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文學也顯現出新的變化。2012年，賀紹俊的《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出版。他從解構主義的解構取得成功之后西方出現了碎片化的狀態意識到，解構并不是思想的終結，解構之后應該有自己的建構。對于中國文學，乃至于社會而言，在經歷市場化沖擊的同時，應該構建自己的精神體系。所以，他希望文學理論與批評應該強調對作品中積極價值的發現與完善，重構宏大敘事。這似乎可以視為一種理論與評論的自覺——力圖在新的發展時期構建適應時代要求的文學話語體系的自覺，事實也正是如此。

一方面，針對文學創作的新動態、新現象，理論與評論做出了敏銳的反應，進行了及時的梳理，使亂眼迷人、眾聲喧嘩的創作現場逐漸呈現出適應時代要求的規律性特征。如同在百花齊放、姹紫嫣紅的文學園地中，顯現出了其中的主景觀，有遠景與近貌、自然與人文，有小橋與流水、主干與枝葉。它們各顯其美，融會在文學的天空與土地之中。其面貌更為清晰，脈絡更為順暢，特點更為鮮明。

另一方面，理論與評論也表現出更強的自覺性。對創作現實的關注更具引領意義，對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基本問題，以及方法論、藝術觀等的新建，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形成具有既承接傳統又指向未來、既具有現實針對性又具有現代意義的話語體系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引導：在場的文學理論與評論

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新時代以來，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追蹤創作實踐的進程中表現出引導的主動性。如果簡單地把理論視為對創作現象的總結、把評論視為對創作成果的解析，是對理論與評論意義的弱化、矮化。真正的理論從來都是針對現實問題提出的，它不僅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且也著眼于解決問題，或者至少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辦法。評論也不是跟在創作之后的平面解讀，甚或宣傳、推介。盡管我們并不否認它們具有這樣的功能，但這只是一種初步的、基本的功能，還不具備本質意義。它們應該為創作指出適應時代要求的基本路徑與基本方法，并體現出某種規律性意義的總結。因而，它們并不滿足于對某一作家、作品的討論，更注重在此之上表現出來的具有典型性與時代性的價值探求。

很多研究者著力于對“新時代文學”，對“中國故事”、文學的“中國經驗”，以及中國“話語體系”等基本特征的研究。如李云雷在《新時代文學“新”在哪里？》就討論了新時代文學應該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尊重文學的相對獨立性”“文化自信”與“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等特點。這些探討可能不一定具備理論構建的系統性、完整性，但顯示了理論工作者對創作現實的關注與引導，顯現了中國文學理論與評論的進步——對構建屬于這個時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的努力。

另一些著作則著力于對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創作現象的研究。如關于“80后”青年創作現象的討論、互聯網時代現代傳播形態對文學創作以及文化生活影響的討論、中國傳統審美對當下創作意義的討論、當下中國文化經驗的討論，以及人工智能寫作、非虛構寫作，具有地域意味的“新南方寫作”等等。孟繁華在其《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中就梳理出一條從鄉土文學到農村題材，再到“新鄉土文學”的發展線索。另一些研究者則從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出發，探討當代文學的轉型與創新，認為這種社會的轉型既有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及其治理效能等方面的表現，亦有工具性變革帶來的社會轉變。如互聯網時代文化傳播格局、方式的變革等對文學的創作、傳播、審美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文化生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如黃發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不僅對傳統報刊與出版進行了討論，亦就互聯網技術，以及媒體融合現象等對文學傳播的影響進行了梳理。吳駿則在討論相關問題時指出，應該從互聯網工具文明的功能層面來討論文學。他認為互聯網新媒體“已經史無前例地把文學的生產力最大限度地解放出來”，并改變了作家的資格、形象，作品的形式、樣態，以及傳播方式與市場形態。需要注意到的是，這些討論均是建立在與創作實踐緊密結合基礎之上進行的，而不是脫離創作、不切實際的“高頭講章”。這就非常生動地體現出理論評論對創作實踐關注的敏銳性，以及既不疏離創作，又努力超越創作的自覺性。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文學創作越來越成為一種全民性、普遍性的文化行為時，理論自覺與評論引導的重要意義。其存在的價值并不僅僅體現在創作的“跟蹤”或者“附庸”上，更重要的是其“引領”的功用。

新變：批評中的批評

近年來，理論評論自身的建設也呈現出極為明顯的活躍態勢，顯現出新的變化與發展。一些研究者呼喚評論在有效理論的支撐下發揮更為積極主動的作用，形成有效批評，希望評論能夠重新返回創作現場，作為文學現場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參與到時代文學的“生產”實踐當中，把還處在萌芽狀態的文學新質挖掘出來。何平在其《批評的返場》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詳實的論述，這當然是對理論與評論的一種更具積極意義的期待。

另一些研究則著重于梳理理論資源，既對創作動態進行跟蹤，也對理論評論進行新的構建。如從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審美資源入手，分析中國當下文學創作發生的變化，提出復興中國文學傳統的命題。還有的研究則回顧新文學運動中包括魯迅等重要代表人物對文化傳統的態度，力圖打通“傳統批判”與“傳統繼承”之間的紐結，希望從傳統中承續其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實現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

在這樣的文學背景下，出現了許多涉及不同領域的“史傳”著作。它們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各顯風采，企圖以新的理論構架來結構史傳體系，為文學的發展提供新的認知。黃菲菂的《報告文學史論》，應該是較少見到的對中國報告文學形成至今百年歷史的研究。歐陽友權主編的《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對網絡文學出現后二十多年來的發展進程進行了梳理。其中分專題就網站平臺、產業經營、發展趨勢等進行了論述。這顯然不同于以往的文學史著作，涉及的內容已經越出文學邊界，但仍然是網絡文學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傅瑾的《當代中國戲劇批評史》是對戲劇批評的系統研究。雖然很難說作為綜合藝術的戲劇屬于文學，但其對批評的勾勒，以及提出“重建戲劇價值體系”的命題卻可視為理論與評論自覺性的體現。在霍俊明《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中，融入了更多的個人記憶、體驗、細節，這些內容與對詩人的評價結合起來，表現出“評傳”體例的新拓展，僅僅這些個例即可看到“史傳”研究的新變化。

自覺意識的強化也使理論與評論出現了新的可喜風貌，最突出的特點是話語主動權的確立。評論家不滿足依附于作品進行平面解讀，亦不以某種占據強勢地位的話語體系來做出判斷。他們努力以自己認可的價值尺度討論、衡量創作，凸顯了“批評”的主動性。如對作品文化背景的批評，主要是力圖擺脫“西方中心”話語判斷，回到中國社會及其歷史文化的背景之中，對資本、技術、市場、消費、欲望等影響文學生態的因素進行批評、抵制與矯正。這似乎也是文學批評領域“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就發達國家而言，當現代性在社會生活中日益表現出強勁的趨勢時，批判這種“現代性”也就成為一種非常典型的“現代性”。我們可以概括為，對“現代性”的批判就是現代性的一種體現。當中國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化的時刻，文學也深受影響——傳播方式的、創作形態的、文化生態的、本體意義的。但更主要的是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出這種現代性對社會生活、道德倫理、精神情感等諸多方面的影響。評論家們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影響所帶來的后果，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批評。

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感到對創作的關注贊譽多而批評少，甚至沒有批評。單純從評論文章的長度來看，批評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甚至也可能就沒有屬于“批評”的內容。但是，評論并不是一種批評與贊美各占多少比例的數字行為，也不是說在肯定中沒有包含著批評。實際上對某一方面的肯定也體現出對其對立面的否定，人們詬病的是那種漠視問題、片面說好的所謂的“批評”。同時，對那種點綴式、浮光掠影式、缺乏具體針對性的空泛的批評不滿。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即使這種批評從總體來看還比較薄弱，當下的評論仍然葆有批評的品格。特別是針對具體人、具體作品的批評亦大有人在。

楊慶祥在討論青年寫作時就以“自我批評”的姿態指出，這一代青年作家擁有的間接經驗過多，會導致寫作直接性的闕失，二手經驗和二手知識會讓寫作產生一種隔閡。霍艷在其《作家的病，別讓時代背鍋》中對青年作家不注重描寫人物的問題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在寫人時，太過屈從于時代打在個人身上的外部痕跡，總是被生活推著走，沒有自主意識；受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善于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而不寫人物的關系；依靠細節的堆砌造成了小說篇幅無節制的膨脹等等。金理在其《火苗的遐想者：致我的同代人》中就對郭敬明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郭敬明的寫作是遮蔽歷史的，尤其危險的是在他背后有著一條完整可復制的產業鏈和龐大的集團力量。因此，這是一種“商業資本的代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有了真正的批評，我們的文藝作品才能越來越好。

在這種批評的話語中，許多話題涉及到文化與文學的重大問題。這些話題已經不再僅僅是文學的，而是社會的、文化的，甚至是涉及國家、民族未來命運的。劉大先的《必須保衛歷史》就是眾多指向歷史虛無主義的批評文章的代表。這是對文學創作中缺乏正確歷史觀現象的尖銳批評，也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滲入文學創作領域后所作的超越文學意義的努力。張江曾提出一個學術概念——“強制闡釋”，作者在分析了西方文論中存在的“總體性缺陷”后認為，那些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特征，以前在立場與模式做出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是一種“強制性闡釋”。這種闡釋與創作現實有很大的距離。所以他倡導要進行更具現實針對性的“公共闡釋”，堅持以中國話語為主干，以古典闡釋學為資源，以當代西方闡釋學為借鑒，建立彰顯中國概念、中國思維、中國理論的當代中國闡釋學。盡管這一批評是著眼于文藝理論范疇的研究，但其方法論意義卻超越了這一范疇，可供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參考借鑒。

隨著商品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日漸增強，市場對文學、對審美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其正反成效值得認真研究。市場化趨勢的擴張，影響審美領域發生了許多變化，特別是“商品美學”按照人的感性娛樂需求迎合了大眾消費快感的愿望。范玉剛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分析批評，認為商品美學通過不斷制造大眾欲望來服務于大眾消費；使用表象符號來滿足大眾，使大眾感覺飽足，實質上是給大眾帶來饑餓。因為饑餓才能有消費，這種消費性物化現實的審美情境使消費者沉溺其中。所以他認為，我們不能順著資本的邏輯鼓與呼，而是要提出批判。

從理論與評論的批評性來看，盡管其表現還缺乏系統性，針對現實的建設性不夠，在批評的深刻性、敏銳性等諸多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強化。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學理論與評論的批評功能依然存在，并日見增強，對文學的創作、傳播、欣賞，乃至于生產等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在這樣的實踐中，文學評論的理論品格進一步強化，引導作用進一步顯現，自身的建設得到了增強。也許，更重要的問題并不是有沒有批評，而是如何看待批評。首先是批評者的批評態度，其次是被批評者的承受程度，更重要的是社會文化氛圍對批評的包容度。如果經過努力能夠形成一種相互默契的批評形態，不僅對批評自身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對文學發展，乃至于文化的發展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構建：價值體系形成的探索與嘗試

隨著文學形態的新變，理論與評論的調適就成為十分迫切的問題。只有構建屬于這個時代的、具有現實意義的，在繼承傳統又汲取他人與我有益成分基礎上的文學價值體系，才能解決文學面臨的諸多問題，廓清一系列理論迷障，引領文學創作，出現與民族復興時代要求相匹配的高峰式作品。這一問題，亦受到了批評界的重視。錢念孫在其《文藝評論的簡單與復雜》中指出，文藝評論不應止步于對作品做出“還原性的闡釋”，還應致力于“批評性的建構”。如何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構建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文學理論，形成具有現實意義的評論實踐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現實任務。在這一方面，人們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并顯現出初步的成效。

最直觀的變化是評論文體的新變。一批尚可視為青年的評論家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活色生香的評論成果，他們的表達顯現出新的面貌，使評論具有了更為鮮活的品格。一般而言，評論比較注重及時性、現場感。但人們看到的研究成果多有被稱為“學院體”的特點——冗長、沉悶、概念堆積，與創作現實有較大的距離，盡管這些青年評論家多有在高校工作者，但表現出了新的姿態。他們的作品不太注重學術與散文文體之間的區別，有突出的個人性，不排斥細節、敘述、描寫甚至抒情。“我”成為文章中極為重要的存在，亦因此而表現出強烈的帶入感。這種文體上的新變對評論的整體面貌有極為重要的沖擊。一些人甚至倡導不同于以往的批評方法，以及由方法而體現出來的文體。如針對批評的話語方式日漸千人一面的可能，李德南認為每一種批評都可能提供了解作品的角度，闡釋的可能性是無限的。而無限批評本身應當保持多樣化。所以他倡導“多樣的文學批評”。傅逸塵則提出了“新筆記體批評”的概念，希望能夠從古代文論中汲取營養啟示，直入文本，用簡潔的語言記錄閱讀者的感悟、品味、欣賞，并體現閱讀者的獨特眼光與情懷。雖然這并沒有達成普遍性的共識，但仍然體現出評論文體追求新變的努力。

除了批評文體的變化外，我們也注意到這一代評論家個人學養的變化。這就是他們不一定囿于某種固有的文學理論資源。較他們年長的上一代評論家，一般比較長于使用西方文論的概念、范式與方法，而他們則表現出文無定式般的“實用性”。也就是說，做出更準確、更適宜的表達是評論的目的，至于使用的方法與理論資源則不一定。可能是外來的、西方的，但更可能是傳統的古典的；可能是審美的，但更可能是非審美的，包括經濟、政治、科技的，乃至于地理的等等。他們從文學切入，但并未把自己局限在文學文本之中，而是努力關注文學所表現出來的與國家、民族、時代、社會、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希望能夠表達對人、對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以及復雜社會現實與繁復日常生活的探究與體認。這樣，我們就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構建適應時代要求的價值體系的某種希望。他們的教育當然是延續新時期文學以來的社會文化思潮，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派思潮的了解與接受，但在他們身上卻明顯地表現出對這種思潮的反思。盡管他們肯定外來思想與方法對中國文學形成的世界性視野的影響，但也認為這些外來的文化資源未能有效參與到中國文學創作的具體進程之中。這種反思可能還不具備系統性，卻表現出不同于前人的思考。很可能他們并沒有接受系統的傳統文化的教育，在他們身上卻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尊重、重視。這也就為不同文化資源的融合、新變提供了現實可能。所以，我們在他們的研究中看到了這種可能的融合之后形成新的理論方法、價值體系的希望。傅逸塵曾撰文討論，認為要“實用主義”地選擇性地“拿來”，在“自己的時空”中“與歷史傳承和影響的焦慮相結合”。

事實上，近年來的理論探索與評論實踐明顯地體現出這種融合的趨勢。在經過了一個不算短的對外來文藝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譯介、借鑒后，人們不再以此為唯一，而是從更豐富的人類文化資源，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化文論資源中汲取觀念、方法與形式。王兆勝在其研究散文創作的專著《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中就“散文文化”進行論述，認為其中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特別是從散文的“形”“神”“心”的相互關系來探討散文創作的價值與變革。楊慶祥則從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的“情”“志”出發，來討論“創造內在于時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詩”，并以“造境”這一古典美學范疇為基礎來討論胡竹峰的《中國文章》等作品。當然，并不能說諸如楊慶祥這樣的評論家只會局限于使用傳統審美的方法來評價作品。但需要我們注意到的是，傳統審美的方法、范疇、體系已經不再隱身，而是成為一種常見的、積極的理論資源、理論武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已經非常突出地體現在文學理論與評論工作者的努力之中。

除在評論中融合轉化不同理論資源，特別是進一步重視運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外，理論構建方面的努力也多有收獲。一種是通過對創作實際進行理論梳理，倡導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如李遇春一直致力于這一領域的研究，近年來先后出版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中國文體傳統的現代轉換》等著作。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國文學傳統的涅槃》中進一步強調復興中國文學傳統的路徑應該是在經歷了“新舊對立”“古為今用”的實踐之后，以中西匯通與古今交融并重，在中西文學乃至文化的立體交流碰撞中有效整合價值資源，激活重構中國文學傳統，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他認為，今天的中國作家已經不再滿足于制造外國文體的中國版本，而是想真正地做回自己，為中國文學正名。

另一些研究者則力圖構建一種能夠立足轉化文化傳統、適應時代發展要求、融會古今中西的審美理論體系。雖然目前還缺少成熟的成果，但這種努力仍然顯得十分可貴。如張福貴提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話語體系的建構”，嘗試把“國家集體話語”“社會個人話語”與“民族人類話語”結合起來。蔣述卓則在考察新中國文學的建構時，認識到國家話語所起的作用，力圖構建一種能夠促進文藝創作的話語體系。陳仲義的《現代詩：接受響應論》試圖從現代詩的接受入手，解決“接受”的諸多問題，構建一種屬于本土的“接受美學”體系。大體來看，這些思考與探索還是初步的，需要進一步完善深化，但他們的努力代表著中國文學理論價值體系構建的現實迫切性與初步成效。

體系的構建需要理論的引領與指導。近年來，出現了許多馬列文論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許多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相關作品。這些闡釋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長河中出發，緊密結合中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文藝工作的實際，力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時代文藝理論體系，以形成具有現實意義的中國價值、中國審美與中國方法。白燁的《文壇新觀察》中，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闡釋是較早的一批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從梳理其文藝論述的原點、要點與亮點出發，就文藝的人民性、增強文化自信、文運與國運的關系等重要理論問題進行了解讀，彰顯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豐富內涵、指導意義。王貴祿的《歷史作為鏡像：習近平文藝講話與新時代中國文藝復興》則對涉及到的諸多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范玉剛《新時代文論與審美之思》中特別就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創作與市場的關系等進行了研究，強調要基于“中國審美經驗”來構建理論的話語體系等等。這些研究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審美理論價值體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的生動體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啟了新征程。中國文學也將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在這一進程中，文學理論與評論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積極進入文學創作現場，引導當下創作；努力提升批評功用，增強評論的有效性；在社會發展變革的歷史潮流中，融會古今中外的文學實踐成果，針對中國文學發展的現實，不斷深化理論研究，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價值體系，將使中國文學的理論探索與評論實踐進一步充滿活力，進一步增強其有效性，顯現出理論與評論熠熠生輝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