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第一個中文版《魯迅全集》于1938年在上海“孤島”出版，由蔡元培精心作序，由周作人、茅盾等任編委，由許廣平總協(xié)調(diào)，鄭振鐸、胡愈之、王任叔、唐弢等積極參與，被譽為“文化界偉大成就新文學(xué)最大寶庫 出版界空前巨業(yè)”，曾被毛澤東一生藏讀，被周恩來選為國禮，為士林所珍視。這些年，好幾個出版社都紛紛重印此版全集。

80多年來，有關(guān)第一個中文版《魯迅全集》的介紹文字很多，研究性的文章也不少；但我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研究還有相當(dāng)大的空間。比如，“是誰最早提議出版的”這個基本問題之前都沒有搞清過。

1936年10月23日，魯迅逝世僅僅四天之后，吳慕魯就給許廣平寫信明確提到全集計劃，他說：“昨天禮畢，聽源兄說叫大家回殯儀館有事商量……他們商量事情，我想不外兩點，一是喪葬費用，二是周先生譯著……我贊成把全集向商務(wù)印書館交涉給他們出……全集編輯方面，我要求你親自來主編。”（見周海嬰編：《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譯著”應(yīng)為“遺著”之誤。不知道是原作的問題還是錄入的問題？

可見，10月23日的前一天，即22日，魯迅逝世僅僅三天之后、魯迅出殯的當(dāng)天，在上海的參與喪事的黃源等人已經(jīng)在小范圍內(nèi)討論有關(guān)全集的事了。

閻晶明在《紙張壽于金石——〈魯迅全集〉出版史述略》一文中說，魯迅逝世僅僅一天之后，即20日，中共中央就提議出版全集。他是這樣說的：“遠(yuǎn)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得到魯迅逝世的電訊后，于10月20日即魯迅逝世的次日，給上海文化界救國聯(lián)合會和許廣平發(fā)去了唁電，并同時發(fā)出了《為追悼與紀(jì)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文中還列舉了共產(chǎn)黨向國民黨提出的八項具體要求，其中第五項是：“設(shè)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雨花》雜志，2022年第2期）

《紙張壽于金石——〈魯迅全集〉出版史述略》一文中，上述說法沒有標(biāo)明出處。如果閻說有史料依據(jù)，那么最早提議出版全集的是中共中央。

呂春在《追憶魯迅喪儀二三事》一文中說：“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于10月23日致電中共北方局劉少奇：‘魯迅的死對于中國民族是巨大的損失，必須立即進(jìn)行公開追悼魯迅的動員，中共關(guān)于追悼魯迅的三個文件今日起廣播，請接收’。”然后他解釋說，“‘三個文件’，即張聞天起草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jì)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政府電》。”（載《檔案天地》2008年第3期）呂春注釋說他的信息來源是李濤編著的《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一書（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0年），可信度相當(dāng)高。從這段文字來看，23日張聞天已經(jīng)代表中共中央向各大區(qū)首腦發(fā)送那三個文件，并要求從當(dāng)天起就廣播，即這是發(fā)表那三個文件的日子。那么，那三個文件尤其是《為追悼與紀(jì)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政府電》起草于哪天？ 作為電報又是哪天發(fā)出來的呢？

劉運峰所編的《魯迅先生紀(jì)念集（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收入了這三個文件，并有署名和日期：“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二日”。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dá)陜北后，中共中央復(fù)刊了因長征而中斷的《斗爭》周刊。11月21日發(fā)行了復(fù)刊的第一期（第74期）。史稱“《斗爭》西北版”，主要刊發(fā)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重要決議、指示、政策條例和主要領(lǐng)導(dǎo)人的報告。張聞天是這個時期為《斗爭》寫稿最多的人之一。《斗爭》第一一六期（1936年11月10日印行）也發(fā)表了這三個文件，所標(biāo)日期也是“十月廿二日”。

綜上所述，筆者推斷中共中央提議出版《魯迅全集》的時間是1936年10月22日，而不是20日，其方式是發(fā)電報。筆者進(jìn)一步推測，這份電報應(yīng)該是幾乎同時發(fā)給在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政府以及在上海的魯迅治喪委員會（里面有中共中央代表馮雪峰），因此，黃源他們可能是在喪禮現(xiàn)場接到電報后臨時起意，把當(dāng)天參加送葬儀式的一部分人召回殯儀館，商討有關(guān)全集編輯出版事宜。

那么，最早提議出版全集的是中共中央嗎？

比中共中央早一天，魯迅逝世僅僅兩天之后，即1936年10月21日，在北京的許壽裳就致函蔡元培，提出印行全集一事，并請蔡“大力斡旋”，即“向政府疏通”。10月28日，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復(fù)述此函的大概內(nèi)容：“關(guān)于印行全集一事，業(yè)于二十一日寄蔡先生一函，略謂豫兄為民族解放始終奮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積蓄，上有老母在平，……如能刊印全集，則版稅一項，可為家族生活及遺孤教育之資。然此事有政治關(guān)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濟(jì)，務(wù)請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貢獻(xiàn)文化之功，盡釋芥蒂，開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然后始能著手集資，克期付印，否則縱使印成，版權(quán)既無保障，到處擅自翻印，流行如故，徒利奸商，于政府何益云云。”（見許壽裳：《致許廣平（1936年10月28日）》，《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

因此，最早提議出版《魯迅全集》的，不是中共中央，而是許壽裳（盡管只早一天），其方式是給蔡元培寫信道及。

有意思的是：許壽裳當(dāng)時在北京，中共中央當(dāng)時在延安，相距千里、沒有聯(lián)系的兩個方面幾乎同時想到要出版《魯迅全集》，并且都付諸文字。許壽裳的動機(jī)因私的成分多一些，作為魯迅最好最老的朋友，他一下就想到魯迅遺留的老娘、寡妻和幼兒的生計問題，想到魯迅的版稅可為家族生活及遺孤教育之資。中共中央考慮的當(dāng)然是因公的成分多一些，用當(dāng)時襄助整個葬禮的胡愈之的話來說是：“通過魯迅先生的葬禮，發(fā)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魯迅全集》或許也有類似的政治考量。

最后需要補充說明一點。有人說，魯迅自己生前就有出全集的計劃，也就是說，最早有意出全集的是魯迅本人。其證據(jù)是許欽文在《〈魯迅日記〉中的我》一書最后一部分“最后的晤談”中說，1936年7月14日，許欽文去魯迅家造訪。“魯迅先生叫我挨近他坐下，輕聲說：‘欽文，我寫了整整三十年，約略算起來，創(chuàng)作的已有三百萬字的樣子，翻譯的也有三百萬字的樣子了，一共六百萬字的樣子，出起全集來，有點像樣了！’他又告訴了我編排的方式。”在文章的最后，許欽文明確補充道：“一九三八年出版二十卷的《魯迅全集》，編排的格式，符合‘最后的晤談’時魯迅先生對我說的辦法。因為魯迅先生逝世以后，我就把那些話照樣地轉(zhuǎn)告了景宋。”在這兩段話之間，他還說了這樣一句：“我想魯迅先生是在交代后事。這種事情，如果就同景宋明講，要使她傷心，耐不住流淚，姑且先同我一說，以使日后轉(zhuǎn)告她。”（許欽文：《〈魯迅日記〉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許欽文總的意思是：魯迅生前有出版全集的愿望和編法，悄悄地告知了許欽文，相當(dāng)于是遺囑。魯迅逝世以后，他把這遺囑轉(zhuǎn)告給了許廣平。許廣平竭盡全力基本上實現(xiàn)了魯迅的遺愿。

假如魯迅真的說過打算要出版自己的全集，而且就是許廣平主持編輯的那樣一套；那么，我們可以說魯迅生前就有出全集的計劃。但筆者以為還不能這樣說。理由有三。

1970年代末，其時許欽文已經(jīng)八十歲了，追憶可能不一定可靠。他自己在此書的《小引》中一再坦承道：“重新回憶，年月隔得遠(yuǎn)了，恐有錯誤。”“我以前的日記簿都在抗日戰(zhàn)爭中遺失，五六十年前的事情，有的已記憶不清楚，無從查對。”（《〈魯迅日記〉中的我》）

許欽文記憶不清楚的或者有錯誤的恐怕包括魯迅的原話。筆者懷疑他把“三十年集”誤記為“全集”了。一個作家生前自己計劃出版選集的例子很多，但計劃出版全集的至今沒有。魯迅晚年確實有出版選集的打算。許廣平在《〈魯迅全集〉編校后記》中說：“記得先生大病前，曾經(jīng)說到過：他自從一九〇六年，二十六歲中止學(xué)醫(yī)而在東京從事文藝起，迄今剛剛?cè)辍Ｖ皇侵龇矫妫延卸傥迨嗳f言，擬將截至最近的輯成十大本，作一記念，名曰《三十年集》。”魯迅在1935年尚未病入膏肓之時，產(chǎn)生出版《三十年集》的打算，親自先后擬定了兩份略有差異的目錄。許廣平在魯迅遺稿中發(fā)現(xiàn)了這兩份目錄，且抄錄在了她寫的這個“后記”之中。她在“名曰《三十年集》”之后緊接著說：“當(dāng)時出版界聞訊，不勝欣忭，紛請發(fā)行。使先生不病且死，必能親自整理，力臻美善。無奈愿與事違，先生竟病且死，死后行將二年，始將全集印行，捧誦遺著，彌念往昔，不勝痛悼。”正如許欽文所說，許廣平他們確實是在魯迅親筆擬定的《三十年集》目錄的基礎(chǔ)上編輯全集的。筆者揣摩，由于《三十年集》在魯迅生前遲遲得不到出版，他念茲在茲，跟許欽文談的應(yīng)該是《三十年集》。許欽文說魯迅這是在向他“交代后事”，恐也不確。1936年9月5日，在魯迅去世一個半月前，他親筆寫下了七條遺囑，其中沒有一條是關(guān)于遺著出版事宜的。從1930年開始，魯迅進(jìn)入了當(dāng)局的黑名單，發(fā)表的空間急劇變小；對此他是非常憤恨和清楚的。連《三十年集》都難以出版，更何況是全集？ 恐怕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沒有讓家屬和友生在他歿后幫他出版全集的奢望。

最重要的是：《三十年集》與全集還是有相當(dāng)程度的不同。前者分為10集，后者分為20卷。其間差異甚大。最大的差異是《三十年集》不收翻譯作品。1938年全集出版3年之后，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也是在許廣平主持下，以魯迅全集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魯迅三十年集》。雖然“《魯迅三十年集》書目順序并未按魯迅手訂之二的順序展開，而是大體以魯迅著述年代先后為序，編印成29種30冊。”（彭林祥、程璐：《〈魯迅三十年集〉的出版歷程及意義》，載《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3期）但畢竟還是在“魯迅手訂之二”的基礎(chǔ)上略加改變而編排的。“魯迅手訂之二”指魯迅大約在“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比較完備”的《三十年集》書目（許廣平：《〈魯迅全集〉編校后記》）。也即，就“編排的方式”而言，許欽文所說的“全集”實際上指的是《三十年集》，而不是許廣平他們所致力的真正的《魯迅全集》。

綜上所述，最早提議出版《魯迅全集》的不是魯迅本人，也不是中共中央，而是許壽裳，其方式是給蔡元培寫信道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