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接到鴻鷹的電話，說謝永旺走了，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及至明白“走了”的意思時，頭腦竟是一片空白，這怎么可能會發生呢？我還沒有當面再叫一聲“老謝”啊！

謝永旺是1985年調來文藝報社當主編的，他來了之后，我們都叫他“老謝”，幾十年來我就一直叫他“老謝”，他也一直叫我“小賀”，一聲“老謝”，一聲“小賀”，叫起來覺得很親切。

在老謝來文藝報社之前，文藝報社的名稱是《文藝報》編輯部，是一本月刊。當時的主編是馮牧和孔羅蓀，副主編是唐因和唐達成。我和幾位年輕人大學畢業后便分配到《文藝報》編輯部，不用多久，我們都喜歡上了這里活躍、民主的編輯環境。當時主要是唐因在主持日常的編輯工作，他毫無架子，又一點兒也不掩飾自己的個性，我們特別喜歡聽他無拘無束又充滿機智的講話，在講話中他也就把工作布置妥當了。我們都為有這樣的主編而慶幸，沒想到才過了一年多，中國作協希望《文藝報》能適應中國社會的改革大潮，決定將《文藝報》由刊物改為報紙，我們便投入到了改版的緊張準備工作之中。因為改版，《文藝報》編輯部也改為了文藝報社，連領導班子也作了徹底的調整，老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中國作協派到文藝報社擔任主編。有一天早晨，我上班推開了總編室大門，發現老謝站在屋中央和老陳說話，我一愣，口齒不清地叫了一聲“老謝”，老謝帶著笑意朝我點了點頭。我尷尬地退出房間，走出房門后摸了摸后腦勺，看來自己的心緒還在留戀過去美好的編輯時光，對于老謝的到來，我還沒有準備好呀！后來我逐漸發現，老謝比我們更看重活躍、民主的編輯環境，他也像唐因一樣沒有領導的架子，而且他比唐因更隨和，更平易近人。比如他就是騎著一輛自行車來上班的，我也從來沒有去想他作為主編是可以讓報社的小車接送上下班的。他在編前會或評刊會上似乎也更傾向于聽大家的發言，并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他總是鼓勵別人把想法說得更充分一些。

自從改版為周報后，編輯工作的節奏加快了，我們似乎還沒有完全適應過來，常常忙得不亦樂乎，尤其是總編室，所有版面的排版、調整等問題都匯聚到這里，他們叫苦連天。有一天，老謝叫住我，說小賀，把你調到總編室吧。雖然我知道總編室缺人手，但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去做總編室的工作，便脫口而出：“老謝，我可沒有作好準備去總編室呀！”老謝笑了笑，說知道你沒有這個準備，不過現在準備也來得及。然后他對我詳細說了為什么會考慮要讓我到總編室工作，他分析了我的優點，總編室的工作特點，說得是那么坦誠，我也就默默地點了頭。第二天，我就將辦公桌移到了總編室里，我正在桌前收拾東西時，老謝進來了，笑著對我說：“現在都準備好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準備好了——這仿佛是老謝的性格特點和處事方式。他從來不會做出魯莽、輕率的舉動，在他的言行中就能看出深思熟慮的痕跡。但他從來不會因此就圓滑處事，推卸責任。相反，他是一個勇于擔當責任的領導者，當然，一旦他要擔當起責任，他一定是作好了充分準備的。這是就他本人的性格特點來說“準備好了”的。從處事方式來說，老謝則是以“準備好了”的姿態去為別人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老謝并不愛給人下指令，哪怕這是他作為主編應有的權力，他善于用商量的方式布置工作。他用一個信任的眼神看著你，就像是在對你說“準備好了嗎”？總編室的工作往往要與老謝直接打交道，因此我常常會接收到老謝這種“準備好了嗎？”的眼神，這給了我一種輕松感，也更激發起我的自主性。這恰好證明老謝具有一種建立在現代民主意識基礎之上的領導藝術，他這樣做，反而能把工作做得更加圓滿，因為在商量和期待中其實也是老謝在給人提供工作的思路和辦法。

又何止是領導藝術。長期與老謝接觸，便越來越感覺到他內心的溫柔。我想，這一定也是為什么人道主義精神在他的文學觀里占有很大分量的重要原因吧，或者是因為他秉持著人道主義精神才使得他有了一顆溫柔的內心；關心和體貼別人，這對他來說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文藝報社的同仁們幾乎都沒把他當成領導畢恭畢敬。記得有一年文藝報社舉行新春聯歡會，老謝成為了聯歡會上的舞蹈明星，大家都爭著要與他跳一圈。讓我最難忘的是有一年除夕在老謝家吃年夜飯。我剛接手總編室工作不久就到了春節邊上，那時我的妻子還沒調來北京，我打算春節期間留在北京兼顧一下總編室的工作，等春節過后再休探親假。老謝聽了我的計劃后，沉吟了片刻，他似乎覺得不能讓我在春節期間回家鄉與親人團聚于情不忍似的，但工作又必須有人來做，最終他才從口中吐出“好吧”這兩個字，接著他馬上說道，大年三十你就來我家吃年夜飯！我正要開口推辭，他一把攔住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就這樣定了！

當我再一次默默地叫一聲“老謝”時，首先映入眼簾的仍是他那倍感親切的笑容，忍不住要訴說的仍是他那令人敬佩的品格。他低調、正直、寬容、豁達，在這樣一個道德標桿一再拉低的浮躁年代里，老謝顯得是那么的珍貴！我以曾與老謝有過一段共事的歲月而感到榮幸，也以老謝的品格為楷模暗暗鞭策自己。但僅僅這樣說還不足以概括出老謝的全部！因為他是一位具有犀利眼光和職業操守的編輯家，也是一位具有扎實理論功底和敏銳藝術感覺的文學評論家。我知道，《閃閃的紅星》和《大刀記》的出版就凝聚著他的心血，在那個文化思想處在偏執狀態的時期，這兩部小說能夠保持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公開出版，是與老謝在編輯上的努力和智慧分不開的。1972年，《大刀記》的作者郭澄清寫出初稿后，邀請老謝去山東看稿，老謝看稿后，特別肯定了作者在語言上融入古典文化和民間文化的韻味，以及對人情之美的表現。雖然該書的出版幾經周折，但仍盡量保持了作者在這方面的追求。老謝作為一位文學評論家，他看重每一個文字的分量，張光年曾以“正直、勤奮、好學深思”來評價他的文學評論寫作。他不作驚人之語和偏激之辭，也不說套話空話漂亮話；他堅持從文本出發，從理解作家內心出發，因此他的評論文章總是服人心的。凌力就格外服膺于老謝對她作品的評論，她甚至認為只有老謝才真正認真讀了她的全部小說。我想這應該是一位作家對評論家最高的贊賞了。

老謝不擔任《文藝報》的主編后，我與老謝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偶爾有機會見面，我總愿意和老謝多聊聊，其實我是想請他多給我一些指點。我也曾有念頭要認真對老謝作一次訪談，因為他一生為中國當代文學事業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和思想積累，這一切連同他的著作，是一筆非常有價值的精神財富。可是我總是以還沒有準備好為理由一再拖延著，如今這個念頭竟成為了我對老謝永恒的愧疚。

老謝！要像你一樣為人正直，為文真誠，我們都準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