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名孔孟之鄉的文化工作者和作家，我把學習踐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當做肩上的使命，從《詩經》《春秋》《左傳》等中華文化原典中找尋民族文化的根脈，在浩瀚的歷史風云中發現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人物和故事，深入研究，深度開掘，用長篇歷史文學作品的形式來講好中華民族的好故事，展示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魅力，契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黃河戰略與大運河文化帶、“一帶一路”倡議等時代主題，創作出版了《大孔府》《大運河》《魯國春秋》《千古家訓》《北游記：蘇祿王傳》《河道總督》《抗戰救護隊》《昆張支隊》等八部長篇歷史文學作品，產生了較大的反響，獲得了泰山文藝獎、山東省文藝精品工程獎、喬羽文藝獎等獎項。我的創作也受到了廣泛關注和好評，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為我的《大孔府》出版題字“弘揚傳統，不斷創新”。中國作協原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原副會長何建明贊揚我的成功源于四個“發”，一是“發現”，發現重要的題材和人物；二是“發掘”，從歷史題材中發掘挖掘出時代意義；三是“發揮”，根據歷史資料進行藝術創造；四是“發揚”，就是大力發揚中華民族文化。山東省作協黨組書記姬德君在《文藝報》發表評論《齊魯風 山東派 中華魂》，稱贊我是一位扎根齊魯文化、踐行文化“兩創”的“文學魯軍”的優秀代表。

回顧自己多年來的創作歷程，我在傳承弘揚和創新發展方面，有諸多收獲，也有很多體會。在傳承弘揚文化傳統方面，我的做法和體會是：

一、回到中華文化和文學的源頭，找到我們民族文化的根。我多年在孔孟之鄉濟寧市從事文物保護和孔子文化的傳承工作，對儒家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孔子為了讓人從歷史故事中明白王道和大一統的思想，親自編訂《春秋》，他說：‘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接續孔子著《春秋》，創作出版了《魯國春秋》，引領讀者走進孔子生活的國度，以周禮傳承為線索，描寫了從周族興起、周公制禮作樂、伯禽封魯到孔子誕生、魯國覆滅八百多年的歷史。了解中華民族從一個事鬼敬神的民族是怎樣走向敬德保民和禮樂文明的，對于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有著重要意義。許多人評價，《魯國春秋》不僅是文學界的收獲，也是當代儒學界、歷史學界的大成果。

二、找尋與時俱進的歷史好故事，展示中華文化的巨大魅力。意大利史學家哲學家克羅奇說，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些年來，我沒有寫歷代帝王將相，沒有寫農民起義，也沒有寫流行的宮斗戲，而是緊扣中華文化的起源、傳承和復興主題，瞄準了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和家庭，寫出了他們對于弘揚中華文化的不懈努力。我的第一部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大孔府》寫的是“天下第一家”曲阜孔府的命運。在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時期，一品誥命夫人陶氏以精明強悍的性格帶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家族向前走，小衍圣公孔德成在詩書禮樂的嚴格教育下成長，樹立了家國一體的大情懷，在日寇逼近曲阜時毀家紓難，發表抗戰宣言，投入到民族抗戰的滾滾洪流中。《大運河》寫得是明朝永樂年間汶上彩山農民水利家白英，他提出了治河的《白英策》，但是由于明初嚴酷的吏治，并不愿意出山。宋禮禮賢下士，主動和白英結拜為仁兄弟，在兄弟情誼的感召下，白英治河八年，終獲成功。這部書在大運河申遺期間出版，送給國家文物局和國際遺產組織專家，為中國大運河申遺做出了貢獻，并被列入了山東省文藝精品工程獎圖書。《千古家訓》寫的是復圣顏子的35代孫、南北朝時期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的故事，他身處亂世，三次亡國、九死一生，不僅活了六十多歲，子孫滿堂，而且留下了一部家訓，他的子孫顏師古、顏真卿都是重要的文化大家。《顏氏家訓》被譽為“歷代家訓之祖”“篇篇藥石、言言龜鑒”，習總書記說，《諸葛亮治家格言》《顏氏家訓》《朱子家訓》都在倡導一種家風。可以說，《千古家訓》就是一部家教家風的好教材。

三、嚴格歷史考據，拒絕穿越、架空和戲說。由于多年從事文物保護和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職業習慣，對文藝界特別是影視劇中的某些穿越、戲說和架空歷史的做法深惡痛絕，認為那種胡編亂造是作家不肯下功夫研究造成的，是對中國歷史的破壞和對青少年認知的傷害。我在每一次創作之前，都要做好資料收集和歷史研究工作，做足功課，力爭成為文化專家。在寫《魯國春秋》的時候，我不僅從《左傳》《史記》《漢書》等歷史書中找實料，還從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中找證據，從當地民俗當中去考察，因此有了諸多歷史發現。關于孔子的出生，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是“野合而生”，這一說話流傳了兩千多年，歷代儒學專家想給孔子辯解，但都不得其門而入。我從周代的“國野鄉遂”制度了解到，“野”是比“鄉”更偏遠的地方。近年來在江西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塊孔子銅鏡，上面寫著“野居而生孔子”，原來孔子不是“野合”而生，而是居住在偏遠的“野”地，現在的尼山附近，還有“北東野”等地名。《魯國春秋》出版之后，儒學專家和孔氏家族的人奔走相告：潑在孔子身上的污水終于洗清了。在寫《大運河》的時候，我到汶上南旺鎮的宋莊、白莊村實地采訪，人們說這兩個村子的人不能結親，是因為兩個村莊的人打過架，有世仇。后來我查閱地方志，這兩個村莊的人是明朝工部尚書宋禮和農民水利家白英的后裔，當年，宋禮為了請白英出山治河，與其結拜為兄弟，兄弟的后代不能結親，所以《大運河》中就有了宋禮白英結拜兄弟、共同治河的感人故事，書籍出版后，我帶領兩個村莊的人一起到大運河邊共祭治河功臣，他們釋卻前嫌，都為祖先驕傲不已。

四、遠離西方頹廢的文學流派，用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傳統方式來講中國故事。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對各種西方文學流派都非常熟悉，也曾嘗試用先鋒派和魔幻現實主義寫過一些習作，但是在我開始寫這些長篇歷史文學作品的時候，卻發現用那種抽象、意識流、荒誕、悲觀的西方文學流派來講這種大情懷、正能量的中國故事很不合適，于是重新研讀《左傳》《史記》和四大名著，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學汲取營養，自覺接續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傳統。一是注重塑造人物，刻畫人物性格，再現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示他們的曲折命運，體驗他們的愛恨情仇。二是注重故事情節，挖掘出歷史故事本身的曲折和張力，使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沖突激烈，高潮迭起。三是突出重點，在展示主要人物價值觀和精神追求的地方用力去寫，使人物躍然紙上、光彩照人。在《蘇祿王：北游記》中，蘇祿王面對附近達威達威島的欺凌，決心帶領蘇祿三島的人們一起梯山航海到大明朝拜。他們乘坐著舢板和海盜、鯊魚、海嘯、暴風雨、食人鱷、海市蜃樓等進行斗爭，還要和沿途的部落酋長斗智斗勇，最后終于來到大明。中國作協原副主席黃亞洲贊賞說：“北游故事，堪比西游”。《千古家訓》中，顏之推身處亂世之中，歷經梁朝、西魏、北齊、北周、隋朝，三次亡國，多次被俘虜，陷于生死的邊緣，每一次都驚心動魄。北齊被北周滅亡后，顏之推作為亡國之臣來到北周，擔任麟趾殿學士，生活十分困頓壓抑。他和從梁朝來的大文人庾信在一起談天，庾信感嘆梁朝滅亡，寫了一首《哀江南賦》，顏之推感嘆道，您還有江南可以懷念，而我人生最好的時間都在北齊度過，我的故國是哪里呢？南北朝三百年來，華夏文明一次次受到破壞和打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們個人的不幸，也是華夏文明的不幸啊！他回家以后，不吃不喝，寫下了長賦《觀我生賦》，回憶一生經歷，為華夏文明而歌哭，幾天之間鬢發全白。我們在1400多年后的今天，聽到先賢對華夏文明悲愴的呼喚，怎能不動容，怎能不接過圣賢的薪火，把它舉起來，傳下去？！

在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和文學傳統的同時，我也沒有故步自封，而是結合時代的發展、藝術形式的拓展和先進文藝理論的突破，大膽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創新之一，是用現代影視劇的視角和畫面感來展示故事。影視劇是今天最有影響的文藝形式，是今天的唐詩宋詞。我研究影視劇本理論，力爭使筆下的故事有戲劇沖突，有畫面感，給讀者更鮮明的想象空間，擴大了藝術的表現形式，在我的作品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也希望有一天能把這些文藝作品搬上熒屏。

創新之二，是寫世道人心，直逼人性幽微。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經研究過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和大衛的《人性論》，后來又研究中國哲學的孟子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加之自己經過了許多人生的磨難與波折，對人心和人性有很深的感悟，因此，我的作品重在開拓人心深處細微的善惡，歌頌那些歷經苦難之后堅守的良知。在《千古家訓》中，面對南北朝的亂世局面，家國一次次破滅，許多貴族都葬身溝壑，但是讀書人顏之推在野蠻的夷狄之中，真誠待人，竟然受到尊敬，還實現了建設文林館和編訂圖書的理想。而在《抗戰救護隊》中，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隊長林可勝作為一個華僑醫生，為紅十字會和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因為在海外長大，不懂得人情世故，竟然被擠走，在抗戰勝利之后，竟然得不到一枚紅十字會抗戰勛章。

創新之三，是利用悲劇美學，寫出主人公的偉大、堅貞與壯美。我有比較扎實的文學理論和美學功底，知道悲劇即美，用悲劇震撼人心。在《大運河》中，農民水利家白英治河八年，終獲成功，竟然累死在去北京領賞的船上。《北游記：蘇祿王傳》中，蘇祿王梯山航海，千辛萬苦到大明來朝拜，得到大明皇帝的賞賜，但是在高高興興地回國路上卻不幸去世。在《河道總督》中，潘季馴四次治河，悲情絕倫，最后竟然沒有被朝廷認可，沒有得到朝廷的謚號和葬儀。讀者站在現代啟蒙文明的視域下，能夠感受到古典人物的悲劇之美。正是這一點，讓這些作品的文本本身溢出了歷史事實本身，獲具了獨立的審美價值和美學意義。

在一個個寂靜的深夜，我敲打著一段段文字，筆下的一個個歷史人物衣袂飄飛，朝我姍姍走來，我覺得自己的心已經和這些歷代圣賢融為一體，自己也融入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偉大實踐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