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將“代”的概念引入對文學創作的考察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常見方法之一。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云：“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蓖鯂S《宋元戲曲考》開篇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胡適認同文學進化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痹谶@些論述中，“代”生成于漫長的歲月沉淀，其意多指向于朝代、年代和時代等，著重強調因時代不同而引發的文學創作與文學審美的變遷。在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中，伴隨著代際理論的傳入與發展，這種“代”在保持宏大時代之意的同時，也進一步細化為更具體更微小的、具有某種“現時性”的種種“代際”：“新生代”“中生代”“中間代”“晚生代”“第三代詩人”“70年代作家”等指稱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陸續產生，在世紀之交，以出生年代命名的“80后”一代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從“70年代”作家到“80后”作家，以年齡代際為劃分的“XX后”這一指稱也逐漸從“80后”蔓延到“60后”“70后”“90后”“00后”等。

文學場域中“XX代”與“XX后”的流行，實質上是從代際視野出發對文學現場觀察、批評和研究的一種路徑。近30年來，代際批評迅速發展，引發廣泛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眾多爭議。

一、“代”與“代際”：從生物學、社會學到文學批評

代際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興起，而后傳入中國，成為人類學、社會學和文學研究的一種新視角。但“代”這一學術概念本屬于生物學，涉及時間的延續與生命的更替。因著時間的流動，生物有了年齡之分，從這一代生物到下一代生物，從這一代到下一代，代代相傳，生命由此綿延不息。這即是所謂代的“自然屬性”：“代首先是一個自然（即年齡或生理）范疇，具有自然屬性?！?/p>

從人（生物）的年齡與年代到社會和世界的年齡與年代，“代”的含義逐漸延伸到“時代”“朝代”乃至于世界從誕生至今的無比漫長的“代”“紀”區分，“代”也逐漸從生物學概念演變為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概念，逐漸從“自然屬性”延伸出其“社會屬性”。更重要的是，“代”的劃分標準逐漸脫離其“自然屬性”的唯一性，而著重依托“社會屬性”的異同：“人們已經更傾向于以社會文化標準來劃代，即賦予代以社會文化屬性——一代人區別于另一代人的實質性內容是其社會文化特質而不是其自然屬性。”從生物學意義上的“代”到社會學意義上的“代”，這期間經歷了漫長的歲月。甚至有學者認為，直至20世紀60年代社會學意義上的“代”才真正存在：“無論是在以血緣和以階級為尺度的社會中，‘代’都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概念，它的生物學意義遠遠超過它的社會學意義（幾乎不存在社會學的意義）。”究其原因，一方面代際理論在20世紀中后期才興起；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相對穩定，代與代之間的隔閡、沖突與斷裂相對較小，它隱秘而微弱地，而不是顯性地存在。

一方面，代際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興起，在20世紀80年代才傳入中國，而在此之前，中國學界尚未全面重視“代”的社會學意義。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國外有學者開始從代際角度出發，分析社會學相關領域問題，如關于代際與職業流動問題。1957年，伊夫·德·約卡斯和羅徹的《魁北克省的代際職業流動》（“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Province of Quebec”）從代際視角切入職業流動和職業穩定性研究，探討索羅金提出的“代際職業流動”問題。1958年，B.本杰明在《職業上的代際差異》（“Inter-generation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中探討社會流動中職業轉變的代際變化。而后出現代際理論與心理學相結合的研究。B.G.史黛絲將代際與心理學聯系在一起，在1965年起先后發表了《成就動機與代際流動》（“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關注狀態與代際流動》（“Concern with Status and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代際流動與投票》（“Inter-generation Mobility and Voting”）等文章，分析不同代際在成就動機、關注狀態和社會行為上的異同，探討由代際關系產生的心理問題。1970年，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出版《代溝》一書，提出了“后象征文化”（后喻文化）、“互象征文化”（互喻文化）、“前象征文化”（前喻文化）等代際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成了代際理論研究與運用的重要基石。

“后象征文化”可以理解為一種長輩文化——長輩即權威，即知識，即經驗。在這種文化中，社會的發展與變化顯得遲緩，乃至凝固。在漫長的歲月中，生活方式與生活理念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且保持一種封閉狀態。“他們的長者表達了這樣一種意識：事情就該是這樣。孩子是長者身體與精神的后代，是長者的土地與傳統的后代；茲事體大，不容混淆，孩子的身份意識和命運意識都是不準改變的。只有外來的暴力事件的沖擊，如天災或軍事征服，才能改變這一點。”在這種文化中，晚輩繼承的不僅僅是房屋、土地和生產資料等物質存在，還包含完整的、持續不變的精神存在，大到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小到解決生活問題的歷史經驗。于是，祖輩的生活即是后輩所要“繼承”的生活，“祖輩的過去”即是“后輩的未來”，兩者之間并無本質性的區別，不過是在一代死亡新一代又出生之間的不斷輪回和重復。于是，代的數量與代的傳承顯得無比重要：代的數量越多、傳承越完整，其文化影響則越深入、越堅固。

“互象征文化”可以理解為一種同輩文化。在“互象征文化”中，盡管長輩仍然是權威，仍然代表著秩序的制定者與守護者角色，但他們已經無法為后輩提供有效的經驗和知識。因為，“互象征文化”是對“后象征文化”的突破，它發生在原有社會文化發生某種巨變之后，長輩無法向后輩提供新的、相適應的生活模式。這種巨變有多種形式：“或是經過一場大動亂后，全體人民，尤其是對領導地位十分關鍵的老年人死傷慘重；或是新形式的技術發展的結果，老年人對這些新技術不在行；或是由于遷徙到一個永遠把老年人視為移民和陌生人的新國度；或是一次軍事征服的后果，屈服的人民不得不學習征服者的語言和生活方式；或是改變宗教信仰的結果，成年的皈依者試圖培養兒童去體現新的觀念，而他們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未曾有過這種經歷；或是有目的地搞一次革命，為年輕人引進一種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钡珶o論出現以上哪一種情況，一個事實是：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而長輩并不比年輕一輩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因此，在“互象征文化”中，年輕一輩“必須根據自己的經驗發展新的形式，并向同代人提供榜樣”。在“互象征文化”中，外在環境遠不如“后象征性文化”中外在社會環境那般穩固、封閉，它總是變化的、波動的，甚至是顛覆的。于是，“在我們這種社會變動性很大的社會里，在教育和生活方式方面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代與代之間的斷裂”。代際的斷裂，帶來了代際的隔閡，也帶來了代際的沖突：長輩在面對年輕一代不同價值觀念時，常感受到自身權威被挑戰；而年輕一代在“凡是在沒有祖輩人或祖輩人失去控制權的地方，年輕人便會堂而皇之地蔑視成年人的標準，或采取不同于他們的態度”。但是，正視代與代之間斷裂的存在，正視長輩與年輕一輩之間有著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處事風格等方面存在的種種不同，恰恰是不同代際之間能夠真正相互交流的基礎，也是現代世界文明的特征。

“前象征文化”可以理解為一種晚輩文化。工業革命以來，我們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不可逆的巨變，“世界變成了一個共同體，盡管它還沒有組織形式和政治團體可以運用的制裁手段”，“知識的沖擊是世界范圍的”，“我們在理解過去、解釋目前或展望未來等方面都毫無準備”。這種巨變導致的情形是：我們處在一種新的文化、新的秩序的邊緣，晚輩在接受能力與創造能力上都表現出超越祖輩的傾向；未來是屬于晚輩的，屬于那些尚未出世的孩子，而不是長輩；新的道路、新的創造方式、新的經驗將在晚輩中產生；長輩并不比晚輩懂得更多，甚至他們在新的社會文化中需要或不得不向晚輩學習新的經驗與生活方式，即晚輩反哺長輩。進入21世紀后，伴隨著網絡信息技術與智能化技術的迅猛發展，中老年人向年輕人學習網絡、計算機、智能手機、各類軟件等的使用，即是一種典型的“前象征文化”現象?，敻覃愄亍っ椎略?0世紀世界各國青年運動風云涌動之時對代際的研究，使得代際理論迅速地成為一種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文學等其他學科研究的新視角，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結構相對穩定，代與代之間的隔閡、沖突和斷裂相對較小，它隱秘而微弱地，而不是顯性地存在。按照瑪格麗特·米德的理論，中國傳統社會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處在“后象征文化”中：在數千年中，中國始終處于農耕文明之中，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且相對穩定；以儒家為主、佛道為輔的傳統文化精神影響著世代中國兒女，展現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致性和連貫性；長輩權威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始終存在，始終處于專制地位；“天地君師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等眾多倫理綱常在道德層面與宗族層面約束著每一位中國人的行為舉止。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后輩大多遵循著長輩的意志、經驗與規訓，重復著祖輩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模式。當后輩在思想、認知和行動上表現出與常規不一致時，就容易被視為“不忠”“不孝”“不義”之徒，成為封建社會中的“異端”，從而受到倫理綱常的劇烈批判與猛烈打擊。二者力量的極度差異使得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即便代際之間有隔閡、代溝與沖突，也并未完全地顯現，而總是隱秘而微弱地存在：或被毀滅于萌發階段，或是隱藏于心默默忍受。在巴金的小說《家》中，高家長孫覺新接受了新潮思想卻又深陷宗族禮法、倫理綱常而無法真正付諸行動，真切地表現出這一特點。在《家》中，中國社會的封閉狀態已經被打破——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各類工業革命以來的新科技、新事物和新思潮等均涌入中國。相比中國數千年的封閉狀態而言，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接連而至：抵抗外國侵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廢除帝制、建立民國政府、軍閥內戰、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計劃生育、科技革命……百余年來，中國社會文化與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代與代之間的沖突表現得比以往都要明顯：青年群體反抗權威，竭力發聲，身體力行，為尋找中國自強道路而不懈奮斗，“他們感到一定有更好的辦法，他們必須找到它”。

這種代際沖突顯現在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各種不同政見相互碰撞，各類社會變革接連而至；在教育上，科舉制度廢除，傳統秩序分崩離析；在文化與思想上，爭斗日益劇烈，西方現代思潮影響深重，引發眾多中西之爭，青年一代發起新文化運動；在文學上，青年一代相繼發起“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白話文運動”……凡此種種都顯現出社會變革時期代際的隔閡與沖突。社會性因素而非生物性因素成為代際劃分與代際研究的重要依據。在今日，代際傳承、代際傳遞、代際差異、代際隔閡、代際沖突、代際公平、代際倫理、代際流動、代際正義、代際心理、代際批評等都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門話題?！按迸c“代際”也從生物學領域走向了更為開闊的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領域。當然，也包括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進入21世紀之后，代際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方法與新穎視角被廣泛運用到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中，為文學研究和批評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徑。

20世紀90年代末期，“80后”群體的“特立獨行”與“橫空出世”引發了廣泛關注。21世紀后，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80后”作家的創作逐漸引起主流文壇與文學研究者的注意。2004年2月2日，春樹的照片登上《時代》周刊亞洲版的封面，春樹與韓寒被雜志文章稱為中國“80后”的代表人物。這一事件引發了社會熱議，直接點燃了“80后”寫作群體內部關于“偶像寫作”與“實力寫作”、“誰能代表80后”等問題的激烈爭議，也引發了文學評論界對于“80后”作家作品的關注。于是，在2004年前后，一大批關于“80后文學”的評論文章相繼面世：“偶像派”與“實力派”、“市場化”與“主流文壇”、“80后寫作特點”與“80后寫作局限”、“80后文學”命名的有效性與合理性、“80后”文化現象等問題引發了廣泛討論，甚至論爭。2004年11月22日，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和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共同舉辦的“走近‘80后’研討會”在北京語言大學會議中心舉行，白燁、曹文軒、梁曉聲、楊匡漢、程光煒、高旭東、陳福民、鄭萬鵬、路文彬、譚五昌、徐妍等眾多知名學者、評論家和作家與會。這一會議“意味著‘80后’寫作首次得到學術界的大面積關注”。我們且以2004年的幾項研究成果為例。白燁在《崛起之后——關于“80后”的答問》中表示：“主流文壇對于‘80后’，不能說完全沒有關注，但確實關注得不夠。目前我們知道的這種‘關注’，還主要是個別的和個人的現象”。江冰在《試論80后文學命名的意義》中梳理了“80后”寫作群體內部的“偶像派”與“實力派”之爭，認為“‘80后’不是年齡段的概念，同樣也不是商業化的概念”，“《時代》周刊對‘80后’的命名，其實更多的是著眼于‘另類’這一社會學與文化學的意義，至于‘年齡段’只是一個限定詞，更多地指稱在于社會學上的‘代溝’與文化學上的‘亞文化群落’”。在江冰看來，“80后”的命名事件“可以成為一種文學現象載入文學史。其意義在于從一個側面解讀了當下中國文學界的心態，并且成為從網絡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群體生存狀態的一個寫照”。而曹吟對于“80后”寫作者的命名事件表示堅決反對：“僅僅以作者出生年代為差異的命名方式是難以想象的暴力認識論的結果。”在曹吟看來，“80后文學的寫作者的一個特點是創作呈散點分布”，這種散點分布的狀態是一種無法命名的征符，因而研究者恰恰應當在正視他們的創作的差異性與無法歸納性中發現“80后”寫作者的創作特點。關于“80后”命名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問題的討論，是“走近‘80后’研討會”重要內容之一：陳福民認為“80后”這一概念充滿了商業色彩；徐妍認為“80后”并不是一個整一性的精神實體，而是一個指代不清的命名，在不同的語境論述中，具有眾多不同的所指；侯桂新認為“80后”作為一個文學概念是“莫須有”，作為一個出版市場的概念卻閃著耀眼的光芒。

以上爭鳴僅僅是開始，自2004年以來，代際理論不斷從“80后”延伸到“70后”“60后”“90后”等其他代際的文學創作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就如同對“80后”命名有效性與合理性的論爭一樣，代際批評作為一種批評方法與研究路徑，同樣也受到了相當多的質疑。時至今日，代際批評的“有效”與“有限”，仍然是一個未能完全闡釋清楚的問題。

二、爭鳴：代際批評的“有效”與“有限”

代際批評在整體意識的基礎上，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等不同學科緊密聯系起來，分析不同代際作家之間的差異，探究不同代際作家書寫題材、書寫風格、書寫路徑、審美意識等與社會變革、文化環境、經濟發展和技術革新之間的內在聯系，能夠為當前的文學觀察與文學研究提供一條新穎的路徑。這一研究方法在21世紀以后被廣泛使用，顯現出其“有效”的一面。洪治綱在《中國新時期作家代際差別研究》中，從不同代際的成長環境與社會文化入手，分析了新時期以來不同代際作家的整體風格，最后得出結論：“50后”作家群作為共和國誕生后的第一代人，他們自幼受到革命理想主義的啟蒙，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60后”作家群成長環境有別于上一代，他們主動回避對宏大敘事與現實場景的正面書寫，清算并反思集體主義帶來的諸多問題，自覺卸下了社會歷史使命感，而注重對社會歷史內部的人性景觀的書寫與刻畫；“70后”作家群立足于“小我”展示庸常的個體與日?，F實生活之間的百般牽連，完成對日常生活的詩性建構；“80后”作家群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充滿消費主義、娛樂文化、市場化寫作等因素。在成長環境與社會文化的差異中觀察代際作家書寫風格的差異，洪治綱的代際研究帶來了新穎之氣。但是，在代際批評發展的過程之中，它的“有限性”同樣飽受爭議，學界對代際批評的批評與質疑也持續不斷。

代際批評首先面臨的問題是：代際如何劃分？代際劃分的標準是否合理、有效、科學？這些問題直接涉及代際批評對象的確立與研究領域邊界的確認。按照瑪格麗特·米德的代際理論觀點，劃分一代人主要依據的是現實社會文化的變革與差異，即社會學特征，而不是單純生物學意義上的年齡之分。

然而，在21世紀以來的代際批評中，代際的劃分大多卻是以精確的出生年齡為標準，以10年為一代，如出生于1980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的為“80后”，出生于1990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的為“90后”。事實上，1989年12月出生與1990年1月出生的兩個不同代際作家，其所處社會環境并無本質上的差別，亦無顯著的變化。按照嚴格的、硬性的出生年月為標準，將他們劃入到“80后”“90后”兩個不同的代際之中，多少顯得過于簡單與粗暴。相比較而言，生于1980年與生于1989年和生于1990年與生于1999年同一代際中二者之間的差異更為巨大。

面對這種情況，一方面，不少青年作家與研究者對代際做了更為細致的劃分——將10年一代改為了5年一代，于是就出現了自稱或被指稱的“85后”“95后”等新一代。但是，對代際的年齡邊界進行精確劃分是無比困難的，比如對“青年”“中年”“老年”的劃分至今都無定論。另外，對代際的年齡界限進行精確劃分，容易陷入機械主義的泥淖，使代際批評與研究走向“為了代際而代際”的、脫離實際的“生搬硬套”中去。在李遇春看來，“85后”“95后”等愈來愈清晰的代際劃分，彰顯的是我們時代的一種普遍性焦慮，即一種時間焦慮癥，且這種劃分越細致，焦慮越顯著：“在現代化高速運轉的時代中，我們都害怕被時間遺忘，所以我們拼命地強調我們每一代人的特殊性，甚至還有65后、75后、85后這樣的提法，這樣的劃分越來越細，也越來越讓人焦慮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將代際的邊界定位為“10+X”——它不是對代際進行細化，而是進行泛化，即以10年為基本劃分，前后浮動2—3年。如洪治綱在他的研究中為代際劃分設立了彈性的時間過渡區間，“這個過渡性的區間段，應該包括前后2—3年，至于在這一區間內出生的作家究竟屬于哪個代際，則要根據其創作的主要特征與哪個代際的共性傾向更接近”。

也有研究者試圖擺脫這種簡單的硬性規定，重回以社會特征變化為依據的代際劃分上來，從物質生活、社會環境、群體經驗、精神風貌等入手對一代人進行劃分。如此，跨代的代際就產生了。比如，賀仲明就認為“1965—1975”應當為一代：“我們這代人的劃分不能將出生時間以1960年作為分界線，而是應該從60年代中期開始，到70年代前幾年結束。我感覺，這年代人的童年記憶和生活經歷更為相似，精神特征也接近些?！薄?0后”作家黃帥更是獨辟蹊徑地提出“90后”的文化代際應該是1992年到2012年，而不是1990年到1999年。理由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90后”最主要特點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商業化社會中成長，這是和前人的本質不同——“90后”天生就是去革命化與去政治化的。顯然，在黃帥的論斷中，年齡之差別并無劃分的意義，相同的成長環境與社會環境才是代際劃分最重要的依據。在商業化社會環境中，“90后寫作者對待資本話語的態度，與前人已大不相同?；蚴巧硖幀F實生活的直觀感受，或是‘想象的彼岸’，商業文化無孔不入的滲透，對90后寫作者的思維方式都產生了強烈的沖擊”。

還有一種觀點：代際劃分只是代際批評一種暫時性的策略。這一策略的使用是基于目前我們暫時無法從文學流派、文學題材、文學風格、文學主張、文學地域等以往常用的劃分根據，來對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種種文學現象和文學創作進行特征鮮明的劃分與歸類。換而言之，當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在21世紀以來的文學現象與文學創作面前“失語”，喪失了“命名”的能力時，我們只好暫時使用以年齡為劃分標準的代際劃分，從而更便捷地關注、分析和研究新一代文學創作。在這種情況下，代際批評失去了其作為一種融合社會學與文學的新穎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的身份，而更多地成為一種常被使用卻又不被認可的尷尬的、暫時性的替代品。比如劉大先認為：“代際劃分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代際劃分不應該是硬性的時間切割，‘文革’結束到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無論從生長、教育和傳播環境都更像是一代人，即所謂的后革命、影像電子媒介和消費主義時代的一代人。當然，‘70后’、‘80后’這樣的提法本身有著易于操作的策略性因素在里面，這是一種無可厚非的方便說法，并不構成學理上的意義，這一點在很多批評家那里也都有著明確的自覺?！鄙晗计G也認為，代際劃分最初只是在“命名焦慮”中大家約定俗成的一種命名，但它從最初的“飽受質疑”走向了“普遍認可”：“當初‘70后’、‘80后’興起的時候學界也并不認同，質疑聲無處不在，但是后來我們還追加命名了‘60后’、‘50后’。回頭看可以說新世紀以來最為響亮的文學命名就數代際了。”

代際批評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不同代際是否存在根本差別？代際批評的難度之一在于它并不是單純的文學研究，不是簡單地對某個作品進行文本修辭、文本主題等內部分析，而是綜合文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多種學科，在更為廣闊的視域中探討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時代、文學與精神共性等之間的緊密聯系，分析不同代際創作之間的“繼承”“抗爭”與“突破”。這就要求代際批評者不僅要熟練掌握文學史、文學理論等相關知識，還必須能夠全面把握不同代際社會文化的異同，分析社會變革、經濟發展、文化生態、技術革新等對于一代人的意義。而事實上，代與代之間的延伸與發展并不是一個斷裂式的、階梯式的、帶有明顯特征的，而是延綿不絕的、漸變式的、緩慢而內斂的變化過程。如何在這“靜水”之中挖掘出深藏的“潛流”與“波動”，成為代際批評的一大困境。更關鍵的問題是，代與代之間，除去年齡差異，是否真正存在本質上的或具有顛覆性的差別？倘若將視野放大——再過一百年、兩百年，無論今日的“50后”“60后”“70后”，還是“80后”“90后”“00后”，其實都可以稱之為“同代人”。既然如此，今時今日的代際劃分與代際批評的意義和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了，這也成為學界對代際批評的質疑之一。

代際批評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代際批評是否會遮蔽創作群體中的個體特征？相比較而言，代際批評更多地是從整體出發，以一代人的整體創作風格、精神風貌、審美趣味為研究對象。一代人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構成，但在代際批評中，個體的獨立性往往容易被整體所“概括”“歸納”“總結”，成為代際共性特征中的一部分。當某一作家作品在書寫風格、審美姿態等方面無法被納入到代際共性中時，它甚至很有可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與“遮蔽”。代際批評追求共性，而文學創作恰恰是強調個體獨立性、講究個人風格的藝術創作，它的珍貴往往就在于它的與眾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保持整體觀察與共性研究的基礎上，保證對文學創作個體性與獨立性的發現和分析，就成為代際批評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之一。這恰恰也是許多人對代際批評與研究持反對態度的原因。在《“代際劃分”的誤區和影響》一文中，雷達表達了他對代際批評的深深憂慮。雷達認為，代際劃分與代際批評進入文學評論界，成為風靡一時的“學術摩登”，至少帶來了三種負面影響：一是錯把年齡當成最重要的價值和審美依據，而喪失了以文本為根本的批評原則；二是代際劃分容易使得作家囿于其代際中，恪守代際規范，而不敢勇敢地打破種種界限，書寫自己的獨特；三是助長了作家的“溺愛需求”與“自戀情結”，使作家生成較強的依賴性，不利于作家的成長?；谝陨吓袛啵走_否定了代際批評的意義，而重申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在突破桎梏和打破俗規陳見上的異質性之可貴：“偉大的作家之所以不同凡響，正在于他們突破了年齡、身份、職業以及社會對他們的一般性規定，完成了其年齡幾乎無法完成的時代高度。他們不是被動地接受某種劃分和定位，而是反抗這種框范和要求；他們不是小心地求同存異，而是敢于標新立異，與不同年齡層次的廣大人群進行對話。代際劃分理論的‘求同為本’和‘排異傾向’對文學生機的壓抑是顯而易見的，它要把千姿百態的創作現象嵌入一個個方格子里，讓活生生的、多樣的文學變成他們的一個注腳?！?/p>

綜上所述，代際理論和文學批評與研究結合在一起后，既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受到研究者的喜愛；但也因為“代際劃分的模糊與不確定”“代際差異的顯著與否”“共性研究與個性發現之間的矛盾”等問題，而飽受質疑。贊賞也好，批評也罷，無法否認的是，在這漫長的爭鳴中，代際批評作為一種方法，正一步步茁壯成長，成為21世紀以來文學批評與研究中的一道亮麗風景。

三、代際批評：作為一種方法

21世紀以來，代際批評作為一種新的方法與路徑被廣泛運用到文學研究中。盡管代際批評有著它自身的局限性，但是無法否認的是它同樣有它的優勢：作為一種方法，代際批評敏銳地抓住了社會、時代與創作個體之間的緊密聯系，有助于從宏觀上對創作群體嬗變進行觀察，為文學研究帶來新的視角，提供另類路徑，從而使研究者發現那些尚未被發現的“風景”。因而，我們不能夠因為它的“有限”，而徹底地忽略它的“有效”；同樣也不能因為它的不完美，而完全地否定了它的價值與意義。

首先，代際批評敏銳地抓住了社會、時代與創作主體之間的緊密聯系。“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中國文學向來強調社會現實、時代風貌與文學書寫的緊密關系。但是，這種緊密聯系更多的是作品與現實的互動，換言之，文學評論更多關注的是文學作品的題材、內容、人物形象等與社會歷史現實的相互呼應。無論是寫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還是底層寫作，文學文本內部要素的“歷史性”“現實性”“時代性”都受到充分重視。文學文本的獨特性、現實性等實質上來源于創作主體對于歷史、現實、時代的細致觀察與深入思考，來源于創作主體的獨特書寫。然而，創作主體與社會、時代的密切聯系卻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從這個角度而言，代際批評從創作主體角度出發，分析歷史、現實、時代給創作主體帶來的深刻影響，繼而探究其文學創作與現實之間的雙向互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創作主體作為社會中的一員，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變革的影響：政治運動、經濟變革、科技革新、文化發展等時時刻刻在改變著創作主體。時代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嬗變，導致創作主體在物質上、精神上都產生新的社會體驗，從而使得代際作家群體產生文學理念、創作風格、審美趣味的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創作主體的主體性在不斷變化，不斷更新。與此同時，文學生產、文學傳播、文學接受等機制也在時代發展中產生了巨大變化。當下的“80后”“90后”作家群體的成長環境與上一代作家都有明顯差異，消費社會、商業化、新媒介、現代性、城市化、身份焦慮等成為他們創作中的基本底色?！鞍l達社會的青年一代，不再為油鹽柴米愁眉苦臉，但他們卻為自己的內在世界的殘缺而憂慮重重；他們不再為自己的行動自由而義憤填膺，但他們卻為自己的內心自由而哀聲嘆氣；他們不再為現世的天堂而懷疑游移，但他們卻為自己的心靈歸屬而焦慮不安。”李新華所描繪的這一景象，正是當下青年的普遍面貌。郭艷從代際與現代個體身份焦慮的角度出發認為：“代際以及代際之間的復雜關系也就成為現代社會身份意識多元混雜的根本標志?，F代個體身份焦慮源于權威瓦解、傳統崩潰、宗教祛魅，現代個體陷入‘我是誰’的現代性困惑，從而徘徊于自我、他者，此在、彼岸，工具理性與自我欲望的無邊黑暗之中?！币虼?，相比著重文本內容與歷史現實之間關系的“社會—歷史批評”，代際批評敏銳地注意到創作主體與歷史現實的雙向互動。

其次，代際批評有助于從宏觀上對創作群體嬗變進行觀察。代際批評本質上是將文學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相結合的一種研究方法，帶有典型的跨界性質。因而，在代際批評中，文學文本的內部分析不再是唯一內容，創作主體、文學文本與時代、社會變革、經濟發展、科技革新等外部條件變化的關系得到廣泛關注；代際批評的對象，也不再局限于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者某一流派，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某一代作家。相比較而言，代際研究具有更廣闊的宏觀視野，能夠在更漫長的歷史線條中，挖掘新一代文學創作者的“繼承”“發展”“新變”，觀察新一代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所呈現出的共同特征。因此，代際批評既是“歷史的”又是“當下的”，既梳理“共性”也分析“個性”，既是文學的也是跨學科的，既能夠進行宏觀觀察也能夠進行微觀分析。正如李遇春所說：“文學代際研究作為一種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它既可以做宏觀研究也可以做微觀研究，宏觀代際研究更強調共性，微觀代際研究更強調個性，二者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代際研究的功能?！?/p>

最后，代際批評對青年一代作家的成長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盡管雷達一再強調代際批評會加重作家的“溺愛需求”與“自戀情結”，但是就近20年的文學發展來看，代際批評作為一種推動力，在青年一代作家出場和成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80后”為例，2004年前后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對于“80后”寫作現象的關注，使得“80后”作家從最初的“各自為戰”進入到了“群體關注”之中；“80后”的代際文化、創作風格、市場化傾向、亞文化特征、類型化寫作、新媒介生產等諸多問題都得到了進一步梳理；從韓寒、郭敬明、張悅然到王威廉、孫頻、雙雪濤、甫躍輝、林森、劉汀等人的文學創作備受關注；不少期刊開辟“80后”作家作品及研究專欄，使得眾多“80后”作家走向了當代文學創作的前臺。再以“90后”作家為例，2016年前后至今，《人民文學》《詩刊》《作品》《收獲》《中華文學選刊》等眾多傳統文學刊物集中發力，力推“90后”文學新人，并不斷邀請評論力量加入其中，在短短數年之間，數百位“90后”青年作家以群體姿態進入當代文學場域，其中數十位“90后”佼佼者已頻頻斬獲各類獎項，作品進入各類權威選本，成為當代文學創作中表現突出的青年一代。

結 語

近幾十年間，代際批評引發了廣泛關注，也受到了諸多質疑，但終究還是在不斷茁壯成長。代際批評不是單純的文學內部機理與機制的批評和研究，而是融合了社會學等不同學科、文化的一種新型路徑，對于文學現場的把握與文學代際特征的宏觀梳理具有重要意義。當然，代際批評的“有效”不意味著它具有普遍適用性。同樣，代際批評也有其“有限”的一面，但我們不能草率地將其徹底否定。作為一種批評方法，代際批評有著獨特的價值與意義，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如何運用它對當代文學進行觀察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