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經過友朋和學界的不斷追懷、閱讀與闡釋，作為“歷史人物”[①]的王瑤先生，已然被“經典化”。[②]在他們的文字里，讀者經常能夠與一個頗具“魏晉風度”的學術泰斗形象相逢，感知他于“華發滿顛”之際，卻仍“未失故態”的率真和卓犖，清峻和通脫。[③]換言之，在“經典化”的王瑤形象中，尤為“經典”的是晚年的王瑤——給人古色蒼然的感覺。他的名作《中古文學史論》引發的自然聯想、他對魯迅的心儀、晚年弟子諸多細節豐沛的追憶，等等，共同參與了這一“制造”[④]工程。

有一點不可不提：王瑤畢竟非由舊學或自修出身，而是受過系統的現代大學教育的學術大家。尤其是他求學其間的清華大學，當年即被評為“洋氣嫌重”[⑤]，他在此從本科一直讀到研究生畢業，過程相當完整；在自己的表述和熟人的回憶里，他也對這所學校表現出十分鮮明的認同感[⑥]。因此，突出王瑤的“古”，是不是也造成了某種微妙的偏至？這段接受現代大學教育的過程，對王瑤的學術取向意味著什么？

關于清華求學時期的王瑤，研究者已有不少闡發。其中姜濤的《“一二·九”與王瑤先生的學術起點》一文，注意到了政治文化的參與之于一個左翼學者的態度、視野和方法的塑造作用，以此揭示王瑤“學術起點”的內涵，是很敏銳的觀察。[⑦]但說起來，編輯《清華周刊》，參與政治文化，更像是大學生的一種“課外活動”。本文解讀王瑤的清華經歷，從另一側面，即清華國文系的課程設置和學生的課內學習開始。

一、“中國新文學研究”與清華的課程體系之變

在清華期間，對王瑤影響最大的老師，恐非朱自清莫屬。他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就讀中國文學系，系主任就是朱自清。1943年他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讀研究生時，朱自清又擔任了他的導師。1946年畢業留校，朱自清又成了他的同事。相交十余年，師生相知之深，自不必說。[⑧]后來者想象二人關系，也容易從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直接鏈接到王瑤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這一邏輯關系固然無可爭辯，但如欲深入理解其間學術理路的傳承，則它的起點部分，即“中國新文學研究”課在清華國文系出現的背景及其于清華大學學術規劃的意義，尚有梳理的必要。

從北大哲學系畢業以后，朱自清有五年時間輾轉于江浙地區的多所中學教書。1925年，清華學?；I設大學部，經胡適、俞平伯輾轉推薦，他只身北上，方就任大學部的國文教職。

以中學教員的身份，搖身一變而任教大學部，除了舉薦者與有力焉之外，還有一層原因是清華學校此時辦學水準的參差不齊。自游美學務處沿革而來的清華學校本是“留美預備學?！盵⑨]，其主要功能在于給資送赴美留學的學生提供必備的預備教育，教學上自然一切以留美為終極目標，帶有明顯的西化色彩。[⑩]國文科雖為大學部剛設立時就存在的科目之一，實際上面對的只是“舊制中學畢業生”[11]，似乎并不需要特別高明的師資。朱自清9月1日移居清華，9日開課在即，可直到4日，“國文課程尚未議定”。[12]后來知道，議定的結果，是“除教授普通國文外，其他無可教授”，[13]教學任務甚至比中學更輕——“每周授課三小時”[14]而已。顯然，在大學部國文教學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

至1926年學校重定組織大綱，分了十七個學系（有些后來沒有成立），中國文學系才得以正式添聘教授、厘定課程、添購圖書，略具規模。雖做了努力，中國文學系仍然“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壓迫的一系。教國文的是滿清科舉出身的老先生們，與洋裝革履的英文系相比，大有法幣與美鈔之別”[15]。查這時大學部中國文學系的教師陣容，系主任為吳在，教授有戴元齡、楊樹達、汪鸞翔、朱洪、朱自清、林義光、陳魯成、左霈、李奎耀、陸懋德等人。[16]今人多感陌生。其中吳在、左霈、汪鸞翔等也確實是“滿清科舉出身”。[17]尤其能反映問題的是學校的藏書情況——“西多于中，中文之書，類多未備”，而為發展國文系，系主任吳在的建議則是多買“集部”的典籍。[18]由此可以察知他對“文學”一詞的理解。

雖然細察履歷，可知這些人也曾領一時風騷[19]，而廁身其間，朱自清可無愧色，但在不斷更“新”的教育迭代過程中，他的同事們的學歷和知識層次很快便不夠“時髦”了。于是，朱自清也就只能接受同樣的境遇：“買書分不到錢，行政說不上話”，“走旁路，住小房子”，乃至“在那受氣的國文系中作小媳婦”。[20]他開設的課程，也是“李杜詩”、“古今詩選”、“中國文學書選讀”、“古今文選（記敘文、論說文、書翰文）”之類，古色古香。

朱自清對這一境遇不是沒有反感或深入的思考。比如，在《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21]一文中，他直斥“近年來國學的復興”，并以很激烈的口氣批判道：“大約是由于‘傲慢’，或婉轉些說，是由于‘學者的偏見’，他們總以為只有自己所從事的國學是學問的極峰——不，應該說只有他們自己的國學可以稱得起正宗的學問！”厚古的結果便是薄今，便是放逐了“現代”：“我們生活在現代，自然與現代最有密切關系，但實際上最容易忘記的也是現代?！币虼?，他嚴肅地提醒時人重視“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打破那‘正統國學’的觀念，改變那崇古輕今的風氣”。朱自清此文，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而在清華任教的體會，想必增加了他的感性認識。[22]

然而，如何將“現代生活”加以“學術”化？在國文系，朱自清雖有此覺悟，但未免孤掌難鳴。將“現代生活”納入研究范圍，還要等待歷史的契機。

1928年8月17日，北伐成功的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以羅家倫為校長。羅家倫又延聘馮友蘭和楊振聲組成“進清華的班子”[23]，楊振聲擔任文學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刷新系務的工作，方經楊朱二人攜手鋪開。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和楊振聲的“當代比較小說”，都在這一背景下進入了清華國文系的課程體系。[24]

按照學程規定，“中國新文學研究”在第四學年的下學期授課，三學分，每周三小時。內容是“分總論各論兩部講授總論即新文學之歷史與趨勢各論分詩小說戲劇散文批評五項先講大勢次分家研究”。“當代比較小說”則是第四學年整年授課，四學分，每周二小時，“以中國作品為主取各國作品為比較之研究目的在參考及吸收外國文學以輔助中國新文學之發展”。[25]實際上，前一門課在1929年春季開講，留下的講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是追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人們一向都不會繞過的存在。至于“當代比較小說”[26]，在1929年下半年還曾講授于燕京大學[27]，據聽課人蕭乾回憶，其所納入“比較”視野的“中國作品”，也都出自新文學諸家。[28]

不過，這些課沒堅持很久。楊振聲1928年下半年入職清華，1930年4月就履新國立青島大學校長?！爱敶容^小說”無人接替，朱自清也“無疑受到了壓力”，“中國新文學研究”課，從1933年以后同樣消失于清華的講堂。[29]隨著楊振聲的離職，其革新舉措未曾再有推進便驟然中輟。

但這不意味著一切又回到了原點。事后追憶這段歷史，楊振聲的觀察高屋建瓴：

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在大學中新舊文學應該如何接流，中外文學應該如何接流，這都是必然會發生的問題，也必然要解決的問題?？墒侵袊膶W系一直在板著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許多先生在徘徊中，大部學生在困惑中。這不止是文言與語體的問題，而實是新舊文化的沖突，中外思潮的激蕩。[30]

有意味的正是此處有意無意間建立的外/新、中/舊對應的語義結構。朱自清和楊振聲都敏銳地看到了清華西化的校風、學生良好的外語水平之于外國思想文化資源譯介的便利，[31]力圖善加利用，援“外”入“中”，以“新”來撬動“舊”的辦學格局，推動清華國文系實現“預流”。[32]在此意義上，“外”成為“新”的表現形式，而從“新文學研究”和“比較文學”的課堂出發去勘定新文學的成績、想象乃至鑄造新文學的前景，很切合清華的實際，也是恰如其分的邏輯。

當然，仔細辨認楊振聲的辦學思路，他明顯更加關注新文學的創作問題，而非研究問題——他給中國文學系設定的“研究文學的宗旨”，是“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33]為此目的，中國文學系的課程組織，分四步：中國語言文字的基礎、中國古文學的本身、外國文學的吸收、新文學的試驗。[34]“新文學的試驗”總其成。那么，“中國新文學研究”和“當代比較小說”課程，并不只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而還帶有另辟蹊徑，獲取新文學創作借鏡的意圖。然而，反過來說，將新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和外國文學資源的貫通跟“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這一任務勾連起來，本身恰是某種學術思路的呈現。換言之，這兩方面的工作，就是楊、朱二人為清華國文系所引入的“新材料與新問題”。[35]

1934年入學清華的王瑤固然沒有趕上“中國新文學研究”和“當代比較小說”課，但時光走過半個世紀，1978年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復試，赫然出現這樣一道題：

說明下列作家的國籍，舉出一種文學作品，它介紹到中國的大致時期，對哪些作家和文學社團發生過影響：（1）尼采（2）羅曼·羅蘭（3）高爾基（4）易卜生（5）王爾德（6）奧尼爾（7）歌德（8）顯克微支（9）泰戈爾（10）愛倫·坡。

對于經歷了特殊年代“知識創傷”的學生而言，這種“直指”現代文學學科“與臨近學科的跨界淵源關系”的題目，當然充滿了挑戰性。[36]可考官王瑤卻不是刻意刁難學生。讀者能夠看到王瑤的現代文學研究論著中的這樣一些題目：《“五四”新文學所受外國文學的影響》（1959年為“五四”40周年紀念而作，原刊《新建設》第128期，1959年5月）、《現代文學中國的民族傳統與外來影響》（原刊《昆明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1期）、《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系》（原刊《魯迅研究》1982年第1輯）、《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原刊《河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草蛇灰線，他對中外文學聯系的關注，可謂一以貫之。

作為“治學經驗”之一條，王瑤主張“知識面不能過窄，必須有比較廣泛的文化歷史知識”。按諸其本人的研究實際和“二十多年來指導研究生的體驗”，這類“知識”應不以本國的為限。[37]如果承認“學風”一詞“暗含某種共通的知識觀念或廣義的學術流派之意”，[38]認定王瑤的這種學術理路背后帶有清華國文系“學風”的痕跡，當可成立。

二、“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上來觀察問題”

清華求學期間，除朱自清外，聞一多對王瑤的影響亦不可小覷。在王瑤學術生涯的關鍵節點，聞一多助力甚大：王瑤1943年從西南聯大畢業，到中學教書，正是在聞一多的動員下，才決心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39]，隨朱自清讀研究生。[40]作為國文系和中國文學部的負責人，在爭取“半時助教”身份，延長求學時限等方面，聞一多給王瑤一路提供了各種支持，免除了后者求學的后顧之憂。三年后，王瑤研究生畢業，聞一多又參與了他的論文答辯，十分滿意，給了84分的高分。帶著這份師長的提攜和激賞，王瑤留校任教，走上學者道路。

王瑤自謂從1934年入學起到聞一多遇難，“在聞先生的指導下研究學問，有十二年之久，對于聞先生的作人和治學，知之甚審”。此處的“學問”，首先涉及前后聽過的7門課：詩經、楚辭、樂府詩、唐詩、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周易、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不是新文學，“都是有關古典文學的”。[41]而事實上，從聲譽遠播的“新月派”詩人到成績斐然的“文學史家”[42]，聞一多也經歷了與朱自清類似的復雜的轉型過程。

聞一多在美國留學，本來學的是美術。1925年回國，就職于北京的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有過頗多的擘畫，倒也是專業對口，學以致用。但在一個動蕩的年代，藝術確實太過奢侈。學潮和政局的夾擊之中，繪畫、戲劇、詩歌齊頭并進的藝術之夢很快便碰了壁。他于1926年返回老家浠水，結束了第一個段落的職業生涯。中經短暫的徘徊，他先后加盟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學和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外國文學，所開課程有現代英美詩、英詩初步等。但都為時不久。離開南京，是為了服務桑梓，沒什么好說的；去職武大，則帶有學校內部新舊兩派的沖突的背景。[43]在“國學家”面前，新文學名家的學術成色不足，聞一多不是第一個遭遇這種局面的人。[44]他當然可以選擇無視，事實證明，他采取了針鋒相對的辦法，那就是自己去做一個“國學家”。他下一站接受楊振聲邀請，入職國立青島大學時，成為了這所學校的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1932年轉至清華任教，也是在國文系，教授“古典文學”。

在聞一多個人，轉向古典文學研究卻也不是為適應當時學院政治的被迫或投機之舉。他早就對中國古典充滿熱情，留美時便有從事“唐代六大詩人底研究”之念[45]，執教第四中山大學前也曾對好友感慨自己或許“將來遂由創作者變為研究者”[46]，并陸續開始發表《詩經的性欲觀》、《杜甫》、《莊子》、《杜少陵年譜會箋》等論文。但以他剛直的性格，幾所大學供職的不快之感顯然深深地刺痛了他，甚至可以說，加快了他的轉型過程。不止一位當年的學生確認，甫入清華國文系的聞一多“是頗有點負氣的”，“拼命地預備功課”[47]，同時制訂了龐大的古典文學研究計劃，全力“向內發展”[48]，要在學生和同仁中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尤其見性情的是，他將這種“負氣”一舉發展為“對此間中國文學系學生治學方法極不滿”[49]，于是反對“通材教育”，“主張培養學術研究的人才”，希望把清華國文系“辦成學系研究中心”。[50]

聞一多曾給自己的《楚辭》研究確定三項課題：說明背景、詮釋詞義、校正文字。[51]《詩經》、《楚辭》，去今已遠，讀懂文字就是一大挑戰，他先從后兩項做起，一頭鉆進故紙堆，并很快展示出了令人目眩的解詞功夫。他走了嚴格的樸學的路子，又骎骎乎駕而上之。“聞先生講詩經楚辭是決和那些腐儒不一樣的”[52]，相當多的記述者都對他旁征博引、解釋字詞的新鮮與大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腐儒”的學術地盤上，聞一多執行了一種“入室操戈”的研究路線。

對于唐詩這種不需要太多疏解字詞的研究對象，他又從最基礎的文獻整理入手，不僅要給“全唐詩”做補遺，還打算為全唐詩人都編寫小傳，一一考證生平。此類“側重于資料編排”的工作，似乎沒有什么難度，但聞一多別具手眼，“把眼光注射于當時的多種文化形態”。比如，古來為杜甫做年譜者多矣，聞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卻心細如發地輯入了音樂、繪畫、文獻整理、佛教活動等方面的資料，從而將詩人的生平置入深遠開闊的歷史背景之中。因此，他能夠“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觀察和分析唐詩的發展變化”，就“沖破了傳統學術方法的某種狹隘性和封閉性”。這里凸顯出來的“說明背景”的功力，也足以解釋他詮釋詞義、校正文字的工作何以能夠引發轟動。字、詞固小焉者也，聞一多正是透過這層迷障，去“努力觸及”“時代背景”與“意識形態”，“也就是整個時代的歷史文化”。[53]

這就說到了王瑤對聞一多治學方法的體會。他一方面通過生動的回憶印證了乃師的“詮釋新解都是建立在嚴格的考據訓詁基礎上的，可謂言必有據”；另一方面著重指出，訓詁等等只是他治學的準備和途徑，他與清代樸學家根本不同，他的視野要開闊得多。他知道“清人較為客觀，但訓詁學不是詩”，他是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上來觀察問題的。

緊接著，筆鋒一轉，他談起了“以前的清華文科”的“學風”，并語帶自豪地宣稱：“我是深受這種學風的熏陶的”。[54]

在清華“復辦”中文系的背景下，王瑤此言帶有從旁協助的意思。[55]但他絕不是虛應故事。即如曾得聞一多“不少的教正”[56]的《中古文學史論》而言，這部經典之作一上來就花了相當的篇幅梳理那一時期的“政治社會狀況與文士地位”，繼之以一篇“玄學與清談”，對于其論題“文學”而言，嚴格地說，都屬于“說明背景”的工作。事實上，貫穿這部著作的研究思路，正是“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上來觀察問題”。

論者，包括王瑤自己，常將此書對“文人與藥”、“文人與酒”等論題的觀照，解釋為魯迅的啟發，這自然沒有疑問，但其與聞一多的關聯，也不應忽視。翻開那部“完密而短小”[57]的《唐詩雜論》，開篇就是《類書與詩》[58]。聞一多孤明先發地把初唐詩“與六朝及唐初的學術風氣相聯系”，看出“唐代前期，大量編修類書是出于一種文學風格的需要”[59]——拿《中古文學史論》一讀，不僅僅是思路，連標題都很像。

三、“民族的本位精神”之發現

注意“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上來觀察問題”，使王瑤更多地強調文學史作為“歷史學科”的性質。他對現代文學學科的判斷，就是“以文學領域的歷史發展為對象的學科”，主張“作為歷史科學的文學史，就要講文學的歷史發展過程，講重要文學現象的上下左右的聯系，講文學發展的規律性”；既“不能把文學史簡單地變成作家作品論的匯編”，又“必須分析具體豐富的文學歷史現象”，與文學理論有所區別。[60]他這方面的論述與研究實踐，已有很好的總結，毋庸辭費。[61]

《中古文學史論》，也是以“史論”命名，包含了大量歷史研究的內容。其論議之精警，影響力超出了文學史研究的領域，為思想史乃至歷史研究界所重。[62]但它的歷史研究，仍然是圍繞著“文學”的相關度來進行的，而此書對“文學”這一概念的認知，則顯示了新的知識背景的支撐。傳統衡文之作中的表、疏、啟、奏、書、傳、贊、碑、銘諸體，一概被排除在外，《中古文學史論》所持守的，其實是“現代的文學觀念”。[63]

與“現代的文學觀念”之生成相關，“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如何教育”的問題，也是大學制度在近代中國起步之后就面臨的問題。[64]朱自清的人望，學生敬服不敏，但上課的情況，他們卻嘖有煩言：“一門《陶潛》，一門《李賀》，兩個工作量最輕的題目，而且講不出東西來。”[65]推測個中原因，應該不是授課人水平不足，而是聽課人有抵觸情緒。朱自清的一絲不茍是出了名的，吳組緗這樣灑脫不羈的學生，也發現“詩選”課是“用《古詩源》作教本，實在沒有什么可講解的，但很花我們時間”。因為要“一首首背誦，上了班不時要默寫。此外還得擬作”；交上去，“朱先生改得可仔細，一字未愜，他也不肯放過”。[66]回憶中明顯語帶無奈。強調記誦，重視擬作，推崇賞鑒，朱自清這時候解決“文學如何教育”的方案，還是老一套。

與朱自清相比，如前文所述，聞一多在清華的課，頗受好評。詩經、楚辭課的訓詁手段，是一種風格，也為人所反復稱道。但他的唐詩課同樣顯示了新意，這一點，人們似乎注意不夠。這種新意還不是源于那種整體性的觀照，而是“喜用英語的文學批評術語解釋、評論唐詩”，或者“把唐詩中的意境和拜倫、雪萊詩中的意境相比較，以擴大學生的文學視野”[67]，或者直接引述艾略特以討論“用典”[68]。

“英語的文學批評術語”之進入唐詩課堂，反映的不只是教學問題[69]，還意味著古典文學研究范式的一種重大變化。具體到30年代北平的學院圈子，流行其間的文學研究的新方法之一，來自瑞恰慈的批評理論。朱自清直接受到這一理論的啟發，“增加了對于語文意義的趣味”[70]，走上了“講求‘語言分析’的批評新方向”[71]，并在課上嘗試了瑞恰慈“實用批評”的試驗。[72]聞一多講杜甫的《鐵堂峽》時，聲稱“人生之經驗有限，能獲得的經驗更有限，文學即所以彌補此遺憾。且文學所提供的經驗，常常是好的，而親身體驗中，往往有許多不必要的壞處。故文學的功用，在給人以美善的生活經驗”。[73]這種對“經驗”問題的高度關注和精彩發揮，也與瑞恰慈礙難無關——從1929到1937年，瑞氏著作《科學與詩》的第三章《詩的經驗》就至少出現了三個中譯本。[74]“詩是經驗”這一命題，乃理解中國新詩人此時觀念演變之一大關節。[75]

尤其應該提出來的是，當年英國的學院以古典為尚，“劍橋新銳想以其‘文學批評’攻占大學講壇”，就需要“證明其方法能處理‘古典’的問題”。在30年代的清華國文系，朱自清吸收了瑞恰慈的理論后，也“一直試驗以新法分析古典詩”。[76]朱自清是否也在做類似的“證明”可暫不論，但他的努力，無疑直接引向了“古”和“今”兩種文學資源的溝通和互動。把唐詩與拜倫、雪萊并提，解析杜詩的“經驗”，也帶出了同樣的一種新的文學史意識。在此，所謂的“文學”不再以進化的鏈條為價值高低的坐標，而需在共時的層面上迎接某種普遍的“文學性”眼光的審視。

這種情況不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為然。比如說，就在這一時期，北平“前線詩人”中正興起一陣“晚唐詩熱”，“不僅肯定了以綺美幽深為特征的晚唐詩風，而且還發掘出其與現代派詩歌藝術間的契合之處”。[77]“前線詩人”如林庚、卞之琳、曹葆華等人與朱自清、聞一多這些師長輩多有密切交往，他們分享著同樣的文學史意識和文學觀念，顯示出某種公共知識在此群體中的流通。正是在這種文學史意識和文學觀念的映照之下，新文學的創作有意識地接續了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持續地獲得了現代化轉型的動力。

在當時，聞一多已經清晰地自覺到這一貫通“古”、“今”的現象的歷史意義。為悼念英年早逝的詩人方瑋德，他借用“時賢”的“時髦的話語”，稱其“標格”為“‘中國本位文化’的風度”。“本位”之義，首先就體現在對文學藝術的要求，因為“談到文學藝術，則無論新到什么程度，總不能沒有一個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重要的是——

對本國歷史與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認識，與由這種認識而生的一種熱烈的追懷，拿前人的語句來說，便是“發思古之幽情”。一個作家非有這種情懷，決不足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個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稱為一個作家。[78]

但聞一多也沒有只將方瑋德看做一個寫新詩的“作家”。他觀察到，除了開始研究明史的方瑋德，像俞大綱、孫毓棠和陳夢家也“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一個方向”，即轉入對中國古史的研究。那么，這種“‘中國本位文化’的風度”，就不僅適用于亡友，還是一種夫子自道，“走上一個方向”的身影里，應該再加上他自己。在聞一多的視野里，30年代向“民族的本位精神”立場靠攏的努力，在新文化陣營中正逐漸地蔚為風氣。

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轉向。按照聞一多的邏輯，在堅持“本位文化”的前提下，“技術無妨西化，甚至可以盡量西化，但本質和精神卻要自己的”。不難由此推論，對中國古史，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可以盡量西化”。這里，“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表現為相互激發的關系。在聞一多設定的二元話語結構里，沒有“中”，便沒有“西”，如果“中國本位文化”的立場付諸闕如，“西化”也無從談起，“不足稱為一個作家”；反過來，不經過一番“西化”的手續，“中國本位文化”就流于閉門造車，只是“掇拾一兩個舊詩詞的語句來妝點門面”。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恰恰在深入汲取了西方思想、文學資源，窺其堂奧的人中間，“民族的本位精神”的覺悟最鮮明，最堅定。

就對中國傳統的態度來講，這是一個類似黑格爾意義上的“正——反——合”的演變過程。馮友蘭總結“中國近年研究歷史之趨勢”時已經注意及此，那便是由“信古”，而“疑古”，而“釋古”。[79]雖然談的是中國古典的研究趨勢，可此處的變量不是“古”，而是“今”，不是“中”，而是“西”。西方思想文化資源的引入，曾經動搖了中國知識人的文化自信，但在這個時期，卻又使他們重新發現了傳統，并訴諸重建中國主體性的努力?；谶@樣的立場，“盡量西化”就不是盲目的追新逐異，卻是以之為盤活中國歷史與現實的他山之石。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物以新文學作家的身份進入國文系，開始需要入鄉隨俗，進行研究思路的某種調適，隨后卻通過其自身的工作推動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典范轉移。自覺地吸收來自西方的思想文化資源，借鑒西方傳入的理論工具，乃從事中國研究，建立“中國性”的內在要求。

有意味的是，聞、馮的兩篇文章都寫于1935年上半年。北平已成“邊城”，一夕數驚。侵略者的貪婪，強化了象牙塔中人的家國情懷。同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偌大的華北，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王瑤積極地參加了這場運動，清華園里更是風起云涌。聞一多和馮友蘭一在國文系，一在哲學系，都是清華的老師，時有過從。他們都不是閉目塞聽的冬烘先生，他們的感慨，顯然也是這種現實感觸和民族意識的學術化表達，仿佛某種對中國未來走向的預言。以“釋古”為尚的所謂“清華學風”在這一時期的浮現，如放在國人的這種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當能獲得更全面的理解。

四、要“民族化”，也要“現代化”

“深受這種學風的熏陶的”王瑤，也表現出對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的重要性的強調。這構成了他學術生涯的一條很清晰的線索。

他在昆明完成的本科畢業論文《魏晉文論的發展》，帶有明顯的師承朱自清的痕跡——朱自清那些年也正在關注“文學批評”問題，“一方面引進現代的（西方的）批評方法，以分析中國傳統和現代的文學；另一方面，過程中他又發覺有必要以現代的眼光，理解古人的批評觀念，認識中國的文學批評傳統”。[80]可以說，沒有“現代的（西方的）批評方法”，也不存在“文論”這樣的概念及王瑤論文中的學術命題。研究生求學期間，他自期“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面成一個第一流的學者”，除了“古書的知識”外，還相信自己掌握了“歷史唯物論”和“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也就是說，“要研究好這門學問”所需的三方面基礎，理論工具居其二。這是出于某種“比較優勢”的判斷。蓋“中國念馬列主義的人多半不念古書，就是念也只念中國歷史或中國哲學，絕沒有人念中國文學，因為他如果喜歡文學就念新文學了。而一般大學學者又只懂古書，絕不會懂馬列主義”。[81]晚年總結治學經驗，第一條又是“必須具備一定的理論修養”。[82]這就不是“小周揚”或“小胡風”[83]陶醉于理論快感的執念所能解釋，而應視為一種堅定、清醒的學術判斷。

王瑤主持的最后一項學術工程，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但生前未竟全功。何謂“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他在設計這一工程之初就有很明確的思考：

從王國維、梁啟超，直至胡適、陳寅恪、魯迅以至錢鍾書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創新和開辟局面的大學者，都是從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進和汲取了外國的文學觀念和治學方法的。他們的根本經驗就是既有十分堅實的古典文學的根底和修養，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時代精神、新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照亮了他們所從事的具體研究對象。

即使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東西，也必須廣泛從外國的學術文化中汲取營養。文學研究要發展，必須不斷更新研究的觀念和方法，而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來學術文化的優秀成果。[84]

尤其不應輕輕放過的一點是，王瑤無意只是用一個“汲取”的動作去回收來自外國的學術文化，那樣的話，中外學術的碰撞就變成了單向度的。他還希望于借鑒和利用的同時“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意味著，外和中不是單維的施受關系，而是平等的對話和互動關系。在此意義上，“現代化進程”就不應是封閉的，而應始終保持為一種開放的、持續進行的狀態。

出入古今、中西之間，王瑤對現代文學的關照，一向是取一種“兼容并包”的姿態。他一方面重視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各種聯系，另一方面又不斷辨析現代文學對古代文學的承傳與創造性轉化，《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現代文學的民族風格問題》、《論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等，是他最出色的一批論文。所以，王瑤關于“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的思考，也是一次夫子自道。他“想來想去”，也確認自己是承擔這樣的課題的“最佳人選”。他通過自己的學術活動，成為了推動這一“進程”的最佳實踐者之一。

按照王瑤晚年的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85]這里，“外來文學”/“現代化”和“民族傳統”/“民族化”這兩組語匯構成了一個愈加錯綜的矩陣，乃至深深地嵌入了對方之中：外來的，需要民族化；傳統的，應該現代化。沒有外來的，民族化便缺少了他山之石；沒有傳統的，現代化便喪失了源頭活水?！巴鈦砦膶W”和“民族傳統”、“現代化”和“民族化”這兩種資源、兩個進程呈現出一種緊密扣鎖、相互嵌入的態勢。要民族化，又要現代化，二者不可偏廢，這就是王瑤對現代文學和中國文學研究給出的歷史結論。

一百多年前，魯迅這樣矚望中國的“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盵86]這不是魯迅一個人的精神愿景。回看清華課堂內外的學術關懷，重審王瑤的成長道路，后來者當能感知前輩學人立足于古今中西的文化交匯點上定位其學術與思想勞作的主體性和氣度。本文不是要在清華的課堂與王瑤的學術工作之間建立嚴絲合縫的對應關系，只是想在具體的時代語境中揭示一所現代大學和一位“歷史人物”的因緣；而那樣的時代語境，離我們也許不像想象中那般遙遠。

注釋：

[①]“王先生去世已經二十五年了，作為友人、弟子或后學，我們依舊懷念他，但落筆為文，基本上已經將其作為歷史人物來看待、辨析與闡釋。”（陳平原：《“學者百年”與“百年學者”》，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70頁）王瑤1989年去世，至陳平原撰文時的2014年，為25年。

[②]比如說，夏中義的《九謁先哲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涉及九位有清華背景的近現代學人，王瑤就位列其中；另外八人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胡適、吳晗、聞一多、馮友蘭。此書固然有其學術關懷，但這份名單無疑還是顯示了王瑤的“經典性”。

[③]王瑤的《自我介紹》，頗為人熟知：“在校時諸多平平，鮮為人知。惟斯時曾兩系囹圄，又一度主編《清華周刊》，或能為睽違已久之學友所憶及。多年來皆以教書為業，乏善可述，今仍忝任北京大學教席。邇來垂垂老矣，華發滿顛，齒轉黃黑，頗符‘顛倒黑白’之譏；而濃茗時啜，煙斗常銜，亦諳‘水深火熱’之味。惟鄉音未改，出語多諧，時乘單車橫沖直撞，似猶未失故態耳?！保ā锻醅幦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

[④]此語襲用自《制造路易十四》，意在“強調形象描繪在反映實際經歷時所起的作用”，見[英]彼得·伯克：《路易十四再探——中文版前言》，《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煒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3頁。

[⑤]新晨報叢書處編：《北平各大學的狀況》，新晨報出版部1929年，第74頁。

[⑥]“晚年的王瑤，多次在私下或公開場合聲稱：‘我是清華的，不是北大的。’這句話，王瑤從未落在紙上，但身邊的弟子及訪客可以證明?！保惼皆骸栋耸甏耐醅幭壬?，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第290頁）

[⑦]原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⑧]王瑤自稱：“式瞻儀形，親承音旨，一直是追隨著朱先生學習的?！薄白孕艑τ谒钠缴螌W和為人，是有相當的了解的……”（王瑤：《念朱自清先生》，《王瑤全集》第5卷，第572頁）

[⑨]《校史概略》，《國立清華大學一覽》，清華大學1930年印行，第4頁。

[⑩]時人概括說：“最初，清華不過模仿美國的中小學校；后來模仿美國的大學……”見邱椿：《清華教育政策的進步》，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清華學校時期1911-1928），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頁。此文原刊《清華年刊》，1927年。

[11]1924年10月通過的《清華大學之工作及組織綱要》規定：“民國十四年收入之新生，以舊制中學畢業生之優良者為標準。自十五年起，收錄之新生如已在新制高級中學畢業，試讀數星期后，證明其學力確系有余者，可準其入‘大學普通科’?！保ā肚迦A大學籌備委員會報告草案》，《清華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26日）

[12]朱自清致胡適信（1925年9月4日），《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頁。

[13]公之（吳在）：《國文學系發展之計畫》，《清華周刊》第27卷第11號（總第408期，“新清華介紹特號”），1927年4月29日。

[14]公之（吳在）：《國文學系發展之計畫》。

[15]楊振聲：《紀念朱自清先生》，《新路周刊》第1卷第16期，1948年8月28日。

[16]公之（吳在）：《國文學系發展之計畫》。

[17]吳在，字公之，廩貢生，日本東京師范生，曾任上海競業中學校校長，女子文藝專修社社長，南洋中學、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等校國文教員，1922年到清華。左霈（1875-1936），字雨荃，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榜眼）。1918年起，任清華學校歷史、國文教師。汪鸞翔（1871-1962），字鞏庵、公巖，就學于廣雅書院．為朱一新弟子，光緒十七年（1891）以廣西第四名的成績中舉，但進士不第。1918年到清華。

[18]公之（吳在）：《國文學系發展之計畫》。

[19]比如汪鸞翔，曾入張之洞幕府，傾向維新，自學西學至可以教授理化課程的程度?，F行清華校歌歌詞即出其手。再如林義光（？-1932），字藥園，早年畢業于外交部譯學館；陸懋德（1888-？）字用儀，曾赴美留學，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習，獲教育學學士和政治學碩士學位。

[20]楊振聲：《紀念朱自清先生》。

[21]載《文學周報》第224期，1926年5月9日。作者署佩弦。本段引文，均出此。

[22]李浴洋《“新文學”與“新國學”的互緣——“整理國故”運動與朱自清“新文學”思想的生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11期）一文深入解讀了朱自清此時“新文學”思想的現實觸媒與生成語境，可參看。

[23]馮友蘭：《清華發展的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頁。

[24]對楊振聲、朱自清在清華的革新舉措及其文學觀的考察，參看季劍青：《本土傳統與現代訴求：1930年代前期清華中國文學系的新文學活動》，《教育學報》2006年第5期；劉子凌：《民國大學里的新文學教育實踐及其限度——以楊振聲為中心》，《東岳論叢》2019年第1期。

[25]《國立清華大學本科學程一覽（民國十八至十九年度）》，清華大學1930年，第11頁。

[26]《中國文學系通告二》（《國立清華大學?？返?6期，1929年9月16日）稱這門課為“當代比較文學（小說部分）”，而且因為“內容繁重”，計劃將學程拉長至兩年。細味其意，“當代比較文學（小說部分）”暗示著這種“比較文學”還可能計劃了戲劇、詩歌等部分。

[27]起因是楊振聲與燕京大學的郭紹虞到對方的學校交換授課，見《中國文學系消息》，《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86期，1929年9月16日。楊振聲在燕京大學的課，名稱為“近代文學之比較研究”：“就各種文辭中如戲劇、小說、詩歌散文等，擇取歐洲各國之名著與中國之作品作比較之研究，其目的在參證外國文學作品以求中國新文學之創造，凡能讀英文較易及有志新文學之研究者，可入此班?！保ā堆嗑┐髮W課程一覽（1928-1929）》，轉引自王翠艷：《燕京大學與中國新文學學科的濫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0期）其與清華“當代比較小說”的相似性，清晰可辨。

[28]參看蕭乾：《我的啟蒙老師楊振聲》、《他是不應該被遺忘的——懷念楊振聲師》（收入《蕭乾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文學回憶錄·我的副業是溝通土洋》（收入《蕭乾全集》第5卷）諸文。

[29]王瑤：《先驅者的足跡——讀朱自清先生遺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文藝論叢》第14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頁。此文后作為《念朱自清先生》的第七節，收入《王瑤全集》第5卷。

[30]楊振聲：《為追悼朱自清先生講到中國文學系》，《文學雜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1日。

[31]朱自清明確提出，“舊制清華學生”“因為預備留美的關系，受過充分的英文訓練”，故“振興中國的翻譯事業，大規模地介紹西方文化，他們也得負一大部分的責任”。（《翻譯事業與清華學生》，《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03頁。原刊《清華周刊》第25卷15號[總第382期]，1926年6月4日。署名白暉）

[32]“預流”乃取陳寅恪之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69頁）

[33]郝御風：《清華中國文學會有史之第一頁》，《國立清華大學?？返?2期，1928年12月17日。

[34]《中國文學系消息》，《國立清華大學?？返?6期，1929年9月16日。

[35]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69頁。按，王瑤自稱：“當時聽課和接觸比較多的教授還有聞一多先生和陳寅恪先生，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治學方法都給了我很大的影響?！保ā吨螌W經驗談》，《王瑤全集》第7卷，第216頁）論題所限，本文主要討論文學研究領域王瑤所接受的清華“遺產”，至于陳寅恪對王瑤的影響，可參看張麗華：《王瑤與“清華學風”——兼及<中古文學史論>的方法與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高恒文：《“史論”之特征，史家之個性——<中古文學史論>的“史論”特征與王瑤的學術個性》（收入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

[36]吳福輝：《懷想王瑤先生——以此紀念他的百年誕辰》，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第348、347頁。

[37]王瑤：《治學經驗談》，《王瑤全集》第7卷，第219頁。

[38]張麗華：《王瑤與“清華學風”——兼及<中古文學史論>的方法與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39]按照西南聯大的組織架構，本科生一起上課，研究所仍分屬各校。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1941年正式建立，馮友蘭為所長。聞一多此時代理國文系主任，例兼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主任。

[40]朱自清1943年5月19日日記：“王瑤告我，一多讓他報考我們的文學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為兼職助教，此事一多從未讓我知道。”（《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42頁）王瑤對此事的回憶，見聞黎明、侯菊坤編著：《聞一多年譜長編（增訂版）》下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82頁。

[41]王瑤：《念聞一多先生》，《王瑤全集》第5卷，第628、646頁。

[42]“不用講今天的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詩人。”見聞一多致臧克家信（1943年11月25日），《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82頁。

[43]“由于歷史原因，傳統國學，尤其是‘小學’（文字、訓詁、音韻之學）和古典文學，在武大文科歷來獨占優勢，而‘五四’興起的新文學，則常被輕視和歧視，由此形成兩種學派的矛盾?！保ㄌ七_暉：《聞一多在武漢大學事跡的幾點考辨》，《聞一多研究叢刊》第2集，武漢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頁）

[44]比如在武漢大學的前身武昌大學，郁達夫和楊振聲也曾遭到舊派的排擠。（參看郁達夫：《追懷洪雪帆先生》，《郁達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頁）他們請胡適來講學，藉以壯大聲勢，但最終還是離職而去。

[45]聞一多致翟毅夫、顧毓琇、吳景超、梁實秋信（1923年3月30日），《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65頁。

[46]聞一多致饒孟侃信（1926年冬），《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37頁。

[47]孫作云遺作：《憶一多師》，《聞一多紀念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15頁。

[48]聞一多致饒孟侃信（1933年9月29日），《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65-266頁。

[49]朱自清1933年3月17日日記，《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7頁。

[50]王力：《我所知道聞一多先生的幾件事》，《聞一多紀念文集》，第171頁。

[51]聞一多：《楚辭校補·引言》，《聞一多全集》第5卷，第113頁。

[52]《教授印象記·聞一多》，《清華暑期周刊》第10卷第7、8期合刊，1935年9月7日。

[53]傅璇琮：《<唐詩雜論>導讀》，聞一多撰，傅璇琮導讀：《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5頁。

[54]王瑤：《念聞一多先生》，《王瑤全集》第5卷，第649、656、657頁。

[55]參看王瑤：《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華大學紀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誕生九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王瑤全集》第8卷。

[56]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初版自序》，《王瑤全集》第1卷，第7頁。

[57]朱自清：《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20頁。

[58]原刊《大公報·文藝副刊》第52期，1934年3月24日。有一副標題“唐詩雜論之一”。

[59]傅璇琮：《<唐詩雜論>導讀》，聞一多撰，傅璇琮導讀：《唐詩雜論》，第13頁。

[60]王瑤：《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王瑤全集》第5卷，第4-6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種看法在50年代已經形成。謝泳的《王瑤1956年的山西行和一篇演講》（《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3期）抄錄了王瑤1956年的演講原稿，此稿關于文學研究的性質，文學史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區別等方面的許多表述與《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非常接近。

[61]參看錢理群：《王瑤先生文學史理論、方法描述》，《王瑤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355頁。

[62]例證見高恒文：《“史論”之特征，史家之個性——<中古文學史論>的“史論”特征與王瑤的學術個性》，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第78-79頁。

[63]高恒文：《“史論”之特征，史家之個性——<中古文學史論>的“史論”特征與王瑤的學術個性》，陳平原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第48頁。

[64]參看陳國球：《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65]趙儷生：《籬槿堂自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66]吳組緗：《敬悼佩弦先生》，《吳組緗全集·詩歌散文卷》，安徽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20頁。按，此回憶中的“詩選”課，準確名稱是“古今詩選”。

[67]李賦寧：《回憶我大學時代的幾位老師》，李良佑、劉犁編：《外語教育往事談——教授們的回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頁。

[68]《聞一多講杜詩》，施蟄存：《文藝百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頁?！堵勔欢嘀v杜詩》是當年選修唐詩課的學生萬鴻開所記的筆記片段，后由施蟄存整理發表。

[69]李賦寧1935年考入清華，一年級時旁聽了聞一多的唐詩課。萬鴻開的筆記來自1933-1934學年。也就是說，王瑤在讀期間，聞一多的這一授課方式已經出現。

[70]朱自清：《寫作雜談》，《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107-108頁。

[71]陳國球：《“文學批評”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09頁。

[72]季鎮淮回憶，1939年下半年的“宋詩”第一課，朱自清先在黑板上寫了沒有題目和作者的兩首詩，詢問學生的閱讀感受，由此生發出對唐宋詩異同的解析。（季鎮淮：《紀念佩弦師逝世三十周年——在清華大學黨委舉行的紀念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期）類似隱去作者而讓學生直接閱讀作品的做法，瑞恰慈有過試驗。他據此提出了所謂的“實用批評”。

[73]《聞一多講杜詩》，施蟄存：《文藝百話》，第437頁。

[74]參看陳越：《重審與辨正——瑞恰慈文藝理論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反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2期。

[75]參看陳均：《中國新詩批評觀念之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情感與經驗”。

[76]陳國球：《“文學批評”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第411頁。事實上朱自清的“現代解詩學”，也從新的批評方法得力良多，參看孫玉石：《朱自清現代解詩學思想的理論資源——四談重建中國現代解詩學思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2期。

[77]張潔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紀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詩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

[78]本段及下段引文，均見聞一多：《悼瑋德》，《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186頁。

[79]馮友蘭：《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新趨勢》，《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55、257頁。

[80]陳國球：《“文學批評”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第412頁。

[81]王瑤：《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王瑤全集》第7卷，第265頁。錢理群認為，這番表達“是王瑤真正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這篇檢討書最有價值的部分：它提供了認識和分析王瑤最重要的信息?！保ㄥX理群：《讀王瑤的“檢討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3期）

[82]王瑤：《治學經驗談》，《王瑤全集》第7卷，第219頁。

[83]“王瑤兄一直喜愛并寫作文學評論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文章。因此，我們私下里對他有‘小周揚’和‘小胡風’這樣的稱號?！保ㄚw儷生：《宛在的音容》，《王瑤先生紀念集》，第14頁）

[84]陳平原：《小引》，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原文是《王瑤教授談發展學術的兩個問題》，刊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印的《學術動態》第279期，系王瑤在全國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的發言。《小引》做了全文抄錄。下段引文，亦出此。

[85]王瑤：《現代文學的歷史特點》，《王瑤全集》第5卷，第38頁。

[86]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