做一些梳理，從魯迅的《野草》開始，北師大校園的詩歌傳統，當然也離不開在這里執教四十余年的鄭敏先生。

這個編選的過程，是學習的過程，我心中關于她的詩歌寫作，似乎生成了一個有歲月痕跡、有時間鏈條的印象，也讓我清晰地看到了她與歷史之間的對應。

這非常關鍵，一個人在歷史中，也許不一定能夠發揮什么作用，但他或她，究竟怎么認識、以什么樣的文字與這歷史對話，則顯得至關重要。從中我們會看清楚一個寫作者的靈魂，它是否足夠堅韌和獨立，是否與真實和正義站在一起。在這一點上，鄭敏先生是值得尊敬的。

還有一次，是在北師大。在主樓七層，文學院的會議室里，記不清是一次什么主題的會了。那次鄭敏先生依然是講詩歌的語言和形式問題，印象中應該是2013年，或者稍晚。她講著講著，聲音忽然越來越高，顯然是興奮了。她忽然說：“我現在其實非常愿意講點課——張清華，你不請我來講點課呀?”我當然聽出了其中的一點幽默的意思，連忙說：“好啊好啊，鄭敏先生，我們可求之不得，您要來講課，那還不得爆滿呀。”

又是童蔚打斷她：“您說什么呀，人家這是學校，講課都是按課表計劃來的，怎么就要請您來講課啊。”

老太太便捂嘴笑笑：“說，我也就這么一說，算了算了，說多了。”

一不小心，這一場景成了永久的遺憾。確實安排一個偌大年紀的老先生講課，也是一件麻煩事，學校如今的管理制度，也確有難以逾越的僵硬處，但至少做一點講座，哪怕是系列講座，還是能夠安排的。可畢竟老人家年齡太大了，出行需要專人陪護，稍有點閃失便很難應付，所以就遷延了下來，以至于成了她的一個再未能實現的遺愿……

五

幾天后，是八寶山告別的一刻。

一月的寒意，圍困著每一個前來的告別者，在大廳外的廣場上，大家哈著熱氣，互相打著招呼。或許與時令和天氣有關，我注意到，原來期望中黑壓壓的送別人群，其實并不多，有不到百人的樣子。起先我很詫異，鄭先生如此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新詩，更影響了當代，一生也是聞名遐邇的學者和教育家，為何居然堪稱寥落，身后的哀榮亦未有我想象中那樣盛大?

思之良久，我忽然意識到，這實在是太正常不過了，因為先生活得太久，不止她的同代人早已作古，就連她早年的那些學生，也幾乎都到了耄耋之年，或許有許多也早已不在人世。人生至此，實在是繁華閱盡只剩凋零了。在告別人群中，我看到了年近八旬的吳思敬教授，便和他說起自己的感受，他也感嘆道，是啊。即使比鄭敏先生晚一輩的人，也所剩不多了。

沒有想象中的那種強烈的悲傷和哀戚。因為確乎她的一生，她的終點，已是一座高出人世的雪山，常人的體察力和情感，在這樣一座冰峰面前，已經顯得過于渺小，沒有悲傷的資格。倒是與她同時代的那些英年早逝的人，那些歷史中的落英，更讓人感嘆唏噓。這一代人，經歷得太多了，而她則是真正見證了該見證的一切。

沉緩的哀樂，仿佛在低聲講述她漫長的一生，在朗誦她那些充滿睿智與思想的堅定的詩句。仿佛那田野的稻束在黃昏的光線中，還依稀述說著一位少女，對一切衰敗的母親的哀憫，對那不朽的勞動、苦難和生存的贊美。她在22歲時，就寫下了那樣不朽的感人詩句。

如今，她靜靜地安臥在鮮花叢中，走入了那永恒的光線，終于也成為一尊雕塑。

我隨手寫下了一首小詩，題為《悼鄭敏》，也錄在這里——

九片葉子中的最后一片，最后

于今晨凋零。像先前所有的飄落

一樣安詳，靜謐，悄無聲息

就像世紀冰山的下陷，歲月的末尾

帶著無邊的涼意。幾近靜謐的塌陷聲

哦，這世紀的凋零，仿佛慢鏡回放

已經歷太多風雪，太多波瀾泥濘

一百年，田野里橫躺的稻束仍照耀著黃昏

一個母親的疲倦已帶走了無數另一個

她堅持了那思的姿勢，朝向，還有

遙遠的歷史。告訴我們，站立本身

是多么重要，還要再經歷多少?多少

歲尾的悲哀，多少落雪后的空曠，多少

比死還要深、比沉默還要虛無的寂靜?

當一月的風想用寒意測量這葉子的分量

你已從雪花的高度，無聲地落下

這漢語因此，而一片肅穆的潔白……

謹以此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