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7月26日至28日，原創(chuàng)當代舞劇《冼星海》在國家大劇院進行了第二輪演出，作品通過情感充沛的舞蹈表演、突破傳統(tǒng)的創(chuàng)新敘事與高度意象化的藝術表達致敬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彰顯了中國青年的昂揚斗志與堅實信念。與不少同題材文藝作品有所不同，舞劇《冼星海》跳脫出傳統(tǒng)英雄人物傳記作品的敘事模式，聚焦音樂家冼星海的藝術創(chuàng)作歷程與精神世界，幾乎以角色的主觀視角講述冼星海輝煌又短暫的一生，以豐富的意象和情緒表達完成了冼星海作為藝術家的“小我”與作為革命者的“大我”的高度統(tǒng)一。同時，該劇在劇作結構、舞蹈編排、舞臺美術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充滿當代的審美旨趣，成功喚起觀眾跨時空的情感共鳴，以當代視角追尋革命時代的洪流，又將革命精神融入新時代的青年敘事，成功地表現(xiàn)了“時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脈相承”的信仰傳承與使命感召。

從藝術的殉道者到人民的音樂家

不同于傳統(tǒng)傳記作品常常采用的線性敘事模式，該劇以冼星海一生中三個人格成長階段為劃分，分別展現(xiàn)了冼星海在外求學、鉆研藝術的青年時期，受到革命感召、獻身人民藝術創(chuàng)作的延安時期，以及身困他鄉(xiāng)、思念故土的莫斯科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在這三個時期的人格轉變，幾乎不由關鍵事件或人物關系來牽引，而主要以冼星海個人“內觀”的精神世界來完成，成功地引導觀眾專注于人物情緒而非情節(jié)，從情感出發(fā)，與冼星海的人生歷程產(chǎn)生內在連接。特別是“星火”一角的設計，不僅作為冼星海人格的對照角色，也作為冼星海的精神信仰與人物命運的具象化，通過充滿造型感的雙人舞與鏡像的動作設計，表現(xiàn)了冼星海在不同人生階段面臨的主要掙扎和覺醒歷程。

在冼星海的青年時光，“星火”手握指揮棒，喚醒在巴黎表演時遭遇冷落的冼星海，引導他重新振作，終于創(chuàng)作出《風》等享譽巴黎的音樂作品。在這一時期，“星火”點亮了冼星海的藝術追求，讓他蛻變?yōu)橐晃怀墒斓囊魳芳遗c創(chuàng)作者。在延安時期，學成歸國的冼星海目睹中國人民在侵略戰(zhàn)爭中遭受的苦難，深感悲愴無力，“星火”為他拾回散落的樂譜，象征著冼星海求索救國之道，化悲憤為力量、譜音樂為兵戎，從追求藝術的殉道者成長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與自己的精神信仰“星火”以及光未然、袁牧之等愛國青年合舞，最終創(chuàng)作出《黃河大合唱》這一慷慨激昂的曠世之作。受困于莫斯科的時期，冼星海遠離故土、心灰意冷，但仍繼續(xù)創(chuàng)作，不斷與命運抗爭。在冼星海思念故鄉(xiāng)故人時，“星火”手持孤燈，點亮流亡人心中的信仰之光；在他為病魔所困時，“星火”又化身為冷酷的命運，放下象征著冼星海生命倒數(shù)時刻的節(jié)拍器。可以說，“星火”的人物設置是高度符號化的，而其符號意涵的變化正是冼星海的人物弧光，是冼星海一生不屈抗爭的寫照，也是映射他堅定信仰的鏡子。“星火”與冼星海一內一外、一冷一熱的角色設置，成功地將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

正是這樣去標簽化、專注于內心刻畫的人物塑造，使得冼星海作為音樂家、文藝革命家和丈夫、友人的不同面向有機整合，將人民性與人性高度統(tǒng)一，避免了過度教條化、臉譜化的創(chuàng)作問題。在作品中，冼星海既有獨立而明亮的人格，也有“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理想信念，呈現(xiàn)為生動的理想主義青年形象。他的一生就是時代洪流的回響，他的音樂就是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的重奏。家國情感對于青年個體的感召正是成長中從內而外自然發(fā)生的，而人民與信仰的相互選擇也如同命運使然。正因如此，冼星海才能從藝術的殉道者成長為人民的音樂家，而他的抉擇、信仰與執(zhí)著在今日依然如此動人。

當代敘事中的“中國故事”

如何運用當代話語講述中國故事，把革命精神傳至當代青年，是眾多弘揚主旋律的創(chuàng)作常常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作為當代舞劇，《冼星海》摒棄了部分陳舊的表達方式，較為成功地應用了先鋒的藝術和技術手段，以高度意象化的藝術風格完成了當代美學旨趣與傳統(tǒng)革命精神的結合，再一次實踐了以創(chuàng)新手段講好“中國故事”的可行性，傳遞出“時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脈相承”的信仰力量。

在舞蹈上，作品在群舞層次、編舞等方面均加入了現(xiàn)代化的設計和編排，特別是第三幕中，冼星海進入生命倒計時的群舞，由舞者排列而成的時鐘指針無情地推搡著冼星海向生命的盡頭走去，而冼星海的恩師、妻女、好友、戰(zhàn)友在舞臺前景先后起舞，構成一段虛實結合、走馬燈式的“蒙太奇”，視覺風格十分鮮明。同時，創(chuàng)作者在燈光美術上運用了大量高飽和度的純色來表現(xiàn)冼星海在不同人生階段的生命底色，從孤獨清靈的湖藍到斗志昂揚的鮮紅，再到晦暗無光的沉灰，搭配以旭日、圓月等富有視覺沖擊力的置景，充分發(fā)揮出顏色的符號指涉。除了顏色之外，在延安時期，尤其是表現(xiàn)《黃河大合唱》創(chuàng)作過程的重頭戲中，一直以傳達意象、烘托意境為主要功能的數(shù)字大屏第一次打破“第四堵墻”的作用，直接以文字形式對觀眾彈出了振聾發(fā)聵的抗日宣言。隨后，在冼星海和革命戰(zhàn)友一同投身創(chuàng)作、投身革命時，伴隨著舞臺上空落下的傳單，大量抗日愛國文字從大屏上快速地劃過，愛國之情溢于言表，正如黃河湍急的水流傾瀉而下。曲成之時，激憤的文字之河化為黃河之水，而舞臺上鮮紅的長綢緞從天而降，配合著激昂的交響音樂與舞蹈表演，將昂揚斗志與戰(zhàn)斗激情烘托到高潮。在這一段落中，該劇以多媒體技術和聲光手段綜合應用完成了對革命精神和中國故事的現(xiàn)代化書寫，也將歷史的語境轉化為深入人心的情感共鳴，為觀眾帶來心潮澎湃的觀看體驗。

“青年的命運，從來都同時代緊密相連”。舞劇《冼星海》正是通過對個人敘事與時代敘事的雙重書寫，完整地呈現(xiàn)出冼星海作為創(chuàng)作者的藝術熱忱，以及作為革命者所堅守的堅定信仰，塑造出鮮活的人民藝術家形象，同時以當代的藝術、技術手段，完成了作品與觀眾、歷史與當下跨時空的情感對話，也完成了對矢志不渝的理想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傳承。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