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蔚文，女，小說及散文作品見于《人民文學》《十月》《中國作家》《天涯》等刊，入選多種年度選本與排行榜。獲第十九屆百花文學獎，第三屆人民文學散文新人獎、林語堂散文獎等獎項。出版專集《若有光》《見字如晤》《疊印》等十余本。

口音中的故鄉與異鄉

文/陳蔚文

1

在新映的電影《唐頓莊園2》中，電影劇組租下奢華古典的唐頓莊園進行拍攝，劇組女演員達格利什依靠美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好萊塢占據一席之地。有聲電影時代的到來使劇組不得不停下默片的拍攝，臨時把電影改成有聲。可達格利什的口音粗俗，難以扮演片中上流社會的女性。情急之下，導演讓莊園優雅的瑪麗女士代替她進行聲音錄制。達格利什深感被辱她頤指氣使，沒有禮貌:她被配音剝奪了發聲的權利，仿佛仍在演著默片，這也意味著在有聲電影時代，她的失語有可能令她光環不再，甚至失業……

當然，最后一切和解了，達格利什和自己的過去、口音。她為自己的沒有禮貌而致歉。

蕭伯納有一部話劇《皮格馬利翁》（或譯《賣花女》），曾被多次改編為歌舞劇和電影，尤以赫本出演的改編電影《窈窕淑女》而為人熟知。

劇情講述一個語音學教授希金斯和朋友皮克林上校打賭，用六個月時間把一個舉止粗俗、滿口俚語的倫敦賣花女伊莉莎，改造成口音標準的上流社會女士。結果，伊莉莎經過刻苦訓練后在大使館舞會上光彩照人，幫希金斯打贏了賭，但過后發現希金斯并未把自己當回事，于是出走，尋求自己的人生。

“此劇可以洞見19世紀英國社會中，存在的語言與社會身份認同問題，進而揭示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虛偽性”，蕭伯納通過“語音”的故事諷刺維多利亞時期上流社會的等級制度，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口音與階層的某種聯系——語音建構了賣花女伊莉莎的新身份。

曾經，演員鞏俐為拍《邁阿密風云》，學了一口古巴英語。接下來，她拍《沉默羔羊前傳》，去布拉格，英文老師急了，我們是貴族，怎么能說一口古巴腔英語？她只好又改學倫敦腔——“口音是階層看不見的烙印”。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來到倫敦的外省青年中，曾有莎士比亞，21歲時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從英格蘭的一個小鎮來倫敦尋找舞臺，從此改寫了英語世界的戲劇傳統。還有金融天才索羅斯，他17歲只身離開匈牙利，幾經漂泊來到倫敦。一文不名的他靠打工維生，一開口是帶有匈牙利味的英語。而若干年后，他的一句話能影響當時的華爾街和整個世界的金融市場。

人們不再注意他們的發音是否夠“倫敦”，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口音取消了傲慢。

2

口音是一個人的來歷，一個人的行蹤。這時代流通激增，活動半徑日益寬廣，不等出生地的口音定型，可能便去外地讀書工作，新的口音層層覆蓋，如同五色雜陳的雞尾酒。

北上廣的一個小區可能容納了上百種口音。

高鐵餐車上，兩個男人就著小吃喝啤酒。酒下肚前，兩人的普通話都挺標準，舉止也頗矜持。幾杯啤酒下肚，家鄉附體。胖的那位，點評手中輕飄飄的薯片“吃著沒勁”。

“那啥，土豆烀著吃才香！”原來是東北人。他的同伴，爽朗一笑:“下了車，咱哥倆找個館子好好滋洇幾口！”得，山東人。

多年前，在一輛去天津的長途車上，我見過一個男人打電話，粵語說得順溜，我以為他是廣東人。之后他改說東北話，依舊地道，連尾音都有股豬肉酸菜燉粉條的味兒，這時他用意就有些明顯:他在炫耀他的語言能力。再后來，他和身旁的姑娘搭訕，用的是北京話，卷舌音像胡同里長大的，姥姥舅舅住前門與后海。

盡管他的炫耀有些太張揚，不得不承認，這家伙的確有非同一般的語言天分。他究竟是哪兒人呢？快下車前，他接了個電話，他媽打來的——“恁到了么？吃了么？吃類啥？是不是吃類饃？”他媽是個大嗓門，聲音透過手機溢灑而出。

他接完電話，后排的小伙子熱情地認老鄉，“大哥，恁山東菏澤的吧？”

我父親，浙江口音跟隨他一輩子，在贛地定居生活這么多年，他始終鄉音未改。十八歲，他從浙中離家從戎，此后成為家鄉游子，江南故鄉對他是永遠的惦念與回望。

他關心電視里一切有關故鄉的新聞，餐桌上的食物也多是江南口味，還有他多年來不改的固執鄉音。他教我兒子念古詩，總是把“遙看瀑布掛前川”的瀑布念成“破布”，弄得我哭笑不得。還有“筍”的發音，他必念成“塤”的音，以致好長一段時間，我兒子以為筍就該是那個發音。

父親在贛地生活幾十年，居然沒有講過一句本地方言，他不會說，但能聽懂。潛意識里，是不是覺得學了贛地方言就是對故鄉的背離？雖然在贛地生活的時間遠多過在故鄉的時間，但他的舌根固執地保留著吳語腔調。

若是和家鄉金華的戰友與親戚通電話，那便是他表演“脫口秀”的時刻，滔滔不絕的家鄉話，他說得投入忘我。我能聽懂個七八成，明天叫“明朝”，吃飯了沒有叫“切過咪”，茄子叫“落蘇”（據說和戰國時期的一個典故有關），傻瓜叫“矮朵”，睡覺叫“困告”，家鄉網友玩笑說，“告”字用得真是有儀式感，睡前的禱告。

父親的腳印找不到在故鄉落下的地方，只能在方言中尋找歸途。

而我母親，雖在江西南昌出生長大，她也很少說南昌話，她在家說撫州方言，那是她父母的語言。

我外公外婆年輕時從贛東撫州來到省會南昌，艱辛立足，養大一堆孩子，他們先后在南昌去世，又先后葬回故鄉。他們沒有給子女留下多少財產，撫州話大概就算是遺產之一。作為長女的我母親，沒有在撫州生活過，但從我有記憶起，她就在家里說撫州話——她父母終生使用的語言。

外公外婆去世后，母親仍然說撫州話，她的兄弟姐妹們中，只有她一人說，好像她作為長女，承擔了傳承父母家鄉話的責任。

我和姐姐，既不大會說父親的浙江話，也不會說母親的撫州話，我們甚至也不大會說南昌話，因為在學校和家里，都沒什么機會操練這種方言。我和姐姐一直說普通話，當然，也不純正，它多少染上了浙江話、撫州話和南昌話的印跡。我掌握得并不熟練的南昌話多是在菜場、小食店學會的。

雖然未熟練掌握一門方言，但無論身在何處，聽到浙江話、撫州話或南昌話，我都會有一種親切感。有次在意大利旅行，在某個博物館外，人群中傳來南昌話——有對中年男女正用南昌話交流對今天中餐的看法，大意是吃不慣，回去了要好好補下南昌的拌粉瓦罐湯。他鄉如遇故知，又似找到失聯親戚一般，當下過去搭訕了幾句。

還有些時候，在高鐵上聽到江浙口音，頓有“岸頭恰見故鄉人”的親切，如聞父聲。

這些時候，我才發現，不說方言的人也是有故鄉的。只是，可能不止一個故鄉。像我，興許應當說，有三個故鄉。

3

曾看過一個帖子，“不會說方言的人，你的故鄉在哪里？”帖子中有個觀點，以語言文字謀生的人，更應該掌握方言。方言中有很多不僅僅是一種名、動或者形容詞語的稱呼，它還具有強大的修辭色彩，能夠和地域生活場景、內容建立起一種相互對照的文學關系。

縱數古代至今的文學大家，許多確都是熟諳方言白話的——包括在古代詩詞中，也有不少方言。比如李白的“寒山一帶傷心碧”，秋天的山巒，鋪灑著一片碧綠蒼翠。有詩詞專家考證說，李白是四川江油人，“傷心”在這里是“很、非常”的意思，不是“讓人傷心”。現在的四川話里也有“笨得傷心”的說法。

杜甫的《七言詩?曲江二首》中，“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這里的“傷”也非受傷的傷，而要按長安方言中的“太”字解。

你能想象一個不用湘語的沈從文嗎？輕輕嗔一句“悖時砍腦殼”的才是湘西姑娘翠翠，詛咒別人“倒霉到被砍頭”就不是這個味兒了。

不講北京話的老舍是沒有靈魂的老舍。虎妞說祥子:“不出臭汗去，心里癢癢，你個賤骨頭！我給你炒下的菜，你不回來吃，繞世界胡塞去舒服？”這樣的語言，才能活脫脫地勾勒出北方一個爽利大妞。

還有王朔，北京話的玩世不恭是其作品的精魂。小說《頑主》中，兒子和老子頂嘴，“我怎么就那么不順你的眼？我也沒去殺人放火、上街游行，我乖乖的招誰惹誰了？非得繃著塊兒堅挺昂揚的樣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點嗎？”之后父子倆討論做飯，兒子說做西餐，老子說吃家鄉菜砂鍋丸子，老子懟兒子，“你才吃幾碗干飯？知道什么好吃？”“得，依你，誰讓我得管你叫爸爸呢!”

換了其他任何一種方言，都無法傳達出王朔式的這份京痞味兒。

上海的金宇澄先生，主業編輯，寫作多年，直到年過半百，以上海話寫就《繁花》才贏得大名。滬語方言照亮了他的小說，由此也可見，方言與文學的關系的確密不可分，“中國的方言是語言的后院或私室，人們用普通話說大話辦大事，用方言柴米油鹽家長里短，當小說家用方言時，他看世界的眼光必定有變，不變不行，因為人就活在語言里。”

方言，確立了作者的精神原鄉，使作品有了獨特調性。

4

當人在使用不同語言時，會呈現出不同面目，這是多年前，我從一位相識者身上體會到的。

一次聚會，他在席上侃侃而談，臧否人物，指點時事，像他名片上印著的長長頭銜一樣，他的話語與名片完全匹配。他說的是普通話（盡管帶著家鄉話口音）。手機響，他接起，老家打來的，他馬上轉成方言，在屋子一角接電話，聲音壓著，還是聽得出話里的忍耐，電話打了好一會。他向大家解釋，是老家的父親打電話來，讓他在省城辦點事。

在和父親通話時，他臉上先前的意氣風發不見了，他緊鎖眉頭，一只腳不停用力蹭著地，似乎想減輕些壓力。大概，父親托他辦的事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超出了他名片上印的那些頭銜范圍。

朋友說起，他單位有一人，從某小鎮考出，托了點關系，來到這單位。每回這人接老家來的電話，聲音特別亢亮，連串難懂的方言翻滾而出。他說普通話時并不會把音量調到這么亢亮。這是何故？他似乎在用方言證明一種“家鄉自信”，那用力未免有些過猛的證明，讓共處一室的同事不堪其擾。當放下電話，說回普通話時，他又回復到一個常人的狀態，音量適中。

在上海工作時，認識一位中年女編劇，每當情緒激動（比如特別高興或生氣時），她一定會迸出幾句家鄉話，無論在朋友聚會的餐桌還是開會的會議桌，迸出的那幾句濃濃鄉俚口音的語氣助詞表達著她的強烈情緒。普通話無法釋放這情緒，必須是家鄉話，那牢固的，沉潛在她血脈的方言，成為她釋放情緒的最佳方式——我猜想，在和丈夫吵架或做愛時，她一定也用的是這口音。

同時，她又一直想逃離家鄉。在她的描述中，那是個重男輕女的豫北落后之地，粗糙的飲食，掐了一輩子架的父母，自私計較的哥哥姐姐。和她感情較好的奶奶去世后，她已以疫情為由幾年未回那個地處太行山的小鎮。年節給父母轉點錢，以盡親緣義務。平時，她幾乎不和家里聯系。

她和家鄉聯結最緊密的是口音，那藏著她痛苦童年與成長的回憶之地，口音烙印般打在她身體深處，成為一種本能，在她情緒最強烈時，迸發出來，成為她最直接有力的依賴。

5

女友西西從廣州來，我們聊起了一些舊友。

“你還記得梅嗎？”她問我。

當然記得，那是暌違久遠的青春時代，大家都還是二十啷當歲，我通過西西認識了她。據說，梅是因傷從省體操隊出來（也可能是因為吃不了練體操的苦）。我對梅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的酒量和漂亮，微黑膚色，精致而帶點野性的五官，近乎完美的留有體操生涯痕跡的身材。

梅的父親早逝，家境拮據，母親和一個蹬三輪車的男人同居。她從體操隊出來后，在本地一家頗有名氣的酒店任領班，與酒店的老板有了一場轟轟烈烈戀愛，墮過胎，分手后鬧到要自殺。梅的脾性是那種漂亮女孩常有的桀驁。之后，她和一個大她二十多歲的男人在一塊，我見過那位個子瘦高的男人，在滬上做紡織生意，鏡片后透出城府十足的目光，他定期因生意（當然也因為梅）會來梅在的這個城。這個男人很快改善了梅的家境。她母親有多半日子泡在麻將桌上，打得安心爽氣;在她住的小巷，不少人家的女兒使家境有了質的飛躍，而梅的相貌在那條小巷是數得著的，因此她母親將麻將牌推得十分響亮。

因為梅的早年喪父，許是出于一種補償心理的需要吧。梅有次告訴我，她對每段感情都是認真的，“不是你想得那樣，”她非常嚴肅甚至有幾分憂傷地和我說。

“那樣”是哪樣呢？我與她的聯系漸少。

再后來，我聽說梅去了海口，在那個當時還處于熱火朝天大開發的新城，她碰上一個有錢并向往文化的男人。他送歷任女友的一樣禮物就是送她們去進修，據說其中一個女人因此走上了職業女性的獨立道路。

他送梅去了北京一所外語學院進修英語，學校和專業都是梅選的。

梅在北京用不低的代價學著英語，每周飛回一次海口。時髦高雅的英語學得并不理想，她花在學習上的時間遠不如花在逛街和打保齡球上（那陣子正風行打保齡球）。但也不能說她在首都的語言學習一無所獲。她說話帶上了一種奇怪口音，她固執地在每一個需要或不需要后綴兒話音的詞后頭綴上兒話音，可北京的兒話音多復雜啊，就說街名，長安街、前門大街、五四大街，這些大街都是不加兒化音的，可朝內小街兒卻又必須加兒音;還有各種情景用法，比如為了區別詞義，改變詞性，或為了在說話的時候強化語氣和感情色彩，視情形而加，“別老去外面打冰出溜兒，有時間回家看看書，別一開學成績就出溜下去了。”——梅哪掌握得了這些個呀，她的南方口音太重，這使她的兒話卷舌音聽來生硬蹩腳，涂改液畢竟不是退字靈。

那段時間，她給很多認識的人打電話，傾訴她在首都的寂寞和煩惱，包括給我。她使用的是一種嶄新口音，讓人聽得很別扭，這種新口音用北京話形容就是“聽著糊嗓子眼兒”，辯識度低——如果灌成碟放進DVD，一定頻頻卡碟，哪怕用超強糾錯功能的機子。

她的南方口音和北京話嫁接得轉了基因，就像創造了一個新的屬于她自己的小語種。她堅持每句話的兒話音。我懷疑她放下電話時，舌頭都要抽筋了。

有個晚上，十多點了，她突然打電話給我，聲音充滿絕望，她低沉地啞著嗓子說，又是一樣……我愣了下，明白她說的“一樣”指的是什么:她又碰上個有頭無尾的男人，像她以前碰過的若干男人一樣。送她去首都讀英語的男人大約又有新歡了吧？

那個晚上，我發現，她的口音一下恢復到去北京之前，又是擺著麻將桌的南方街巷里的口音了。她可能沒力氣卷舌了。她的新口音就這樣功虧一簣。

那個電話之后，我們斷了聯系。

西西和她一直有聯系，兩人前幾年加上了微信。西西告訴我說，梅先是在北京結婚生了孩子，孩子六七歲時，離婚了，又隨現任丈夫移居青島，夫妻倆經營酒店。西西說，梅的朋友圈經常曬大海，各種天氣與光線中的海。

西西有次去青島出差，梅請她在自家酒店吃了飯。她說，梅看上去成熟多了，比過去豐潤，樣子仍說得上漂亮。她丈夫，一位個頭不高而壯實的北方男人也參加了這頓飯，梅不再是過去那個任性女孩了，她和丈夫說話得體，面帶微笑。對了，她生了二胎，小兒子在讀雙語幼兒園，大女兒在讀國際初中，梅挺重視兩個孩子的教育，為他們請了鋼琴老師，還有英語私教。

無疑，這兩個孩子不會再帶著南方小街巷的口音了，他們外婆和母親的口音。梅為他們提供了另種語言環境，當年她在首都沒能完成的英語學習，在孩子身上繼續下去。

西西打開朋友圈給我看梅的照片，不再是那個年輕漂亮而任性的平民女孩，是一個幾乎陌生的女人，臉上泛著保養良好的光澤。她端著一杯紅酒，靠在餐臺邊，唇角帶著一縷微笑——這是在喧囂時代中終于完成了命運遷躍的成功者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