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 內容提要

1990年底開始的“世界詩歌”論爭第一次將全球文化政治中的話語權力問題提請到中國詩人面前。其中，宇文所安批評中國現當代詩歌只是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翻版，是缺失了民族根基、迎合西方讀者口味的“世界詩歌”。奚密、周蕾、鄭敏、臧棣、張棗等論者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應。“世界詩歌”的討論呈現了1990年代新詩從業者對于民族文化身份的體認及審美話語權的訴求，以及歷史與現代性的思考，在今天仍具有反思的價值。

● 關鍵詞

“世界詩歌”；文化身份；現代性

自1990年代以來，逐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給當代文化提供了空前的動力和空間，也大大改變了詩人的主體位置和現實感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混融，互聯網、商業媒體、文化創意行業的興起，詩人的“歸來”“下海”乃至“二次歸來”，難免令人想起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的定義：“美感的生產已經完全被吸納在商品生產的總體過程之中。”

長期以來，“市場經濟”被新詩從業者視為摧毀詩歌理想的元兇；在資本與流量所訂立的規則里，“邊緣化”也被認為是新詩必然的宿命。的確，以“新詩壇”觀之，詩歌似乎正成為一種衰老的文體：精神的疲憊與語言的耗竭，彌漫于當下的新詩批評與創作。然而，與當代詩人自居邊緣、自認頹廢的態度相對照，近年來圍繞眾多詩歌事件而展開的、有關新詩社會功能及審美合法性問題的討論卻愈演愈烈，進入這一場域的年輕寫作者也越來越多——這反而是其他更加市場化的文體（如小說、戲劇）所沒有的待遇。

誠然，作為一種先鋒寫作，新詩自創生之初就飽受批評；它不得不以激烈的辯護姿態回應種種質疑，但也正是在這些辯論和說明中，新詩不斷經歷著審美意識的更新與美學形式的蛻變。本文以1990年代初的“世界詩歌”討論為起點，提出新詩的“身份政治”問題，將其置于當代文化的變遷之中，以新的視角看待1990年代以來的合法性危機。

一 “世界詩歌”論爭中的文化政治

1990年底，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發表書評《環球影響的憂慮：什么是世界詩？》（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What is World Poetry?）第一次將全球文化政治中的話語權力問題提請到中國詩人面前。有關這場爭論的研究已有不少，為論述方便，仍不免將其思路概述如下。

在這篇文章中，宇文所安批評以北島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詩歌只是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翻版，是一種缺失了民族根基、迎合西方讀者口味的“世界詩歌”。當代中國詩人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學習，不過是對文化霸權的獻媚與討好。文章諷刺地寫道：“國際性讀者喜歡這樣的詩歌，期待的是那種經過翻譯沒有喪失什么的詩作。而本國讀者喜歡的是那種在翻譯后仍然受到國外讀者欣賞青睞的詩歌。我們有理由對20世紀末期的詩歌寄予厚望。”

《環球》一文發表在美國的文化政論雜志《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上，看似是一篇有關詩歌的專論，其實涉及對中國現代文化整體邏輯的質疑。它選擇的批評對象——北島無疑是當代文化史上標志性的人物。在1980年代，“朦朧詩”曾被視為中國文學“打開通向世界的缺口”的代表，贏得了巨大的聲望。但宇文所安提示，擺脫冷戰、進入全球化的政治格局，文化權力也并不是平等和共通的；1980年代被中國詩人視為最具普遍性的現代主義詩歌，其審美合法性非但不能為中國詩人分享，反而成為照見自身主體性之虛無的一面鏡子。

1990年代，恰值北美學界經歷“后殖民主義”學術轉向，《環球》一文馬上引發激烈的爭論。作為常年旅居美國的華裔學者，奚密（Michelle Yeh）和周蕾（Rey Chow）做出了最為有力的回應。奚密認為，指責用漢語寫作的詩歌缺乏“中國性”是荒唐的。在社會歷史層面，宇文所安鐘愛的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未必不屬于同一個傳統：“如果我們承認并尊重一個民族的詩歌因為它相對于別的民族的差異、獨特和他我性（alterity），為什么當這些性質出現在同一個文學傳統之內時，我們不能同樣地承認并尊重它們呢？”她指責宇文所安“對差異的維護反而使自身成為一種對差異的壓抑”。奚密將語言作為新詩主體性的依據，提出“現代漢詩”概念，將討論的范圍從大陸詩歌擴展到了包括臺灣、香港、東南亞在內的華文詩歌圈。顯然，這一命名顯示出構建漢語詩人身份統一性的傾向，同時回應了大陸新詩“乏善可陳”的質疑。

奚密的思路已提示，自1990年代，有關新詩形式的爭議不再是單純的美學評價問題，更涉及如何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經驗”、如何在全球化政治下描述“中國主體”。在周蕾的回應中，這一路向被進一步挑明了。她直斥宇文所安對中國詩歌“民族性”的維護是西方白人漢學家“東方主義”式的想象被剝奪之后的“憂郁癥”（Melancholia）。她立足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同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她童年時期的經驗），認為《環球》一文正是西方中心觀下知識霸權的顯影：它以一種文化本質主義（hence-culturally essentialist）的態度，將作為“他者”的中國進行了特殊化處理，只保留所謂的“本土傳統”（a local native tradition）；至于那些伴隨殖民歷史而誕生，無法被歸檔、因而有可能威脅到西方知識等級的激進因素，則受到“非中國性”的指責，被輕易地抹除了。同樣從抒情詩與現代政治的互動關系立論，利大英（Gregory B. Lee）認為，中國詩人對西方詩歌的學習、模仿以及再創造已成為世界詩歌生產的重要環節。正如宇文所安的研究已融入中國古典詩歌史的敘述，中國詩人對歐洲詩歌的閱讀也應被納入西方現代詩歌史的學術格局當中。

誠然，在海外的語境中，當詩人與學者攜帶著“中國經驗”展開工作，幾乎必然會遭遇“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困境。在學術領域，這表現為周蕾所激烈控訴的美國學界對于學者民族身份的不公正待遇；而在文學方面，則體現為諾貝爾文學獎等國際獎項所構建的文化經濟——后者正是隱藏在《環球》一文之中、卻更為重要的批評對象。然而，在針對宇文所安的回復中，除了安德魯·瓊斯（Andrew F. Jones），似乎鮮有學者就世界文學市場中的資本流動及文化政治展開詳盡論述。

正因如此，將宇文所安的批評視為東方主義式的自大，固然揭示了知識權力的不平等，但并未回答新詩的文化身份問題。事實上，這種反批評似乎不自覺地求助某種對立于西方現代化的、以中國現當代革命史為起點的政治模式，以完成現代中國文化合法性的論述，這反而阻礙了研究者從文學自身的角度，對新詩的語言方案、美學追求、生產方式進行更加詳盡的考察。譬如，在奚密有關“現代漢詩”的論述中，將“中國性”錨定于作為語言工具的“漢語”，其實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漢語詩歌內部的話語層次差異——這不僅包括宇文所安所關注的當代舊體詩和新詩的對立，也包括中國新詩與海外漢語詩歌在地緣政治與美學脈絡上的分野。這種批評顯然并未切中宇文所安的問題意識。2003年，宇文所安又撰寫了《進與退：“世界”詩歌的問題和可能性》。這篇文章不再糾纏于詩人的文化立場，而將論述重點轉移到“如何跨越語言界限以及如何可能跨越語言界限來構筑詩的價值？”作者是悲觀的。他將“世界文學”比作擺滿各民族風味美食的國際長廊，其中的商品既要具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又不可太過“地道”以至外語讀者難以接受。他將其形容為一種新的“國家文學體制”，即各民族選出各自的代表參與國際文化市場，卻抹除了民族文化內部身份的多樣性。

今天來看，宇文所安的批評體現出相當強的洞察能力。1990年代之后，急劇擴張的網絡世界進一步加固了西方（主要是美國）訂立的偽普遍主義的文化結構，并在近十年將其進一步激進化。這種“脫離了民族國家的國家語言群體”通過例示本質化了的“民族性”，結構出新的意識形態，反向塑造了中文世界內部的評價標準。譬如，在1999年的“盤峰論爭”中，“西化”、“英語化”便被作為“知識分子寫作”的弊端之一（即使所謂“民間詩派”也通過“反西化”獲得了一定的國際文化資本）。這些話語場顯示出不同詩人群體對自身文化身份的強調，呈現了隱藏在扁平的文學市場之下的文化政治訴求。

二 現代性：“同一個好故事”？

《環球》一文于1997年被譯至國內；至2006年，由洪越翻譯、田曉菲校對的版本發表于《新詩評論》，才引起國內詩歌界的廣泛注意。但在這之前，鄭敏、西川、洪子誠、臧棣等人已注意到這篇書評。相較海外的文化研究者，國內詩人及批評家的回應更加鮮明地體現了重構新詩史、重建新詩“身份”的努力。

老詩人鄭敏的長文《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延續了宇文所安對中國現代詩歌的批評態度，并將新詩的疲弱歸因于世紀之初白話文運動造成的語言形式的斷裂。她借用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語言學理論，認為胡適“大力主張從翻譯世界文學吸收影響”，“但對漢語本身所蘊藏的幾千年智慧卻抱有難以克服的偏見”。這種“反歷史”的態度最終導致革命年代語言的透明化，為當代詩歌的單薄、浮淺埋下了禍因。

應考慮的是鄭敏有關“漢語統一性”的結論。她將后結構主義視為“當代語言學對無意識與創作的關系的科學研究所得”，認為文言文所留下的種種詩意“蹤跡”正是無意識層面“漢語統一性”的證明。鄭敏的“傳統論”引起諸多批評，思路之一即聲稱漢語的“統一性”并不體現為實體的文學經典，而是根據現代歷史的發展，時刻處于變動之中。西川提出“傳統在此時此刻”，即認為相較于堅持定型的“傳統”，更應該堅持“現實感”，“如果我們堅守這樣一種現實感，我們的文學將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在西川的論述中，這種“現實感”既是社會主義時代的革命經驗，也是以種種矛盾修辭呈現的“后現代日常”，二者都統一于整體性的“中國體驗”。

與之相似的“現實感”論述在1990年代已大量出現。進入全球化時代，新詩研究者將目光擴展至中國現代化進程及其文化方案，試圖在社會變遷的視野中定位中國新詩——這一視野通常被概括為“現代性”。臧棣的《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是最具代表性的論文：“中國新詩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并非是一個是繼承還是反叛傳統的問題。而是……在傳統之外出現了一個越來越開闊的新的審美空間。”臧棣將這一“審美空間”定義為一種非西方的“現代性”。應注意的是，相較奚密、周蕾等人將社會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視為整體性的中國現代化歷史加以立論，臧棣在二者之間做了一定程度的分離——他強調文學與現代歷史相勾連，更強調這關系是隱形的、不透明的。也就是說，“非西方的現代性”并不通過現實本身，而必須通過“寫作”加以呈現：“新詩基本上是把它的主題深度和想象力向度設定在它與中國歷史的現代性的張力關系上，新詩的自我肯定也源于對這一張力關系的自覺或不自覺的體認。”

張棗同樣從“寫作”行為本身定位“審美自律”，希望在中國經驗與世界性的美學形式（即現代主義）之間構建出圓融的整體。張棗于1986年赴德留學，是較早僑居的一位；得益于綜合的世界文學修養及強悍的外語能力，他也是同輩詩人中對于新詩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最為敏感、反思最為深入的一位。2001年，張棗發表長文《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中國當代詩歌的元詩結構和寫者姿態》，做出與宇文所安極為相似的診斷。他認為，對西方現代主義詩學的崇信使得“中國當代詩歌最多是一種遲到的用中文學做的西方后現代詩歌……它缺乏豐盈的漢語性，或曰：它缺乏詩。”但他并未走向對當代詩歌的否定，而是發展出有關新詩“漢語性”的論題。

“漢語性”意味著一種不同于西方的藝術精神。它不是古典詩歌的庚續，而是對“環球現代性”的回應，即在審美自律的原則之外，“詩歌必須改變自己和生活”。在張棗看來，新詩是“一種新的、前所未見的主體性的表達”：自魯迅《野草》以降，中國的新詩人開始學習將生存的困境轉化為文學的隱喻結構，“使得寫者面對創作過程以及自身姿態的意識都得以強化”，構成一個現代的“抒情我”（ein lyrisches Ich）。詩人沉酣在現實經驗當中，并以“詩”的形式完成對現實的再造。因此，盡管東西方詩人使用不同的語言、擁有不同的歷史，但在致力于將生活的危機轉化為寫作的難度這一“寫者姿態”上，并無根本的不同。

張棗的博士論文將現代主義的“審美自律”作為詩歌現代性的前提，這其實延續了1980年代通過挖掘“詩歌的內部規律”構建新詩“身世”的思路。然而，如果說1980年代有關現代主義的探討，是在“撥亂反正”的思路下探索詩歌本體論、使新詩研究成長為一門穩定的文學史學科的嘗試，那么，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這種主體自信逐漸被一種身份焦慮所取代。張棗談到，在德國，日常生活是精準與乏味的，以致每到夜晚常常要獨自“補飲”以克服“內心的空惘”。這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問題，而是世界范圍的普遍場景。由此，他重新思考“傳統”，構造出一種“中國式”的、時刻以寫作關聯現實的古典詩學，作為對抗環球后現代危機的方案，“來抗衡或者彌補我的丟失”。

可以說，張棗和臧棣的“現代性”論述是一種典型的“作者詩學”：它從創作者角度揭示了被新時期文學視為信條的“審美自律”與現代經驗的聯通原理，從而在“環球現代性”的背景中、在“世界文學經濟”的質疑下，實現了“中國身份”與“現代詩學”的合題。

三 新詩的歷史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對“世界詩歌”的指責時，國內外論者多將“現代史”或“中國經驗”作為新詩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相區分的根本，但鮮少對“歷史”本身作出具體的說明，而是語焉不詳地指向“革命”“政治”“殖民”“現代化”等范疇。考慮到這些范疇在中國現代史上呈現出復雜、甚至自相矛盾的形式，應思考的是，作為區別性因素的“中國經驗”果真具有統一的、不言自明的“民族性”嗎？還是說這一立論本身即是“歷史”高度理論化了的結果？

這一提問或許不直接與當代詩歌相關，卻有助于審視1990年代以來當代文化的整體邏輯。在上文所引用的論述中已呈現這一傾向：“歷史”的主要功能并非陳述事物展開的過程，而是為了標示某種文化身份。也就是說，周蕾等人在談及“革命年代”“中國式現代化”時，其實是為了說明自身某些歷史原理與意識形態遺跡，而非這一時期內文學的生產、閱讀、傳播方式。將這些論述置于1990年代文化意識的生成過程之中，所謂“歷史”及以之為基礎的“民族性”說明是需要進一步說明的。

事實上，1990年代的新詩研究已呈現出對自身文化身份的反思傾向。一方面，批評家們依然堅持詩歌審美的獨立性，試圖在文本形式之間建立自我連續性的敘述，另一方面，他們也嘗試以批判的態度，揭示該敘述所依恃的歷史觀，從而呈現藝術作品與某種“絕對觀念”之間的構造性聯系。這既表現為1990年代的“詩人批評”提出“知識分子寫作”“歷史的個人化”“及物性”等新的命題，作為對1980年代“審美自律”的超克與發展；也體現在新詩史領域，孫玉石、洪子誠等史家不滿于單一的現代主義標準，探討當代歷史觀及其形成機制，試圖重建新詩的歷史視野。

進一步觀察，這些嘗試與1990年代其他人文領域的工作是同步展開的：面對全球化的知識生產格局，在社會、哲學、歷史諸多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引介多重資源，希望突破“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二元框架，確立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這一時期的詩歌批評同樣具有廣大的人文視野，與其他學科構成了彼此開放的對話關系。這里，可以就1997年創刊，由趙汀陽、賀照田主編的《學術思想評論》做進一步的說明。自創刊之初，《學術思想評論》就立志通過多學科的協作，克服“規范主義”的思考方式，恢復思想工作對于現實的介入功能，新詩批評也曾參與其中。雜志第一輯編刊專題“從創作批評詩集提煉詩學問題”，收入西川《生存處境與寫作處境》、程光煒《九十年代詩歌：另一意義的命名》、肖開愚《九十年代詩歌：抱負、特征和資料》等六篇文章。它將新詩研究納入廣義的文化批評之中：詩人與批評家不是以創作者，而是以知識團體的身份發表意見。

正如新詩始終在“中/西”“傳統/現代”的夾角中尋求自足的文化身份，“東亞現代性”的討論同樣是在歷史觀的自我批判中重建主體性的嘗試。如孫歌所說，“這些九十年代詩人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面對的是同樣的知識處境，也面對著同樣的困境。”她將其形容為“一幅知識分子跨越專業藩籬而進行深層合作的動人圖景”。從1998年開始，《學術思想評論》致力于整合亞洲思想資源。第五輯的專題“民族主義與知識分子工作倫理”，收入奚密、孫歌、酒井直樹（Naoki Sakai）等作者的五篇文章。其中，奚密的《現代漢詩的文化政治》再次回應了“世界詩歌”論爭。她批評以鄭敏的《世紀末》長文為代表、以“傳統論”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義，正是國內研究者盲信后現代理論的結果；它非但無助于文化主體性的建立，反而暴露了論者“對文化身份的焦慮和獲得國際認可的強烈欲望”。酒井直樹則通過對“現代性”構式的分析，指出東亞之于世界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可以說，這些探索分享著一個基本共識，即“近代”概念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性的，涉及各國文化話語權的爭奪，是“現實”與“理念”交疊的場域。

將視角再次轉向新詩的“自我建構”過程。1980年代，“中國式現代主義”曾以“介入現實”作為新詩“民族性”的依據，尋求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對話；到1990年代，這一話語闡釋能力的消退，蓋因“中國-現代主義”在現代化的學科建制中迅速失去了針對性與批判功能，固化為“政治-文學”的二元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新詩研究同樣處于趙汀陽所批評的“規范主義”陷阱中。相較而言，洪子誠、蕭開愚、陳超等人的批評觀顯出某種共同的傾向：批評不僅形式層面的闡釋，同時必然伴隨審美觀念的再造。這種立場也體現在張棗、臧棣的“作者詩學”中。譬如張棗的“現代性”闡述，最重要的并非“沉浸于語言本體”這一基本立論，而是他注意到“寫作”是詩人“介入”現實的實踐，也是對依附在“現實”上的種種觀念進行批判，呈現新的抒情主體的過程。也只有在意識批判的層面，魯迅——而不是直接師承于西方現代主義詩學的馮至、穆旦、卞之琳等——才會被張棗視為“中國現代主義”的原型。

在“詩歌語言的批判性”路向上，走得更激進的是蕭開愚。他堅持認為詩人對語言的運用——“重建人和世界的關系”必然是政治性的。詩歌語言應實現對既定語言系統的更新，正如詩人作為知識分子應時刻關聯現實，對當代諸相作出判斷。如何理解新詩的“漢語性”？蕭開愚要求詩人須臾不能離開身處的環境，通過持續的改寫將現實“陌生化”并重新審視。也就是說，“漢語性”不特指某種詩歌風格或美學形式（“返祖和追求絕緣于當代的雅致”），而是指批判立場本身，是詩人面對西方普遍主義話語和世界性資本流動，堅持以本民族的價值為要，“進入當代世界的視野”。

如上文所言，當代詩歌的“現代性”論述，與全球化時代新詩人對自身文化身份的體認直接相關，究其根本，即如何理解新詩之于世界詩歌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這一方面，同樣在《學術思想評論》上刊譯的、酒井直樹對于“現代性”機制的討論，將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參照。他認為，在“現代性”的構造圖式中，“西方”并非固定的實體，反而迫切地接近他體（other），并“自稱能夠長期保持超越所有這些特殊的行動”。“要言之，西方必須代表普遍性的契機”。因此，東亞在經歷西方所主導的“現代化”浪潮之后，不可能通過構建某種特殊的“民族性”將其從西方中心主義中拯救出來，相反，這種嘗試只會被反復地歸化到西方的偽普遍主義結構中。他認為，要打破這一闡釋學循環，只能以東亞的自我批判為起點：只有通過反思將自身構建為主體的那種話語力量，才能突破“現代性”的一元歷史框架。

四 結論：重建歷史視野

1990年代的“世界詩歌”揭示了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的結構性變動如何暗中支配著當代詩人的文化選擇；而新詩的歷史意識，也深深濡染著時代斷裂之后，知識分子對于現代歷史的不信任態度。事實上，這種內在的“不合作”意識構成了當代新詩面對現實的觀念底色，也在1990年之后的三十余年里，不斷刺激著漢語的感覺器官，使當代詩歌從高蹈而封閉的純詩理想中突破出來，恢復對現實發言的熱情。

然而，當我們將“現實感”“歷史化”作為新詩主體性之不言自明的根據時，還應思考另一些問題：有關“歷史”的認識是如何被塑造的？不同人群所說的“歷史”是同一個歷史嗎？1990年代，盡管孫玉石、洪子誠等文學史家已就新詩與歷史的關系問題展開卓有成效的思考，這一路向卻似乎并沒有延續下來：當下的詩歌批評仍缺少從結構性視野考察新詩文本的能力，甚至不自覺地將詩人的語言方案與其政治立場掛鉤。譬如，在近年有關草根詩人、工人詩歌等等討論中，來自中國左翼傳統“介入現實”的泛政治主義傾向，成為了新詩之“中國性”的依據，將其與現代主義導向的“學院詩歌”區分開來。這不禁令人疑惑，同樣身處“當代”，在文化歸屬感的層面，“打工詩人”和“學院詩人”果真是絕然對立的嗎？不少論者高度肯定“工人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認為它解救了新詩“技術主義”的弊病；但又認為，由于詩人的勞動者身份，鮮少接受系統的文學教育，作品在美學上存在先天不足。這種自相矛盾的論述顯示，許多批評家固然體察到當代詩歌的弊端，但仍無法越過文化身份的藩籬，理解、描述陌生的美學經驗及其文本形式。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再次回到酒井直樹的命題：“為了批評西方對日本的關系，我們必須從批判日本開始。”在筆者看來，建立更加體貼、開放的文學觀，要求我們以公正的態度面對作為實體的“中國”，在“現實”層面重新結構歷史的張力：不僅針對資料學意義上的史實，也包括以譜系學的方法，清理“歷史”被敘述的過程。1990年代“世界文學”的討論，無疑為我們重建這一視野提供了更為宏觀的背景。它提示，當我們將“歷史”作為中國區別于西方的根本性依據時，有必要從中剝離出“事實”與“理念”兩個層次：作為“理念”的“東方”是話語的、批判性的，但作為“事實”的東方則是空間的、實體的，涉及全球化時代政治、經濟、文化話語權等諸多因素。重建歷史視野，正是為了清理“理念”層面的遺存，從而召回作為“事實”的當代中國，賦予“文學”真實的肉身。

總體來看，新詩的合法性問題已不可避免地和全球文化政治糾纏在一起。1990年代初的“世界詩歌”論爭呈現了不同話語力量對于各自文化身份的體認；由此展開的有關現代歷史與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亦可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短二十世紀”之后的文化政治格局。時至今日，這一格局在何種程度上形塑了我們對歷史、對文化的理解方式？它又將推動世界朝向什么方向轉變？答案依然很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