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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最早在《收獲》雜志以專欄形式連載，而如果從1992年由上海知識出版社正式出版算起，迄今已面世整整三十年。僅正版便發行了千萬冊以上，不少文章收入教材或考卷，稱其為華人文化生活與文學記憶的重要景觀，實不為過。它的重要性自然不只體現在發行數量上，更重要的是為當時的讀者帶去了頗具沖擊力的審美體驗：實地考察文明遺跡，邊行走邊寫作，并以戲劇化、細節化、抒情化的方式描寫“人文山水”與“歷史人格”，從中生發出對民族文化的憂思。此書所開辟出的“深入研究、實地考察、有效傳播”三位一體的模式在《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與《行者無疆》等作品中延續。無論褒貶，這些作品都對中國當代散文發展、文化啟蒙與文學教育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巨大影響與眾多爭議相伴而行。圍繞其人其文，聚訟紛紜，構成回顧當代文化史時無法回避的“余秋雨現象”。話題所向，涉及知識分子與政治、商業和媒體的關系，知識分子言說方式與文學書寫的時代定位，等等。今日回看，大可不必為正反雙方再添訟詞，因為曾經引起是非之爭的話題點，許多已不再成為“問題”，甚或成為某種“常識”：譬如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與媒體合作，形成新的知識傳播格局；再如以歷史地理、人文考古為基礎的非虛構寫作/旅行文學愈加成為媒體與市場的寵兒；還有以“文明論”范式介紹、比較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議題；以及以“國潮熱”為代表，對中國文化的推崇之聲早已壓過知識分子式的執拗低吟……

所有這些當下現象，似乎都能在“余秋雨現象”中初露端倪。而這種“起源”般的特性，使得在三十年后的今年，以《文化苦旅》為代表的余氏散文愈發成為值得回顧的文化癥候。對其人其作的回顧，只局限在當代散文史或知識分子研究的視野中是不夠的，還應當嘗試追問更本質的問題：余氏散文為何能在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產生巨大影響，這些文本到底契合了何種社會精神結構與大眾需求？進而言之，如果將其置于中國當代文化的脈動之中，又能顯影出哪些面向的變化軌跡呢？

這首先要從最核心的特征談起，亦即“文化大散文”的定位。所謂“文化大散文”，所針對者大概有二：一是區別于前三十年的“政治抒情散文”，如楊朔、秦牧、劉白羽等人開創的范式，盡力彰顯文化視角；二是與賈平凹1992年在《美文》雜志提出的“大散文觀”同調，強調要跳出甜膩、瑣細、矯揉造作的書寫方式，走出個人局限，拓寬散文的取材范圍。余秋雨散文為“文化大散文”提供了典范之作。《美文》2021年第6期發表了余秋雨的《散文目光》，文中解釋了他寫作散文的緣起：“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越來越感到中國文化蒙受了巨大委屈。居然有那么多自稱知識分子的人到處撰文、演講，滔滔論述‘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國人’。即便在所謂‘尋根熱’中，不少熱點也是以此為主旨。只要是中國人做的，什么都錯，而且錯得愚蠢、可笑、荒唐。對比的坐標，全在西方?！边@就為理解余秋雨散文提供了一重坐標，即1980年代中后期的尋根文學。余秋雨對尋根熱的理解未見得完全準確，卻提供了理解當時文化語境的總體氛圍。

1980年代中期興起的尋根文學，有著清晰的理論自覺。尋根的過程，也是對民間的發現過程。尋根作家們更多把目光投向未被正統文化“污染”的鄉土、邊地與少數民族等，試圖“跨越文化斷裂帶”尋找“文學的根”，激活其中的蓬勃生命力。尋根文學雖未見得全部都在暴露“民族劣根性”，但不得不說，其中最有沖擊力的部分，正是在反思“劣根”的同時又慨嘆“根太深了”的糾結與悖反。借用戴錦華的描述，這類表達仿佛構成游移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斜塔”。這與整個80年代以現代化、以西方為參照系的文化反思氛圍密不可分。但不得不說，“斜塔”終究根基不穩，尋根文學的熱潮未能持久。這當然與其先鋒性的文學探索與普通讀者有所隔閡有關，但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的時代語境已發生重大變化。

隨著蘇東劇變、蘇聯解體，歷史終結論降臨。而1980年代末知識分子的啟蒙理想遭遇頓挫，文學也逐漸失去轟動效應。加之全球化程度加深、市場經濟加速發展，都為文學與文化發展“重置參數”。而伴隨著冷戰張力的逝去，在文明沖突的范式下，文化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也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土壤。如果說1981年出版的李澤厚《美的歷程》為“歷史廢墟”上的人們提供了積淀深厚的美學庇護所，那么，在1990年代因歷史轉折而倍感迷茫的大眾，則迫切呼喚著精神故鄉的到來。在此意義上，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構成了最大公約數，所以可以看到，“學術史熱”“民國/大師熱”“老照片熱”“紅歌熱”等現象潮來潮往，雖有不同的文化懷舊對象，但核心邏輯都是在尋找某種文化連續性，以安頓急速變化中的世俗生活。

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中期文化熱與尋根思潮流行之際，余秋雨專心從事戲劇史與戲劇理論研究，完善自身的學術積累。而后他脫身于學術體制，在1980年代末動筆，融合學術底色與散文筆法，直接面向大眾，寫出了《文化苦旅》，可謂正逢其時，切中要害。其實，余秋雨并非最早以文化遺跡為寫作對象的作家，也并非同一時期唯一一個善于描寫歷史地理與地域文化的作家。他與時代的契合度，主要體現為他為“中國人尋找集體身份”的自覺。也就是說，他要描寫的并非特殊性，而是普遍性，是一種民族集體人格。這也為其寫作賦予“載道”色彩，難怪乎白先勇會評價他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重鑄了唐宋八大家詩化思索天下的靈魂。

比較尋根思潮與余氏的“尋根”意識，根本差異在于思維方式的對立。前者側重反思與批判，后者看重積累與承繼。而整個199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分歧之一，便是激進與保守之爭。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中曾提出重要觀點，認為整個20世紀中國革命都將問題根源歸結于文化，以文化與政治“一元論”的姿態激烈地“反傳統”。但在1980年代轟轟烈烈的文化反思之后，所謂“超穩定結構”也好，“中國意識的深層結構”也罷，終究都是割舍不掉的存在。單向的批判、激進的革新都未取得理想效果。而當“亞洲四小龍”被闡釋為“儒家資本主義”的范例，那便以實證的方式說明，傳統文化不僅不是現代化的對立面，甚至還是東亞地區實現后發現代化的前提與“優勢”。在這樣的時刻，“重新發明傳統”變得刻不容緩。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的一段話經常被引用：“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睛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復、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來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涌而出?！边@是典型的“風景的發現”與“傳統的發明”。余秋雨作為來自城市的、“有悟性”的、繼承了道統的文人，他的目光掃過，自然景觀便恢復了自己的文化人格，復活了封存已久的文化記憶。

余氏散文的特點之一，便在于主體的高度在場。一般是“我”游歷人文山水（包括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與天一閣等），引經據典地加入歷史典籍、故事傳說，申發對民族文化的憂思。一般來說，引起爭議的地方，除去“知識點”上的謬誤，主要集中在過載的抒情上。這類時常迸發的抒情方式，如今常被歸結為文化的自戀姿態。敬文東則給出了一種富有啟發的闡釋，他在《圓形敘述的黃昏——余秋雨論》一文中認為文化苦旅式的抒情，提供了一種直面焦慮、表現焦慮進而想象性解決焦慮的方式。經由千回百轉的文化之旅，現代人在文化上的焦慮被想象性地解決，毫不妨礙朝著“現代”目標高歌猛進。名為“苦旅”，實為安全線內的自我譴懷。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有人把余氏散文稱為“文化口紅”，或視之為情緒上的按摩。

當下人們越來越發現，回看幼時頗為喜愛的作品時，竟發現毫不成立，比如瓊瑤作品及其改編影視劇、青春偶像劇皆在此列。許多讀者對余秋雨作品也抱有類似情感，坦承當年與當下之間的“視差”。除去個人趣味的變化，更重要的依舊是時代規定性。這也就是為何1980年代真摯飽滿的抒情會被視作文本的“超載”，而1990年代的余氏散文會被視作矯情。其中的“剩余物”正是對時代情緒需求的滿足。當曾經追求的烏托邦已然實現，或早已破碎，寄托其中的“怕”與“愛”自然成為了過時的存在。在此意義上，不論書寫“文化”的方式，還是“苦旅”所承載的精神取向，都使得《文化苦旅》作為重要的時代表征，為我們理解1990年代的精神結構提供了一扇窗口。

以余氏散文為入口，上下求索當代文化幾十年間的變遷軌跡，起碼可以發現，在調適現代與傳統的關系時，激烈的擺蕩不足為訓，今天愈發需要辯證的智慧，而這又談何容易。而也只有真正創造性地安頓與轉化傳統，或許才能踏上成熟而快樂的文明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