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人生的長途上，如果想要成長和發展，需要具備什么條件呢？經歷了83個春秋寒暑，我的體會有兩個：一是靠自身素質，二是靠環境機遇。我湖南老家有兩句俗話：一是“稀（方言讀音為xià）泥巴扶不上墻”，二是“麻繩提不起豆腐”，十分形象地形容了自身素質的重要性。但環境和機遇也不可或缺，特別是在存在種種差別的情況下，能力相差無幾的人命運可能大不一樣；這就凸顯了貴人和機遇的必不可少。清代朱用純編輯的《增廣賢文·朱子家訓》說：“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對于生命中出現的貴人未能做到涌泉相報，時感愧疚，但銘記于心還是的確做到了的。

編輯家張小鼎就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大約是1975年，我還是北京西城魯迅中學的一位普通中學教師。學校所在地即原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舊址，所以校領導安排我做題為《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的講座，以落實“建議在一兩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的“最高指示”。要充實這個講座的內容，光讀一篇《記念劉和珍君》是不夠的。魯迅博物館特藏了一種《女師大周刊》，是魯迅遺物，屬文物性質，不是一般人隨便可以查閱的，這時我想起一位師兄，他在魯迅博物館工作，名叫張小鼎，但是此前并無交往。我懷著忐忑的心情到魯博去找他。他笑容可掬，一見如故，立即把我介紹給負責文物資料的葉淑穗同志，陳列組組長孫瑛同志，副館長楊宇同志，得到了他們共同的支持。我不僅查閱了文物資料，而且經魯博提名，于1976年4月正式調進了經過毛主席批示同意成立的魯迅研究室，從此在這里工作了整整32年，完全改變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軌跡。

我跟張小鼎此前雖無交往，但在南開大學中文系就讀時卻有不少共同的經歷。他1956年入學，我1957年入學，當時是五年制，我們有機會四年在一起聽學術講座，一起參加了那些年開展的政治運動，一起三下海河修堤筑壩。特別刻骨銘心的是，我們還一起被抽調參加河北省邯鄲市農村的“整風整社”。

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整風整社”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詞，不得不費一點筆墨來解釋。那是在1960年，我國正處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查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當年9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草擬了一份《關于壓低農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糧標準的指示》。我們大學生正處于身體發育期間，人均口糧不等，但平均每月有32斤，而農村人口每人每天糧食定量只有4兩。然而那時人民公社實行大食堂制，有少數生產隊的干部搞特權，多吃多占，剝奪了農民的最低口糧，這種生產隊叫“三類隊”。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規定了十二條政策，簡稱“十二條”，堅決糾正“共產風”以及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的瞎指揮風，防止農村出現人員外流及非正常死亡現象。我們南開大學的部分師生參加了河北省委工作組，執行貫徹“十二條”的政治任務。由于缺乏農村基層工作經驗，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去“三類隊”抓食堂，保證農民在大災之年每天每人真能吃到四兩口糧。我跟小鼎兄去的是邯鄲內丘縣（今屬邢臺專區）的臨城公社，盡管不是分配到同一生產隊，但經歷和感受都是共同的。

我記得到達邯鄲農村是在當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們昂首挺胸行進在鄉間坎坷的土路上，迎面是刺骨的寒風，頭上是皎潔的月光。為了激勵斗志，大家引吭高歌。那歌詞已經記不清了，但內容是繼承“一二·九”愛國運動的光榮傳統，為國家分憂患，跟人民共命運。在當時，跟農民群眾共命運絕非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要落實在跟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具體行動上。因為不以“三同”為前提，就不能真正做到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不過農民雖說一天只吃四兩糧食，但有少量自留地，還能喝上一碗清水白菜湯，而我們只能吃四兩干糧，那實際上就比農民還要艱苦。這四個月的農村生活，使小鼎兄嚴重浮腫，先染上了無黃疸肝炎，又得了急性黃疸性肝炎。我也得了浮腫，但只染上過一次急性黃疸性肝炎。回想起來，我們當年的精神狀態實在是好。小鼎兄說，這是他大學時期最受教育、永難忘懷的一段時光，我也跟他一樣。我們覺得自己手中掌握的那個“秤桿子”，其實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毛主席1938年在延安軍政大學講演時說過：“民以食為天，就是吃飯第一，務必解決好‘肚先生’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又在給各級干部的一封信中，重申“吃飯是一件大事”。在重大歷史關頭，我們能為老百姓辦點好事，辦點實事，的確是深感驕傲和自豪！

1961年大學畢業之后，小鼎兄就分配到了北京魯迅博物館。這在當年應該也是一個挺好的文博機構。但不知什么原因，小鼎兄的才華在魯博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初到博物館時，小鼎兄擔任講解員，后來調到資料部門，專門分管照片。直到1980年11月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后，他先后參加《魯迅全集》《瞿秋白文集》《茅盾全集》等名著的編輯修訂工作，學術水平才得到了出版界和學術界的認可和贊賞。

我在學術上對小鼎兄的印象，是他知識廣博，嚴謹求實。可能是由于性格氣質以及個人經歷的關系，小鼎兄雖然關心很多人，很多事，但從不愿招惹事、摻和事。這也影響了他的學術取向。他給自己的寫作“約法三章”：一，不寫理論學術或評論文字；二，不寫藝術分析或鑒賞文章；三，不參加或介入文藝界的學術論爭。所以他寫的史料性文章較多。在編輯《瞿秋白文集》過程中，他堅決反對根據一時政治需要任意刪削或篩選瞿秋白遺作的情況，力爭恢復這些革命文獻的歷史原貌。在編輯《茅盾全集》的過程中，作為責編和編輯室負責人的小鼎兄面臨了許多始料不及的困難和問題。除開原來編輯思想不夠明確，收文標準不夠嚴謹，依據版本比較混亂等基礎工作問題以外，還要調節人際關系問題。在如何呈現茅盾生平及其與創作的關系上，小鼎兄不顧個人得失，沖破了“不介入學術論爭”的自我約束，對葉子銘、沈衛威等專家表示了明確的支持。這些細節，都保存在他的長文《斯人已逝，風范長存——深切緬懷著名學者葉子銘》當中，關心此事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閱。這件事同樣表現出小鼎兄存真求實的學風。

小鼎兄有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題為《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披露了在“文革”時期，某些報刊恣意在歷史照片上濫施刀斧的情況。比如在1927年10月4日魯迅跟親友的照片中刪掉了孫伏熙與林語堂，在1933年2月17日魯迅、宋慶齡等跟蕭伯納的合影中刪去了伊羅生與林語堂，在1927年1月魯迅與廈門大學“泱泱社”青年合影中刪掉了林語堂。小鼎兄向那些曾經被蒙蔽的讀者普及了有關文史知識，而且也是告誡國人不應重蹈這種歷史的覆轍。

小鼎兄知識的廣博不僅表現在版本學知識豐富——這主要表現在他對《魯迅全集》《毀天》（中譯本）、《圍城》版本的介紹文章當中；而且反映在他對《魯迅大辭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編年（1900～1949）》等大部頭工具書的審讀意見當中。比如他指出瞿秋白在1921年就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而不是1923年才參加這個著名的文學社團，指出作家彭家煌和彭芳草并非一人，指出不能把女作家濮舜卿誤為濮順卿等，都從細微處表現出一絲不茍的學者品格，令我折服。

特別應該提出的是，在對國際友人的研究方面，小鼎兄不僅成果突出，而且可以將他視為領軍人物，至少是領軍人物之一。小鼎兄研究美國記者斯諾、斯諾夫人海倫·斯諾以及新西蘭作家路易·艾黎的文章，都是這方面的扛鼎力作。研究“紅色特工”漢堡嘉夫人的文章，更是讓我眼界大開，對研究魯迅與版畫藝術的關系極有幫助。2006年9月1日，中國對外友協舉行“美國斯諾基金會為黃華頒獎儀式”。黃華是著名外交家，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他指定小鼎兄在這個隆重的場合作重點發言，題為《斯諾著作在中國》。即此一例，足以說明小鼎兄在這一研究領域突出的學術地位。

對于小鼎兄的辭世，我既感到正常，又感到突然。小鼎兄1937年生人，今年八十有五。據查，當下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3.8歲，北京人的平均壽命為82.3歲。所以，他駕鶴西行，雖然不能稱之為喜喪，但也在正常年齡范疇。感到意外的是，疫情期間，我跟小鼎兄雖然難見一面，但通電話畢竟不會交叉感染。小鼎兄很健談，他也確有很多話想跟親友傾訴。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他多次談到，他入住的“燕達養老中心”離市區比較遠，但條件不錯，北京電視臺的節目中時常插播這個養老中心的廣告。他也希望我有機會關注一下。二是他盡管患有癌癥，但醫生讓他服用了一種尚在實驗階段的新藥，各項指標控制得不錯，又是免費試服，不至于為醫療費昂貴而鬧心。所以，我雖知“人固有一死”，但絕沒想到他會走得如此匆匆。直到小鼎兄撒手人寰之后，我才從他的親友處獲悉。早在2019年春，小鼎兄就被診斷為前列腺癌晚期，且已發生大面積骨轉移。全憑他的樂觀精神和超人毅力，才能奇跡般地活到今天。我看到他彌留之際的照片，頭發脫落，且已全白，雙頰凹陷，臉已脫形，只有兩眼還炯炯有神，嘴邊仍露出一如既往的微笑，不禁悲從中來。但我不能掉淚，更不能嚎啕，因為我抑郁多年，必須關緊情感的閘門，因為一旦動情，血壓立即就會飆升到200以上，必須住院調控，而我老伴已五年生活不能自理，跟我相依為命。遙想當年，我跟小鼎兄都看過一部前南斯拉夫影片《橋》，片中有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呵，朋友再見》，其中有一句歌詞是：“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崗，/再插上一朵美麗的花。”小鼎兄，如何處理你的后事我不知道；我如今走不了一站地，也無法給陰陽相隔的你獻上一束鮮花。因此，僅以此文作為冥紙，遙祭在你的靈前，并告訴你：一路走好，在忘川河的奈何橋畔等等我，希望在六道輪回時還能相互攙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