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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新世紀生態小說與民間動物報恩故事中的生態智慧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并以此作為反思現實的精神資源和動力，被賦予了當代性內容，體現為共生共榮的生命形態、尊重生命的倫理關懷以及審美形式上萬物一體的敘事結構。相比民間故事中非自覺的生態意識，當代生態小說則是自覺的文學創作，其生態反思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

關鍵詞：《懷念狼》 《太平狗》 新世紀生態小說 動物報恩故事 生態智慧

21世紀的中國，工業化進程帶來的生態問題引起了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生態問題時明確提出了“生命共同體”的思想，他說：“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從“生命共同體”的思想來說，人與自然萬物之間是相互聯系的生命系統，人也是這個生命系統中的一部分，人不能為了一己私利肆意地破壞自然、殘殺動物，應該確立萬物眾生平等、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生態理念。惟其如此，生命共同體內部諸生命之間共生共榮的生命系統才能實現。新世紀以來的生態小說在構筑“生命共同體”的藝術世界的過程中，不僅體現出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而且也聯系著傳統的文化精神，把在民間動物報恩故事中體現出的生態智慧納入生態小說的創作過程中，動物報恩故事中的生態智慧為我們思考生態文學問題提供了有意義的維度。

一、共生共榮的生命形態

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始于20世紀80年代，新世紀以來生態文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許多有影響的重要作品，包括賈平凹的《懷念狼》、阿云嘎的《燃燒的水》、楊志軍的《藏獒》、張煒的《刺猬歌》、阿來的《空山》、紅柯的《生命樹》等長篇小說，以及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魯敏的《顛倒的時光》等中短篇小說。何謂“生態文學”？王諾將生態文學定義為，“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生態責任、文明批判、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是其突出特點”。1這一生態文學的定義與西方生態文學的創作實踐是密切相關的，受西方生態文學影響的中國當代生態文學也具有這樣的特點，但是其創作的思想資源和審美資源卻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我們首先討論中國傳統民間動物報恩故事中“共生共榮”的生態智慧與新世紀以來的生態小說的關系。

中國民間動物報恩故事有多種，在這里我們主要以“義犬”和“義虎”故事為例進行分析。“生態整體主義所重視的整體，是整個內部每個組成部分、每一物種甚至每一個個體之間以及他們與整體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整體。”2民間故事體現了人與動物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共生關系，尤其體現在人與動物的情感緣起和相互救助的過程中。現搜集的50則義犬報恩型故事中，從義犬出場方式和義犬與主人情感緣起上看，可以分為家犬跟隨和陌生相遇兩種。雖是不同的生活場域，但是從情感上看，在故事中義犬都作為主人的陪伴，主人與義犬是共生的存在。主人的命運和義犬綁定，在主人遇難時義犬奮力相救以報答主人顯性或隱性的恩情。其一是主人熟睡時遭遇火災，義犬以毛發浸水潤濕荒草幫助主人脫離險境，如《搜神記》中《義犬救主》3；其二是主人遭野豬、蛇、狼等野獸侵襲，義犬與野獸搏斗救下主人，如《搜神記》中《快犬救主》4；其三是主人被歹徒謀害或將遭歹徒謀殺，義犬與歹徒搏斗救下主人性命，如《集異記》中《楊褒》5。虎報恩故事而言，虎是以被救助者的角色出現的，虎遇到的難題主要有足或喉中刺，有22則之多，其余有虎仔生命垂危、難產、落泥坑、落陷阱等。難題包括大自然帶來的生存威脅、生命本身遭受的困境和人為導致的災難。義虎以實際行動報答恩人，彌補恩人在地位、經濟、情感上的缺失，有的故事中義虎留下長期陪伴恩人；有的故事中還有這樣的情況：義虎銷聲匿跡，但在危急關頭出現報答恩人，人與虎實現了相互拯救。“人救虎”與“虎報恩”母題在不同文本中表現各異。以“虎暴”“虎吃人”“人設陷阱捉虎”開篇的故事結局是人虎和諧。作為家畜的犬與作為野獸的虎與人類的聯系本質上存在差別。從故事深層結構的角度來看，義犬報恩故事可看出人與義犬始終在一起對抗外力，而人與義虎的關系在故事開篇中是二元對立的。人對虎進行施救，虎報恩后與恩人同一戰線，共同面對外力如縣官、財主或者天災。故事中動物與人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相互聯系，相互救助，構成一種和諧的生態關系，符合生態思想家阿倫?奈斯（Arne Naess）的觀點：人類應讓共生的現象最大化，實現普遍的共生。

動物報恩故事中人和義犬、義虎構成整體，整體內部各部分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義犬報恩故事中，人與犬被平等地安放在自然生態鏈中，鏈條中每一個參與者相互影響。義犬愿意自我犧牲救下主人的性命和財物。在義虎報恩故事中，有的故事以虎患為故事背景，人深受虎患之苦，設法獵殺虎，而故事結局為虎報恩幫助人，虎也因此獲得“王”的封號，人與虎形成了共生共榮的整體。《丁巖》6中設擒虎具解決虎患威脅，故事卻安排了一番談判互相妥協，救出一只虎使得虎暴消失，人虎互不侵犯構成了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耳談》卷六《金華守張公》7載浙江紹興縣郡丞張公佐治路遇青蛙鳴冤，在蛙的指引下救下商人。商人遇難的原因是向販子買下青蛙放生，反被販子所害。故事中青蛙報答了商人救命之恩，張公急速追捕販子，不久人贓俱獲。從自然層面來看，商人心生憐憫救下蛙，避免其被無辜獵殺，將蛙放歸自然的舉動維護了生態和諧。人對動物施恩，將動物放回生態系統中，人不予以侵犯，遵循自然規律，保護生態系統的和諧穩定。“現代生態整體主義和諧觀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指整個生態系統內部關系的和諧，特別是作為大自然之一部分的人類與其他自然物和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8。這一點前文已做分析，“二是指與生態系統的平衡穩定密切相關的人類社會內部的和諧，人類社會是生態系統最重要的子系統”9。從社會層面來看，《金華守張公》中青蛙鳴冤報恩，張公將惡人送上公堂，懲惡揚善，維護了社會的和諧。民間故事中義虎、義犬、義蛙、義猴等以動物身份介入人類社會，以人的智慧和道德幫助主人擺脫困境。動物報恩故事基本遵循好人得救，惡人受懲的邏輯，動物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維護了社會系統的和諧。

在新世紀以來的生態小說中，許多作品都描寫了“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有的作品寫了動物在人的“暴力殘殺”中趨于消失的悲劇，透露出濃郁的哀傷和反思；有的作品以浪漫的想象書寫了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美好情景。不管何種寫法的作品都呈現出明確的思想指向：人與自然眾生的關系應是共生共榮，而不是以狂妄利己的“人類自我中心”去對待這個世界。賈平凹的《懷念狼》是這類小說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說的故事發生在“狼患”與“人患”頻發的商州。人與狼同處于生態共同體中，與狼為敵、過度滅殺，破壞了生態關系的平衡，導致商州只剩下了15只狼。小說講述了記者“我”與“舅舅”在尋找這些狼的過程中遭遇的一系列與狼有關的事情。最后15只狼陰差陽錯被剿滅，“我”最終也未能實現保護狼的抱負。小說寫的雖然是“尋狼”的過程，但實際上是作者對人類如何生存的深刻思考，人與狼都是自然萬物中的一部分，從生態的意義上說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關系，狼的消失也意味著對人自身的傷害，所以小說寫到了狼消失后那些獵人得怪病死去。在作者看來，人、狼以及萬物眾生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人不能以自私的“自我中心”立場去對待自然，而應確立共生共榮的生命立場。緣于此在小說中作者構建了紅巖寺這一“天人合一”的烏托邦，從民間動物報恩故事中汲取生態倫理思想的資源。紅巖寺是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世外桃源，與人、狼劍拔弩張的外部世界形成鮮明對比，實現了人與狼的平衡與共存。紅巖寺“老道”收養受傷的動物，悉心照顧并將它們放生。“放生”是對異類生命的愛護和尊重，是民間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行為，也是民間動物報恩故事中常見的內容。《尾蔗叢談》卷二《放鯉祠》中載陜西臨縣鄉民莊麟見大鯉困于網中，憐而放之后得到嬌妻。《嘉泰吳縣志》卷五《孔愉澤》載孔愉于路上見人將龜鎖于籠中，買下放生于余不溪中，后來龜幫助孔愉升遷以實現報恩。《搜神后記》中《白龜救人》一文講述一軍人買下白龜飼養，出于憐憫放生江中，后地陷為湖，白龜救下軍人性命。《靈應錄》卷一載《放龜得金》故事開篇即說到，邸嫗好修善，吃素食，見到魚鱉、鳥雀之類，都會贖買放生。

《懷念狼》中“我”在紅巖寺親眼目睹了大狼求醫的場景，大狼以沙土敲門喚醒老道士，向老道士求助，老道習以為常以木棍挑破膿瘡，擠出膿血，為其救治。“大狼方從地上爬起來，回轉身了，這回竟將前爪跪地地嗚嗚了三聲。”10這一情節幾乎是義虎報恩故事《唐語林》中《老嫗與虎》的復刻。

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虎遂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俄而奮迅闞吼，別嫗而去，而愧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于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11

“為狼治瘡”與“為虎拔刺”高度相似。在老道士去世后，受救助的大狼帶領群狼前來悲痛悼念，并送來了寶物金香玉。狼送物報答老道士相救之恩，如民間義虎報恩故事中義虎送來野彘、財物報恩。民間動物報恩故事在小說《懷念狼》中的呈現不僅僅是紅巖寺片段，還有舅舅傅山曾救下的金絲猴化身金發女子在街上與傅山相遇，并以桃子相贈磕頭道謝。賈平凹的另一部作品《莽嶺一條溝》則完整講述了一則動物報恩故事：一夜里，灰狼來到神醫老漢門前嚎叫，將老漢帶去石洞為病狼救治。老漢為病狼擠出膿水后倉皇逃回家。后來，灰狼送來銀項圈、銅寶鎖報答老漢救治之恩。至此，民間故事中“動物遇難→人救助→動物報恩”的情節得到完整的呈現。

在生態小說創作中嵌入動物報恩故事，復活的不僅是民間故事的情節、人和動物的理想關系，還復活了傳統文化中偉大的生態思想：人與動物相互救助，生命彼此尊重，共生共榮。這體現了民間人們的處世智慧和生存智慧，呈現出異于現實的另一重生態維度。

生態小說中呈現的共生共榮的生命形態，正如民間動物報恩故事建構了“人—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將世界看成整體。共生共榮的和諧關系體現于兩個方面，在自然中，人是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一環，保護動物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人與動物相互依賴；在人類社會，動物被賦予人的道德智慧，濃烈的人情倫理，懲惡揚善維護人類社會的和諧穩定。

二、尊重生命的倫理關懷

生態倫理觀念，即是道德關懷不局限在人類本身，更要擴展到其他物種及自然存在物。生態倫理觀念要求人類超越自身利益，從道德上關心其他物種。也就是說，人們應承認其他生命有其權利，并且尊重它們的生存和發展。“人不僅要成己，而且要成人，還要成物（使其他物種得以生存和繁衍）。”12

施韋澤在《敬畏生命：50年來的基本論述》中提出，只涉及人的倫理是不完整的，要對人及所有生物的生命都給予關愛、同情和幫助，這才是敬畏生命、對所有生物行善的“尊重生命的倫理”13。而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呂氏春秋》就提出尊重生命的思想，《貴生》《本生》《全生》《重生》等文章系統論述了符合生態倫理的生命觀，其核心是：圣人之慮天下莫貴于生。自古以來尊重生命被視為人類最高的德行。中國古代思想家普遍具有尊重生命的觀念。例如，儒家學者所說的“仁”的概念，不僅局限于人類本身，更由此擴展，具有觀照自然生命乃至整個自然界的意味，即“仁民”而“愛物”。從“義”的倫理范疇理解，儒家將對動物的態度納入“義”的倫理范疇。《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得不到衛國重用西游，聽到晉國兩位有才德的大夫被殺而大發感慨。子貢問緣由，子曰：“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14這里孔子從殺人聯想到刳殺動物，他把這兩者都看作是不義的行為，他反對這種不義行為。

生態小說中的動物報恩敘事承續了這種生態倫理觀念，其生態倫理關懷是通過對動物的“人格化”實現的。這一方面體現在人將動物納入道德關懷范疇之中，另一方面“將動物的一些生物特性與人的道德觀念相比附，賦之以人的某種品德”15，重在贊美動物本身忠義、感恩行為與品性。《懷念狼》中“我”作為知識分子代表，秉持的是生態保護觀念，在“我”的言行中體現的是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在“我”的認知觀中，人與動物是平等的。“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一切都平等，我這一世是人，能否認上一世就不是豬嗎？而下一世的我，或許是狼，是魚，是一株草和一只白額吊睛的大虎……對狼產生了一種連我也覺得吃驚的親和感。”16看著淚眼汪汪嗷嗷發顫的狼崽，“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看見槍戰鏡頭時會躲在母親懷中。“我”意識到狼崽也是長心的，出于惻隱之心“我”最終放了狼崽。這一情節與義虎報恩故事《丁巖》中丁巖救出了掉入陷阱中的虎一致。流傳于福建安溪的《虎仔裝新娘》故事中，兄妹倆見到奄奄一息的虎仔，果斷救起帶到家中照顧。脆弱的動物幼崽喚起人對生命的共情，故事和小說中的主人公都將野物納入道德共同體中，給予了尊重和關懷。“我”甚至把獵人們面臨無獵可打的尷尬境地當成是人張揚過度侵犯狼群的報應。“從生命的意義來說，任何動物、植物和人都是平等共處的，強肉弱食或許是生命平衡的調節方式，而狼也是生命鏈中的一環，狼被屠殺得幾近絕跡，如果舅舅的病和爛頭的病算是一種懲罰，那么更大的懲罰可能就不僅僅限于獵人了！”17

《太平狗》中主人程大種雖一次次拋棄愛犬太平，但其實給予愛犬極高的道德關懷，在以下情節中表現尤為明顯。初入城市時，公車上乘客嫌棄太平狗，為了證明太平沒有狂犬病，他將手伸進太平嘴中鑿出血。程大種將太平賣給狗販子時悲傷多于輕松。“狗跟著他出來，是沒有罪的，先挨了兩锨，又給賣了，讓人去剮，但不知怎么又出現了。他摸著太平，摸著它身上的累累傷痕，只有一陣陣心疼和懺悔。”18在工地上見到太平后，他決定“就是討米要飯，也把這條狗留下，最后，完完整整地跟我一起回丫鵲坳”19。太平誤食了工地上馬二剪的飯食，他為了維護太平與馬二剪大打出手。在太平相救被發現的危急之際，極度虛弱的程大種用盡最后氣力發出指令，讓太平快跑。面臨當代社會殘酷傾軋與弱肉強食的現實，主人程大種與太平已經形成心心相惜的生命共同體。在民間義犬報恩故事中，義犬的生命和情感也得到極大的尊重。《搜神后記》卷九的《楊生養狗》20故事中落難的主人愿意以“厚報”向路人換取得救機會，但是贈狗并非出自主人本意，狗并不在主人認為可以贈送之物范疇內。故事結局安排了義犬回到主人身邊的大團圓結局。顯然這則義犬報恩故事并未讓義犬淪為禮品符號，故事突出的是義犬本身的價值。

《太平狗》如義犬報恩故事賦予太平高度人格化特征，它感情豐富，孤獨有決斷力。作者陳應松說：“生命是神奇的，是不可戰勝的。越是卑微的生命越如此，最后，人沒有回到故鄉，而狗回去了，其實，我是將狗當作人寫的，這誰都知道。”21《楊生養狗》故事中義犬最后也主動回到主人身邊，在故事的人情社會網絡中，義犬不是作為一種獻祭的角色而存在，而是擁有一個生命的主體特征，是與人一樣的“存在者”。小說《太平犬》和義犬報恩故事《楊生養狗》都賦予犬自由意志和自主選擇的權利，這是對其生命價值和情感價值最大的尊重。

對動物生命的尊重在其他生態小說中也有多種呈現方式。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中，獵犬貝蒂義無反顧地保護主人性命，慷慨赴死報答了老獵人的養育之恩。忠貞的獵犬貝蒂感動世人，獵手們集體鳴槍悼念貝蒂，甚至在現代化的公園里建立塑像以紀念。開篇描繪的野狼谷是一個恐怖和殘忍的世界，而在小說結尾變成溫情的祭奠。民間故事中對動物生命主體和尊嚴的尊重也體現在終極關懷中。以義虎報恩故事和義犬報恩故事為例，有的故事體現為動物自主選擇結束生命為主人獻身，有的體現為人們為動物造紀念物永恒紀念之。《涌幢小品》卷三一《秦邦義犬》22一文，義犬為主人申冤，賊人受到懲罰后，義犬悲傷過度隨主人而去。故事中義犬擁有豐富的情感世界，善良正義的品格，為了情義選擇結束生命。多則動物報恩故事結尾人們甚至造了“義犬墓”“義虎亭”紀念它們。清慵訥居士《咫聞錄》中《義犬》一文，犬救主人于野火累死，“還時葬之，且立義犬石以徵之”23。清《山西通志》卷六十載：“主生而犬斃。主就其地筑塔葬焉。”24現在流傳的故事中也有許多義犬墓的痕跡。江蘇文史資料《常熟掌故》記載：“主人就把遺留下來的銀子給狗買棺埋葬，并用青石建成石屋一幢，取名‘義犬亭’。”25《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浙江省卷》中記載獵狗為主人護銀而死，“商人為了紀念這條義狗，買了棺材鄭重地把狗安葬在涼亭一邊，又把涼亭修建一新，取名‘義犬亭’。直到現在，靈橋平塢村附近，還可以見到涼亭的遺址”26。流傳于漳州市、南靖縣等地的《義虎亭》的故事也講述了人們為報恩虎建紀念亭。

“墳墓作為死者的安息之地，是一個令人敬畏的顯現之地。”27《野狼出沒的山谷》中的義犬之墓，民間動物報恩故事中的“義犬墓”“義虎亭”，都成為人們紀念義虎與義犬的記憶之地，情感和觀念易逝，而地點的記憶保證了逝去的義虎和義犬的在場。諾拉認為：“一個記憶場所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讓時間停止，阻止遺忘，讓事物保持住一個固定的狀態，讓死亡永生，賦予無形的東西以有形的形式。”28“義虎亭”“義犬墓”使得人們對異類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延續到它們死亡后，深刻的同情、憐憫、尊重與關懷之情得到依附而獲得了恒久性，這也是對后世的警醒，對異類生命態度的傳承。

從民間動物報恩故事到當代生態小說中呈現出的對萬物生命的倫理關懷，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的生態思想所具有的當代意義和價值，我們理應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深刻的反思，在生態的意義上重新思考“人、自然、社會”之間的關系。惟其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走進“詩意的家園”。

三、萬物一體的敘事結構

當代生態寫作相比民間動物報恩故事中非自覺的生態意識，有著新的敘事形態和價值訴求，其生態反思呈現出復雜性、多樣性。相比短小精悍的民間故事，當代生態小說對現實生活的反映更為復雜和豐富。但民間故事中蘊含的生態意識成為了作家反思現實的精神資源和動力。生態小說對民間動物報恩故事的借鑒體現為兩種方式：一是在生態小說中直接嵌入民間動物報恩故事，這一點已有論述，在此不再贅述；二是生態小說對民間動物報恩故事并非直接挪用，而是隱含著動物報恩故事類型結構，即動物報恩故事存在于小說主體意識話語之下，本部分重點從這一問題出發，進一步討論新世紀以來生態小說的敘事結構。

在義犬報恩故事中，義犬可以分為家犬跟隨和陌生相遇兩種，家犬跟隨型出場頻率高。家犬作為家庭一分子默認存在，這在小說中得到延續。陳應松《太平狗》中，家犬太平是在神農架家鄉的趕山狗，它趕牲口，看莊稼，看山護院，上山打獵，出色地履行家犬的職能。當主人神農架農人程大種迫于生計進城打工時，家犬太平為了報答主人恩情執意相隨。李傳峰《退役軍犬》中的動物主人公“黑豹”被主人張三背回家后安居下來，是主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誠的衛士。它為主人狩獵，“義”字當頭，且戰果累累、屢破奇案，它守護一方安寧，是人們心中神犬的象征。小說中的家犬一出場便和主人結成深厚的情義，“忠義”是家犬固有的品格，與義犬報恩故事中義犬與主人的情感緣起一致。

義虎報恩故事中，義虎是野生兇猛的存在，被人救助之后才對人產生感情，后續以實際行動報答恩情。當代小說中虎形象較少，而同為野生動物的狼較多見。小說《四耳狼與獵人》中，人與狼也是對立的形式出場。主人公“歪手巴拉丹”甚至將三只尚不足月的小狼崽兒囚禁。其妻子趁著巴拉丹不在偷偷將狼崽放生，對狼崽施恩的過程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但是這意料之外的“施恩”同樣是狼崽對人報恩的情感緣起，實現了與義虎報恩故事中“人救虎”一樣的效度，推動了后續狼出現救助恩人的情節。小說同動物報恩故事一樣賦予了動物忠誠、大義凜然、剛正不阿等美好樸素的品質。動物對人情感生發邏輯可以進一步分為兩種，一種是家養動物，與主人朝夕相處的日常教化培養出情感，另一種是野生動物，情感生發邏輯是人偶然的施恩救助行為感化動物，這與義犬報恩故事和義虎報恩故事分別對應。

民間動物報恩故事遵循著“受難—解救”的主述模式。有的生態小說創作使用了較復雜的藝術手法和表述策略，但深層的主述結構與價值規約依然遵循著動物報恩故事的敘事邏輯。義犬報恩故事中都是以“主人遇難”的開端展開情節，義犬救助主人的方式各樣，“義犬救主”都是敘事中的核心情節，義犬報恩的行為承擔了救助主人的功能，義犬在故事中承擔了救助者的角色，受難者由主人承擔。《太平狗》中，主人程大種與太平狗來到城市后都遭遇了非人的待遇。程大種不得不將太平拋棄，太平憑借超凡的智慧和毅力一次次回歸主人身邊，實施周密的計劃救助主人。最終程大種被折磨致死，太平狗獨自回歸家鄉。雖然小說中“解救”行為并未取得圓滿的結果，但太平狗作為解救者在故事中履行了“解救”的功能。《退役軍犬》中的“黑豹”與主人一起遭受了政治風暴，被迫與主人分離，但它奮力從森林返回村子找到主人張三叔，將主人遺失的煙袋送回主人，最后卻被馮老八槍擊射殺。黑豹冒死回到主人身邊，舍身取義捍衛與主人的情義。這使得動物報恩故事“受難—解救”主述模式得到有力的情感升華。

再如馮驥才《感謝生活》主人公夏雨在“文革”中面臨身心摧殘，妻離子散，而愛犬黑兒一直陪伴在夏雨身邊，與之相依為命。黑兒報答主人養育之恩，于主人危難時刻給予心靈慰藉，由此夏雨“感謝生活”。“義犬救主”故事結構隱藏于小說敘事邏輯之下，相比于民間故事，小說敘事節奏更為激蕩而劇烈。

不同于義犬報恩故事中人與義犬始終在一起對抗外力，人與義虎的關系在義虎報恩故事開篇中是對立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指出，一個人物可以充當不只一種角色，一種角色也可以由幾個人物充當。在義犬報恩故事中，義犬是相助者角色，而義虎報恩故事以“虎落難”構成敘事邏輯起點，義虎作為被救助者的角色始，被人救助后才讓自己供人驅使并成為人的相助者。從功能上看，是“受難—解救”這敘述邏輯的重復。張健的小說《母狼銜來的月光》開篇，有一段瘸腿公狼死于人類陷阱的故事情節。目睹了公狼之死的母狼“紅毛”，懷著悲壯的心情要在這里為死去的丈夫產下狼崽兒。失去公狼庇護的母狼與狼崽處于弱勢中，不得不接受孩子們的死亡。佛成哥保住了最后一只狼幼崽的性命，執意要接養狼崽。由此“動物落難—人救助”的初始情境交代完成。佛成哥、狼崽和母狼“紅毛”建立了情感連結。后來，母狼“紅毛”為了拯救迷失的英子與同類搏斗，將佛成哥救出伐木現場的危險境地。狼崽兒也為佛成哥送來野彘報恩。人對狼施恩后，在淪為“受難者”時，狼一次次出現完成“解救”。這與義虎報恩故事敘述模式是有相似性的。總體而言，基于對當代生態小說中動物敘事的整體把握，雖然野生動物與家養動物兩類故事在敘述邏輯和結構鋪排上有所區分，但是其隱含著動物報恩故事的主述框架是一致的，所傳遞的價值觀念也是一致的。

通過如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當代生態小說和民間故事在敘事結構上具有前后的承繼關系，在這種結構背后隱含著他們對人與世界關系的相似看法：亦即人與萬物眾生是相互聯系的生命共同體。在這種“萬物一體”的觀念支配下，將整個世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待，在文學作品中構建了“人—自然—社會”復合生態系統。使當代生態小說既保持了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又具有了新的表達形態和美學意蘊，在當代文化語境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量。

注釋：

1 8 9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

2王諾：《歐美生態批評 生態學研究概論》，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頁。

3 4 干寶：《搜神記》，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442頁。

5 6薛用弱：《集異記》，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9、67頁。

7 王同軌：《耳談》，孫順霖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頁。

10 16 17賈平凹：《懷念狼》，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頁。

11王讜：《唐語林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82頁。

12楊通進：《環境倫理學片思》，《自然辯證法》1995年第3期。

13余謀昌：《生態倫理學：從理論走向實踐》，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4頁。

14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333頁。

15姚立江：《羔羊之義與禽獸比德》，《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18 19陳應松：《太平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360頁。

20陶潛：《搜神后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

21小說月報編輯部編《小說月報第12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頁。

22朱國楨：《涌幢小品》，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33頁。

23慵訥居士：《咫聞錄》，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頁。

24顧希佳編《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長編?清代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51頁。

25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常熟掌故——江蘇文史資料》（第56輯），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2年版，第299頁。

26曹瑋玲、張建華主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浙江省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頁。

27[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77頁。

28[德]阿斯特莉特?埃爾：《文化記憶理論讀本》，余傳玲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頁。

[作者單位：上海商業學校]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