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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日，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歷史學者唐小兵的北美訪學錄，記錄了他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與哈佛大學的遐思見聞。從溫哥華的UBC，到波士頓的哈佛大學，相隔十年的訪學經歷，串連起一位青年學人的學思歷程。初次訪學的局促與好奇，再次訪學的從容與穩重，以及對異域文化的觀察與反思，對文化名家的探訪與交流，使本書既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又呈現出多元的文化視角，為讀者了解北美學術文化與人文世界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導覽窗口。 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其中《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瑣憶》一節發布，以饗讀者。

《北美學蹤》，唐小兵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二〇一七年的秋天，當我坐在哈佛神學院前大草坪的長椅上閱讀、發呆、看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的時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時隔僅兩年，這個世界會地覆天翻，發生徹底而深刻的改變，曾經那么頻繁的中美（甚至中西）學術、文化和教育交流突然變得遙不可及，到西方學習對于中國的學者和學生而言顯得關山千萬重。或許正因為此，在這樣一個二〇二二年的年初，當我在整理、修訂北美訪學隨筆的書稿《北美學蹤》，重新翻閱當時的一張張珍貴的影像，瀏覽當年的訪學日記看到當時的日常與非常，內心里涌動的是一種今夕何夕的感覺。昨日的世界繁華落盡，而明天的世界茫然無歸，那本可以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我們突然活在一個兩頭不到岸的歷史夾縫里。我細細回味二〇一七年秋到二〇一八年秋的訪學歲月，作為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我在這里所體驗、觀察和感受到的一切，都扎根在我的學術生命深處，它詮釋了何為智性生活、何為多元的學術交流以及何為專業的學術服務精神。此時此刻，重溫這一切，也是為了在新冠疫情將全球拖入一個暗無天日的歷史時刻，重新接續從清末開始的中西學術文化交流對于現代中國學術建立之意義，對于中國融入世界主流價值系統而又實現文化傳統的自我更新之價值。換言之，從容閎、詹天佑到胡適、陳寅恪再到周一良、余英時等一代代中國學人的留美歷史，是給深厚的中國文明注入“西方活水”的文明融合的過程。

哈佛燕京學社是一九二八年設立的促進中美學術和教育交流的學術機構，由美國鋁業公司創辦人查爾斯·馬丁·霍爾捐資贊助，常年設立在哈佛大學校園。但事實上是一個完全獨立于哈佛的研究機構，在新中國成立前是由哈佛大學與包括北平燕京大學在內的中國多家教會大學共同合作，互派教師、資助研究生跨國訪學和田野考察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哈佛燕京學社開始設立常規化的訪問學人計劃。二〇一七年秋天裴宜理教授在給我們這一屆的訪問學人的講座中指出，從一九五四年以來，共有一千二百名來自亞洲的訪問學者和六百名研究生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來完成其研究和學位。二〇一七年八月，我攜子抵達劍橋的哈佛大學，在卡佛街十六號入住之后，我就開始了一段學術與生活上的奇幻之旅，當時只道是尋常，如今回首已如夢。

哈佛燕京學社的常規工作人員只有寥寥數人，包括社長哈佛政治學教授裴宜理、副社長李若虹博士，行政人員Francesca、Lindsay、James、Susan等人，卻極為高效地維持了這個學術機構的常規運作，包括面向整個亞洲的訪學學者和學生之遴選工作、各種學術暑期班的召集、跨國學術會議的組織、哈佛燕京叢書的出版、哈佛燕京網站的運營、哈佛燕京的常規性學術報告會、訪問學人的簽證、醫保和住宿等各種事宜，訪問學人的各種考察、外出開會和觀光、休閑活動等。這一切都在這些工作人員的安排下井然有序。訪學一年，我最深刻的體悟就是：這是一個為學人的專業研究和學術交流提供高品質服務的機構，同時也是引領學術前沿創造學術新境的共同體。哈佛燕京學社為每一個入選的學人提供了最優厚的研究經費和生活費用，它的選拔過程極為規范、嚴格，要經過相當多的程序，包括由跟哈佛燕京學社有合作框架的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初選提交名單，提交英文的學術簡歷和研究計劃和三份相關領域專家的推薦信、對申請者進行篩選后選拔一部分優秀候選人進行為時半個小時的英文學術面試，往往是由一個哈佛教授和兩位哈佛燕京學社校友共同進行，最后由哈佛燕京學社委員會根據上述評估進行討論和投票決定。這套制度化運作的方式既體現了公平競爭，又促進了學術融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公器私用、選人唯親的弊病。

哈佛燕京學社秉持“嚴進寬出”的原則。到了哈佛之后，學社對每一個學人唯一的硬性要求是用英文在哈佛做一場跟自我提交的研究計劃高度相關的英文學術演講，除此之外，并無其他要求。每個訪問學人都提供辦公室，有公用的打印機、復印機和掃描儀等，也有各種可以加熱食物的微波爐、咖啡機和烤箱等。訪問學人的報告一般都在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一樓右側的小會議室里進行，一般會安排由學人的合作導師來主持或評議，甚至會在大波士頓地區尋找更適合的評議學者，評議極為嚴格但并非酷評，是真正深入學人學術報告內部的評論和建議。這種學術聚會也提供免費午餐，大多數情況是西餐，偶爾也會有中餐、印度餐和各式點心、飲料。整個大波士頓地區的人都可以報名參加，不設門檻，都可以提問、評議和參與討論。

訪美一年，我在這個會議室里受益良多。會議室的墻上貼著陳寶琛親筆對聯：“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同。”哈佛燕京學社的學人研究領域是多元的，史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史、考古學、傳播學、區域研究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在哈佛燕京學社的安排下，會迅速形成融洽而互助的共同體文化，彼此不同的學科背景并不會形成學術上的鄙視鏈，反而能夠促進學人積極擴充學術心量、拓寬學術視野的文化自覺。這種跨越了專業藩籬而又同時緊扣學術本位的學術交流，恰恰能夠最有效地達到哈佛燕京學社的設立初衷，真正助力學人的成長。在哈佛的那一年，有一次我的合作導師裴宜理教授在聚會中問我對哈佛感覺如何，我很坦率地說道，哈佛燕京學社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機構，真正地服務于中美學術文化交流的初衷；而對于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則略有一點失望，因為這個中心曾經也是我高山仰止的機構，美國中國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費正清、史華慈、列文森、孔飛力、麥克法夸爾、柯文、傅高義等人都是這個中心的研究員。但我訪學的那一年，這個機構的活動大多是圍繞中美關系、世界政治、國際關系等領域展開，真正與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思想史有關的講座極少，可以說對于政治的過度關切已經有點傷害一個學術機構的真精神了。

除了訪問學人每人一次極為隆重的學術報告，哈燕社還經常邀請跟我們的學術研究高度相關的學者和編輯來給我們做專題講座，比如邀請了東亞系包弼德教授來講哈佛的數字人文計劃、歷史系栗山久茂教授來講學者如何制作PPT和做學術報告（極為風趣幽默又有可操作性的參考價值）；哈燕社旗下的《哈佛亞洲研究》期刊的編輯來講如何給英文學術期刊投稿；久負盛名的桑德爾教授和杜贊奇教授、宋怡明教授新書出版時，都安排了學術討論會；裴宜理教授也給我們全體學員做了一個關于哈燕社歷史的講座，讓我們對這個學術機構的前世今生有了更為切身的了解，尤其是對于司徒雷登、洪業、葉理綏、賴世和、韓南等中心人物篳路藍縷推動哈燕社的成立和發展有了極為強烈的共鳴。一個真正有生命力的學術共同體都是有著深厚的學術傳統，而且每一代主持其事的學者都會深深地認同這個傳統，尊重讓它得以良性運作的各種約定俗成的規則和框架，并想方設法地夯實其基礎拓展其邊界。這種共同體往往是自由多元而跨學科的，它不會堅壁清野自設門戶，更不會黨同伐異拉幫結派，也不會朝令夕改人亡政息。這一年，我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基于平等和信任的學術文化，以及這種文化之中學者的高密度合作和具有創造性的學術生活。

哈燕社為學者的學術研究創造了最好的條件，以及最寬松的氛圍。在這里沒有考核和填表的壓力，也沒有人際關系的緊張，隨時隨地都可以碰見可以高談闊論的學友，大多數人都坦誠交流，因為很多學人極為珍惜這一難得的空間和時間，都像海綿一樣充分地汲取學術滋養。哈燕社除了常規的學術資助之外，還資助訪問學人到全美任何一個城市參加一次學術會議或查檔，還統一安排了二〇一八年三月到華盛頓參加亞洲協會年會的活動，如果訪問學人覺得有必要，尤其是在學術語言翻譯和學術表達的口語訓練方面，哈燕社可以資助聘請一名哈佛的學生來擔任助研。我那一年就聘請了一位哈佛大學的學政治與哲學的本科生Veronica擔任助手，幫助我翻譯一篇英文論文，并協助我準備英文演講。這位同學極為認真負責，對于學術的感覺很好，我在與她的交流中獲益匪淺。國內學者最頭疼的報銷問題在這里也不存在，每次出差只要將相關收據提供給行政人員就會迅速處理。哈燕社積極鼓勵訪問學人與自己的合作導師乃至在哈佛和波士頓地區的領域相關學者積極對話和交流，因此而產生的聚餐、喝咖啡或喝茶費用等也可以由該社承擔。

對于人文社科學者的研究和寫作而言，圖書館是最為重要的存在之一，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曾經訪問此館的學者寫道，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是圖書界的一座奇峰。該館有中文、日文、韓文、越南文、蒙古文和我國少數民族的藏文、滿文，以及西方語文藏書一百六十多萬冊，其中，中文圖書八十多萬冊，居全美第二，僅次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其收藏的中文善本和珍稀書刊約有四千本，日文珍稀書刊三千多本，韓文珍稀書刊近兩千本，數量超過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其他東亞圖書館。該館收藏有兩千八百部地方志，有一百八十九部善本地方志是國內圖書館沒有的。二〇一七年初秋，我們剛一抵達哈佛安頓下來，哈佛燕京學社就召集圖書館大部分工作人員與我們見面交流，由鄭炯文館長親自給我們介紹圖書館的歷史、藏書和各種服務研究者的功能等，還引領我們參觀圖書館各個部分。訪學期間，圖書館多次與訪學學人互動，等我們要結束訪學之旅的時候，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又組織了一次正式的聚會，請我們對于該館的服務提供各種建議，尤其是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沒有收藏而對于學術研究又有重要價值的圖書，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會及時跟進和迅速購買，其行動之迅速、處理之周全讓我佩服不已。我剛到哈佛時提議圖書館購買湘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藏：進步期刊總匯（1915-1949）》（共計428冊，3億多字，價格高昂），因為其時正在進行的上海左翼文化研究需要這套資料，沒想到他們費盡周折很快就購入上架了，真是急學者之所急，讓我感動不已。

一個好的學術共同體除了嚴肅而充分的學術交流之外，學者私下的接觸和互動也極為重要，而這些都需要創造一定的時空來為學者交流提供機會。哈燕社安排了相當多的各種層次的考察活動，讓我們這些初訪者了解并熟悉波士頓乃至美國。我記得最開始的一項考察活動是安排我們這些訪問學人和家屬乘坐水陸兩棲車參觀波士頓城區，重走自由之路，品嘗當地美食。波士頓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歷史文化名城，很多重要的事件比如“傾茶事件”等都發生在此地，所以對于我這樣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尤其富有吸引力，可惜我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去探究其歷史的源流與脈動。剛到波士頓沒多久，社里就組織全體訪問學者及其家屬一同去瓦爾登湖參觀。深秋的瓦爾登湖極為迷人，這是自然主義者的圣地，也是中國很多熱愛梭羅其人和作品的文藝分子的烏托邦。至今記得在瓦爾登湖與一些由陌生到漸漸熟悉的訪問學人隨意漫步、閑談，聊彼此的學術經歷和研究計劃，也會交換對于哈佛和波士頓的觀感；孩子們則有了玩伴一同在湖邊沙地上嬉戲。金秋的光穿過密林透射到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湖面之下仿佛游蕩著梭羅的幽靈，“每一片樹葉都是一部史詩”。一個遠離人群的哈佛人——梭羅，卻又如此扎根到生活與自然的深處，這對于在各自原來的學院生活的表層而不自知的我們，自然是一種觸及靈魂的碰撞與警醒，對于何謂重要何為次要的取舍，或者說要學會在對生活做加法的同時也學會做減法，這是近兩百年前在此隱居的梭羅的人生給我們的最大啟示之一吧。

二〇一八年的春天，哈燕社組織我們去久聞大名的女子學院衛斯理學院參觀。這是一所由當地精英Durant夫婦注冊于一八七〇年的私立大學，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近郊衛斯理鎮，只招收女生。從這座學院走出來的冰心、宋美齡、希拉里等都是有名的政治人物或作家。在衛斯理學院，我們在該校老師的引領下，參觀了圖書館、人文社科樓等，也到了校園一座極為秀美的慰冰湖（Lake Waban，冰心據諧音譯為“慰冰”）邊觀摩，遠處是一對安詳而自在的黑天鵝和幾只小天鵝在水中游動，近處的樹木婆娑，芳草匝地，往后看是一座座古堡一樣的建筑掩映在靜謐的古木參差之中。這樣的學府跟哈佛那種完全開放游人如織的校園截然異趣，仿佛是遠離人間喧囂的象牙塔。王德威教授的高足宋明煒兄在這里任教，他研究現當代中國的科幻文學卓然成家，與他也暢談了許久。

哈燕社還組織我們去紐約參觀中央公園和大都會藝術館等，趁著這個機會我拜訪了慕名已久的王鼎鈞先生；也安排我們參加了亞洲協會年會在首都華盛頓的會議，正是借這個難得的機會，我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杜邁克教授、丘慧芬教授夫婦一同打車去另一個州的郊區雷克頓拜會了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名家張灝先生，那個下午我們暢談中國歷史、文化與現實，給我的華盛頓之行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片段。這些可以說都是哈燕社為我們創造的學術機緣。到了各種節慶時刻，哈燕社都會安排形式多樣又很有參與感的活動，這其實也是幫助訪問學人及家人更深地理解西方文化。除了聚餐等活動，還會安排一些文藝活動，在這種時刻，學人之間彼此心態很放松，可以隨意聊天，相互的影響都是隨風潛入潤物無聲的那一種；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活動往往還可以邀請一到兩位朋友參加，所以等于成了跨越共同體的聚會了。我印象較深的是社里組織在哈佛校園的吃大龍蝦野餐活動，在春日的陽光中，三三兩兩的好友圍坐一桌，品嘗美味，傾情交談，議論學術，人生至此復何求哉？

波士頓是新英格蘭地區的藝術與文化中心，古典音樂和交響樂團聞名遐邇，多年前我一個同門好友成慶兄在此地的波士頓學院哲學系訪學，幾乎將所有經典的曲目都聽了一遍。我對于古典音樂素無積累，只是按照哈燕社的組織去聆聽過一次有大提琴家馬友友參加的音樂會，大有不得其門而入的遺憾之感。不過，讓我和其他訪學學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圣誕節前后去觀看的一年一會的《胡桃夾子》芭蕾舞演出，那真是極為空靈而輕盈的天鵝之舞，無論是舞臺、動作還是人物，都有一種夢幻般的一氣呵成的藝術之美，高妙的藝術真是能夠凝固稍縱即逝的時間，將剎那的當下接通永恒世界的杰作。

二〇〇一年曾經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的業師許紀霖教授，在一篇討論學術共同體的文章《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中指出：“一個常規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資料、數據收集與學術交流經費之外，其實并不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學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夠讓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物質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質性的生活條件乃是讓其能夠不必因稻粱謀而影響研究，能夠憑自己的教職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過雖不富裕、卻比較體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條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學術自由，學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或者對學術前沿的判斷，自由地選擇研究的課題、方向與方式。”（《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無獨有偶，二〇二一逝世的畢業于西南聯大的何兆武先生也曾經在口述自傳中特別指出學術自由對于學術創造的根本作用：“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上學記》，文婧記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如今追憶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的學術經歷、公共交往和日常生活，我更深切地理解了許老師自由的真意。對于人文學術的創新而言，富有活力的學術共同體、內在的價值尺度、多元的公共文化生活、學術自由的保障、學術傳統的更新等都很重要。哈佛燕京學社在這些方面都堪稱亞洲人文社科學者共同的精神家園。錢穆在晚年回憶中曾經指出，抗戰之前的北平人文學術交流頻繁而創獲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北平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學術共同體的角色。他曾如此寫道：“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那時候哈佛燕京學社雖系初生，但也在燕京大學與哈佛大學的合作中展現生機，此后為哈佛乃至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做出重要貢獻的洪業教授等都在這所大學任教。可以說，在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上，哈佛燕京學社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將一流的學術經驗、研究方法和國際視野引入到中國的學術界，自然也從與中國學者的接觸中增進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等各個層面的了解。在一個開放而多元的國際學術交流空間之中，這自然是一個對彼此都有益的過程。哈佛燕京學社學脈深厚，作為過客的自己也只能鼴鼠飲河不過滿腹而已。可就在這些浮光掠影而又交淺言深的私人記憶和感悟之中，又何嘗不是一種東鳴西應心有戚戚的精神共振和情感共鳴呢？

（原刊于《書城》2022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