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在全國文聯與作協尚未恢復活動之前，復刊與改組后的《人民文學》憑借自身在文學體制中的特殊地位，實際上承擔起了文壇組織者的角色。通過“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以及“《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刊編委聯席會”等文學會議，《人民文學》在文藝隊伍重組、文學觀念革新、文學組織重建以及文學實踐引導等層面上，推動了文學領域的撥亂反正。這些會議是第四次文代會真正意義上的“前奏”，為“新時期文學”的建構掃清了思想障礙，提供了制度保障，是新時期文藝制度重建的一個重要支點。

關鍵詞：過渡時期 《人民文學》 文學會議 文學制度

1976年至1979年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階段，是當代文學告別激進文藝，走向“新時期文學”的過渡期。粉碎“四人幫”后，文聯、作協及其他文藝協會并未立即恢復，大部分文藝刊物尚處于停刊狀態，文學制度的重建遲遲無法推進。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緊要關頭，復刊與改組后的《人民文學》①實際上成為了文學界思想解放和撥亂反正的中樞，代行文聯、作協之職，扮演起文壇組織者的角色。在這一過程中，文學會議成為《人民文學》推動文藝隊伍重組、文學觀念革新、文學組織重建以及引導文學寫作的主要形式。

文學會議是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到文藝政策的制定與文學秩序的調整，小到某類題材或某部作品合法性的確立，均可通過文學會議來實現。在1976—1979年的特定歷史語境中，《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參加的三次重要文學會議——1977年10月19日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1977年12月28日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以及1978年10月22日的“《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刊編委聯席會”，既有各自明確的歷史任務，同時又由“破”到“立”地緊密承接，無不是文學轉折的風向標。本文主要通過對這三次文學會議的史料整理與考證，呈現會議從醞釀籌備到正式召開再到后續影響的整個動態過程，揭示在乍暖還寒的文壇氣候中“新時期文學”發生、衍變的內在邏輯，以期為考察文學制度的重建提供一條有效的線索。

一、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與文藝隊伍重組

1976年11月，《人民文學》推出了編輯部改組后的第一期，即1976年第8期。此后一年時間里，刊物上雖然出現了葉文玲的《丹梅》（1977年第3期）、徐光耀的《望日蓮》（1977年第3期）、蕭育軒的《心聲》（1977年第4期）、王愿堅的《足跡》（1977年第7期）等較為出色的短篇小說。但彼時的文學創作整體上仍背負著思想枷鎖，顯得相當沉悶與僵化。因此，為了推動文學創作尤其是短篇小說創作的繁榮，編輯部在積極組稿之余，開始醞釀召開“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

舉辦會議的構想最早可追溯到1977年8月。《人民文學》評論組組長劉錫誠前往廣州組織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稿件。廣東作協的領導人物秦牧以及從1977年第7期開始接管《廣東文藝》的蕭殷給前去的劉錫誠留下了“廣東文藝界的思想比北京文藝界要解放得多”的印象②。在這期間，鑒于當時不具備召開全國性大型會議的條件，蕭殷建議《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一個十幾人的小規模會議，找一些人來交換看法。劉錫誠將廣東的聲音反饋到了編輯部。1977年9月20日，《人民文學》評論組在研究刊物的第11期選題時，正式提出了擬召開一次短篇小說小型座談會的構想，并得到了副主編劉劍青的肯定。但在當時全國上下深入揭批“四人幫”的大背景下，劉劍青對于召開這樣一次短篇小說座談會是否合適存有疑慮。請示張光年后，會議計劃才就此確定下來。10月11日，張光年召集劉劍青、涂光群、劉錫誠等人又進行了一次有關短篇小說小型座談會的集中研究，同意了編輯部提出的“控訴‘四人幫’”“貫徹‘百花齊放’方針”“促進小說創作的發展”的座談會中心議題，并提出“生動活潑，交流經驗，交換意見，不做結論，擇善而從”的座談會方針。③

1977年10月19日④，“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北京虎坊路附近的遠東飯店正式召開。《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主持會議，參會者有茅盾、沙汀、劉白羽、周立波、張光年、王子野、馬烽、李準、王朝聞、茹志鵑、韋君宜、王愿堅、鄧紹基、張慶田、張天民、林雨、鄒志安、葉文玲、趙燕翼、蕭育軒、陳駿濤、張家鈞、高纓、丁寧、溫躍淵、劉劍青、涂光群、劉錫誠、崔道怡等。孫犁本在受邀作家之列，但因身體原因未能前來參會，送來了書面發言。茅盾以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名義在會上作了題為《老兵的希望》的講話，這時作協尚未恢復，也是茅盾在“文革”結束后第一次出席文學界會議并發言。

此次座談會規模較小，是文藝工作者之間一次小型的漫談。參會人員不作長篇大論，彼此之間互相插話，呈現出自由寬松的會議氛圍。從編輯部印發、僅供內部參閱的《人民文學》簡報（1977年11月19日）來看，會議集中討論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探討了短篇小說創作怎樣更好地反映同“四人幫”的現實斗爭、生活與創作的關系，“兩結合”的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方法等當前短篇小說創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二是加強文學評論工作，深入批判修正主義的文藝觀點和有害作品，加強對優秀作品特別是青年作者的作品的熱情幫助，同時鼓勵文學評論工作百家爭鳴。

有學者評價這次會議是“率先以一個文學雜志的身份召集了一個國家最具影響力的一批作家”⑤。這一論斷一方面揭示了文壇解凍時節，《人民文學》在文學活動中的組織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文學史意義——文藝隊伍的重組。

會議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是轉折年代重建文學秩序的重要一步。它是《人民文學》在新時期籌備召開的第一個會議，也是老、中、青三代作家在新時期的第一次聚合，使得在“文革”時期被打散的文學隊伍在新時期初步恢復了聯系，推進了文學隊伍的重建。一方面，此次座談會使得沙汀、劉白羽、周立波、馬烽等經驗豐富的老作家，以及王愿堅、李準、茹志鵑等在“十七年”時期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重回文壇，促使在“文革”中被打散的文學隊伍重新聚攏起來。“十七年”作家的歸來，為文學界下一步重評“十七年”文學埋下了伏筆。馬烽在此次會議上頗有膽識地提出了廢除《紀要》和正確評價“十七年”文藝的問題。這兩個話題在當時尚屬于無人敢碰的禁區。另一方面，《人民文學》培育的鄒志安、葉文玲、蕭育軒等文學新人借此亮相。這些初出茅廬的文學新人此后均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多篇頗具影響力的優秀作品，為“新時期文學”的發生積蓄了青年力量。

在聚攏新時期文學隊伍的同時，此次座談會聚焦當時短篇小說創作中的一些弊病，提出了諸多有效的指導性建議，對繁榮文學創作產生直接影響，促成了“傷痕文學”的濫觴。直觀來看，此次座談會后，《人民文學》的選題思路更為新銳，涌現出一批反映現實、表現創痛的優秀短篇小說。作為“傷痕文學”的發軔之作，劉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寫作與發表可以說是此次會議的直接產物。針對小說反映現實過于尖銳的爭議，《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在和三級審稿人交換意見后，最終以一句“不要怕尖銳，但是要準確”，勇敢地推出了這部被譽為“第一朵報春花”的《班主任》⑥。同期，編輯部還轉載了一篇“傷痕文學”名作——賈大山的《取經》（《河北文學》1977年第4期），此后又相繼刊發了莫伸的《窗口》（《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1978年第9期）、宗璞的《弦上的夢》（1978年第12期）等新作。作為全國作協的機關刊物，《人民文學》的一些決策與活動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著全國文藝的發展。在《人民文學》促發的清新之風下，《上海文藝》在1978年第7期發表了鄧友梅的《我們的軍長》，同年8月11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盧新華的短篇《傷痕》，“傷痕文學”的大潮就此形成聲勢，新時期初年的文學園地煥發出了新的生機。

同在創作上的開放態度相比，張光年對于會議宣傳的態度更值得玩味。張光年雖然是新時期文學發軔期的關鍵人物，促成了許多具有突破意義的會議的召開和作品的刊發，但這種開放同時伴隨著謹慎。他將會議定性為刊物內部的業務工作會，并在會議開始之初就向參會人員指出，“不做總結，也無總結性發言，也無會議紀要，不報道，不請記者，不登報”⑦。會議期間，對于與會者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恢復文聯作協的提議等敏感問題，他同樣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他在日記中流露出這一緊張心理，“劉錫誠來說服整理（我在短篇小說）座談會上發言記錄，未同意”⑧。不止張光年，1977年10月28日聽取“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的匯報會上，出版局局長王匡也持保守態度，主張發內參，不擴大宣傳，以防給中央與宣傳口施加壓力。直到后期中央決定批判《紀要》的消息傳出，張光年才決定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發表此次座談會的文章摘要，并同意劉錫誠撰寫一個內部參閱的簡報⑨。這些舉動反映了張光年在春寒料峭的文學氣候中，對思想解放的分寸感的把握。

二、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與思想解放

作為激進文藝思潮的綱領性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通過“文藝黑線專政”論的表述，對新中國建立后“十七年”的文藝事業進行了全面否定。由于《紀要》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審閱，加之彼時“兩個凡是”的觀點，“文藝黑線專政”論直至1977年仍然是不容挑戰的文藝戒條，嚴重阻礙著“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因此，深批“文藝黑線專政”論就成為解放文藝思想、繁榮文藝創作的迫切之舉。如果說“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的召開，是文藝界主動、獨立地謀求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有效實踐，那么“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則具有與政治聯合的“借力”意味。在與中宣部的彼此呼應中，《人民文學》編輯部巧妙地向“文藝黑線專政”論發起沖擊，以解除強加于文學之上的政治束縛。

《人民日報》是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先行者。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會，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出席并作了發言。這次座談會極大地鼓舞了當時踟躕不前的文藝界，推動了《人民文學》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11月22日下午，張光年在《人民日報》的會后打來電話，向劉錫誠提議舉辦一個座談會，限于在文學方面批判《紀要》。11月28日，《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了一個“題材問題座談會”，以此為日后大會的舉辦作好準備。“題材問題座談會”共有八名參會者，分別是楊子敏、謝永旺、李基凱、沈承寬，以及《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劉劍青、閻綱、高遠、劉錫誠，八人討論批判了“四人幫”的“反‘題材決定’論”等謬論⑩。1977年12月21日至26日，中宣部召開了文藝界座談會，許多著名文藝家和中宣部的重要領導就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和其他文藝問題作了發言和講話。張光年參會并于22日下午作了一小時發言，指名批評了《光明日報》關于“劉少奇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編者按語。中宣部召開的這次文藝界座談會為《人民文學》編輯部即將舉辦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作了很好的鋪墊。

經過細致周密的前期籌備，“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于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總參招待所召開，為期三天半。會議在籌備初期被定位為全國性的座談會。19日，張光年接受了李季、劉白羽的建議，縮小座談會規模，不再邀請外地作家，并同劉劍青、劉錫誠修改參會者名單11。即便如此，參會的文藝工作者仍多達一百余名。除湖北的徐遲、廣東的秦牧等少量京外文藝工作者，與會參與者主要是首都文學界的作家、詩人、翻譯家、評論家和文學編輯，以及中國文聯各協會的前負責人，可謂是盛況空前。

歷時三天半的會議中，郭沫若因身體原因未能出席，但以中國文聯主席的身份請張光年代作書面講話，中國作協主席茅盾時年已經八十一歲，講了恢復文聯、作協和《文藝報》的問題。會議的象征意義和實質性議題直接推動了新時期文壇“撥亂反正”的展開。具體到會議議題來看，對“十七年”文藝的評價得到了參會者的熱烈討論，是會上談論最多的問題之一。李曙光、馮牧、李準、吳組緗、韋君宜、秦牧、王愿堅等紛紛就此交換意見。關于1930年代的文藝問題是參會者高度聚焦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周立波、李何林、駱賓基、曹靖華、許覺民等對此展開討論。

相對于“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的謹慎態度，《人民文學》對于此次會議的組織可謂大張旗鼓。會前，周明、汪南寧請華國鋒為《人民文學》題詞——“堅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而奮斗”。在31日上午的全體大會上，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宣讀題詞，并提議成立一個籌備機構，恢復文聯與各協會，并為第四次文代會做準備。來自高層的聲音，提高了會議的規格和政治意義。1978年1月17日，“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的會議內容見報。《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于《華主席為〈人民文學〉題詞》的大標題下刊載了新華社報道，同時刊載了《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抓綱治文藝》。同日的第3版為學習華主席題詞專欄，刊載了《人民文學》編輯部的歡呼題詞文章《進軍的號角，催春的戰鼓——熱烈歡呼華主席的光輝題詞》，以及周立波、王愿堅、周而復、阮章競、徐遲的學習題詞文章12。與“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相比，“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的后期宣傳力度得到了明顯加強，影響也更為廣泛，這是文壇回春腳步日益加快的顯著表征。

《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并不是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首次會議，但其重要性仍舊不容小覷。張守仁在回憶此次座談會時說道，“那是一次徹底推翻‘四人幫’所謂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的盛會，是文學界群英薈萃在一起，自己解放自己的重大舉措”13。與此前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和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相比，“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的規模更加宏大，與會者多達一百余人，實現了作家隊伍的大會師。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十七年”文藝領導者周揚的重新亮相。這是周揚在“文革”結束后第一次在文學界的會議上公開露面。周揚首先真誠地檢討了自己在過去工作中犯下的錯誤，接著就如何正確評價1930年代文藝與“十七年”文藝、“要文化革命，還是要毀滅文化”表達了自己的思考，得到了現場很多文藝界人士的諒解與贊賞。正是在這次座談會上，周揚得以在文學界的集會上首次公開露面并發表講話。其在會上真誠地檢討了自己此前的工作錯誤，實現了在“文革”后的真正復歸。彼時已經主持文藝界工作的《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在會前就有意識地將周揚列入與會者名單，促成了周揚的此次歸來，這為之后以周揚為核心的文藝領導層的重組奠定了基礎14。鑒于當時“左”的思潮在全國還未得到徹底清理，“文藝黑線專政”論雖然受到批判，但“文藝黑線”仍被認為是存在的，故而邀請“罪魁禍首”周揚參會并發言就成為一個極具政治勇氣的大膽決策。

此外，之前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幾次會議，大都是從政治的角度對其性質進行單純批判，正如袁鷹所言，“主要還是激于義憤，在大是大非上聲討它的罪狀，用親身經歷的事實駁斥它對文藝事業的摧殘和對文藝工作者的迫害，還沒有來得及從實踐和理論上作深入的剖析”15。也就是說，此前關于“文藝黑線專政”論的聲討，更多的是出于一種感性和經驗上的淺層批判，還沒有上升到理論層面，也缺乏系統而全面的眼光。從這一角度而言，《人民文學》編輯部舉辦的這次座談會是此前相關批判會議的承續與推進，它在文學方面系統地對《紀要》進行批判，其中不乏理論的折光。它突破了《紀要》不能批的禁區，解決了《紀要》所涉及的1930年代文藝與“十七年”文藝的合法性等歷史遺留問題，卸下了束縛“新時期文學”向前發展的歷史負累。同時，此次會議又做出了恢復文聯與各協會、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等開拓歷史新局面的動議，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需要提及的是，在彼時新舊交替、艱難蛻變的歷史氛圍中，“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時代局限性，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在會上隱晦地傳達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應該受批判，但“十七年”文藝中也的確存在著文藝黑線的觀點。加上當時劉少奇的冤案還未平反，很多與會者都默認了“文藝黑線”的存在，就連茅盾、張光年也不例外。此時文藝界的撥亂反正，暫時陷入了顧慮重重的徘徊狀態。

三、三刊編委聯席會與文學思潮

與“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和“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相比，“《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刊編委聯席會”范圍較小，屬期刊界高層業務工作會議。但它對于“新時期文學”的走向卻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如果說前兩次會議更多的是解決政治強加于文學的一系列歷史負累問題，那么三刊編委聯席會則主要是面向未來，著眼于規劃三家刊物的未來辦刊方針，展現出重新啟航的嶄新姿態。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文聯三屆三次全委會擴大會議在西苑飯店禮堂舉行，此前被解散的文聯及各協會得以重新恢復。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同年9月1日，剛剛恢復工作的作協在作協書記處會上通過了重新擬定的《人民文學》《文藝報》和《詩刊》的正副主編及編委會名單。這些活動為三刊編委聯席會的籌備與召開奠定了堅實基礎。

1978年10月22日至25日16，“《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刊編委聯席會”在北京遠東飯店召開。此次會議由時任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的張光年主持，出席人員有：《文藝報》編委馮牧、孔羅蓀、劉白羽、韋君宜、趙尋、陳荒煤、林默涵、李春光、張光年；《人民文學》編委李季、劉劍青、孫犁、嚴文井、曹禺、魏巍、冰心、唐弢、馮至、沙汀、袁鷹、曹靖華、葛洛、草明；《詩刊》編委嚴辰、鄒荻帆、柯巖、田間、阮章競、克里木?霍加、張志民、賀敬之、臧克家、李瑛。

會議上，各位編委本著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和貫徹“雙百”方針、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精神，圍繞“怎樣才能更好地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怎樣使文藝工作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進行了熱烈討論。首先，各編委聯系文藝實踐，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展開交流。會議主持人張光年在會議開幕之時就明確指出討論三家刊物的編刊方針，不可能回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當前思想戰線上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17。隨后各編委聯系歷史與當下的創作實踐，重申創作要深入生活、文藝作品應由實踐與人民來檢驗的文藝規律。其次，各編委為進一步肅清“四人幫”的流毒，繼續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同時提出為一些蒙冤的作家作品平反。此前“文藝黑線專政”論雖然受到了廣泛批判，但流毒的肅清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對文學秩序的恢復仍舊造成了很大阻礙18。劉白羽對此指出，“對‘文藝黑線專政’論，年初我們批了一下，現在還要批，要提高到真理標準、從實際出發、從馬克思主義這個根本原理來批”。張光年則更進一步，針對“文藝黑線的帽子不能摘”的論調，有理有據地以三條事實對“文藝黑線”論展開批判19。魏巍提出要從理論戰線與文藝實踐兩方面共同發力，來沖破“四人幫”設置的思想禁區。再次，各編委本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精神，積極為“傷痕文學”開道。唐弢、李季、陳荒煤、柯巖等對《班主任》《傷痕》等受到一些文藝領導人責難的作品表示支持。最后，各編委就此次會議的中心議題——三家刊物的辦刊方針進行討論。劉白羽指出，“刊物要做實現四化的闖將，否則，刊物就沒有必要出了。我們的刊物拿到社會上去，就是要在藝術形態領域里進行斗爭”。

1978年10月25日下午，《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刊編輯部舉行分組會，聯席會至此順利結束。新華社于1978年11月23日對此次會議進行報道，《人民日報》在1978年11月24日第4版刊登了《堅決貫徹“雙百”方針，認真實行文藝民主》的會議報道文章。“《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刊編委聯席會”是恢復工作的中國作協重新劃定三刊主編及編委后的一次工作會議，對繁榮新時期文藝具有重要作用。其以實踐的觀點進一步批判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和“文藝黑線”論，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在文藝界的具體實踐，促進了文藝思想的解放。此次會議結束后，廣東、上海等其他省市的文藝界也相繼召開了以真理標準討論為主題的座談會，在全國范圍內推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深入與文藝思想的解放。正如劉錫誠所言，“那次會議在乍暖還寒的政治氛圍里，對‘文學的新時期’的到來發生過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其中有些觀點今天看來也許值得進一步商榷，但他們堅持實踐第一的立場觀點，推動解放思想運動，為‘新時期文學’廓清道路的意向是不容置疑的”20。

對于彼時正處于風口浪尖的“傷痕文學”，諸多文藝領導者在會上充分肯定了此類題材的合法性，旗幟鮮明地支持這一勇闖禁區的文學潮流，有力地保護了劉心武、盧新華等文壇新生力量，推動了“傷痕文學”的發展。針對《班主任》《傷痕》等作品受到的爭議，陳荒煤在會上認為，“盡管現在發表的這些作品，作者大都是青年作家，他們的經歷究竟有限，不能一下子把本質揭露得很深，但他們闖出了一條路子。我們在《文藝報》的會上說過，青年是受傷的一代；劉心武在一次會上說，是思考的一代。很好”。另一方面，與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相比，更加知情于文壇的柯巖則擔心在當時兇險的意識形態斗爭漩渦中，這些“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文學新人會遭到極左思潮的反撲。因此，柯巖在對《班主任》《傷痕》表示贊賞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中不足，“我欣賞《班主任》，它不是客觀描寫。我贊美生活中的戰士。我絲毫不反對《傷痕》的發表，但我更贊美英勇頑強的戰士。既要讀者看到嚴酷的現實，又要給讀者以榜樣的力量”。“傷痕文學”在當時尚屬十分脆弱的新生事物，任何一點的“風吹雨打”都可能使其不幸夭折。我們由此可以看到文藝界高層為保護新生文學潮流、穩定文學大局的良苦用心。正是有了包括《人民文學》在內的三家刊物對“傷痕文學”的呵護與培育，這一文學潮流才得以茁壯成長。

《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是我國最具權威性的理論和創作刊物，對文壇的發展潮流無不具有高度的引導與示范功能。從文學體制的角度講，三個刊物溝通辦刊思路，正是文藝界高層在新時期初年統一思想認識、引導文學走向的一次自覺實踐。通過此次會議，各編委在突破思想禁區、發揚藝術民主、繁榮文學創作等方面達成共識，從理論與創作兩方面共同發力，團結一致為“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保駕護航，促發了文學格局的欣欣向榮。

結 語

與第四次文代會這種在文學史具有分期意義的大型文學會議相比，《人民文學》在1976—1979年間舉辦的文學期刊會議雖然在規模上稍遜一籌，但仍有其重要價值。第一，文學期刊會議所聚焦的問題往往具有高度迫切性，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文人命運、文壇生態等確實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第二，不同會議間往往存在著緊密的邏輯關聯，若沒有一些小型文學期刊會議的召開作為鋪墊，很多大型文學會議的順利開幕就無從談起。第三，文學會議的召開大都集結著不同文藝觀念的分歧乃至論爭，與大型文學會議相比，小型文學期刊會議上的發言能夠直面不同觀點間的分歧甚至對立，更能呈現出彼時文壇的真實脈動。

三次文學會議各自解決了彼時文壇面臨的不同重大問題，前兩個會議解除了新時期文學背負的歷史負累，后一個會議則以謀劃三家刊物的辦刊方針為基點，積極為文學在新時期的重新出發構建良好環境。三個會議間呈現出議題上的遞進性，逐步推動著思想解放與撥亂反正積淀為學科內部的共識。在轉折年代的歷史語境中，借助于文學會議這一特定的組織形式，“一個學科聯合會在某個學科場域內激活了某種類似共同體的東西”21，建構“新時期文學”這一概念的文化官員、中心作家以及批評家的共同體已經被凝聚起來，并被賦予了重新敘述文學史、規劃文學發展方向的權力。這些文學會議為“新時期文學”的建構掃清思想障礙，提供了制度保障，是考察新時期文藝制度重建的一個重要支點。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共產黨文藝制度史研究”（項目編號：21&ZD25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人民文學》創刊于1949年10月，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文革”爆發后，《人民文學》于1966年6月停刊。1972年夏，原《人民文學》的副主編李季曾謀劃刊物復刊，未果。1975年7月，在毛主席 “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指示下，《人民文學》的復刊再次被提上日程。1976年1月，《人民文學》“創刊”號問世，但此時刊物由“四人幫”把控，袁水拍任主編，施燕萍任副主編，李希凡、嚴文井兼職副主編，刊物的最高權力實際上由文化部直接掌控。“四人幫”倒臺后，《人民文學》迎來人事調整。1977年下半年，《人民文學》由張光年任主編，劉劍青任副主編，涂光群任小說組組長，周明任散文詩歌組組長，劉錫誠任評論組組長，刊物領導權發生巨大轉變。《人民文學》的政治態度、選稿標準與辦刊思路隨之轉變，成為推動文壇解凍的一個思想陣地。

② 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頁。

③具體過程參見劉錫誠《短篇小說座談會始末》，《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頁。

④關于“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的召開時間，鄭納新（《新時期初期的三次文學會議》，《南方文壇》2009年第4期）、李潔非（《風雨晚來舟方定——張光年在“文革”后》，《典型文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溫躍淵（《儒雅的笑容》，《回憶張光年》，中國作家協會編，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等均認為是1977年10月19日。劉錫誠在《在文壇邊緣上》中“1977年10月20日”的記載疑似有誤。

⑤鄭納新：《新時期初期的三次文學會議》，《南方文壇》2009年第4期。

⑥具體過程參見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245頁。

⑦溫躍淵：《儒雅的笑容》，《懷念張光年》，中國作家協會編，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頁。

⑧11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9頁。

⑨在1977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此次座談會的專訪和短評。專訪為《讓文學創作迅速跟上抓綱治國大好形勢——〈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9日），短評為《充分發揮短篇小說的戰斗作用》（《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9日）。《人民文學》在1977年第11期開辟了“促進短篇小說的百花齊放——本刊召開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專欄，在11期、12期上專門刊載了座談會上的部分發言。1977年第11期發表了茅盾的《老兵的希望》、馬烽的《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李準的《短篇小說的人物塑造及其他》、葉文玲的《創作，也要大干快上！》、王朝聞的《談談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第12期發表了周立波的《關于小說創作的一些問題》、沙汀的《短篇小說我見》、陳駿濤的《題材是廣闊的》、王愿堅的《新一點，深一點》。

⑩參見劉錫誠《向“文藝黑線專政”論開火》，《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1頁。

12這五篇文章分別為周立波的《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貢獻力量》、王愿堅的《喜迎革命文藝的春天》、周而復的《朝著華主席指示的方向前進》、阮章競的《在華主席的指揮下戰斗》、徐遲的《向著二十一世紀》。

13張守仁：《文壇精英劫后大聚會》，《文壇風景：我與當代作家》，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

14在張光年邀請周揚參加“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作公開講話后，張光年又和林默涵在文聯三屆三次全委會擴大會議（1978年5月27日）召開前造訪周揚，邀其參會并發言。同年9月21日，周揚、張光年、李季等人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華北油田“八人行”，徐慶全認為這次出行實際上在醞釀著以周揚為核心的文藝領導班子的重組。參見徐慶全《文壇撥亂反正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223頁。

15袁鷹：《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 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頁。

16關于“《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三刊編委聯席會”的召開時間，劉錫誠在《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記載為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田本相、阿英編著的《曹禺年譜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中曹禺參加此次會議的時間與劉錫誠的記載相同。但會議報道文章《堅決貫徹“雙百”方針，認真實行文藝民主》（《人民日報》1978年11月24日）卻是這樣記述的，“為時四天的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思想解放，充滿民主的空氣”。如此看來，此次會議的召開時間就不可能是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鄭納新在《新時期〈人民文學〉與“人民文學”》（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中以張光年日記為依據，懷疑劉錫誠的時間記載有誤，將召開時間定為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在《文藝報》2021年8月4日刊登的《來到春天的溫暖里——回望新時期北京文壇新氣象之興》中，作者李林榮認為會議的召開時間是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小小的遠東飯店和巨大時代轉折中的新時期文學之興的緣分，在它被選定為1978年10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三刊編委聯席會的會址時，似乎又不期而然地加深了一步”。考慮到劉錫誠個人回憶的模糊性和《人民日報》《文藝報》的權威性，筆者在此亦將會議的召開時間定為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

17參見劉錫誠《三刊編委會與真理標準討論》，《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頁。本次會議的與會者發言均引自此書的第126—153頁，此后不再注明。

18在1978年6月5日文聯三屆三次全委會擴大會議結束后，文聯與作協在名義上是恢復了，但從李季在三刊編委聯席會上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不容樂觀，“文聯全委會后，新華社向國內外發了消息，幾個協會恢復工作，到現在還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垅。秘書長跑斷腿，借一間辦公室都借不到”。（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頁）“作協、文聯名義上是恢復工作了，但牌子還掛不出來。找不到上級領導單位。最近聽有人說：你們不是我們領導的單位，只是我們聯系的單位。‘十七’年不是文藝黑線嘛，所以人家不敢沾邊。”（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頁）可見“四人幫”制造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和“文藝黑線”論還在阻礙著文壇撥亂反正的現實開展。

19在1979年1月2日文聯所舉行的迎新茶話會上，“文藝黑線”論才得以被公開否定。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在會上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部長的黃鎮宣布，在十七年文學中根本不存在“文藝黑線專政”，也沒有形成一條什么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第一次公開、徹底地否定了“文藝黑線”論。參見徐慶全《文壇撥亂反正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頁。

20劉錫誠：《三刊編委會與真理標準討論》，《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頁。

21[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科學之科學與反觀性》，陳圣生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