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引言

在“身份社會”[1]中，可能沒有哪一個群體，像知識分子一樣，地位起伏不定，形象詭譎多變，有時充當忠肝義膽的時代砥柱，有時扮演爾虞我詐的跳梁小丑；他們傳遞著廟堂正音，也吟嘯過江湖歌謠和民間淫曲；他們可能是道義的擔當、知識的承載體、傳統的繼承人和文明的創新員，也有可能是法統的叛逆者、偶像破壞者、德行敗壞之人和見風使舵的變色龍。在漫長的歷史中，他們呈現出祭師、弄臣、教士、官員、老師、地方精英、專業技術人員的種種面孔，唯一不變的是他們是一群握有特殊權力的人，那種權力未必是直接的暴力持有，卻因為對于話語和表述的操控而產生了持久又廣遠的影響力。知識分子固然是一個現代新發明的概念，但是相關的身份與意識卻源遠流長，就中國歷史而言，無疑從“士”的分化開始就出現了一種獨有的文人角色。這種傳統角色在近現代中國經過脫胎換骨式的轉化后進行了全面刷新與自我塑造，而重新界定與賦予的現代內涵則基本上是結合了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知識分子認知與中國傳統社會士人精神的結果[2]。

關于知識分子的表述汗牛充棟，因為呈現他人與表述自我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獲得與展示權力的途徑，也即他們擁有的是廣義上的文化權力，這種權力有時候會與經濟權力及政治權力相結合，有時候又會產生背離，而并非像在某種特定的知識分子立場上所描述的那樣是獨立于復雜社會系統尤其是官方之外的異見者或者自由人——這種含混、雜糅的表述與被表述在20世紀末體現得最為突出，尤其是在1990年代這個缺乏命名共識的轉型時代里最具有癥候意味。

在現代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過程中，知識分子與工農聯盟結合，對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推動作用，1949年之后新興的共和國建立了一整套政治體制，特別是單位制度與戶籍制度，以工作證、檔案、戶口、糧食本等既給人保障又使人受約束的身份與福利關系，將知識分子整合到社會主義體制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參與革命建國的“有機知識分子”[3]與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都成為制度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中間因為意識形態激進化而采取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使之在政治地位上遭到一定程度的擠壓，但對于迫切需要“現代化”的社會而言，知識分子以其特殊的專業才能，依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因而在1970年代后期鄧小平就開始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問題，調整了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而且明確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把‘文化大革命’時的‘老九’提到第一”[4]，給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以重新定位。盡管在鄧小平的論說中知識分子主要是指科技知識分子，但不妨礙人文知識分子同樣分享了改革的紅利，并以其先聲奪人的表述而一度在“新時期”成為改革話語的先導者。

伴隨商品經濟與市場化的興起，中國的社會結構在199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遷，作為領導階級與基礎的工人與農民都發生了身份的調整，原本屬于“工人階級”一分子的“知識分子”同樣在“市場化”的總體性話語中面對身份定位與重構的問題。知識分子感受到自身文化符號與象征資本的貶值，以及由此導致的在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中的邊緣化。20世紀末的知識分子遭遇了堪稱天人交戰的焦慮與掙扎，并力圖在變化了的語境中嘗試建立起主體性的言說，產生了一系列的論爭[5]。本文并不想牽涉過多自1990年代末已經開始總結與梳理的思想史與文化史內容，而主要從文學的視角切入人文知識分子的表述問題，在文學事件、作品呈現與作家立場的表述與被表述中，重新對于某些習以為常的認知——反智主義與啟蒙話語裂解后的話語分歧、世俗化的不滿與日常生活的合法化、專業主義崗位意識與公共性的吁求——進行辨析。

“反智”與“啟蒙”

與人文知識分子在新時期之初于自上而下的真理標準、人道主義及“新啟蒙”的討論中所扮演的文化英雄式角色和良好的自我感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在文學作品中并沒有出現太多的身影——在“文化大革命”晚期及改革開放早期的知識分子題材作品中，如張揚《第二次握手》（1975）、徐遲《哥德巴赫猜想》（1978）、諶容《人到中年》（1980），主人公都是科技知識分子（物理學家、數學家或醫生），電影（劇本）《苦惱人的笑》（1979）盡管是以記者傅彬為主線，但他所觀察與體驗的社會悲劇依然是醫學院教授的人生苦難。不過，這種人文知識分子形象的缺乏，可能正意味著他們的自我意識與自我定位是歷史主體，還沒有將自身作為對象，折返到內傾式的自我關注之中。確實，人文知識分子（作家、學者、記者）參與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各種文化事件與思潮，在象征資本上隱然具有同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分庭抗禮之意，這也是在此后的歲月中，80年代被懷想為（至少是文學與思想上的）黃金時代的原因之一。

整個80年代走馬燈式的文學思潮與流派更迭中，知識分子形象始終是一個彌散性的存在，無論是對于烏托邦運動所造成傷害的控訴，還是歷史文化的抽象反思，還是對于主流現代化話語的回應，其中都隱含著知識分子創傷經驗的間接呈現——他們講述別人其實都是在講述自己。1985年之后，伴隨歐美現代主義為主導的價值觀念的傳播，關注宏大命題的文學逐漸向個人主義與形式變革轉向，這依然是精英知識分子式的文學變革。與此同時，作為當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敘述邊緣角色的王朔則橫空出世，并以其同影視文化的結合，呈現出一副截然不同的面目。王朔征用革命話語，加以戲謔化，并不以知識分子為主角，但在他的作品中知識分子及其行狀與生機勃勃的市民相比則表現為迂腐、猥瑣、乏味的特征，因而他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媚俗與反智的始作俑者。在1990年代初的觀察者看來，這是“現代專制”所造成的災難，“必須正確認識和確立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知識分子的自覺更新與工農大眾的自覺提高這兩大命題和兩大實踐綜合在一起，才構成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現代社會歷史的一個優美的‘合題’，才可能避免‘工農兵上管改’‘知識分子接受工人、貧下中農再教育’一類悲劇的重演”[6]。這種論說將當代知識分子形象在文學中的污名化處理，欲說還休地歸因于剛過去并不久遠的激進革命運動，卻忽略了王朔文本中的戲謔與諷刺并非針對知識分子或革命話語本身，而是指向于某種系統性的虛偽、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知識分子在那個系統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如同他們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光明俊偉，很多時候反倒是以其鉤心斗角與小肚雞腸在其中推波助瀾。也就是說，如果一定要將王朔命名為“反智”，那么它反的也并非“智性”與知識分子，而是假智性與冒知識分子之名行厚黑之實的庸俗與墮落——反而不是“媚俗”，而是批判，盡管以市民立場的面目出現，根底里依然保留了精英式的傲慢：“我在大罵知識分子時發現自己只有站在知識分子立場上才罵的（得）出口罵的（得）帶勁兒。”[7]只不過他吃柿子撿軟的捏，為的是讓老百姓與老干部滿意，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

王朔的被誤讀，與知識分子很容易同政治權力糾纏在一起密切相關。1990年代關于反智主義的言說也正是源于對剛過去不久的六七十年代全球性激進革命的反思，而那種激進運動在中國又會被追根溯源到文化的傳統之中。在1994年的一場文學批評討論中，就有論者直稱對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的過度貶抑，除了多種現實原因，還與中國文化中的反智主義傳統有關，知識、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價值原則，關于藝術、社會進步的烏托邦情懷，都是這個傳統蔑視嘲諷的對象[8]。這種觀點與1975、1976年間有論者從儒、道、法家傳統，以及君權與相權出發分析的“反智論”如出一轍，論者更是將其直接與“政治傳統”關聯在一起[9]。盡管論者申明自己并無春秋筆法，但如果進一步考察其寫作的背景，則無法不讓人聯想到彼時正在全球尤其是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而反智主義論說在美國的興起無疑源自1963年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名作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此書針對的是1950年代美國民主政治的勃發、宗教的世俗化、實用主義的興起與教育普及所帶來的文化渠道下沉[10]。60年代席卷全球的青年革命與底層及邊緣人群的平權運動，無疑加深了精英主義的焦慮，從而使得反智論在知識分子中的廣為傳播，進而在“理論旅行”之后波及八九十年代的中國。

中國1990年代的所謂的“反智”并非“批判”或“戲擬”，而是市儈理性對知識分子的丑化與矮化，客觀上與當時的市民觀念與經濟實用主義有關。因而在“人文精神大討論”中，批評人文精神淪喪與道德滑坡的主基調落在商業邏輯與市場經濟對知識分子人格與精神的負面影響上，革命政治批判反倒退隱到背后。因為革命政治中的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的關系并非單向度啟蒙，而是彼此融合的相互啟蒙，如同葛蘭西所說，“教員與學生的關系是積極的關系：他們的地位可以變換，因此每一位教員同時就是學生，而每一名學生同時就是教員”[11]，這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交互辯證，也正是20世紀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的下層啟蒙，到中期知識分子改造與自我改造的一系列實踐的內在邏輯。這種交互啟蒙隨著激進運動的失敗而轉入到另一種形態的“新啟蒙”，事實上是高度精英化的，而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在這種新啟蒙中則彼此割裂開來，最終導致了知識分子話語在日益興起的市場經濟之前歸于失效。敏銳如王朔者則拋開了知識分子話語，而投入到新興的“大眾”洪流之中；在1980年代作為人文知識分子明星的李澤厚等也開始反思“激進”，進而延伸到對整個20世紀“狂熱”的質疑[12]。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知識分子式表述是自我關注的，缺乏對20世紀最為重要的新興政治與文化主體“人民大眾”的關注，他們的“告別革命”于是成為知識分子單向度的“后革命”自我反思。

“后革命”話語的吊詭之處在于，知識分子過于內傾的自我關注與知識分子形象的孱弱缺席形成了鮮明對比：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喧囂言說與論爭，另一方面則是那些言說與論爭在非知識分子群體那里的被無視乃至漠視——當知識分子提出“告別革命”時，意味著他將自身從更廣闊的社會關系中剝離出來謀求獨立的言說，從而也就拆卸了自身在歷史進程中的合法性與活力，實際上是主動告別了自己的話語中心位置。這導致的結果是在文學表述中知識分子的缺席與退回到保守的舊文人視角，兩個90年代初的文本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

《故鄉天下黃花》（劉震云，1991）書寫從民國初年到“文化大革命”年代一個村莊的歷史，形成了對于汪暉所命名的“短20世紀”（亦即中國革命的世紀）[13]的隱喻。全書的四個部分“村長的謀殺”“鬼子來了”“翻身”“文化”，分別代表了20世紀各個轉折階段的節點性時間，這些時間被處理成了均質化的，村莊所經歷的歷次事件以一種超然的筆觸去價值化了：無論是鄉間仇殺還是抗日戰爭，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被描述為無觀念差別的權力之爭，歷史在這種敘述中也就成了走馬燈式的“上臺”與“下臺”的相斫書[14]。最具癥候意味的是，所有的事件中都沒有知識分子的身影，他們成了“在場的缺席”，這是典型的后革命時代對于歷史與歷史中人的理解，無視葛蘭西所謂有機知識分子在革命與建設行動中所起到的先行與先導作用，也就無法真正意義上書寫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這種表述里知識分子的缺席，與現實中知識分子的失語形成了彼此的換喻。

另一部被指稱為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廢都》（賈平凹，1993）在其誕生與傳播過程中飽受爭議，但主人公莊之蝶與其說是知識分子，不如說是舊文人的當代還魂，他與小說中其他那些畫家、書法家、戲劇導演都是“閑人”——某種“內靠官僚，外靠洋人”的當代幫閑與幫忙。在舊文人囿于其認知視界所覺察的世界中，“新電影、新衣服、新裝飾品，一樣也不缺，仍沒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主題”[15]。當知識分子喪失建立起與現實關聯能力的時候，他就只能返歸到“傳統”文人的邪僻雅趣與抱殘守缺之中。小說里唯一的現代知識分子是歸來的右派鐘唯賢——一個“過時的人”，因為對于過去運動的心有余悸而在現實中噤若寒蟬，職稱還是靠莊之蝶走關系獲得，最終得到“優待知識分子”的政策實惠是提前火化。這個反諷的場景，預示了知識分子之死的時代寓言。

“詩人之死”構成了1990年代的時代隱喻。1989年春，詩人海子臥軌自殺，盡管他在遺書中聲明自己的死與任何人無關，但不妨礙被與此后其他一些詩人、藝術家乃至學者（戈麥、顧城、徐遲、吳方、蘇葆楨、胡河清、宋祖良……）的自殺、戴厚英的被殺、王小波的猝死……放置在一起，被文化學者解讀為金錢社會造成的末世感以及精神烏托邦的淪陷，甚至同屈原和王國維的自沉關聯起來[16]。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代表性形象的詩人之死，意味著一個黑格爾所謂的“英雄時代”的沒落與平庸乏味的“散文時代”的到來[17]，而90年代各種小女人散文、大歷史散文占據文學領域最大范圍的市場似乎也確證了這一點。

在類似的表述與認知中，包含著對于反智與啟蒙的雙重誤解：反智不過是一種紆尊降貴的精英姿態，而啟蒙則被片面理解為代言式的、消解了個人性的集體話語。后一點的誤解尤甚，以至于當人們描述1990年代所產生的思想分歧時，往往認為是“啟蒙的自我瓦解”，是由于“利益的分化、知識結構的斷裂和現代性目標訴求的不同”，而導致新啟蒙的“態度一致性”的“分化”[18]。如前所述，“新啟蒙”的“一致性”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共識中，與其說是知識分子主導，毋寧說是他們作為主導性意識形態的附庸，這是一種帶有現代性早期意味的啟蒙觀，而當代啟蒙可能需要福柯所說的，“必須被理解為既是一個人們集體地參與其中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由個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動”，是“生產出自己”，而不是改造他人，“有關我們自己的歷史本體論必須從一切生成是普遍的和徹底的方案中分離出來。事實上，從經驗中可知，要求逃離當代現實體系，以便制訂出有關另一個社會、另一種思想方式、另一種文化、另一種世界觀的完整方案，這種企圖只能導致最危險的傳統的復辟”[19]，這是一種關聯現實的態度與生活，包含著自我批判、對自身限度的歷史分析以及超越局限性的可能與嘗試，雖然隱含著目的論，但實踐中則將啟蒙理解與踐行為一個過程，而這一點在1990年代尚未從震驚體驗中緩過神來的知識分子那里，還沒有得以在觀念上展開，更勿論文學中的表現了。

世俗化與日常生活

在一般文藝批評與文學史的歸納中，1990年代文學最為顯著的特征無疑是世俗化與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點在《廢都》中已經初露端倪，作家不過是一種職業，文人不再恥于言利，做生意獲得正當性，知識分子向著“傳統”“復辟”，而這個“傳統”是未經現代經驗與歷史過程洗禮的前現代士大夫中的一脈——文人化的世俗傳統。這種文人世俗傳統指向于世情書的煙火生活與隱逸逍遙的自由想象，某種意義上是對過度理想化與現代知識分子形而上吁求的反撥，其內在認知方式建基于“人性”或者說感覺方式與情感結構的集體記憶之上。如同王小波在一篇一萬三千多字的短篇小說《立新街甲一號與昆侖奴》中十三次提到的“古今無不同/一般同”[20]，所有的“一般同”都是某種“感覺”：遠眺華廈的感覺、雪夜談笑的感覺、屈辱感、圖報感、嫉妒感、與美麗女郎朝夕相處的幸福感、懶洋洋的春意、面對女孩的窘境、期待秀色可餐的忐忑心態……它們是源于身體與情緒的人類共通感受，不具備明確的時代性與地域性，是農耕時代的文化心理積淀在工業乃至后工業社會的殘余與懷想，成為“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21]時候的寄托與憑恃。

“走向庸俗”具體體現在三種文學潮流上。一是“新市民文學”的世情況味與小資情調。“新市民文學”按照倡導者周介人的解釋，“就其背景而言就是作家從前一個時段的種種政治的、文化的情結中伸出手來，撫摸當下的現實，對結束了僵硬的意識形態對峙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對逐步市場化的中國社會結構與運作有新的感應與認知，使文學對于民族的現實生存與未來發展有新的關懷”，而“新市民”的主體則是“國有資產的管理者、經營者與生產者”[22]。在這種理念中，原先作為文學主要書寫對象的農民、工人（包括知識分子），讓位于社會結構變化中不限于城市但以城市為主體的階層。這不是“新”的“市民文學”，而是“新市民”文學，這種偏正結構里，不言而喻的不再是觀念與形式上的新舊與否，而在于伴隨著市場而來的區別于集體所有制時代的世俗化“市民性”。知識分子當然可能成為“新市民”的組成部分，但知識分子的“自由漂浮者”特性無疑消弭融化在了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語境之中——他們可能依然“漂浮”，但“自由”則受制于金錢與市場。市民文學的古典世情書傳統復歸，與如同巴爾扎克筆下雄心勃勃的外省青年在市場時代來到都市，確乎讓他們在情感與精神上的市儈氣“古今無不同”。值得一提是，從張愛玲的回潮到“小女人散文”與“美女作家”的勃興，都市女性的性別化與物化浮出水面，以物質感性與“格調化”的消費敘事迎來了對理性與精神世界的新一輪降解。

“新市民文學”屬于分享改革紅利的文學生產。盡管可能并非“新富人”，但在市場所解放與生產出來的財富與欲望，促使“新市民”向“成功人士”看齊，體現了價值觀上的位移。在邱華棟一篇被命名為“新市民小說”的作品中，都市里的年輕人懷揣夢想，試圖在混亂而充滿活力的市場上“買賣機會、實現欲望”，其中有一個細節頗能代表彼時的時代情緒，兩個外地青年站在北京三元立交橋上眺望城區：“我想我們想在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還有愛情和對意義的尋求。……我們站了許久，我取出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我朗讀了該書中的一個充滿了雄心的人物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郊外一座小山上，俯瞰燈火輝煌的巴黎夜景時所說的一段話：‘巴黎，讓我們來拼一拼吧！’拉斯蒂涅后來周旋于貴婦人的石榴裙邊，從而爬上了銀行家兼政客的寶座。”[23]這類拉斯蒂涅式的人物，原本也是小知識分子，但是在新的語境中化身為一系列以“都市新人類”為名的《時裝人》《公關人》《直銷人》《化學人》《平面人》《廣告人》《電視人》《環境戲劇人》，進而演化為由原先負面含義轉向中性指稱的“小資”。小資對于“成功人士”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的模仿成為一種格調化的時尚，正如西美爾所分析的，“時尚是階級分野的產物”，“它滿足了社會調適的需要；它把個人引向每個人都在行進的道路，它提供一種把個人行為變成樣板的普遍性規則。但同時它又滿足了對差異性、變化、個性化的要求”[24]。這是一個新興階層在試圖構建自己的文化生活與文化形象。

二是新寫實文學的自然主義與生活流。這其中又可以分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分享主流意識形態的敘事與市井視角的“一地雞毛”敘事。在這兩種被廣泛討論的敘事中，現實主義被傾向于自然主義但又缺乏自然主義整體性視野的“寫實”所化約，家庭、婚姻、欲望等私人領地如其本然地呈現出或然性的面孔，而放逐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此類現實主義應然性的訴求。知識分子形象在此類作品即便沒有消失，其形象無論從精神質地到外貌形體也是猥瑣而丑陋的，他們在雜語喧嘩中喃喃獨白而無人傾聽[25]。這種情形可以視為“腦體倒掛”在文學上的反應——知識分子的文化資本無法迅速變現，或者在市場里根本就缺乏買主。與之并行的，是進城務工的農民頂著由1950年代發明的“盲目流動”一詞衍生出來的“盲流”的名字，在延續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中處于狼狽的境地；同時，集體所有制改革中形成的大量分流工人則不得不自謀生路、艱苦輾轉，他們的疲憊與創傷直到他們的子一代才得以被言說。

“新寫實文學”在市井化中預示了21世紀初年“底層文學”的先聲，只是缺乏后者那種比較鮮明的階層意識，那是因為僅僅是生存就讓許多人筋疲力盡，因而必然要縮減生活的內容。生活的多樣性因此被簡化成了瑣碎的生理欲望與物質需求的滿足，精神生活與文化生活這些在馬斯洛階梯中處于較高層級的需求則被放逐，或者至少暫時顧不上。這樣的境地中，詩意與浪漫蕩然無存，人文知識分子接受“平庸的生活”就是“深深彎下的身軀”[26]；甚而陷入自我貶損的境地：“城市中最偉大的懶漢/做了詩歌中光榮的農夫/麥子以陽光和雨水的名義/我呼吁：餓死他們/狗日的詩人/首先餓死我/一個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幫兇/一個藝術世界的雜種。”[27]《餓死詩人》這首詩當然可以從延續了“第三代詩人”的平民化、口語化、解構與顛覆的視角進行解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語言與“詩意”革新的嘗試同時，它將“藝術世界”與土地、與生活世界隔離開來，這無疑是對生活世界的簡化，仿佛藝術與生活互不相屬甚至彼此傷害。在這種狹隘化的理路中，日常生活顯示出粗糙而鄙陋的風貌，描述它的文字也剝去了浪漫詩意的外衣。

三是承續“先鋒文學”的“晚生代/新生代”的零度瑣碎敘事。如果說“新市民”與“新寫實”是身份與階層變革在文學上一體兩面的直接表現，“晚生代/新生代”（朱文、韓東、李洱等）的表述則較為間接，在敘述姿態上是去精英化的世俗知識分子式的，普遍帶有存在主義色彩。“晚生代”作品中充斥著生活與情緒的碎片，“他們已經完全脫離了‘巨型寓言’，他們的個人化立場徹底向生存的直接性傾斜，他們的敘事沒有文學的歷史由來，更沒有文化目標，歷史之手也不再能強加給他們以革命性的象征意義”[28]。幾乎沒有人會忽視“晚生代”作品中對于“性”和欲望的熱衷，當時的文學現場觀察者曾經用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集體失明”一語概括那種“性狀態”——“審視生活、審視這個世界的眼睛不存在，人們成為這個時代理智上的盲人……缺少審美的眼睛”[29]。平面與表象化的“性的人”失去了先鋒文學的批判功能：先鋒所表述的對象盡管抽象，其形式與觀念的變革至少在文學層面是有具體針對性的，而在“晚生代”那里則褪去其批判意識而側重于展示功能，豐饒的是實然與或然的層面，匱乏的是應然與烏托邦的維度。“日常生活審美化”是對“日常生活”的形而下偏執，其結果是使得主體性的個人淪為了匿名而猥瑣的大眾。與同一時期在美術與雕塑中的藝術呈現如出一轍：“所有人的面龐、表情如出一轍，你看不到內在的豐富與復雜，他們是冷漠、乏味、‘無個性的人’。這些形象是缺乏內在人格的機械人，對比加繆式的‘局外人’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后者是個性化的疏離，無個性的猥瑣者則在漠然中還關心金錢與肉體。猥瑣者的當代藝術形象與文學同步在日常生活審美化中逐漸確立起來，更多是岳敏君‘標志性笑容’所呈現的那些閉著眼睛、張著大嘴憨笑、沒有腦子的中年人，同樣的千面一人，投射出權力體制下的模式人生，機械復制時代的人格。唯一不變的是無所用心，那洞開的嘴巴如同無底的深淵，是無盡欲望的黑洞。它們不恐懼，引起不了凈化與陶冶的心理機制，卻令人不安和沉淪。方力鈞的光頭男與憨笑者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較之于蒙克被壓抑的無聲《吶喊》，方力鈞的光頭們在沉默的內心里嚎叫，張開嘴巴，里面伸不出舌頭，只有空空蕩蕩，那不是被壓抑者的呻吟，而是自我壓抑者的慵懶、厭煩和倦怠。”[30]

慵懶、厭煩和倦怠是“晚生代”作品顯示出來的群體性情感結構，王曉明從朱文筆下的小丁那里發現了一個具有時代色彩的精神命題：“巨大而深厚的‘無聊’早已罩住了我們的生活，它隨時準備向我們袒露這個時代的人生的秘密。”[31]這種“無聊”在人文知識分子那里尤為突出，小丁就是一位作家，他并非沒有偶爾的尖銳和對“無意義”的自覺，只是缺乏行動能力去直面與沖決。

在短篇小說《錯誤》（1997）中，李洱勾勒了世紀之交知識分子的形象。小說開頭暗示了大致的背景：1997年春，社科院工作的張建華即將評副研究員，已經離了婚，對生活有著百無聊賴的期待。因為偶爾改變習慣，去收發室閑轉，居然開始收到以前朋友的來信，詭異的是這是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講述她與不同陌生男人之間莫名其妙的故事，那些男人的角色似乎像是“雅皮士”，但“他覺得這個詞不夠恰當，還是‘無賴’一詞更恰當貼切一些”[32]。在閱讀來信的過程中，張建華對寫信的女人進行查找，但一無所獲，并且開始期待自己也進入到女人的敘述中。當終于在新的來信中讀到關于自己的描述時，他卻覺得完全不像自己。這個故事帶有卡夫卡式的荒誕。有意思的是張建華的反應。他在讀信的時候“聽到自己的笑聲。那聲音像貓頭鷹在叫，一點也不好聽。他笑了一會兒，看看四周。同事們都在看報或下棋，沒人注意他”。“通過掛在報架上方的那面破鏡，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讀信時的模樣：虛腫的臉，發紅的鼻尖，猿猴那樣的厚嘴唇，僵硬地聳起來的肩膀。聳起的肩膀，似乎只有一個目的：把他的腦袋藏到身體里面。”這個拉康式的場景，投射的是世紀之交知識分子的自我印象——“腦袋藏到身體里面”，精神躲進欲望之中，他們以為自己擁有批判與智慧（貓頭鷹是黑格爾與魯迅鐘愛的意象），但“沒人注意他”。張建華試圖推脫掉不適感，盡量說服自己收到的信是寫給某個路人而錯誤地傳遞到自己手里，但是那種幽靈般的感受卻縈繞不去，“從某個地方傳來一陣銼刀的刮磨聲。他逃進了房間。在影影綽綽的昏暗中，他期待著捕捉那個聲源。他再一次沒能如愿以償，因為他沒有料到那聲音就發自他的腦殼，就像源于夢境的最深處”。他逃脫不了精神的自我折磨，但這種折磨出自人物內傾式的自我體驗，沒有與外界構成關聯，于是他成了銜尾蛇，在自我循環中達至想象中的無限。張建華與小丁的情感結構如出一轍，李洱在張建華的故事中無意間揭示了知識分子邊緣化與自我邊緣化的秘密：他們標榜的獨立與自由，游離于政治或者任何宏大敘事之外，具有典型的后現代癥候，無論是對于人文精神的強調，還是現實中身份位置的分化與轉化，都源于對生活的片面理解。用李大衛的話來說就是，當他們在試圖對生活進行“現象學還原”的時候，陷入了一種新的“元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與形而上學[33]。

宏大敘事（啟蒙、革命、崇高行動）與日常生活不應該被處理為二元對立的關系，事實上恰恰是前者的果實構成了后者的基礎，否則后者無從談起。但革命在1990年代話語中同激進、斗爭、斷裂、置換、顛倒、摧枯拉朽……相關聯，被理解為慢慢時間長河中的某種例外狀態；而人性則亙古不變（古今無不同）或者至少變化不大，它被視為構成了無盡歲月中安穩的底色和更為踏實而久遠的存在。相比之下，由于特別的危機和情境所造成的革命，只是飛揚的浪花，終歸要落入日常生活平靜的深流之中。乍看之下，這種認知似乎頗有道理，但這是對20世紀革命的曲解，將它等同于歷史上的造反、改朝換代或者其他形式的暴力行徑。與此同時，當日常生活被剝奪了崇高事物之后，就只剩下生物、身體、物質、欲望、情感、個體的層面，而喪失了精神、心靈、理想、信仰與集體的維度，人就變成了工具理性意義上的“經濟人”與生物學意義上的“欲望的人”。真正的日常生活與人都應該是豐富復雜而多維度的，當然充滿著形而下的欲望，但也并不排斥形而上的價值，“月亮”與“六便士”并非一定要截然二分。

專業化與公共性

無論從題材還是觀念上，格非的《欲望的旗幟》（1996）都可以視為90年代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標志。這部小說以一場哲學學術會議為中心展開，但那場被寄予了厚望的學術研討會遭遇重重風波，結果等于不了了之，并沒有解決任何學術和思想上的問題，從而最終使得小說成了一個愛情故事。在敘述曾山與張末的愛情的時候，格非插入了一段對曹雪芹與《紅樓夢》的議論：“曹雪芹在寫作《紅樓夢》的時候，顯然是遇到了這樣一個難題：面對虛幻而衰敗的塵世景觀，他的夢因無處寄放而失去了依托。因此，他不得不像布萊克所說的那樣，一個人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強行征用愛情。”[34]當面對學術與思想的出路問題時，《欲望的旗幟》也不得不強行征用愛情，這是格非在彼時敘述知識與知識分子的困境。如果將其視為一個換喻，也可以用來解釋90年代的欲望化、世俗化、個體化敘事，當人文知識分子的啟蒙與烏托邦之夢破碎之時，只能征用世俗的日常生活，回到個人。

這部小說中寫了兩代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曾山的導師賈蘭坡是哲學界名宿，兩人的觀念并不太相同：“按照賈蘭坡教授的解釋，當今人文哲學的當務之急在于為處于轉型期的社會建立新的價值范疇，而不是像曾山文章所做的那樣，徒勞無益地宣告這個世界行將崩潰的消息。哲學重在闡述，而不是簡單的啟示或布道，‘假如像你所說，這個世界注定要完蛋的話，我不知道你的論文還有什么價值。沒有對于永恒的確信，道德亦將不復存在’。”但賈蘭坡本人似乎也無能力建立價值范疇，在曾山的妻子張末那里甚至是色情與猥瑣的形象，而他在會議來臨之際驟然自殺，從物理意義上證明了他的失敗。曾山的師兄子衿則完全是欲望化的代表，與曾山、張末在情感與理念上的糾纏與痛苦不同，“在現實生活中，子衿是一個徹底的不合作者，冷漠與謊言成了他唯一的護身符。他只對自己負責”，最終在失德縱欲中走向瘋狂。相較之下，曾山是生活在詞語中的人，因而也是最缺乏行動能力的人，所以小說到最后幾乎給每一個出場人物都有一個結局，唯獨無法給他在現實中一個結局。

無論賈蘭坡、子衿還是曾山，都算不上知識分子的主流，他們的肉身與言說進入不了公共空間。最能代表90年代知識分子形象的是老秦，他被敘述者稱為“調情者”。格非忍不住對“調情者”做了一個描述：“這個社會中存在著形形色色的調情者，他們寄居在某種邊緣或夾縫地帶，猶如變色蟲匿身于蒼翠的樹葉之中。紛繁復雜的現實既是他們展開活動的舞臺，也是他們的隱身之所。他們與社會總是眉來眼去，但從不同床共眠。他們驅使著別人，也為別人所操縱。他們嗅覺靈敏，相時而動。時而溫文爾雅，時而兇相畢現，時而安貧樂道，時而憤世嫉俗。一旦危險來臨，他們就在社會巨大的幕幛之后消失得無影無蹤，或獨釣寒江，或訪麻問菊。鄭燮三絕琴棋事，東坡一生儒道佛。他們既可以得到現實的種種好處，財富、名望、安寧甚至不朽，又可以逃避懲罰。況且，即便是懲罰本身也并非不可以加以利用。在這個古老的國家中，他們既是一名游戲者，又是真正的上帝，他們的身份介乎詩人與政客、商人與隱士之間，倘若略加規別，則又可統稱為知識分子。”“調情者”在這里被勾畫為附著在各種“皮”上的“毛”，即便他們的話“既無人附會，也無人反駁”，也不妨礙他們繼續游走與鉆營。這是一種現代知識分子向傳統文人的退化，無疑在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中一度引發巨大焦慮，但革命與啟蒙神話難以抵御地被現代化、個體化神話所置換，元話語轉變為分歧的言說，眾聲喧嘩中知識分子得到的只是喧囂的失語。如同李洱的一篇小說標題所顯示的，大家都是“饒舌的啞巴”。

之所以知識分子會變成嘈雜的失語者，在于他們的聲音被認為空泛、不切實際與脫離群眾，也就是說，當知識分子試圖超越為具體的問題尋求具體的答案而向公眾發言時，他們顯得“不專業”。因為面對時代與社會的復雜性，道德義憤與激情下的全稱判斷，很容易滑向信口開河。知識分子表述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話語領域與制度領域，進而言之更廣闊的文化權力格局與政治權力格局的交織之中。這必然導致他們反求諸己式的對于專業化的吁求。

在這種背景中，才可以理解1990年代被知識分子與傳媒提升為文化偶像的顧準、陳寅恪、錢鍾書們的意味。他們被解釋為“自由的精神”與“獨立的思想”的象征，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的堅守，呼應的是對于知識分子“崗位意識”[35]與專業化的呼吁——當知識分子意識到無法“兼濟天下”，他們只能“獨善其身”。這是從“士”以降，知識分子心理結構中“公”與“私”之間的辯證與自我安慰的心理修復機制。以描述與總結知識分子歷史與理論而聞名的拉塞爾·雅各比觀察到20世紀知識分子的代際更迭：“從本世紀初的公共知識分子，到世紀末已演變為學院派的思想者。知識分子并未消失，但是其內涵卻已有所改變。他們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和超然于世，同時他們已經失去了對通俗淺白語言的把握。”[36]他觀察到的是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在90年代的中國同樣如此：知識分子面對的是三波挑戰，第一是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喪失，知識體制的內部分工精細化瓦解了知識分子原來的基礎，把他們改造為服從知識系統的技術型專家；第二是市場社會造成的知識分子邊緣化，社會體制與經濟理性使他們不再處于整個社會的中心，而只是社會中眾多分子中邊緣的一員；第三是“后現代”的崛起，從話語的方式上完全顛覆了知識分子原來存在的所有自明性和合法性[37]。在這些挑戰中想要確立知識分子的合法性，專業化可能是不得不走的道路。

專業化帶來的第一個結果是人們更傾向于陳述的客觀性，而放逐了判斷的主觀性，后者被視為難以抵達知識的純粹性要求，易于滑入到某種偏狹的情緒與朋黨的立場之中。第二個結果是技術化的工具理性，壓抑了人的非理性與情感，從而縮減了人性本身的豐富與復雜，也使得專家話語與普通大眾話語之間日益產生隔閡。第三個結果就是自戀式關注，必然導致個人化的“向內轉”，從而在更開闊的空間中失語，因為知識分子只有在與其他群體比較的網絡中才能理解、定位自我，孤立言說不是沒有意義，而是無人理睬。這又產生了公共性的焦慮。

公共性焦慮與1990年代因為市場空間的開拓而生發出來的“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話語相結合，促生了關于“官方”與“民間”在文學上的表述分野。“官方”被視為由政治意識形態宰制，而“民間”則似乎是知識分子可以徜徉游弋的空間。1999年4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室和北京作家協會等在北京市平谷縣（2002年撤縣建區）盤峰賓館主辦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上，爆發了“盤峰論爭”。“民間立場”的于堅、伊沙等以基于“日常生活”和“中國經驗”的口語寫作，反對以西川、王家新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立場”的“技術化”的、與主流意識形態合流的普通話寫作。論爭中不斷被提及的北京／普通話／學院派知識分子與外省／方言／民間詩人的對立，體現出地域／語言／身份之間的差異，其內在是對文化生活中話語權力分配的不滿，并與已經開始逐漸普及的互聯網傳播空間的發展有著隱約的關聯——網絡上的寫作使得權力分散，“市場”與“技術”帶來一種解放與自由的感覺[38]。

但是，簡單的“社會”（民間）與“國家”（官方）之間的分立，某種程度上還是知識分子一廂情愿的想象，并且涉及話語權力爭奪的復雜過程。“市民社會”論者往往將社會、市場與國家的關系簡化，但這種簡單的移譯可能導致對于“市場”以及與之伴隨的新自由主義的盲目信念。“‘市場’因素的參與的確促使了社會階層的流動和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并且具備了催生某種新階層的可能，但孤立地強調‘市場’，特別是試圖掩蓋甚至抹殺‘市場’與‘國家’的內在關聯，確實大有問題。當‘市民社會’依托于一個似乎清白無辜的‘市場’時，它在歷史上曾經具有的斗爭性就喪失殆盡了，一方面，‘市場’成了一塊遠離政治的凈土，‘經濟’構成公眾生活的重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一系列要求仿佛能在經濟領域得到先天的解決”，更為嚴酷的可能是，“少數人可以利用資源的優勢裝扮成大多數人的代表，在‘公共性’的幌子下遂其私欲”[39]。單一相信市場的自為能力不過是另一種烏托邦的知識分子式天真，進而導向虛無主義的源起[40]；而忽略了機會平等與資源不公的問題則會導致對于“公共性”的占有而使其成為某種單一權力把持的場域。整個1990年代關于農民的文學形象的缺失，似乎印證了這一點。“沉默的大多數”意味著“公共空間”某種意義可能只是少數者話語眾聲喧嘩的“共用空間”。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傳媒無疑是“共用空間”最為典型的代表。新技術帶來的革命、信息高速公路的來臨、傳媒力量大幅度拓展……這些議題基本上被1990年代的知識分子論爭忽視了，至少在幾種思想性文選中都沒有這方面的內容[41]，他們爭論的如果不算陳舊至少也并非新穎的話題，而傳媒權力對于1990年代知識分子而言無疑是一個真切的命題，直到21世紀初才在“文化研究”的興起中受到關注。“媒介借助經典權力（諸如政治或政府權力）而一路奪關斬將時，它不僅已然開始將經典權力轉化為媒介自身的權力，而且成功地成為對媒介自身的資本及文化資本的累積和展示”，到1990年代中期，“文人與傳媒的結合，成就了一番各得其所的‘琴瑟和鳴’：尚不能充分確認自身邏輯及身份合法性的‘大眾’傳媒借助文人獲取了文化快餐所匱乏的文化資本，不僅成功地逃離了轉型期知識分子群體所面臨的經濟困窘與精神危機，而且曲折但有效地保有了自己介入社會、主導社會的中心想象地位。在此，作為代價而付出的，不僅是對權力的媒介的指認及對媒介的權力的警惕，甚或是保持盡管‘可疑’但仍極為重要的‘知識分子立場’所必需的社會批判精神”[42]。

最為有趣的例子是朱文發起與整理的《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43]，它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但并沒有產生實際上的文學意義——在傳媒空間中，必須成為事件才會引起關注，但關注的可能并非它的意義與內容，而是其形式與姿態，進而也就失去了其所想要起到的批判與變革企圖。這一點從1980年代后期王朔與影視行業的密切關聯就已經開始，賈平凹《廢都》的出版與營銷是成功的案例[44]，再到王剛反映文人下海的《月亮背面》（1996）從出版到電視劇改編，聰明的文人知識分子在市場的海洋中暢游，與資本利益共謀樂而忘返，情形只是于今尤烈[45]。1990年代文學與傳媒的典型轉型來自出版發行體制改革，不僅催生了“體制外循環”的、具有發行和出版雙重身份的“二渠道”書商，而且也推動了出版社內部自身出版體制由“單純的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所以出現了一個文學“策劃時代”，比如春風文藝出版社的“布老虎”，長江文藝出版社的“九頭鳥”品牌、“草原部落”的一系列叢書，都曾經在文學市場轟動一時[46]。在20世紀最后幾年出現的“80后”“青春文學”現象，可以說直接就是市場與媒體操作的結果，而它具有的代際更迭意味，則宣示了與“斷裂”問卷類似的斷裂。

結語

回望1990年代，我們會發現許多當時知識分子倉促乃至應激性提出的話題，如今已經成為一種習焉不察的常態，文學的知識分子表述中體現出來的反智情緒、個人觀念與世俗理性早已埋下了伏筆，代際置換、媒介展示與市場潮流則接續在1990年代的延長線上。但是21世紀以來文學的外部環境逐漸由彼時混雜著活力與無序的野蠻生長轉為日益清晰的文化秩序，有些問題比如專業化與后現代主義變成了日用而不知的實然情境，人文精神則遭遇到技術變革與政治變革的雙重夾擊，轉化為“新人文”的思考，而前文所討論的反智、日常生活書寫與公共性討論則歷久彌新，并且交織在一起，成為當下依然有效的問題。

這三個方面融合在一起，日常生活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言說基礎，開啟了在2003之后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論討論，匯聚為跨越雅俗、填平鴻溝以及景觀社會的文化消費[47]。知識分子表述在生產、傳播與互動接受空間的擴大中顯示出自我憎恨的癥候性——當單維度的啟蒙現代性遭受挫折之后，知識分子反求諸己而又遭到經濟實用主義的外部狙擊，在表述與被表述中不自覺地充當了歷史的替罪羊，前者是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知識分子的背叛》（1926）那過時的精英主義，后者則是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知識分子與社會》（2010）那偏執的工具理性。兩者在中國21世紀之初的翻譯、出版與傳播，與對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反思相聯結，在大眾傳媒開拓出來的有限公共空間里，知識分子將西來的精英主義與新興的經濟邏輯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啟蒙者的新的幻覺。但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存在主義的年代，大眾不再追究人生的“真相”，不再相信生活有某種“本質”與“真理”，人也沒有一個“自我”等待著被發現與發明。在大眾崛起的年代，公共啟蒙的幻覺最遲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就已經一敗涂地，其表征是“公知”的污名化與自我污名化。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平等與相對主義話語支撐下，當指責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時候[48]，我們需要警惕其中話語權力向市場邏輯的轉移與獨大。誠然，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融合的時代，馬克思很早就抹掉了知識分子的光環，他讓我們看到現代文化是現代工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現代知識分子象征的浮士德體現出知識分子的生存悖論，如伯曼指出：“驅動他們的不僅僅是生活的需求，這方面他們與別人沒什么不同，驅動他們的還有交流的欲望，與同行對話的欲望。但是文化的商品市場只提供能夠進行公共對話的媒介：任何觀念，除非能夠進入市場出售給現代人，否則就無法為現代人所知并改變他們。因此，知識分子不僅僅要為面包依賴于市場，而且也要為了精神食糧依賴于市場——而他們知道，這種精神食糧的提供是不能依靠市場的。”[49]沒有人能夠純粹、自由、獨立與安全地自外于這個語境——這一點正是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秉持道德正義的知識分子與傳媒塑造的文化英雄的盲點。其要旨在于文化與市場的必然矛盾，而這種矛盾卻無法站在經濟學（比如哈耶克或者斯蒂格勒）的立場上簡單對知識分子進行嘲弄與誅心[50]，它們之間的關系無疑要更為復雜與糾結。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傳統的人文知識分子面臨由世俗政治、信息爆炸與賽博格科技所引發的挑戰，但并不能斬釘截鐵地勾勒出某種“后人類”式的“新人文主義”[51]——那種藍圖式烏托邦正是現代知識分子久被詬病之處。固然我們再無法自信地接受哈姆萊特所宣稱的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但也并不因此就陷入自然生物與經濟動物的境地，或者轉而成為技術與技術操控的算法動物。作為最初的人文知識分子，哈姆萊特也存在著猶疑：“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痛苦，在奮斗中掃清那一切，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重重的顧慮使我們全變成了懦夫，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視野在這一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動的意義。”[52]他的猶豫與延宕是知識分子致命的缺陷，卻也是無可替代的優點，照見了人的有限性與對于有限性的反思。福柯以主體性之死將“人”建構為歷史化而邊界有限的產物，回響的正是這種哈姆萊特的猶疑——真理與知識都祛除了本質化的幻象，而成為一種表述。當我們重思1990年代知識分子表述中的反智與啟蒙、世俗化與日常生活、個人化與公共性的時候，這種對于自身局限與誕妄的認知，才是智識最為堅實的根基與起點。

注釋：

[1]梅因（H. S. Maine）在《古代法》中將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進描述為從“身份”向“契約”的遞進，但事實上這兩者并非截然斷裂，而是彼此融合，比如前現代中國往往有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說法，但當代中國同樣有工農兵學商、干部、群眾、無黨派愛國人士等不同角度的劃分。

[2]關于知識分子的界定眾說紛紜。許紀霖曾經簡略梳理過歷史語境中知識分子概念的形成，其來源包括俄國的精神貴族式群體、法國德雷福斯事件中涌現的代表社會良知的“傳統知識分子”、英國學院派、意大利階級與黨派化的“有機知識分子”、德國與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緊密聯系的國家主義傾向的作家與學者。從教育背景與職業分工上會有不同的劃分，但其主要特點被歸結為對權力的獨立批判、超越性的價值無涉、普遍主義的理性精神。見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第2-10頁。

[3]“有機知識分子”當然是葛蘭西的提法，但正如張歷君指出的，葛蘭西有關上層建筑和知識分子的理論探討并非開創性的獨到見解，而是當時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分享的想法，與他幾乎同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之一瞿秋白對知識分子的觀念也指出，革命領袖并非某種克里斯瑪（charismatic）式的個人，而是要成為革命組織的象征，任何知識分子都必須要與某個主導性的社會集團“有機地”聯結起來。張歷君：《現代君主與有機知識分子——論瞿秋白、葛蘭西與“領袖權”理論的形成》，《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1期。

[4]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5頁。

[5]關于論爭的文本選本，參見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叢書，包括《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三種，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相關的研究參見許紀霖等著《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6]王東成：《王朔的“媚俗”與“反智”》，《中國青年研究》1993年第3期。

[7]王朔：《不是我一個跳蚤在跳》，載《無知者無畏》，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第109頁。

[8]陳福民語，見王曉明主持的“批評家俱樂部”討論《民間文化·知識分子·文學史》，《上海文學》1994年第9期。

[9]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余論》，載氏著《中國知識分子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35-101頁。

[10]此書2021年分別出版了兩個中譯本，張晨譯《美國的反智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何博超譯《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譯林出版社。

[11]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葆煦譯，人民出版社，1983，第33頁。

[12]1995年李澤厚等的論著可以視為1990年代激進與保守論說的代表性文本。

[13]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1頁。

[14]劉震云：《故鄉天下黃花》，作家出版社，2009，第316頁。

[15]賈平凹：《廢都》，作家出版社，2009，第9頁，后文涉及本篇小說引文均出自于此，不再一一標注。

[16]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216-236頁。

[17]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96，第246-248頁。

[18]許紀霖等：《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第1-42頁。

[19]米歇爾·福柯：《什么是啟蒙？》，載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第425-438頁。

[20]王小波：《立新街甲一號與昆侖奴》，載《王小波文集》第3卷，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第149-168頁。

[21]王小波：《萬壽寺》，載《王小波文集》第2卷，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第258頁。

[22]周介人：《談談“新市民小說”》，《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1期。

[23]邱華棟：《手上的星光》，載周介人、陳保平主編《手上的星光》，上海三聯書店，1996，第56頁。

[24]西美爾：《時尚的哲學》，費勇、吳圖片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第72頁。

[25]王一川曾經分析過池莉小說《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中都市平民與作家之間的對話，雙方各有不同的交流話題與目的，相互之間都不傾聽對方，構成了知識分子與平民之間隔膜的寓言表達。王一川：《漢語形象與現代性情結》，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第54-55頁。

[26]藍藍：《讓我接受平庸的生活》，載耿占春選編《內心生活》，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第193頁。

[27]伊沙：《餓死詩人》，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第3-4頁。

[28]陳曉明：《晚生代與九十年代的文學流向》，《山花》1995年第1期。

[29]費振鐘語，見丁帆、王彬彬、費振鐘：《晚生代：“集體失明”的“性狀態”與可疑話語的尋證人》，《文藝爭鳴》1997年第1期。

[30]劉大先：《猥瑣》，《十月》2017年第2期。

[31]王曉明：《半張臉的神話》，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第195頁。

[32]李洱：《錯誤》，載《喑啞的聲音》，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第61頁。后文所引本篇小說引文均出自于此，不再一一標注。

[33]李敬澤等：《集體作業——實驗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第167-168頁。

[34]格非：《欲望的旗幟》，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本文所引該小說文本內容均來自此版本。

[35]陳思和：《關于當代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文論報》1993年10月23日。

[36]拉塞爾·雅各比：《回歸公共生活》，成慶譯，劉擎校，載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第1-2頁。

[37]許紀霖：《新世紀的思想地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27頁。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第14-16頁。

[38]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的詩歌事件》一文曾經略作分析，參見劉大先：《未眠書》，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第96-109頁。

[39]羅崗：《誰之公共性？》，載王曉明主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第66-67、70頁。

[40]唐納德·A.克羅斯比（Donald A. Crosby）梳理了虛無主義的各種緣起，包括信仰的喪失、人類中心主義的破滅、生命的脆弱感、無聊與死亡的威脅、理性能力的貧乏、意志的軟弱與激進、生命的孤獨性與他人共在的消失等，而其中對某些特定的藍圖規劃式烏托邦的執念一旦失敗（由于人類理性與認知的局限，烏托邦的失敗幾乎是必然的）所造成的虛無主義則在知識分子那里表現得尤為明顯。詳見唐納德·A.克羅斯比：《荒誕的幽靈：現代虛無主義的根源與批判》，張紅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第91-137頁。

[41]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叢書，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羅崗、倪文尖：《90年代思想文選》三卷本，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孟繁華、林大中：《九十年代文存》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許紀霖：《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下卷，東方出版社中心，2000。

[42]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37、40頁。

[43]朱文：《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學》1998年第10期。

[44]王小敬：《〈廢都〉風波的前前后后》，載陳思和、楊揚編《90年代批評文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第525-530頁。

[45]2008年，邱華棟出版了長篇小說《教授》（長江文藝出版社），以文學教授與經濟學教授的處境比照，對于世紀之交知識界有著窮形盡相的素描，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知識與傳媒、資本的合謀，到這個時候完成了知識分子道德形象的蛻變。

[46]邵燕君：《傾斜的文學場：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化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第112-190頁；劉文輝：《傳媒語境與20世紀90年代文學轉向》，人民出版社，2013，第296-310頁。

[47]姚文放、朱國華、李春青、陸揚、金元浦、趙勇、陶東風、王德勝、童慶炳、張法等研究文藝理論的學者都參與到“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討論，顯示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學的泛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

[48]1992年，約翰·凱里出版了梳理20世紀前后半個多世紀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分離的歷史，這是精英的雅正文化與大眾的通俗文化相摩相蕩的年代。當它在20世紀末的全球化語境中被書寫，又在21世紀初被譯為中文，在話語遷徙中映照了中國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處境。參見約翰·凱里：《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學知識界的傲慢與偏見，1880—1939》，吳慶宏譯，譯林出版社，2008。

[49]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徐大建、張輯譯，商務印書館，2003，第151頁。

[50]在一本21世紀初翻譯為中文、作者基本上都是經濟學家的文集中，對知識分子與市場的分析幾乎都是拙劣的精神分析與社會掃描，而沒有意識到政治、經濟與文化融合的現實。哈耶克、諾齊克等：《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秋風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51]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當代文學及批評的轉折》，《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

[52]莎士比亞：《哈姆萊特》，朱生豪譯，載《莎士比亞全集·悲劇卷·上》，譯林出版社，1999，第303、315-3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