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歲月飛逝，薛天緯老師八十壽辰的到來，讓我感覺好像時間提前了一樣。在他七十歲那年夏天，我們在天池邊上為他慶賀的情景，猶自宿酲未醒，歷歷在目。再往前追憶我從20歲開始認識薛老師的歲月，很多片段也仿佛就像在昨天發生的那樣清晰。

寫下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常常會想起在薛老師學術研究的主業——詩人李白——作品《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中“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的詩句，干脆就拿來做了篇題。

1985年8月，我第一次出門遠行。四天三夜的火車，將我帶到了萬里之外的新疆。

在烏魯木齊南站的臺階上，我看到了舉著牌子接我的人，便很自然地走進了他們之中，從此在新疆從事教學科研，長達四分之一世紀。

我能夠那樣從容地遠行，是因為還沒有見過面的薛老師，早就幫我安排好了一切。中間的過程，在2011年，我為郁賢皓教授的八十華誕寫慶壽文章《輕舟已過萬重山》時，曾經提到：我大學畢業，發愿到新疆去。郁老師聽說了，主動幫我聯系他的學術同道——新疆師大中文系的負責人薛天緯老師。薛老師熱情地將我引進到了新疆師范大學，因為郁、薛二位老師是唐代文學的同道，我也不由分說被安排到中文系的古代文學教研室，開始隋唐五代文學的教研活動，薛老師成為手把手指導我走上專業道路的導師。這一因緣際遇，在古典語匯里，被稱為“識荊”。這個詞，也是李白作品《與韓荊州書》中“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的概括。在我之后的人生經歷中，薛老師的影響始終存在。

他是我學術生命中的“韓荊州”！

壹

我在新疆師大的25年，第一個階段，我擔任薛老師的助教。

現在想起來，真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成長時期。雖然也急于成才，急于出人頭地，可是急也沒用，在唐代文學的教學中苦讀了幾年，根本形成不了什么有創新的想法，甚至覺得自己可能就不具備研究的素質。好在那時看到所有前輩學者的經驗，都是要求年輕人認真讀書，恢復研究生制度后，老一輩的導師中還有禁止自己的研究生在讀期間發表文章的。薛老師在他的《七十自述》中也說到他對于論文的態度：“我做研究、寫文章，堅持一個原則，就是言之有物，不說無謂的話，不說無個人看法的話。”夫子自道，想來也是這樣對待我們的后輩。沒有今天高校青年教師、研究生那樣發表的壓力，是多么寬松的學術環境！我在那樣氛圍下的前9年里，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進行學術積累：一是在薛老師指導下備課教書，二是跟著薛老師做集體項目。

我來師大之前，隋唐五代文學的課程（下面簡稱“唐代文學”）由薛老師承擔。當時“中國文學史”有兩個學年，是中文系的主干課程，唐代部分占一個學期，一周四學時，文學史和作品賞析穿插，比現在的課時量富裕得多，可以講得比較透徹，當然對教師的要求也更有挑戰性。1987年，我開始擔任85級的唐代文學教學。薛老師確實認真履行了指導的職責，首先是上課之前一段段地幫我看教案，我現在發黃的教案上還留下了他的批注。其中“祆教”的“祆”，在我現在的“西域文史”專業里，是個常識，看到別人寫成“襖教”，會嗤之以鼻。可是22歲的我第一次把它寫進教案時，也一樣犯渾，是薛老師及時糾正了我的錯誤。

然后，正式開始上課了，薛老師便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跟班聽課，課后給我提示。我還記得前兩次課下來，他對我說：“歷史背景講得太多了。”10月中旬，看我還在王維的“山色有無中”徘徊，便比較嚴厲地說講得太慢了，要我訂出每周詳細的計劃。此后，按照幾次糾偏的結果，他覺得可以放任我講下去了，便不再要求看教案、不再來聽課。

根據我自己的感受，作為一個文學史研究的學者，參與過教學，是看不見的重要經驗。搭建一個歷史的框架，并經過自己的敘述、與學生的問答，養成一種文學史模式，對于后期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訓練。一些文學史的問題，也會在備課中冒出來。刊登在《文教資料》1992年第2期上的《“喜雨”別解》，是我最早發表的文章，就是準備杜甫的作品賞析時發現的問題。后來我到北京大學，給歷史系開設“唐詩與唐史”課程，第一講“喜雨——重農背景下的唐詩語境”，仍然是這個問題繼續生發的結果。

貳

除了教學工作之外，我在新疆師大還有機會參加薛老師組織的一些科研項目。其中有兩項印象最為深刻，即《中國文學大辭典》《新編全唐五代文》的編纂，它們對我之后的學術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國文學大辭典》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組織的新中國最大規模的一部文學工具書。1988年，薛老師受聘擔任編委，負責隋唐五代文學部分，便召集新疆高校這一方向的古代文學教師分工合作。我大概是當年9月接受這個工作的，在薛老師的指導下，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撰寫了將近170條中晚唐文學家的傳記詞條。

最近我找來這本辭典，看我寫過的部分。如果不是條目下署我的名字，早就忘記那是我做的了。但從事這一件工作的過程，以及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獲得的一些知識和方法，潛滋暗長，深刻影響了我后來的學術思維。

我記得當時的工作程序，首先是根據分配的唐人姓名，用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三位先生編撰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將傳記信息抄錄下來，然后逐一去看原書，并做摘抄。最后，根據這些文人的文學貢獻大小，寫成數百字到一千的不同等級的詞條，并由薛老師進行修改、定稿。當時每個人寫成的詞條都是由他來做定稿工作的，他的這個編委，不是掛名，而是從條目分配到最終修改付梓，始終參與。

薛老師的修改過程，對于訓練我文字表達的能力、看待作家作品的視角，都有很多啟發。他也和大家商量過一個原則，凡是改動三分之一以上的條目，才共同署名，之外則絕對做了義務勞動。我現在手頭還有一些底稿，是因為經他修改后，需要重新抄寫，才意外保留下來的。有些底稿，由他修訂、補充了一半以上，但和正式出版的詞條去核對，還是由我獨立署了名。過去常說“言傳身教”，薛老師在詞條編撰中這一“身教”行為，給我的記憶是終生的。

“言傳”的例子就更多了。在這一工作的后期，薛老師注意到北京語言學院編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辭典》是一部很認真的工具書。其中1983年出版的古代第二分冊，是唐代作家700多人的小傳，對照我們寫的部分詞條，很多地方還沒有達到那部辭典的水準。薛老師立即就把這部辭典拆成若干份，把相應的詞條分給撰寫者，請大家參考那些條目的線索，做出增補和改寫。我還留著他給我改寫、重抄的一個批語：“現在看來，當初不參考這本書，是極大的失策。凡做事，為達到既定目的，必得爭取恰當的‘策’，不講‘策’，必定事倍而功半。”經此返工，讓我認識到閱讀原始文獻，自是一切研究的前提，但關注、借鑒前期成果也同樣重要，是后來居上的不二法門。

那時因為我正好在上著唐代文學的課程，詞條編纂也加深了我對講課內容的理解，雖然很忙，卻很愉快。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那些我撰寫過小傳的唐人作品，都會在《全唐詩》《全唐文》中通讀一遍，尤其是詩歌。吟詠之際，會在常規的文學史和作品選之外，發現很多意外的、觸動我個人強烈共鳴的佳作，方干的詩句“身貴遠離行樂輩，才高獨作后人師”，就是那時看到的，覺得特別適合我心目中的薛老師形象。中心藏之，直到2012年，寫成了壽聯，獻給了薛老師的古稀慶典。

叁

我參加的另一項《新編全唐五代文》（以下簡稱“《新編》”）的工作，緊隨其后，是在1991年3月開始的。由霍松林先生領銜，陜西師范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古代文學專業合作啟動了《新編》工作。薛老師被邀請參加編寫，他也幫我報了名，由我協助他在新疆一起工作。

我們的工作，就是將分配到的作家、作品，根據信實可靠的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重新撰寫作者小傳、校訂作品并出具來歷。我在薛老師指導下，首先做這些作家的小傳、作品的普查工作。有了《中國文學大辭典》的編纂經驗，小傳寫作便比較順利。不過這次需要略具文言，繁體豎寫。我抄寫之后，都經過薛老師的改正。有些自己都覺得表達不暢之處，拿去時，專門請薛老師關注，他會認真看一下，說一句：“這樣表達太笨拙了。”下次從他那里拿來重抄，那個小傳確實就精當而凝練，仿佛嘉慶年間全唐文館的徐松一輩的手筆。后來我在北京讀研究生期間，薛老師的公子薛原剛來北京工作，說起這些往事，他瞪大了眼睛連連追問：“我爸是這樣跟你說的？”大概是遺憾自己的作文從未得到乃父如此精心的指點吧！

作品的普查工作也是如此，開始用了《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找出兩《唐書》等典籍中的直接引文，后來又將《通典》《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文苑英華》《唐文粹》等都過了一遍。又偶然在《冊府元龜》里也找到了相應的奏疏，向薛老師匯報，經他授意，也過了一遍。在《冊府元龜》的通檢中，有時會發現問題。譬如舉進士及第者，對照《登科記考》以及時賢的補遺篇，發現沒有被記錄，便增加對其中所有登科記載的通檢，最后就發現當初徐松編撰《登科記考》時，只是集中使用了《冊府元龜·貢舉部》的材料，其他各部因為體量太大，并未一一檢核。我把這些材料摘錄，去除重復，得以補遺、訂正《登科記考》的內容有20多則，加上在其他典籍中找到的新材料，寫成了《〈登科記考〉補遺、訂正》的文章。

這一期間，薛老師個人的藏書《登科記考》和《唐代科舉與文學》一直被我借用，前前后后讀了很久。這篇文章發表在了《文獻》1994年第3期上。在引言里，我專門寫道：“筆者從薛天緯先生學習唐代文史，于唐人登科，也陸續有新的發現。”如果沒有薛老師帶著我從事《新編》的工作并肯定我的發現，我是不會去通覽這些典籍并做出摘錄的。

我在薛老師的引導下，熟悉了從事唐代研究很多重要的文獻。后來考古典文獻學的博士生，復習文獻學方面的教材，遇到介紹重要的典籍，都是自己曾經使用過的，就不覺得需要死記硬背。譬如《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的重要性，就是在《新編》中通檢了的。記得那時新疆并沒有這些書，薛老師專門請西北大學的閻琦老師幫忙，從他們的導師安旗先生家復印了《金石萃編》的目錄寄來，供我們逐一查閱。

肆

當初由文獻入手，在薛老師指導下寫了幾篇考據性的文章之后，我總是想著對于唐代文學的研究，如何從文學史和文學作品的思想性方面能夠有所討論。在以上項目整理的后期，我開始學著撰寫一點研究性論文，最初的范本也都是薛老師的文章。

1995年，我參加第三屆中國李白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了《李白〈貞義女碑〉考辨》的文章。拿它和薛老師在1991年提交首屆中國李白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夢游天姥吟留別〉詩題詩旨辨》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在文章結構上，用得上“亦步亦趨”這個形容詞。薛老師的文章分為“詩題辨”和“詩旨辨”兩個部分，前者考證詩題，后者討論詩歌的主旨。我的文章也一樣分成兩個部分，上篇“碑刻源流考”，考訂今存碑刻、對碑刻流傳做出描述，下篇“碑文主旨辨”，論述李白碑文首倡“義女型”文本、對其積極影響給予闡發。這種考論相結合的篇章，在薛老師只是一種體式，對于學步的我來說，卻是較好掌握的結構。后來我完成碩士論文《唐代貶謫與詩歌》，回新疆即面呈薛老師一冊。過幾天向他請教，他只說了一句：“文字已經有自己的特點了。”我心下大安，感到很溫暖。我現在還保留著當年他要找我說詞條問題時，用紅筆寫下的提示紙片：“1.語匯、說法。2.長句子。”這些，大概都是我詞條初稿在文字表達上的通病。讀薛老師的文章，你會覺得作為一個文學史的研究者，不能用清雋的文字和清晰的邏輯征服讀者，就不是一個成功者。這些，至今還是我“心向往之”的境界。

伍

最值得一說的是，薛老師是我唐代文學方向的導師，即使我后來興趣轉移，從事西域文史的研究，薛老師也一直樂觀其成，隨時助力。

2012年，我因為參與了新疆師大黃文弼特藏館建設的原因，再次兼任了師大的相關工作，與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的年輕同事繼續合作從事西北科考團學術史研究。而薛老師也在暑期返回烏魯木齊度假，像一個普通觀眾一樣參加了特藏館的成立儀式，捐贈了兩方臺灣朋友贈送他的出自藍田輞川的唐磚給新成立的特藏館。

2016年夏天，黃文弼特藏館在新校區興建，場地比原來擴大很多倍。薛老師夫婦也搬入了他們夏天來新疆度假時居住的新校區家屬院——“今生不放過烏魯木齊的夏天”是薛老師的名言，也是老一輩烏魯木齊人對這個宜居環境的摯愛。看完特藏館的場地，我去他們的新居拜訪。開闊通透的客廳里，唯一不搭的是一口碩大的老式皮箱，即使躺在安靜的角落里，依舊扎眼。問過薛老師的夫人李醫生，說是她父親在民國年間擔任塔什干外交官，從阿拉木圖帶回來的老貨，當時是用整張的馬皮制作，十分結實耐用。現在也沒有什么用，扔了又可惜。

我想起擴大了幾倍的、比她家客廳還要空曠的黃文弼特藏館。因此問：“捐給黃文弼怎樣？”——雖然不是黃文弼的，至少是黃文弼那個時代的物件啊！李醫生一疊聲答應：“那是太好了，還能派上用場！”

于是那口皮箱，就被安置在黃文弼特藏館巨幅的西北科考團行程圖下，仿佛萬里長征之后，剛剛從駝背卸下的行囊。

2020年6月，因為疫情洶涌而很久沒有見面的薛老師從城東來北大，一起在附近的藍旗營餐敘。我忽然想起最近剛剛校訂完的西北科考團成員劉衍淮的《絲路風云：劉衍淮西北考察日記（1927-1930）》，因問薛老師：李醫生的父親民國時候擔任中亞地方的外交官，應該在新疆也是有名望的民國老輩吧？您稍后把名諱告訴我一下，看看是否在我看到的資料里有他。

他在回去的地鐵上，發來短信：“李如桐，字嶧山。有出典。”我迅速在劉衍淮的日記中檢索，于是看到了“李汝同”的名字，他是新疆省政府外交署的年輕科員，因為西北科考團屬于中外合作組織，并且頻繁通過塔城、喀什等口岸出境入境，少不了經常和外交署打交道。《絲路風云》里三次記載到的李汝同，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中正寫作“李如桐”，也屢有記錄。在得知李醫生父親名字的當天，我曾給黃文弼中心的微信群發消息說：“一個下午，查到了李老先生確實是楊增新時代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的第一期畢業生，畢業典禮正是楊增新被刺殺的1928年7月7日。外交部公報上查到他曾代理塔什干副總領事。然而最重要的，在出任中亞各地領事之前，任新疆省署外交處科員，果然與西北科考團有交集。看來，將來新疆師大黃文弼中心與西北科考團有密切關聯的，就是李醫生和捐贈的那口馬皮箱子了。”

2021年3月，美國《絲綢之路》的主編鄭智明（Justin Jacobs）忽然寄給我一張照片，附信說：“我在倫敦皇家亞洲事務學會的檔案里發現了一張非常珍貴的楊增新的照片，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國內外的任何出版物上看到過這張照片。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一定是在1928年7月7日楊遇刺前幾個小時拍的。”我打開照片，發現正是1928年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第一期本科畢業典禮的合影。我首先想到的，是請李醫生確認一下。李醫生果然一眼便認出了她的父親李如桐先生，一個21歲的青年學子，長袍馬褂，站在右邊門柱的內側，也站在新疆現代史的風口浪尖上……

陸

在薛老師定居北京的最近這十一二年中，他的學術成果也厚積薄發。新見迭出的論文集《李白·唐詩·西域》《八里橋畔論唐詩》，別出心裁的唐詩選本《高適岑參詩選評》《李白詩解》《李白詩選》，還有一本出色的唐詩行記——《從長安到天山——絲綢之路訪唐詩》，都在最近這個階段里出版，體現了他壯心不已的學術追求。

2020年7月，我和孟憲實去八里橋看望薛老師夫婦。家里只有他們和6歲半的小虎薛云棣在，我帶給他們的大孫子虎頭薛雨錚一幅“映階碧草自春色”的對聯，祝賀他初中畢業。李醫生問我卷軸里的內容，我說是杜甫的對聯“映階碧草自春色”，那邊的小虎就說：“《蜀相》唐杜甫，我會背。”就從“丞相祠堂何處尋”開始背了下來。薛老師說，他已經認了很多字，背了一百多首詩歌。我問他最長的，說是《岳陽樓記》，我起首“予觀夫巴陵勝狀”，他又順著往下背了下來。他背詩也不是薛老師教的，是他哥教的。還告訴我，他哥能背《琵琶行》。

我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順嘴便說：“嗯，你下次背《長恨歌》，我也給你寫一幅。”讓我愕然的是，他竟然不以為意地點頭答應了下來。

一個月不到，8月中旬，薛原忽然就發來了薛云棣的視頻，缺了一顆門牙，正是所謂髫齔之年。他也全然不知背詩為何物似的，時不時擦一擦口水，一句趕一句地在3分1秒間背誦完了《長恨歌》。我只好訕訕地回復說：“連聽兩遍，如聞仙樂耳暫明！孺子可教也！愿聽薛雨錚《琵琶行》視頻，也贈一幅拙字。”薛原回了句“就來”。半個小時后，發來了薛雨錚的視頻。好多年不見的虎頭，除了背誦時偶爾露出孩子般的笑意，讓我看到小時候的一點點表情外，已經長成了我不熟悉的模樣。他坐在一張小板凳上，兩條大長腿杵在鏡頭前，像中場休息的姚明。用比弟弟穩當多了的語調，他在2分14秒間背下了《琵琶行》。

有圖有真相！我欣喜地保存了他們背書的視頻。

這回，輪到我欠下他們《琵琶行》和《長恨歌》的長卷了。

2022年7月改定于北大朗潤園

（朱玉麒，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