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于冬

新時代以來，從《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中國機長》《中國醫生》到《長津湖》《長津湖之水門橋》等叫好叫座的影片確立了新主流電影在觀眾中的地位，博納影業集團儼然成為拉動中國新主流電影創作的火車頭，從內地電影人與香港電影人聯合拍片中摸索出成熟的主流電影制作模式，到對新主流電影逐步進行題材嘗試和拓展，中國影協副主席、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于冬多年來一直在思考新主流電影的創作問題，如今開花結果，獲得了觀眾的肯定與支持。

中國藝術報：請您談談當年開啟新主流電影創作的初衷，又是如何檢視這幾年的創作和成績的？

于冬：我生于上世紀70年代，投拍《智取威虎山》是源于兒時的英雄夢想。我內心對革命英雄主義是情有獨鐘的，或者說，我有一種使命感。這就更加促使我帶領博納團隊在主旋律商業類型大片的路上一路探索、努力耕耘。

2014年底，博納影業將“五年磨一劍”的紅色經典《智取威虎山》以3D商業大片的新貌搬上大銀幕。上映后取得了8.8億元的票房，成為當年賀歲檔票房冠軍，同時也是當年華語片年度票房的第三名。這些年來，博納影業在主旋律創作中不斷探索、不斷成熟、不斷升級，摸索出一條與市場共贏、與觀眾情感同頻共振的新路。

電影是時代的映射，真正的好電影一定是契合時代浪潮、反映人民心聲的電影。此后的《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中國醫生》《長津湖》等電影，口碑和票房雙成功的背后，是博納影業對工匠精神的執著，對時代精神的精準把握。《長津湖》歷經5年多的劇本打磨，2年多的細致籌備，投入超大規模的服裝道具及超百公里戰役戰術設計，終成此片。《中國醫生》的攝制組第一時間趕赴武漢，深入大街小巷，見證武漢浴火重生時的感動，將最真實的抗疫故事搬上銀幕，打動了億萬觀眾。

中國電影長達10多年的高速發展背后，實際上是夯實電影的人才基礎、技術基礎、制作基礎和工業基礎的過程。這10多年來我們積累的經驗，在《長津湖》系列中都用上了，《長津湖》系列電影成為中國主旋律電影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實際上是整個中國電影的一次全行業的合力托舉。同樣，相輔相成，從“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國驕傲三部曲”又到“中國勝利三部曲”，博納影業致力于推動主旋律電影成為新主流電影，又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電影工業的成熟。

中國藝術報：您覺得新主流電影對中國電影工業的發展帶動作用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于冬：一方面是內在的推動，新主流電影除了主旋律的內涵之外，更注重普通人的情感故事，這是我們跟美國電影的最大區別。美國電影這十年拍了很多超級英雄，他們的超能力哪來的呢？都是上天給的。而我們拍的都是平凡英雄，就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普通的消防員、普通的飛行員、普通的戰士。譬如《長津湖》拍的就是最窮苦家庭的兩兄弟，一個叫伍千里，一個叫伍萬里，他們遠赴千里萬里去保家衛國。這些普通人的情感更加真實可信，也更加動人，不像美國的超級英雄離我們那么遠，感覺那么虛幻。超級英雄的那種情感，我們沒辦法共鳴，但是這些普通人的故事，我們可以同頻共振。簡單地說，今天的中國觀眾更希望銀幕上的英雄是中國人的英雄，更希望在銀幕上看到中國人的情感故事。這種自信心和文化認同的背后，其實就是我們祖國的強大和人民心中的幸福感。所以我一直說，一部電影的成功，一定是對現實社會有觀照的。

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新主流電影推動了當代電影人以現代電影的制作理念去做電影。我經常強調，什么是現代電影？就是要符合今天年輕人的觀影習慣——氣氛、節奏、美學追求，都要跟今天年輕人的口味高度吻合。如果我們還是按照老方法去拍，年輕人就會覺得悶。所以，博納影業這一路走來，在主旋律電影的創新性表達和創造性轉換上下了很多工夫。

《長津湖》系列成為中國電影的新標桿，其坐標性意義不僅在于將中國電影的工業化規格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更在于中國電影能夠從容面對相當于好萊塢A級制作的大制作、大投資。以前國內很多電影都去國外做后期，依賴于國外的技術，其實中國電影的工業基礎已經累積到了一定程度。《長津湖》幾乎把中國所有的后期制作、特效技術支持的力量都調動起來，90%以上的特效和后期都在國內完成。可以說，從硬件上見證了中國電影的一次飛躍和大踏步前進。

中國藝術報：博納的新主流電影在全球發行情況怎么樣？您覺得用電影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需要做好什么工作？

于冬：博納影業的多部新主流電影在海外上映，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目前各行各業都在做大轉強，我們國家2035年也要實現文化強國，文化產業中的標志性產業就是電影產業，所以要努力實現電影強國，是我們電影人未來15年的征程。什么是電影強國？兩個標志：一是本國電影在本國市場上的絕對主導地位。目前看來，無論是故事影片生產能力和技術的進步、人才優勢、工業化水準提升，我們已經是電影大國了，但還缺一個，那就是另外一個標志，即中國電影的海外出口能力、輻射能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電影的進步除了我們自身的努力發展，還吸引全球人才，包括制作人才、創意人才和營銷發行人才。未來的中美電影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競爭體現在制作上，也體現在話語權的競爭上。但合作也是必然的，因為中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龐大市場，另外我們也需要英語市場去講我們的故事。

中國藝術報：您覺得新主流電影的發展還存在哪些切實困難需要解決？

于冬：要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目前的現狀是，只要中國已經上映了，海外就有盜版了，要強化中國電影的知識產權保護，保護中國電影產業的商業價值。另外，資本市場助力是中國電影發展的必由之路，好萊塢大公司背后全是華爾街銀行家、金融家的支持。中國電影只有借助資本的力量，才能源源不斷補充壯大，有更多的資金拍攝更好的電影，吸納全球人才來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擴張我們的影響力。

中國藝術報：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博納對內地與香港電影的交流互動、融合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請您談談博納與香港電影產業、電影人深度融合的歷程與感悟，并請您談談博納在未來與香港電影繼續融合發展的計劃。

于冬：博納跟香港電影人的合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我親自到香港招攬生意，談影片的內地發行權，從報批到營銷再到結算，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第二階段是與香港合作拍片。受益于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簽署，兩地影視交流日益緊密。博納開始作為投資方投資香港電影，同時在香港設立了第一家海外發行公司，以香港為轉軸開拓國際市場的發行業務。2011年以來，中國內地電影市場不斷擴大，我大膽邀請香港導演北上拍片，這也意味著博納與香港電影人的合作正式進入第三階段。由徐克執導，張涵予、梁家輝領銜主演的《智取威虎山》票房8.8億元，一舉奪得2014年度賀歲檔票房冠軍，同時刷新了主旋律電影票房的最高紀錄，把這個階段推向一個小高潮。自那以后，如何把“主旋律”跟香港電影制作、現代電影制作的理念相結合成為博納與香港電影人的思考方向。于是有了后來劉偉強的《建軍大業》《中國機長》《中國醫生》、林超賢的《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緊急救援》以及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聯合執導的中國影視鴻篇巨制《長津湖》和《長津湖之水門橋》。我認為香港電影人是最能夠“適者生存”的一批電影人。他們的勤奮和努力是影片成功的保證。比如劉偉強拍《建軍大業》，他作為一個香港導演，對這段歷史可以說是比較陌生，劉偉強足足花了半年時間去收集各種資料、跑遍各地的博物館，一點一滴地去了解這個故事，才有了從全新視角切入的《建軍大業》。徐克和林超賢拍《長津湖》也是如此。起初兩位導演對抗美援朝歷史也了解不多，但同樣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才有了大家最終看到的絕妙光影。《長津湖》在香港取得超過2000萬元的票房成績，很多年輕人觀影時更是感動落淚，被志愿軍在艱苦環境下不畏強敵、英勇犧牲的精神所打動。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傳播途徑，給他們帶來了深切的家國情懷。

中國藝術報：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您覺得應該如何重建觀眾的消費心理？對于中小成本電影應該如何實施有效扶持策略？

于冬：電影不僅僅是一個生產線，它更多的是一個藝術創作，要給創作者更多的鼓勵和支持，同樣觀眾也在等待著新電影出來，觀眾也經歷了這場疫情，需要心靈的療傷，需要心靈的撫慰，電影的功能就是慰藉心靈，所以今天拍電影不僅僅是一個投資和生產的問題，我們是要有使命感的，要做好電影來慰藉廣大觀眾的心。所以應該聯手更多的電影工作者，不光是導演、編劇這些主創，還有大量的后期公司、制作團隊的工作人員。影院跟片方現在是一條心，有了好片子影院就增加上座率，就有信心繼續把店經營好，這需要全行業的同仁團結奮進。因為觀眾的期待在這里，所以電影行業觸底反彈之后需要更多的好片進入市場，把觀眾呼喚回來。電影的主創團隊，會更加珍惜觀眾重新走進電影院這樣一個機會。我相信，有電影人在，就會有好電影，有好電影在，觀眾就會回來。

中國藝術報：請您談談《海的盡頭是草原》的創作情況。

于冬：確定《海的盡頭是草原》選題的時候，也是在疫情肆虐的時候，博納影業正在全力以赴、集中所有力量拍攝《長津湖》，但是“三千孤兒入內蒙”這個故事一直在我心中，我跟爾冬升導演說，你擅長拍小孩子，擅長拍愛情故事，現在去拍一個內蒙古題材的，希望能夠用一種大愛、一種溫暖，來慰藉疫情后的廣大觀眾。爾導很認真地去研究這段歷史，翻遍所有當時的資料、當年的報告文學，還有很多的影像資料，從中找到了一個全新的角度，用一種新的方法去拍，這是考驗導演功力的。

《海的盡頭是草原》拍攝地是錫林郭勒盟的烏拉蓋草原，這是一片非常美的草原，靜靜的烏拉蓋河流淌，是一個水草豐美的地方。但是我們拍的不光有水草豐美，還要拍它的殘酷，它的雪山，還有在季節變換的時候，游牧民族的遷徙。這就有一個要求，所有的演員都要騎馬，包括青年演員王鏘、丁程鑫，這些演蒙古族少年的孩子們，他們都要成為馬背上的英雄，要表現出訓練有素的樣子，所以他們很長時間先是練習騎馬，才會看到影片里有這么多騎馬的故事發生。

中國藝術報：“勝利三部曲”之《無名》的具體情況到了哪一步？您覺得該項目的亮點是什么？希望該片能夠與觀眾達到怎樣的互動效果？

于冬：《無名》已經制作完成，將擇期上映。電影《無名》聚焦隱蔽戰線，致敬“無名”英雄們的信念與信仰。影片由曾執導《邊境風云》《羅曼蒂克消亡史》的導演程耳擔任編劇及導演，講述了地下工作者們冒著生命危險送出情報，用生命與熱血保衛祖國的故事。影片的故事發生在1937年11月到1945年8月這段時間，當時的上海正處在“艱難時刻”，無數地下工作者前仆后繼，換來了中國抗戰的勝利，我們要通過這部電影事無巨細地展現“無名者”的奮斗，帶觀眾去看到一個見所未見的世界。程耳的知識儲備相當全面也相當厲害，他對于民國歷史了如指掌，對地下黨的很多著名人物也都非常了解，再加上他獨有的影像風格和美學風格，這次《無名》在他原有的藝術影像風格基礎上加入更多商業元素，十分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