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草原和自然文學

□徐 剛

植物對人類的貢獻最多，但人類最無視的是植物，人類以為最柔弱可欺的是植物，人類眼中最微不足道的是植物。但不同的價值取向，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一個是老子，以水“善下之”，草之柔弱，寫就了中國古典哲言的不朽理念，“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這個理念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化的發展。我們有過“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句，我們的農民、牧民從來把青草視同寶貝，可以肥田，可以放牧，豈不美哉？我說的人對植物的輕忽，是那些自以為是的權貴和文人。在機器和技術的浪潮中，植物是什么？植物算什么？青草、草原算什么？

俄國作家普里什文對植物、動物和人，有精彩的分析：“我站立并且生長，我是植物。我站立、生長并且行走，我是動物。我站立、生長、行走并且思想，我是人。”假如容我略作修改，能否這樣說：“我無聲無息，就在你路過處被輕易忽略甚或踐踏，我是植物。我在深山老林，虎嘯獅吼，你看不見，你怕我銳利的牙齒，我被保護，我是動物。我指點江山，自以為是詩人、哲學家和思想家，我對小草、植物視而不見，我是人?！?/p>

瑪拉沁夫先生是內蒙古草原的驕傲，他寫草原的審美自覺是與草原連心連肺的，在《科爾沁草原的人們》開首，寫的是草原夕陽：“夕陽被遙遠的大地吞沒了，西北風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變成了沸騰的海洋，空中密布著烏云，好似一張青牛皮蓋在頭頂，人們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將要來臨了。”瑪拉沁夫的語言特色是蒙漢語言之集大成者，“和實生物，同而不繼”也。他寫蒙古族諺語：“放走豺狼的人，是草原的罪人。”他引用成吉思汗的話：“當發現你的朋友是藏起尾巴的狐貍時，就馬上用毒箭射死他?！奔扔行蹨喐呖海钟忻耖g語言的民間敘事，可稱是草原史詩?，斃叻虬讯嗌贈]有見過草原的人“帶進了草原”，存放著夢想。恩格斯的《風景》把讀者帶到了北徳意志草原，讀來驚心動魄：“然而那最富有毅力的日耳曼部落薩克森人的故鄉，即便一片荒蕪也是富有詩意的。在暴風雨的夜里，當魅影似的云彩包圍著月亮的時候，當狗在遠處交相狂吠的時候，你可以跨上一匹驃悍的馬，沖向無際的草原，你可以在風化了的花岡石塊和墓冢累累的土地上馳騁。在遠方，潭水映出月亮的光輝，磷火在它上空閃爍，暴風雨在廣闊無垠的原野上發出可怕的咆哮，你腳下的大地搖晃起來，你才是走進了德意志民間傳說中的世界。只有認識了北德意志的草原之后，我才真正了解了格林兄弟的《童話》?！?/p>

在人類大規模開發草原之前，大草原和大荒野幾乎是同義詞。它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草原和大森林一樣，是大自然的代表作，因為大森林更不易進入，草原便成了童話及神秘傳說的創生地。草原和荒野可以互相指代的年代，是原始文化累積的年代，是人所不知的秘密創生的年代，是生態平衡的寧靜的年代，是推土機和挖掘機還沒有出現的年代。

人類擁有的一切自然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賜。中國草原總面積近4億公頃，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為現有耕地面積的三倍。如果從中國東北的完達山開始，越長城，沿呂梁山，經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東麓為止，中國就分成了兩大地理區域。東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區，氣候溫濕，離海洋比較近，大多是農耕區，還有魚鹽之利。西北部分多為高山峻嶺，遠離海洋。它面對風沙與干旱，但它有草原，有大片的青草、野花與牛羊，還有草原上馳騁的各種動物，草叢之下有無數細小的生命，細菌、真菌等等，它顯現的是大自然的另外一些特點。第一，在某種程度上的生存艱困；第二，直面艱困所必需的剽悍強壯；第三，因為草原雍容大度而擁有的生命的廣大和美麗，以及平面的浪漫。除此之外，從文化而言，草原還是神話、傳說和童話的搖籃。

內蒙古草原的多樣性，是大自然天生的，非人力可為。內蒙古與八省交界，交界處在地理學上被稱為“接壤地帶”，“接壤地帶”又往往是“鑲嵌地帶”，而“鑲嵌地帶”的特色是：必然有風景，必然有不一樣的物產，必然有不一樣的生命故事，必然有語言的豐富性。記得2000年我做鳳凰衛視《穿越風沙線》的嘉賓主持，夜宿通遼。住處沒有空調，夏夜太熱，便出門散步，我記得那時的通遼是廣闊而貧窮的，很少有夜市，安靜極了，頭頂的星空格外明亮，月亮也很大。聽見一群蒙漢朋友在戶外喝啤酒聊大天：“天熱的夜晚是用來看星星的，看著看著就會有涼風送來?！睌z制組第二天去毛烏素沙地。為什么叫沙地而不叫沙漠？它原本是草原，人口增加，過度放牧，草不得其養而沙化，此沙地之謂也。

在內蒙古，我三次去毛烏素，是為了采訪“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的建設者”，采訪治沙人，從牛玉琴到她的后來者?！叭狈雷o林”的主體建設者是當地農牧民，還有他們家的毛驢。毛驢馱著兩大桶水，農牧民肩扛著樹秧子，抗干旱的樟子松。一群小孩跟在毛驢后面，用手指頭蘸點水吮吸著?？拾。丝实乜拭H也渴，毛驢拉的驢糞蛋是沙包蛋。當兩大桶清水倒進樹坑，毛驢羨慕而安靜地注視著，只有在主人的示意下，它才會細心地去舔水桶的四壁，那水的殘跡……我深刻體會到：倘若風景不在場，任何故事都是蒼白的；倘若風景在場，而風景的描述者沒有詩性的語言，所有的敘述皆無法感人。我曾寫過我的故鄉，是別人的他鄉，而別人的他鄉，是我的故鄉，他鄉即故鄉，故鄉即他鄉。我到過的一些地方有大森林，有大荒野，如大小興安嶺、秦嶺、祁連山、河西走廊、天山、可可西里等等。我都有一種愛和被愛的感覺。我曾匆匆經過內蒙古草原，是隨著攝制車匆匆走的。我到過草原，其實一晃而過。真正的到草原，到阿日善嘎查，到正藍旗元上都看金蓮花獨自燦爛、獨自芬芳，這是第一次。草原是芳草的故鄉，草原是種子的母親，草原是風景的搖籃。

因為《草原》的邀約，我第一次到了內蒙古草原的阿日善嘎查。在很近的距離上看春草，看牛羊，看賽馬，和牧民交談。他們說起了這幾年的變化：“草多了，牛羊肥了，帳篷換新的了，來阿日善旅游的人越來越多了，日子好過多了?！绷碛心撩裾f：“草原還是缺水干旱，這兩天下雨了，牛羊都叫得歡?！痹诎⑷丈撇菰咏粋€咸水湖的邊上，還有沙山。你在草原上蹲下，你放下身段看那草原的草，還不是茂盛的草，草根旁是連片的沙土。你在其上行走，便是在沙土上行走。如果沒有雨，如果沒有滴灌技術，如果沒有精心計算草原的環境承載力，我們的草原生態仍然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困難。

自然文學吶喊的、啟蒙的任務，尚未完成。在更廣闊的意義上，自然文學對寫作者的要求，是文字的要求，是文學性的要求，概而言之是詩性寫作的要求。自然風景總是給人無限遐思：在錫林郭勒，在渾善達克沙地邊緣，那金蓮花草原簇擁的，是元上都的殘磚碎瓦、斷垣殘壁。

我懷著朝圣的心情來到草原，我羨慕生活在草原上的自然寫作者，他們被自然寵愛，被自然擁抱。我的擔心是被寵愛久了，會不會淡薄了這份愛？另外，我的體會是，自然文學不是“舶來品”，它源出詩經，發軔于魏晉，興盛于六朝，風騷兼具者陶淵明為宗也。宗白華先生說：“魏晉人士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其中推波助瀾的是昭明太子的《文選》和親為之序的《陶淵明集》?！懊啦蛔悦?，因人而彰”，草原的美尤其需要草原上的自然寫作者，用你們“筆端常帶著感情”（梁啟超語）的語言，書寫草原上的四季風情、風景，找回中國文學歷史悠久的景物描寫的修辭語言。如《人間詞話》所言，“境非獨謂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草原的遼闊美妙，難道不應是自然文學的境界嗎？

自然寫作營：一種新的生活和寫作方式

□阿 霞

在內蒙古草原最美的季節，我們相聚在錫林郭勒草原正藍旗的金蓮川牧場，舉辦第四期“自然寫作營”暨自然文學論壇。這是一次文學與草原的盛會，更是一次人與大自然的相約。

“自然寫作營”是2021年《草原》雜志與張煒、阿來、葉梅、施戰軍、梁鴻鷹、陳應松、鮑爾吉·原野、馮秋子、劉亮程、任林舉、艾平、李青松、陳濤、興安、格日勒其木格·黑鶴、蘇滄桑、傅菲等眾多作家、評論家聯合發起和倡導“自然寫作”之后，組織創辦的一個戶外文學體驗活動，旨在激勵作家進行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創作，促進各民族作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自然寫作營”也是作家走出書齋、走進自然、親近自然、書寫自然的一種新的生活和寫作方式。

記得今年年初，在烏蘭哈達火山的“自然寫作營”上，我說過：“人類只有置身于荒野中，才能清醒地、深切地體悟到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才能看清我們自己的力量。所有聲音都是大自然的語言，所有景象都是大自然的文字?！比祟惖纳婧桶l展有賴于我們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開發，但是我們究竟對自然了解多少？我們過去以為大自然就是為我們而存在的，我們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有無窮無盡的資源可以被我們使用和揮霍。但是，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和生態異常，各種自然災害的增加，地球不可再生資源的逐步枯竭，生存環境的惡化，我們終于認識到，如果我們想長久地在這個星球上生存，我們必須像愛護自己一樣愛護自然，它是與我們平等共生的生命體。

近幾年來，“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文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人民文學》《十月》《天涯》《詩刊》等都相繼開設了專欄。最近《文學報》又開展了“作為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自然文學、生態文學再討論”，引發了文壇的積極響應。有人說，《草原》和《文學報》，一南一北，遙相呼應，為“自然文學”吶喊。

這次論壇的主題確定為：“自然寫作：人與自然的重新對話”。我以為，它有兩層含義：一個是我們重申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這也是我們主張和提倡“自然寫作”的出發點；另一個是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平等的對話性的關系，而不是主人與附庸的關系，更不是主宰與被主宰的關系，它是自然生態與人類生存命運的共同體。所以，如何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如何用文學重建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如何用“生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重新認識自然、書寫自然，從而為生態文明建設和我們國家的永續發展作出貢獻。這應該是這次“自然寫作營”和“自然文學論壇”的初衷和意義所在。

“自然文學”就是 面對現實的文學

□孟繁華

“自然文學”如果按照現在的理解，是古已有之。比如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的第一首詩《關雎》，寫的是關關和鳴的雎鳩，棲息在河中的小洲。賢良美好的女子，是君子好的配偶?！遁筝纭穼懱J葦茂密水邊長，深秋白露結成霜。我心思念的那人，就在河水那一方。這里的愛情和自然一直是被共同書寫的?；蛘哒f，在古人那里，人與自然早就是和諧與共、不可分離的書寫對象?！白匀晃膶W”在古時沒有被提出，是因為在古時這不是個問題。換句話說，前現代的生活雖然多有不便，節奏緩慢，但自然生態完好，抬望眼便是風光無限。今天提出“生態美學”“自然文學”，其實都是一個意思，這就是譚維維在《給你一點顏色》中唱的：“為什么天空變成灰色，為什么大地沒有綠色，為什么人心不是紅色，為什么雪山成了黑色，為什么犀牛沒有了角，為什么大象沒有了牙，為什么鯊魚沒有了鰭，為什么鳥兒沒有了翅膀。”人對自然的索取超過了自然的承受，人無限夸大的自我想象終于受到了懲罰。但人畢竟還是有反省能力的物種，適時地檢討和反省人類的行為，便有了“自然寫作”的提出。因此，“自然寫作”首先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文學。

“人是萬物的主宰”“人定勝天”“人是宇宙的中心”……這些觀念認為人可以改變一切，一切都是為人類服務的。于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改變了。當歌曲《給你一點顏色》中發生的一切出現的時候，慌亂的人類開始反省“現代”和它的后果。于是有了今天類似于“反現代”的現代性的“自然寫作”。這樣形態的寫作一直存在，也就是面對現實或環境狀況的寫作一直存在。比如阿來的作品，無論小說、散文、詩歌還是電影，如果可以概括出一個特征的話，那就是“親生命性”，也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與其他生物間的情感紐帶”。這種親生命性，首先是對人，也就是對同類的親善，同時包括人與自然的聯系，這一觀念深深扎根于人類進化的歷史進程中。《云中記》對生命的親近感人至深。《云中記》就是要絕處逢生，就是要在死亡的廢墟上歌唱生命的偉力和無限可能。我發現，小說中到處有聲音響起，到處有不同的氣味撲面而來，到處有五顏六色的顏色布滿天空和大地。比如馬脖子上的銅鈴聲、飛起的驚鳥、溪水飛濺聲、阿巴和亡靈的對話聲，在阿巴那里，是有如神助。妹妹的亡靈聽到了阿巴的聲音，阿巴熱淚盈眶，他哭了。在阿來那里，生命無處不在，有生命就有詩篇。那各種味道，有野菜、蘑菇、牦牛肉、藏香豬肉、酸模草莖、酥油、干酪、茶的味道，丁香花等等的味道。這些聲音和味道的書寫，使小說充滿了人間性，聲音和味道是有感知主體的，這主體就是人類的生命。因此，《云中村》的人物、情節、細節和場景，無不與生命有關。小說的情感深度，也蓋因為小說書寫了對生命的尊重、敬畏和親生命性。還比如《蘑菇圈》，蘑菇圈是一個自然的意象，它生生不息地為人類提供著美味甚至生存條件。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或相安無事。人生的況味，是對人生的一種體悟，它看不見摸不到，但又真實地存在于每個人的命運中。小說寫了阿媽斯炯和小說中所有人的況味，應該說都是一言難盡。阿媽斯炯受盡了人間磨難，但她沒有怨恨、沒有仇恨。她對人和事永遠都是充滿了善意，永遠是那么善良。她隨遇而安。只要有蘑菇圈，有和松茸的關系，有她自己守護的秘密，她就心滿意足，但是她的蘑菇圈最終還是沒有了。生活對阿媽斯炯來說可有可無了。她最后和兒子膽巴說“我的蘑菇圈沒有了”，這是阿媽斯炯的絕望。

“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在作家創作中一直沒有中斷。當它被特別提出的時候，我們應該格外注意，人類確實需要警惕或克制對自然的無限掠奪，讓自然與人類和諧共存。在這個意義上，自然文學首先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文學。這也是《草原》提出“自然寫作”的初衷吧。

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集合與再出發

□陸 梅

在星空下，在草原上舉辦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論壇，是一件多么自然而美好的事。這在城市里簡直不可能。哪怕找到一個自然的好景觀，也是人工合成的。

一段時間來，我們很多人對什么是自然文學、什么是生態文學，有很多的思考、討論和紛爭。我發現，如果僅僅從定義出發，我們可能會陷入概念的空轉；如果從經驗出發，我們又會走進認識的盲區……

有一天，我和評論家興安說起這樣一個困惑，我們一拍即合，不如開設一個欄目，把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放置在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新的方法論的維度下，我們再來看自然的問題、生態的問題，文學又該怎么回應、怎么重新界定、怎么重新想象。這個欄目就由興安擔綱主持，從今年的6月16日開始，由興安開篇，王昉、沈念、劉詩宇、娜仁高娃、龐余亮、鄒漢明、江子、丁帆、凸凹等評論家、作家先后加入了這樣一場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再討論中。由此，《草原》雜志和《文學報》，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前者是創作實踐，后者是理論探討，形成了自然文學、生態文學實踐與理論的一次集合與再出發。

欄目還在持續中，我和同仁都從中受益良多。此刻我腦海里想到的，也許我們該多一份警惕心——當我們說起自然的時候，不要錯把田園當荒原；當我們寫自然文學的時候，也該明白真正面向星空、河流、山川、大地的自然離我們日漸遙遠——生態環境的惡化和人類無窮盡的揮霍，每一刻都在改變和重塑著我們這個星球。所以，可能我們需要重新確立起我們和這個時代、和大地上所有生命的關系；重新面對我們的自然書寫傳統，敞開思想、想象和行動的空間。恰如評論家丁帆先生所言：“究竟是采用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自然中心主義價值觀，抑或是人類與自然兩個中心調和的中庸主義價值觀。如果用開放的視角去看待自然書寫，我以為，放任作家自由吧。然而，無論采用什么樣的自然書寫觀，一個文學亙古不變的隱在價值觀念是不能遺棄的，這就是人性的、審美的和歷史的看取自然與人的關聯性?！保ǘ》蹲匀晃膶W書寫之我見》，見7月14日《文學報》）

更進一步說，當我們身處“自然生態與人類生存命運的共同體”，文學僅僅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還遠遠不夠，文學還應該看到人與第二自然、與第三自然等關系的新變，文學在這些新變面前怎樣選擇、如何行動？比如日新月異的山鄉巨變、鄉村振興，文學怎樣回應這個時代之變？怎樣以“生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重新認識自然、書寫自然？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一些新的經驗、新的形態、新的主題和新的視野出現，同樣也需要文學作出回應。

敬畏自然，書寫美麗中國

□阿爾斯楞

感悟人與草木萬物之間的玄妙關系，是有關心靈與自然無限親近的過程。交融于自然，將心靈敞予自然，于是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自己，并與自然建立對話。這種對話蘊含更多思考，蘊含更多對于自然和時代的解讀。

游牧文明來源于人們對自然的敬畏與熱愛。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之間相互共存的世界觀，是游牧生活嚴重依賴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表達之一。游牧生活的共存性和對自然的依賴性，同時為游牧文明提供了更為包容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在語言方面更體現了游牧的詩性。

在草原上牧人相遇時的問候不僅僅是簡單的一句“你好”，其中蘊含著對四季變化，乃至牲畜、草木、氣象等各種信息內容的詢問打探。這種問候具有詩的語境，也是與自然的對白。比如，春天相遇會問候，生活是否像綿綿細雨里的草木充滿生機；秋高氣爽的季節，心境是否像天空般清澈，牛羊是否肥壯，萬物是否豐收。這種與季節相關的問候無不顯示出人與自然的親近關系。

游牧就是逐水草而生活的過程，對于自然生態的敬畏和熱愛與生俱來，也是游牧文明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游牧通常按照不同季節遷徙，牧人不會固定在某一區域，他們懂得給草原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遷徙營地前要做很多準備工作：封閉好門窗，水井蓋好蓋子防止雜物或野生動物墜入，填埋生活垃圾，為草木生長提供良好環境。記得小時候采過蘑菇后，大人就叮囑要用腳踩平草地上的土坑，并且告訴孩子明年這里還會長蘑菇。其實這里是否還會長蘑菇，誰也不知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熱愛自然敬畏自然是游牧人賴以生存的價值觀。

草原上除了自然，還有動物和人之間形成的互助共生的默契關系。比如，狼與人之間的關系，牧人對狼既憎恨又敬畏，獵殺與保護始終處在矛盾之中。冬季的時候牧人會將凍死的羊送到狼窩附近，以供它們食用熬過冬天，其實也在警告狼不可騷擾營地里的羊群，狼也知道自己領地的羊不可捕殺的硬道理，于是就跑到更遠的地方尋找獵物。牧民偶爾也會鑿開河冰，為狼捕食魚類創造條件。牧民知道如果狼絕跡了，野兔、黃鼠、旱獺等食草動物就會泛濫，鼠疫等病災就會發生，草原就會被破壞。所以草原不能沒有狼群，但也不能泛濫，從而保持人與動物共存的世界。

當我們重新審視與自然的關系時發現，我們得到的一切都源于自然的饋贈。內蒙古草原千百年來就是各民族交融交合、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不斷融合的地方。我們的先輩為我們留下了太多有關人與自然、人與萬物蒼生之間怎樣和諧共生的故事。這些故事需要我們以謙卑的態度學習和傳承，從而書寫新時代的美麗中國。

自然原型與人類記憶

——再談“自然寫作”的意義

□興 安

第一次來到金蓮川草原，被這里的神奇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歷史所震撼。尤其是看到被草原覆蓋的元上都遺址，感慨萬千。日本作家鳥居龍藏在《蒙古旅行》一書中記錄了他在二十世紀初，也就是100多年前考察元上都遺址的經歷。當時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這被青草和樹木埋葬的廢墟曾是元代蒙古人的都城。由此我想到柬埔寨的吳哥窟，它是高棉人輝煌的歷史遺跡，是世界上最大的廟宇，卻被自己的民族在記憶中完全抹除，到了十九世紀才被法國生物學家亨利·穆奧無意中在原始森林中發現，并寫在了《暹羅柬埔寨老撾諸王國旅行記》一書中，使它終于被世人所知。兩個遺跡，距今都不過千年，卻是同樣的命運。由此我也震撼于大自然的偉力，它以自身的力量，用地球表面最本初的植物、草原與森林，還有時間和風霜雨雪，消除了一切人類的痕跡，哪怕你曾經那么恢宏與奢華。所以，人在自然中就如同匆匆過客，“來自塵土終歸于塵土”。另一方面，假如沒有像鳥居龍藏、亨利·穆奧這樣的考古學家和作家的發現和記錄，恐怕這些人文歷史遺跡，包括我們人類的部分記憶，都將被時間的洪流與大自然的輪回交替所吞噬。這就是作家在人類歷史和文化中存在的價值，他們是記憶的保存者，也是遺忘的抵抗者。所以，我們今天所談到的“自然寫作”乃至“生態文學”其實就要重新認識自然在我們人類歷史和記憶中的位置，它不光是背景或場域，它是地球上真正意義上的主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沒有人類的思想、歷史和記憶與之互動，相互反照，并賦予自然形而上的意味，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意義。

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這幾年熱度上升，絕非偶然。究其原因，我想起評論家項靜在《從博物到非虛構：自然生態寫作的一條路徑》中所寫的：“全球疫情下對人類生存、環境和生態的重新思考，長期以來籠罩全球的生態危機在文學中的反應，或許還有對以人類為中心敘事的日漸疲態。”“以人類為中心敘事的日漸疲態”這個表述很重要。她指出了工業革命后，“現代性”理論提出以來，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去自然化”趨向，這也正暗合了我在一篇文章中對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文學“向內轉”所產生的人與自然漸行漸遠的推斷，即作家寫作過于偏重內心和形式，強調“本我”和“潛意識”，甚至揭開了“欲望化”寫作的潘多拉盒子，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疏離和對立。（見《“自然寫作”：一種文學與生存的建設性選擇》）

當然，在現今，中國的自然與生態文學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理論和觀點舶來品居多，自主者甚少，我們的創作實績與理論研究嚴重脫節，所以，我在今年《文學報》主持的“關于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自然、生態文學的再討論”，也是試圖引發主流批評界對自然與生態文學的關注和認識。自然文學絕不是另起爐灶的類型文學或主題創作，更不是“不落人間”（李敬澤語）的“烏有鄉”式寫作。自然寫作本身就是文學主體的重要部分，就如同“自然”從古就是文學的原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