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就在疫情期間，薩利·魯尼完成并出版了她的新作《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這時候回頭去看她的前兩部小說《聊天記錄》和《正常人》，是否有些落伍？短短五年間，她聲名鵲起，不僅收獲了布克獎等文學領域的專業獎項提名，成為《紐約時報》等紙媒的追捧對象；兩部長篇小說亦獲得電視制作人的青睞，被改編成電視劇，影視媒介進一步放大了她的影響力，毫不夸張地說，她已成為過去五年來在全世界范圍內最炙手可熱的年輕作家之一。

魯尼的語言是當代的，簡短，明快，有一種刻意卻不造作的利落感。她輕描淡寫地描述人物的動作，勾勒她們生活的場景，絕不拖沓，既沒有傳統小說中對物質環境的充分展開，同時又是連貫的，人物線索清晰，情節脈絡分明，正如她在訪談中所說，她不認為自己的小說在形式上有任何“反傳統”之處，換言之，她似乎并不認為有必要在小說文體上進行過分形式化的操作，但這并未妨礙《聊天記錄》和《正常人》鮮明的革命性和對于社會規范的挑戰。她筆下的關系也是當代的，不穩定，不確定，人物試圖在關系中確認自身，而不是通過個人在這世上的成就；短信、郵件、電話、視頻是人物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隔著步行十分鐘即可到達的距離，弗朗西斯與尼克依然使用電話來調情，而朋友間的深入溝通更多地通過郵件而非面對面聊天來實現。交流媒介的轉變從未如此深入地在小說中得到展示，而魯尼并未因此將小說的結構做碎片化的處理，許多評論甚至將她的小說文體上溯至19世紀英國的書信體傳統。

毫無疑問，兩性關系是魯尼小說中最為重要的線索。無論你是否喜歡她篇幅龐大的對于女性身體體驗的描寫，與之相對的，被動而溫存的男性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性都無法讓人視而不見。《聊天記錄》和《正常人》的男性主人公面對女性時，往往顯示出敬畏乃至退讓的姿態，他們主動將決定權交給女性，不給關系任何定義或保障——這當然可以用魯尼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中對理想關系的描述來解釋：人們之間的關系像是流動的水，原本就不可方物。但人物的形象設置依然不可避免地將我們引向現實處境：在這個“文明”的時代，野性和體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功用，男性甚至有可能落入更為孱弱的境地。在魯尼筆下，弗朗西斯的父親、瑪麗安娜的哥哥、尼克都無法安于自己的社會角色，他們情愿把生命力耗費在酒精或出軌行為中，這似乎拋給讀者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沒有戰爭的和平時代，“力量”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超出了二元對立的解釋范疇，也不符合女性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如果當今世界還存在所謂的“主流”。事實上，這個時代的男性未必比女性享有更多特權，正如魯尼在小說中所言：如果這個社會是完全由男性主導的，那么，很難解釋他們為何在自己創造的世界里過著同樣糟糕的生活。

早期的魯尼讓你不由得想到這些問題，能不能只要我們想要的部分，精挑細選，拒絕所有我們不要的部分，無論是理念還是實際的行動，有沒有可能，將這些妥協最小化？既然年輕一代已不完全認同現有的規則。但這仍然要付出代價，比如《正常人》中瑪麗安娜雖然默認了和康奈爾地下交往，但還是被康奈爾的隱瞞行為激怒了；而在《聊天記錄》里，弗朗西斯毫不懷疑自己有離經叛道的權利，卻無法安于她和有婦之夫尼克之間的戀愛關系，她一直在糾結自己是不是虛偽的，是否破壞了他人的家庭，是不是想要獨占他，是不是想要合理合法地擁有這份感情？如果是這樣，他們的關系將走向何方；如果不是這樣，他們的關系又有何意義？魯尼同樣將追問延伸至個體對于生存方式的思索：如果我不想工作，不想被剝削，不想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同時又需要金錢支持基本的生活，甚至還要在大學畢業后有立足之地，靠資本的運作來支持我的聲名，從而有暢通無阻的表達通道，那么，我要如何學會在居間中尋求平衡，如何在桀驁不馴的同時做到心安理得？

而關于好人和壞人的道德辯論，在人物的具體實踐中則變成了一個看似簡單卻依舊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否會傷害到別人；“傷害”本身就是一種無法被絕對化的感受，于是人物不得不重新墮入情感相對主義的困境中去。在魯尼筆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這也正是主人公掛在嘴邊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給出的結論。在這樣的道德困境之下，弗朗西斯和小說中的其他主要人物試圖建立自己的道德觀念，不是為他人或社會負責，而只是為作為個體的自我負責。

《聊天記錄》《正常人》還提示了另一重現代教育體制所造就的矛盾。人文領域的專業知識本身構建了分裂的脈絡，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之后的文學基本上是對于古典文學的反動；批判性幾乎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石。作為文學專業出身的主人公，閱讀意味著對世界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也意味著閱讀生活與真實世界運行邏輯之間巨大的溝壑。人物如何秉持批判的態度，生活在他們并不認同的世界里，這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換言之，無論是有意或無意，從事知識生產與傳承的大學教育與高速運轉的當代社會之間都形成了對抗關系，這種斷裂感尤為清晰地呈現在魯尼早期的小說中。當然，《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或許無意中揭示了另一個更令人失望的事實，那就是，前者實質上也是后者的一部分，從來都不存在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對抗。

盡管如此，魯尼的人物依然試圖建立新的主體性。這與麥克尤恩等人年輕時的創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那一代人年輕時不屑于任何觀點，他們消極、被動，小說中充溢著無法排解的虛無感。這也是為什么，盡管魯尼的人物不完美，甚至不可愛，不夠反叛，可能尖銳或自私，但卻顯得有責任感。現代社會對個人空間造成了強烈的擠壓感，人們生活在巨大的溫室之中，但依然想要真誠地活著，人物建立新的個人秩序的努力值得尊重。

當然，這對于二十歲出頭、大學畢業之前的年輕人來說，不見得是個真正的困難，因為年輕人大可以抱著抽象的理念暫時蜷縮在象牙塔內。尚未離開校園的弗朗西斯、波比、瑪麗安娜都尚未被任何關系框約。面對婚姻、工作等“陷阱”，她們輕盈地轉過身去，以松散的、沒有明確契約的方式參與其中。這多少有些無政府主義。的確，當一段關系的形式大于意義，淪為形同虛設的安全感的保障，人們不但不能在其中獲得真正的安全感，反而由于實質和表象的疏離，陷入精神上的分裂。這也是魯尼在《聊天記錄》中反復提到的，抑郁癥很可能是資本主義的正常反應，或者說它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反抗。過度完善、無所不在的制度化留給個人的空間和選擇的機會越來越少，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所做的一切建構最終將壓力按實在每個深入參與其中的個體身上。這恐怕是現代文明自身的悖論。魯尼并未在這個意義上進一步展開，但這同情的傾向無疑是危險的。

除了資本主義、女性主義等議題，《聊天記錄》和《正常人》有著更為明確的代際感。兩個女主角弗朗西斯和波比對年長的人們表現出刻意的嘲弄和“酷”的自詡，人物的出生年代不只是標簽，而是活生生的另一代人。是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和他們不同，但究竟哪里不同，怎樣不同？此外，主人公與父母之間的關系也值得玩味。兩部小說中的家庭沒有一個符合期待，幾乎都是千瘡百孔。無論是常常陷入經濟窘境的弗朗西斯，還是家境優渥的波比，都急于擺脫她們的家庭，謀求新的出路。孩子與未來相關，但那難道不是一個循環？我寧愿將魯尼筆下的家庭關系概括為：我們是你們的孩子，來看看你們是怎么撫養我們長大成人的？

魯尼對筆下的人物雖暗含嘲諷，但從不過度苛責，保持了可敬的分寸感。不輕下判斷的包容感，也是新人類的特質吧。憂慮雖然必要，但草依然會生長，年輕人會在任何地方，懸崖的縫隙之間，荒地上，破碎的瓦礫中，重建新生活。不要忙著定義，不要忙著給出道德判斷，每個時代每個個體面臨的困境都不相同。畢竟，沒有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革命風潮，年輕人要以什么形式表達他們的不滿？權力有其毛細管般的分支，與之相應，反抗也變得微觀且無處不在。

然而，一旦他們離開校園，進入社會，這些看似高深和純潔的理念又將面臨怎樣的挑戰？正因為如此，魯尼新近出版的第三部小說《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既令人期待又令人不安。主人公跟隨作者成長的腳步一并離開了校園。魯尼主動回答了讀者的追問。弗朗西斯的特立獨行，究竟是因為她是千禧一代，還是由于她身在校園，尚未真正進入社會？弗朗西斯在《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成長為尼克夫婦，或是尼克夫婦成為了小說家婚后第一部作品真正的焦點？

在閱讀《聊天記錄》時，我想到的是歌德的《親合力》。同樣是一對夫婦邀請兩個異性進入他們的生活，像是一場婚戀化學實驗，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在歌德筆下，克制的一對最終全身而退，而放任激情的一對則傷亡慘重，片甲不留。相比后兩部作品，《聊天記錄》多少顯得有些粗糙，不過，粗糙很可能也是可貴的質感。它會讓你一遍又一遍回到年輕時代，想起那些夢想和現實焦灼在一起的日子，想起充滿了玄機和欲望的青春期，以及至今仍未解除的身處人群中所感受到的疏離，對于簡單而真誠的交流的熱望。是的，為什么不能平常地相愛，為什么不能擁有切骨入髓的關系，難道就因為我們看不起這一切陳規陋習？

而《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則讓我不斷想起狄更斯成長小說的人物結局，那些年輕的、渾身力氣的小孩子，面對各種意想不到、突如其來的危險，展現出他們應變的機智和強大的生存熱望，到最后紛紛完成了階層的轉變，終于安定下來，衣食無虞，主人公不再害怕，不再迷茫，但也只能安放在故事的結尾，狄更斯似乎從來沒興趣續寫他們之后的生活。

成長小說的結尾確實非常考驗功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魯尼的三部小說有著相似的結尾，這倒不是就其開放性而言。《聊天記錄》的結尾是反諷的，弗朗西斯意識到必須要到生活中，靠行動力獲得真正的體驗。這掙扎的體驗來自道德的困境，但我們仍需要用愛和被愛來印證自己的存在，這事從來沒變過。《正常人》以康奈爾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作為結尾，是瑪麗安娜和他之間無條件的愛和理解使這一切能夠成真。《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生育恐懼不存在了，生存焦慮淡化了，對這個世界發表意見的熱情依舊，成名或未成名的女性知識分子在愛和家庭中找到了暫時的皈依，女主人公愛上了體力勞動者，魯尼關于階層的思考終于圖窮匕見。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區別不在于誰的收入更高，而在于他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里。知識分子有一個假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他們靠著高級的交流活著，靠著對這個世界不斷發表看似高深的見解來確認自己的位置。而工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我們是否真的了解？決定艾麗斯在兩性關系之間位置的，究竟是她的收入，還是知識分子的身份？

許多讀者都注意到，喬治·桑曾經數次出現在魯尼的小說中。《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占據了更為關鍵的位置，這也成為讀者們爭論的焦點。人們往往期待互文與小說內涵之間存在更深層面的對話關系，但是，它們出現在魯尼筆下，不過是主人公手頭捧著的書，和她吃的零食、去的餐廳一樣，很大程度上只是情節的一部分。也因為如此，互文或被當做賣弄，或是成為未解之謎——但無論如何，從讀者的反應來看，他們寧愿人物給出更有深度、更值得玩味的思考，不僅是有機鋒的對話，幽默感很容易在翻譯的過程中被消解；換言之，他們希望魯尼給出知識分子級別的見解，同時又不愿意被說教，還深恐日常性會使互文顯得輕慢。我也非常好奇，如果一個從沒讀過奧斯汀，也根本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者，會如何看待她書中這些作品的出現，是否會像我們讀到魯尼筆下那些過去十幾年間伴隨著愛爾蘭年輕人成長的樂隊、歌曲名稱一樣，認為它們陌生，貼切，帶來敘事的魔力，或充滿神秘感？它們喚起同代人的親切感，但經典作品的出現卻引發了讀者普遍的敵意。我們似乎不能容忍當代作家與經典作家相提并論，即使她不過是安排人物閱讀這本書罷了。作為“知識分子”，我們首先否定了自身生活的意義——借助閱讀思考，再回到閱讀之中，而不是直接對這個世界有所作為；越過人群，愛書中的人，愛抽象的真理，但沒有能力面對具體的個體（就此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確提供了救治的藥方）。如此，抽象的理念在現實面前是否成為自我安慰的思維游戲？文藝青年一直在思考，甚至討論這些重大的議題，但世界究竟是否因此產生了任何改變，這龐大的無法控制的機器還不是繼續繁復而無謂地運轉著？

此外，魯尼的作品中，自始至終保留著一種對話的空間，不計其余的坦誠溝通似乎將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直接拉到了精神層面，不再是為了日常生活而必須進行交流，而是人們的精神生活就彌漫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這在中國的語境中意味著什么，似乎也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