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挺的《上海動物園》里既沒有“上海”，也沒有“動物”，有的是一個灰色、黯淡、無聊的世界。這篇九千余字的小說人物不少：“我”的朋友軟件工程師老虎，與“我”因游戲而結交的老馬，組建搖滾樂隊的魚龍，“我”的女友小佚，給過“我”溫暖幸福的外婆……每個人都與“我”息息相關，就連碰磁的老頭也與“我”有過短暫交接，他們代表著生活的不同層面，但每個人物又都只是在“我”的生活邊緣游蕩，且最終面目不清，消失無蹤。

這篇小說仿佛是要講述一代青年的故事，但又完全迥異于“青年”的生機勃勃，它漫不經心地將青年們的某些生命狀態進行了大幅度的提煉，只讓我們看到了無精打采，垂頭喪氣。“我”是一個作家，卻毫無寫作的神圣感和成就感;老虎著力于開發“病毒式變異擴散寫作”，寫作時只要取著名作家的比例合成即可;“我”和老馬同時被踢出游戲群，相約開車去西藏，但“我”從來沒有找到過他;魚龍的搖滾樂隊為了找到地方排練，不得不在養老院演奏《繡紅旗》《打靶歸來》;可愛的外婆得了阿爾茨海默癥，注定將逐漸遺忘“我”和這個世界;“我”在無聊的生活間隙里會跟小佚聯系，她有時回復“我”，有時不回復“我”。“我”開著灰蒙蒙的雪弗蘭不停地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

這些散布于小說中若有其事又毫無意義的細節，我們是如此熟悉。這熟悉感既來自于我們被生活不懷好意反復揉搓而產生的細微不適，也來自于我們曾經有過的閱讀經驗。往遠了說，那是加繆筆下默爾索聽聞母親死訊或被入獄判刑時依然如故的漠然。往近了說，是上個世紀末朱文筆下的小丁覺得生活不好不壞的沒意思透頂，再往近了說，是本世紀的“70后”作家曹寇筆下的雞零狗碎荒誕無聊。陳曉明教授干脆冠之以“無聊現實主義”的稱號：“一種沒有歷史感的現實，一種粗陋化的生活事相，一種物質碎片卻涌動出生命欲望，一種不再能完整化的現實。”

這個論斷用之于《上海動物園》也基本成立。即使有一些突兀于灰色生活流之上的樂隊、歌手和歌曲的名字——Patrick Nuo，FM Static，Busted，卡拉布呂尼，林肯公園，披頭士，Holly Throsby，In the morning light，When I Come Around——仿佛也只是在不斷地加重好無聊啊好無聊的喁喁低語。趙挺以那個萬事提不起勁的第一人稱來講述生活，展開生活，無所謂厭惡，無所謂喜歡。活著，在著，生存著，僅此而已。這就將小說帶入了后現代主義的破碎、消解和無法修復。

這是一篇密度極高的小說。它在那么短的篇幅之內容納著那么多的生命和故事，每一種生命形態都延展著自己的維度并彼此互涉。在敘事高密的經緯里，趙挺順手還把文化人樂于參與的“藝術聚會”和“文案”調戲了一通。但請注意，在所有這些灰色無稽的描寫之下，隱隱透露著關于“寫作”危機的反思。它來自于一個不算起眼的細節：老虎設計的“病毒式變異擴散寫作”是一種自動寫作模式，它不停地將海量作品導入數據庫。以后的人們寫作時，只需有個想法，在電腦里“輸入百分之十海明威，百分之三十加繆，百分之三十五王小波，百分之十五博爾赫斯”，即可成一篇作品。如果你恰巧也是一位作家，就可在這百分比中兌入自己的名字。這樣一來，“這個世界就不需要作家了。”

這個論調是不是很有當下感和流行感？眾所周知，作家和文學早就被時代放逐了，不僅如此，當下盛行的AI寫作、微軟小冰寫詩正在大規模地楔入朋友圈和排行榜。不但文學的傳播方式被修改了，就連傳播內容也完全地可以杜絕作家而抵達“豐盛”。

我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對于這個問題有所思考并感到駭然。在《三體》《北京折疊》等科幻文本比文學文本更早、更深地表達種種憂思時，“作家”的去功能化恐怕是作家更需要直接面對的。

我以為，這是趙挺隱藏在看似灰色無聊的文本中的一抹凝重心思。在作為大都市和現代化發展符號的“上海”，在眾生如眾牲般被馴服和控制的“動物園”里，有那么一位看似和他人相同卻自有主意的“牲”，他在某個瞬間突然感到了一陣強烈的恐懼并發出了輕微的顫栗：他恐懼于被閹割的“作家”未來，他顫栗于自己“病毒式變異擴散寫作操作員”的身份。“作家”和“文學”意味著創造，意味著人類動用了最珍貴的想象和情感進行自我記錄，如小說中所說：“動點腦子寫出來的東西總顯得比不動腦子寫出來的東西更有意義。”世間萬事萬物皆可解放，唯獨作家不能解放。因為，如果這獨一無二的能力被人類愉快地自行閹割掉的話，那么，我們離被原始和野蠻收割的日子恐怕也為時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