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6年，父親望道先生送了一本當年版的《修辭學發凡》給我，并在內頁題寫了“振新弟弟存覽”。在家里我最小，上面還有兩個姊姊，所以父親平時就叫我弟弟。幾十年來，我多次翻看過此書，也時有感悟。今再次翻看并作整理，略略寫出，以紀念《修辭學發凡》出版九十周年。

《修辭學發凡》一書是父親1932年寫成的，至今仍在出版。中國修辭學界公認該書為“我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石”“現代修辭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民國時期，各大學以它為教材，新中國成立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其為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大學生必讀的一百本參考書之一。鄭子瑜、張志公、倪寶元、吳士文等學者都說，自己是讀了《修辭學發凡》才走上修辭學研究道路的。

書中的修辭學體系和研究方法也影響了后來的許多著作。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后期，我國臺灣地區翻印了三十年代的現代修辭學代表作，其中《修辭學發凡》為臺灣學生書局首先翻印（為避開臺當局檢查，更名為《修辭學釋例》）。七十年代初，臺灣“中央”大學徐芹庭撰寫了《修辭學發微》（臺灣中華書局印行）。有學者指出：“該書雖然是同時參閱陳望道、楊樹達、陳介白所著修辭學專書寫成的，但以采用《修辭學發凡》的說法最多。”1975年，臺灣師范大學黃慶萱《修辭學》出版，由臺北三民書局印行，頗為暢銷。其內容探析弘揚《修辭學發凡》可謂最優，引用《修辭學發凡》的辭格而闡發理論也可謂最優（均見蔡宗陽“《修辭學發凡》對臺灣修辭學界的影響”）。

為什么一本書能經受住幾十年時間的考驗而一版再版，或可參看劉大白先生的“初版劉序”中如下一段描述：

“陳先生底著成此書，積十余年勤求探討之功，這是我在這十余年中所目睹的。……往往為了處理一種辭格，搜求一個例證，整夜地不睡覺；有時候，從一種筆記書上發現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證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證明著者所引的有沒有錯誤，于是去根尋它所從出的原書。……要是此書是一部大部頭的書，或者是在某種叢書中而不能抽買的，他也不惜重價，僅僅為了一個例證，而把全部書買了來。到了借無可借買無可買的時候，他還要向相識的友人，多方面地詢問，一定要達到搜求到此書的目的為止。”

劉大白先生還提到，父親在著書的這十多年里，“因為見解的進步，已經把稿子換了好幾遍”。幾易其稿的結果，是“不但辭格的綱領組織和舊稿不同，就是關于修辭學的根本觀念，也和舊稿不同，完全換了以語言為本位”。

復旦大學樂嗣炳教授回憶當時父親會“為了一種提法，一個例句，同劉大白和我每次討論都是幾個鐘頭，有時直到深夜”，而且還花很多時間研究修辭學有關的各種科學。樂嗣炳說，先后收到父親五次油印稿本：“他寫成稿本，就把它當作復旦大學和上海大學中文系的講義，把油印稿分贈同業，征求意見。”復旦大學吳文祺教授也回憶：“發現了更好的例證，他會毫不猶豫地將原先費力收集到的例證換掉。十幾年中更換了多少回，已經無法統計了。最后用到書中去的例句，只是他收集的千百個例句中的一小部分。”父親所依據的原則，是“就所搜集的許多例中擇出比較熟悉，比較單純，又比較有意思而容易了解的，來做例證”。可謂反復提純。

成書前，父親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修改，書出版后，一旦發現有不全面、不準確的地方，他一定會尋根究底地查閱資料，待再版時作補充和訂正。

從父親分別寫于1932年、1944年、1954年、1962年和1975年的初版后記、付印題記、重印后記和前言中，可略見內容的變化、印數及寫作意圖。

據《民國總書目》的記載，在1932至1945年十三年間，《修辭學發凡》共出十版。1946至1953年，也即解放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出了四版。1954至1962年八年間，也出了四版。1963至1976年十三年間，出了兩版。至此，《修辭學發凡》已發行至第二十版。至2021年11月再版，已為第三十版了。

《修辭學發凡》的發行量，民國時期的已無從考證，但從作者1944年寫的“付印題記”中得知：“本書曾在抗戰前出過八版，抗戰以來則在似乎出似乎不出的狀況中擱置了好多年，各處舊書店把它當作絕版書賣，價格高到六七百元乃至千余元一本。”可見極受讀者的喜愛。1950至2021年間的不完全發行量統計數為33萬余冊。

書分十二篇。初版時，父親自述“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十第十二等五篇是這次的新稿，其余七篇是由舊稿整理修改而成”。舊稿，即指作者在復旦大學教書時寫的油印稿。1932年成書時“辭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新稿“系根據年來研究文藝理論，社會意識，以及其他一切關連學科所得”。而《修辭學發凡》每次重印，父親都會從頭校讀，稍加修正。所“略略加筆”處，是為“使本書所說與我最近所見更加協調”。他不懈更新，背后有使命動力：“年來被邀從事新聞教育，對于時務積見益多，越見中國語文革新常與中國發奮圖強的歷史相輝映。過去如此，將來也必如此。”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篳路藍縷的初版中，父親“想將修辭學的經界略略畫清，又將若干不切實際的本來定見帶便指破”。1962年版重印時，更表示在闡述修辭現象之外，“還想對于當時正在社會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見，如復古存文、機械模仿，以及以為文言文可以修辭、白話文不能修辭，等等，進行論爭，運用修辭理論為當時的文藝運動盡一臂之力。書中有些地方論爭的氣氛很重，便是如此。”父親在這里展現出學者本色，因為他知道，“一切科學都不能不是時代的，至少也要受時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棄所忽略的影響。何況修辭學，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進展的。”在結語中，他尤其強調“進展”：“所以修辭學的述說，即使切實到了極點，美備到了極點……要超越它所述說，并沒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夠提出新例證，推出新條理，能夠開拓新境界。”父親身上也有著他同代人共享的一種繼往開來的豪邁之氣：“我們生在現代，固然沒有墨守陳例舊說的義務，可是我們實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來作我們新事業的始基的權利。”九十年后的今天讀來，仍然感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