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艾偉的《鏡中》雖然具有濃厚的思辨色彩和哲理內涵，但被一種純凈簡約的語言和風格化的敘事呈現，小說同時又有著濃厚的抒情性特征。小說中，兩次死亡事件所構成的閉合式結構，實現了矛盾的象征性解決，而且這種解決又并不是回避矛盾；矛盾對方在相互轉化的過程中就具有了矛盾解決的象征性色彩，兩次死亡事件正是在這一轉化上實現了認識論命題和行動命題的結合。因此可以說，《鏡中》既是精神分析的絕好文本，也是辯證法的杰作。

關鍵詞：艾偉 《鏡中》 象征性死亡 精神分析 交往理性

雖然作者在題記中聲稱“對稱有著無與倫比的美感”，長篇《鏡中》（浙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給人以觸動的地方卻是“對稱”中的“缺位”或“缺席的在場”。如果說世界中的萬事萬物總是在對稱中彼此重復、相互應和的話，這樣一種對稱關系卻并不總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場總是被“缺位”或者說“缺席的在場”所左右，意識總是被無意識所決定，存在總是被不在所塑造。我們被“缺位”所支配、所迷惑，我們卻又總是不能充分把握它；這既是我們的悲哀之所在，同時也是世界所給予我們的重大挑戰。艾偉的《鏡中》讓我們明白一點：如果我們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余，我們可能會很快樂，但那是簡單的快樂，蒙在鼓里的快樂；如果我們因此而成為智者，便又可能是豐富的痛苦。因為我們發現，存在的反面并不一定是虛無，存在本身實在就是虛無。也即是說，缺席和在場并不彼此對立，而是互相轉化和共存一體。因此也就意味著，光明本身就是由黑暗所構成，只是展現的角度不同，顯現不同而已。或許可以說，我們只能在缺位的狀態下，才能真正認識自己。我們只有把自己視為有問題的存在，視為一個不可不直視的對象時，我們才能認識自己。

據此或可得出結論，《鏡中》既是精神分析的絕好文本，也是辯證法的杰作[其與東西的《回響》（2021）一起，堪稱這方面的雙璧]。說其是精神分析的絕好文本是因為事關救贖與創傷，以及認識自身的命題。我們只有在“鏡中”才能發現自己、認識自己和拯救自己，但這樣的視角卻又是不存在，因為這是“鏡中”的景象，我們是以不存在作為存在的前提，我們也就注定了永遠處于殘缺之中。“鏡中”的悖論于焉不難看出。而說其是辯證法的杰作是因為，小說雖然具有濃厚的思辨色彩和哲理內涵，但被一種純凈簡約的語言和風格化的敘事呈現，小說同時又有著濃厚的抒情性特征。

一

故事發端于一場意外的車禍，車禍中主人公莊潤生的一對兒女喪生，妻子易蓉傷重毀容。這一場車禍徹底改變了莊潤生的后半生。因為妻兒發生車禍的其時，莊潤生正在與情人子珊幽會，莊潤生為沒能及時趕赴現場救援而陷入了深深的罪悔之中；此后一次偶然的機會，當他從監控視頻中看到妻子曾出現在他同情人約會的酒店的出口，此時恰是車禍發生的前夕，這一意外的發現令莊潤生幾近崩潰：車禍發生時妻子的醉駕終于得到了解釋，他從此認定是他害死了兒女，妻子車禍后的自殺自然也就不難理解。自此，莊潤生的人生被徹底重寫。他毅然斷絕了同情人的親密關系，并把她送到了紐約；他也開始了長時段的自我放逐，并嘗試自我救贖的可能。他因此捐建了兩所以子女的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學，在一次去往希望小學的期間，恰好學校所在地附近的緬甸發生內戰，他作為志愿者前去邊境小鎮，而后陰差陽錯被關進了緬甸的監獄，差點喪命其中。小說較為詳細地展現了這一過程。其邏輯似乎表現為：肉體的折磨是和精神的蛻變聯系在一起，但結果卻是，一步步的沉淪中，莊潤生的精神幾近失常，他也沒有在肉體的折磨中獲得重生。

小說雖然講述的兩男兩女——莊潤生、易蓉、世平和子珊——的愛情糾葛，但核心主人公是莊潤生，其他人物都只構成為莊潤生的背景性存在。這樣來看，意外車禍構成了莊潤生的人生的分水嶺。莊潤生的前一個時段的人生，構成為克爾凱郭爾和哈貝馬斯意義上的“生活歷史”。后一個時段的人生則構成為“生活歷史”的重復關系。即是說，正是在“生活歷史”的反思性追溯中，莊潤生的后半生的自覺自為性才顯現出來。因此，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可以看成是現代自我的誕生的哲學/文學標本。

這部小說揭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即人的自我意識的誕生和個體的建構，需要從“生活歷史”的回顧中獲得力量，并以此構建起未來的人生道路。“只有當個體通過批判把握住了他自己的生活歷史，自我才有可能在一種充滿悖論的行為中必須選擇我是誰和我想成為誰。但是，只有當生活歷史被這樣一種自我選擇的行為轉化為自我負責的存在形式時，生活歷史才能成為個體化的原則。”①對于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如果沒有突發事件或者說意外事件的促發，我們一般是不會對“生活歷史”投之于很大的關注的。《鏡中》里車禍就是這樣的觸發事件。是這一事件，使得潤生、子珊、世平，甚至易蓉他（她）們此前的生活與此后的生活之間的連續性被打斷；對他（她）們而言，未來的生活能否正常展開要以對此前的生活的反思和回溯為前提，此前的生活作為“生活歷史”被凸顯。如果說“自我”的總體性是以人生的完整性為基礎的話，那么此后的生活和“生活歷史”的連續性能否被修復就成為“自我”的總體性的重建的關鍵因素。妻兒的意外死亡，使得莊潤生開始重審自己的前半生，對自己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道德上的負罪感由此滋生猛漲。但對于潤生而言，他無法直視這種道德負罪感，他知道自己是誰，但卻不能重建以后的人生道路。

潤生的拯救和人生重建需要有另外的機緣。自此，小說轉而開始以子珊和世平的視角講述故事。子珊和世平的人生的改變也都與這一場車禍息息相關。這一場車禍中，易蓉毀容，而后自殺，在自殺前，易蓉給子珊發了一封郵件，但這一封郵件被設置成一年后發送。小說因此呈現出三段式的結構。車禍前，郵件收到前和郵件收到后。這一年的時間，就成為小說中另外三個人的人生的改變的過渡階段。莊潤生沉浸在罪責中無法自拔，子珊在悔恨和怨憤中離群索居，世平也始終蒙在鼓里茫然失措。小說中，主人公們命運的再次改變發生在子珊收到郵件的那一刻。在這一刻，事情的真相徐徐展開，但只展開了一半。郵件中，易蓉透露了車禍的真正原因不是潤生出軌，而是源于另一個男人的背叛。只是這另一個男人，郵件中并沒有明白告訴。郵件甚至明白無誤地暗示，潤生的兩個兒女并不是潤生所親生。自此，小說轉向了對另一重真相的揭示：易蓉的意外車禍的根源不在莊潤生與子珊的幽會（實際情況是，易蓉早就知道了他們兩人的曖昧關系），而是因為世平。其時，世平與另一女子在潤生幽會的同一個賓館見面被易蓉發現，易蓉酗酒開車，隨之發生車禍。這一重新發現和揭示的過程，小說采取的是虛化的做法。但其帶來的震撼同樣是深巨的。這就有了潤生的復仇計劃。他猜測到易蓉出軌的男人就是他的助手世平，他萌生了殺死世平的想法；但結果是，復仇一再被延宕，直到地震引起的火災強行帶走了世平。

小說此時呈現出的是這樣一個奇怪的鏡像關系：世平感覺到潤生的復仇渴望，兩個人都在期待一場死亡與救贖的時刻，既共同朝向這一時刻，又不斷把這一時刻推向未來，死亡在這里某種程度上就演變成指涉死亡的游戲。此時，在看似無解的互文鏡像的關系中，一場地震引起的火災使得這一場游戲戛然而止。潤生睡前點燃的蠟燭，在地震中引起了火災，然后是世平冒死相救，他自己倒在火光之中。在這里，兩人其實都死了一次，一個是象征性的死亡（潤生象征性死于自己制造的火災），一個是葬身火海。這一象征性的和實際的死亡，因而構成為一個人獲得重生的隱喻：一個人只有在死亡構成的鏡像關系中，才能真正認識自己，并獲得拯救。這部小說因此也在在表明了一點，死亡與重生是緊密勾連一起的。死亡即重生，重生也即死亡。

據此，可以大致判斷如下：這一小說與眾不同的地方在于，艾偉揭示出了一個深刻的具有辯證法特征的道理，即真理或美常常以一種悖論的方式存在于幾乎同時的對照之中。黑暗與光明之間既是對照關系，也處于一種臨界狀態。毀滅和重生只在一瞬之間。潤生的獲救并不在他幾近崩潰的狀態，潤生的重生表現在每一個時刻，即每一有著清醒而自覺的時刻。他多次想殺死世平，臨到結果卻又是一次次的錯過。這既是一個循環，也構成為個體的真實寫照。時間中的個體，都是一個復合體。因此，從某種程度上看，艾偉其實是重寫了大寫的人。人性的復雜性并不表現在多面性上，而表現在矛盾轉化上，這種矛盾既是理智與情感的對立的表現，也是救贖與重生的辯證，人總能從其內在的矛盾斗爭中得到解脫，或者毀滅。這樣一種辯證關系，使得小說具有了一種內省的力量。

二

艾偉曾被視為“人性勘探者”（見《過往》的封皮），他自己也有過這方面的表述：“我相信，人不是我們習見的那個平庸的面貌，而且有著像宇宙一樣深不可測的、謎一樣的領域，有待我去探尋。”②他的小說對人性的矛盾復雜內涵的表現確實讓人驚嘆，這種“勘探”在《過往》《敦煌》等小說中也都有集中呈現，但我認為，據此而把艾偉僅僅定位在“人性勘探者”這一層面，可能是一種誤解或片面之論。因為，人性命題僅僅停留在“認識的自我關系”③層面，這樣的人性命題就只是主體哲學或意識哲學的表征，其終究無法走出“反思循環”④，艾偉的《鏡中》的不同凡響之處在于，作者試圖通過對人性的勘探以達到對“自我”和世界的重新認識，以及自我的重生和調整。

就認識論命題而言，其集中表現在“生活世界”的重構和共通性命題的提出上。“生活世界”是包括“生活歷史”在內的世界之構成。“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們對正常秩序的渴求，大凡對秩序的要求得到認可，生活世界就會作為一個命題顯示其意義。只是對于我們大多數人而言，我們并不會就“生活世界”去提問，換句話說，“生活世界”只有在成為問題的時候，才會作為一個命題被提出。“‘生活世界’某種程度上與（自然）科學的宇宙完全相反，它指的是我們不會去追問，不會想到要去反思的樸實的世界情境。它是我們整個日常行動的基礎，我們惟有經過一番努力才能對其提出問題。”⑤在哈貝馬斯那里，“生活世界”的基礎性作用主要表現在“絕對的明確性”“總體化力量”和“背景知識的整體論”等三個方面。⑥綜合前面的論述，不難看出，“生活世界”的外在的邊界可以有變化，但其基礎性作用是貫穿始終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突發事件或意外事件的出現，使得包括“生活歷史”在內的“生活世界”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即是說，事件的出現，向主人公潤生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陌生的世界。世界向個人敞開了，但這一敞開是與個人息息相關的，這樣一種新的世界，不僅僅是認識關系視野中的世界，而是與個人（也即主人公）的人生緊密相連的世界。這一“生活世界”因為突發事件的出現而分裂為前后兩段，“生活世界”的坍塌成為了可能和潛在的危險，同時也使得“生活世界”的修復和重建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車禍后潤生的自我放逐，使得同時期的不同空間的世界向主人公敞開。云南邊境小鎮，緬甸的內亂，果敢小男孩的命運，以及馮臻臻的人生，這些都與潤生的人生構成了新的關聯。而這些關聯，在此前的潤生的世界或者說“生活歷史”中是不會存在關系的，如果說有關系的話，那也只是一種遠觀的關系，一種想象性的關系之存在。

這一擴大了的“生活世界”，對潤生的沖擊是相當大的。其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的兩件事情上，一個是果敢小男孩彭小男，一個是上海支教女大學生馮臻臻。馮臻臻同支教學校校工兼汽車司機結婚事件被媒體炒作為扎根的故事典型，而且馮臻臻被塑造成帶領當地人民致富的網店店主。但事實上，汽車司機白族小伙子，不僅強奸了支教女生，特別多疑且有家暴傾向，馮臻臻的網店也并沒有帶來實際的收益，反而是欠著當地百姓很多錢，馮臻臻被到處追債；馮臻臻的人生遇到了現實的諸多困境，用潤生的話說這就是“真實不虛的人間”：“一股酸澀的情感像利刃一樣劃過胸口，他清晰地意識到，這世上沒有傳奇，所有對傳奇的幻想最終逃不出破滅的命運。這才是真實不虛的人間。”產生這些想法時的潤生，已經被從緬北監獄中救出。而在這之前，他一度精神崩潰，幾近毀滅。其觸發點是看到了電視上播放的一個畫面。畫面中彭小男用槍殺死了緬軍軍官，而后頭顱被打爆。這讓潤生聯想到了車禍中兒子的裸露的頭骨。這一聯想徹底讓潤生崩潰：他一直以來的努力完全失敗，他并不能從車禍所帶來的“生活世界”裂變的陰影中走出。這也表明，“生活世界”，如果只是從外表上擴張其邊界，而不能在遭到破壞的基礎性層面得到修復，這種擴張就只是虛妄的和脆弱不堪的，此時，哪怕一個聯想，就能把自己完全擊垮。

潤生的例子表明，“生活世界”的重構，需要從兩個方面展開：既需要直面“真實不虛的人間”實實在在的現實困境，也需要在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命題等基礎性的層面加以重構。緬北的經歷（坐監）和馮臻臻的人生困境，都讓潤生充分認識到自身的渺小和把握自我與認識世界的難度，回到個體及其內心才構成潤生的重大挑戰和命題被提出。但這一回到，卻又不同于此前，因為有了這一不可把握的世界的存在作參照，因而有了揚棄和超越的可能。這是充分認識和清醒后的回到自身。因此這一回到就具有了超越的意義，即黑格爾意義上的理念的回歸之意。這一超越性表現在，通過從自身出發的命題上升到具有共同性的命題的思考上。這一超越性就表現在潤生對建筑的美學的思考上。他的建筑美學觀念的揚棄就表現在這方面。潤生通過建筑美學的思考以表達對世界和人生的重新認識：“在道場建好后，人們穿過海水底下或黑暗或色彩斑駁的隧道后，突然站在光之下，看到……佛像，人們的心情一定會像他此刻一樣，仿佛重生或涅槃一般。”這種兩面性，構成了世界和自我的關系命題的新的理解：我們的人生既有精神性的向度，也有現實性的堅硬；既有向善的渴求，也有罪的可能；既有毀滅自我的沖動，也有重生的希望。我們需要從兩種世相中，辯證地看待自己和世界。因而可以說，這不僅是認識問題，更是實踐問題，需要從“交往理性”⑦的層面加以理解。

三

對艾偉而言，《鏡中》的意義可能就在于，它提供了認識自我或者說自我建構的新的路徑。我們的當代文學中，更多的是朝向世界的行動者的建構，即通過行動以建構自身的主體性，行動者們很少自省或返回內心。1980年代初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乃至改革文學，都屬于這一種。彼時，雖然也有主體性的提法，但這里的主體性更多體現在行動者或反叛者的層面，比如說現代派文學。當時還有所謂向內轉的提法，但這里的向內轉仍舊主要停留在反抗和反抗者這一層面，其向內轉主要是針對外向性而言的。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中的自我建構，多屬于主體哲學“二元性”的表征：“歷史是主體籌劃和創造出來的，而主體自身又是在歷史進程中被籌劃和創造出來的（薩特）；社會表現為一個客體的關系網絡，要么作為一個規范秩序，籠罩在具有先驗前理解能力的主體頭上（舒茨），要么作為工具秩序，在相互客觀化的斗爭中從主體自身那里生產出來（科耶夫）；主體要么集中體現在肉身當中（梅洛-龐蒂），要么與肉身構成離心關系，把肉身當作對象（普萊斯納）。”⑧據哈貝馬斯看來，“一種思想只要同主體哲學保持聯系，就無法克服這些二元性，而必然會像福柯所敏銳診斷的那樣，在兩極之間無助地搖擺”⑨。

而這也意味著，深陷于意識哲學或主體哲學之中，是無法真正建立起個體或實現主體確認的，即使其打著反思性的旗號，比如說反思文學，也是如此。這種寫作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自我意識的反思模式”：“根據這種反思模式，為了把握自身，進而意識到自身，認知主體把自己當作一個對象，并且與自己建立起聯系。”⑩這種反思模式，是“反思循環”11的表現，其所建立起的是虛幻的主體。哈貝馬斯看來，“‘個體’的意義應當根據第一人稱在與第二人稱的關系中所建立起來的道德自我理解來加以解釋。我們只有認識到了我們在自己和別人面前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和究竟想要成為怎樣一個人時，才能把握住超越純粹單稱意義的個體概念。”12這里的意思很明顯，即我們的個體的建構中存在著一種對稱結構，這一結構，可以稱之為“鏡中”關系，或可用“回響”（東西小說《回響》名）概括。

但這一結構，又不僅僅是拉康意義上的鏡像，因為在拉康那里，鏡像關系及其自我的誕生，是可以在自我的反思中完成的。而在哈貝馬斯看來，自我個體的建構卻是在對話關系所構成的“完成行為式”立場中完成的。這就意味著，對方或他者既是自我的鏡像或回響，同時也構成為自我建構的前提條件。自我既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同時也從對方的視角出發調整自己。與反思關系不同的是，這既是內心發生的反思行為，也是行為上的自我調整，是把自己作為問題呈現出來，并在自我和他者之間來回往返的互動與調整。這一互動過程所形成的成果是，既重新認識了自身，也重新認識了他者；既拯救了自身，也拯救了他者。某種程度上，這一成果所體現出來的就是“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在主體間的理解與相互承認過程中表現為一種約束的力量。同時，它又明確了一種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13其中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潤生的懺悔。如果僅僅停留在閣樓中把自我封閉起來，或自我放逐到邊遠地區，其所形成的反思的自我就永遠是一個沒有出口、沒有行動、沒有調整的循環，他不可能從這種自我懺悔中走出來。只有當他發現自己既有罪，同時他人（也即世平）也有罪的時候，他才能客觀冷靜而又主動積極建構自身。這是一個互為他者，眾生皆有罪的世界，個人既不能獨善其身，自然也就不能抽身罪責之外，只有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產生真正有效的自我救贖。

換言之，這種自我救贖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向的。其既針對潤生，也針對世平，同時也針對易蓉和子珊，這是在“我-你”之間互文鏡像的“鏡中”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閉合結構。因此，只有在“我-你”都產生自我救贖和自我毀滅的沖動時，才能產生真正的鳳凰涅槃。涅槃誕生于毀滅之中。這就有必要回到小說的結構上來。小說的開頭是一場意外車禍及其導致的死亡。結尾處也是一場意外死亡，這次的死亡源于一場非人力所能主宰的地震，及其引起的火災。兩次死亡，帶走了潤生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一個是妻子易蓉，一個是助手也是情敵世平。死亡事件一前一后出現在小說中，某種程度上構成為主人公人生歷程的閉合結構。第一次死亡事件，使得“生活歷史”作為一個問題凸顯出來；妻子易蓉的意外車禍，使得有關“我”的過往歷史凸顯出來，“我”需要重新認識自己的過往，認識自我的命題得以凸顯。第二次死亡事件，則使得“生活世界”的重要意義凸顯出來。世平的死亡事件，則使得與“我”有關的“生活歷史”拓展為“我”和“你”（即“我”之外的關系世界）之間對話關系的“生活世界”。這樣來看就可以說，兩次死亡事件就具有命題功能的特征，它們是作為“我”的命題向“我-你”關系命題的凸顯和完成的過渡因素出現的，而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易蓉和世平的死，具有閉合性，都是在象征性的層面完成了對這兩個命題的回答。因此可以說，他（她）們的死都是象征性的死亡。

對于潤生而言，死亡既使得認識自我的問題得以凸顯，又造成認識自我命題中對話對象的缺失，他無法去找易蓉交流，這注定是一場永遠無法完成的對話交往行為。小說以易蓉的死亡，擱置了交往行為中的“完成行為式”立場；這樣一種“通過內省對自己的對象化”14行為，因為沒有實際的他者的存在，雖看似客觀冷靜，但其實充滿了局限和無法解決的悖論。他使自己陷入了“反思循環”無法自拔。所以，這之后的莊潤生的自我放逐，甚至緬北監獄中的自我放棄，都具有這方面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世平的死亡事件就具有了交往行為中的“完成行為式”功能。他們兩人火災事件發生之前的互相揣測對方的意圖和想法，就是一種典型的交往行為。這是一種從對方的角度出發，反思自身和改變自身的關系結構。他們之間，既互相仇恨、懷疑對方，又相互依存、結為一體，兩人的互為他者的鏡像結構，使得任何一方的死亡都構成為殺死自身的象征行為（甚至地震中的火災也是潤生自己所“制造”，以象征性地殺死自己），當然同時也是一種獲得重生的涅槃重生。《鏡中》開頭，妻兒的死亡當然具有敘事推動力的功能，但這種推動，與其說是起著促進了主人公的人生的改善，不如說是阻礙了主人公的人生，它使得主人公的人生變得問題重重，被重新打上了引號或被懸置起來，它同時也使得有關自我的認識論命題得以凸顯。但小說并沒有停留在這一認識論基礎上，而是繼續往前推進，它告訴我們，真正認識自我，不僅需要懺悔和救贖，更需要浴火重生和鳳凰涅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結尾的火災才顯得有其必然和必要。在這里，死亡并不是矛盾無法解決或象征性解決的體現，而毋寧說死亡本身就是象征性的，這是象征性的死亡事件。

對于長篇小說而言，死亡敘事一直是其不可或缺的敘事要素。長篇小說中的死亡敘事，通常是作為敘事上的功能出現，或者是以隱喻性的方式顯出其象征意義，死亡事件出現在小說的開頭、中間或結尾，都有其特定的意義所在。15《鏡中》里兩次死亡事件所構成的閉合式結構，實現了矛盾的象征性解決，而且這種解決又并不是回避矛盾。這一解決是與艾偉在小說中提出的認識論命題緊密聯系一起的。在他看來，矛盾既無時不在，也時刻都有彼此轉化的可能，故此，矛盾對方在相互轉化的過程中就具有了矛盾解決的象征性色彩，小說中的兩次死亡事件正是在這一轉化上，實現了認識論命題和行動命題的結合。而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鏡中》既是精神分析的絕好文本，也是辯證法的杰作。

注釋：

① ③ ④ ⑥ ⑩1214 [德]哈貝馬斯：《后形而上學思想》，

曹衛東、付德根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99、192、79、191、189、193頁。

②艾偉：《情感和人性的勝利》，《過往》，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頁。

⑤[德]漢斯?約阿斯、沃爾夫岡克?諾伯：《社會理論二十講》，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8頁。

⑦ ⑧ ⑨ 13[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369—370、370、376頁。

11參見哈貝馬斯《后形而上學思想》，曹衛東、付德根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頁。

15參見徐勇《死亡敘事與現代長篇小說的結構問題》，《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