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9月25日，是星期六，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受邀參加“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討會，倍感親切。那段歷史，還有那些人、那些事，從小就耳濡目染，早已融化到我的血液中，永遠不能抹去。有機會重溫歷史，聆聽專家發言，我不僅感到親切，而且還很期待。

洪子誠先生的開場白，把我們帶回到那個特殊的年代。他首先介紹了日本學者、日共黨員丸山昇面對革命挫折的思考，融入了作者個人的生命體驗。由此引申，洪先生進一步闡述了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的復雜特性和多重面向，還有歷史資源當代轉化的多種可能性等問題。從洪先生的演講中，在座的人無不感受到一種從挫折中反思、在信仰中堅守的力量，也很好地理解了洪先生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面對挫折？這已不僅僅是文學問題，更是人生和歷史的思考。

蔡翔先生的發言，金句迭出，讓人印象深刻。他說：

經典，不可能百讀不厭，而是百說不厭；不是經典好，而是解說得好，解讀很重要。

學科過于成熟，必然衰落。新生代起而攻之，新范式取而代之。學科化之后不免僵化，又被取代。

精耕細作，造成學科的內卷；疊床架屋，扼殺思想的創造力。

學者變成商人，結果學術研究成為生意。最大的問題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卻沒有社會責任感。

文學以感性呈現真理，參與塑造時代形象、觀念形態、情感結構。

當代文學批評，要尊重當代文學“活”的特性，不穩定，所以有生機。

總之，蔡翔先生追問的核心問題是，學科發展的動力來自哪里？這個問題很給力，已溢出了現當代文學的范圍，涉及文學研究的若干深層次問題。

長期以來，文學研究特別關愛文學的審美感覺，關注作家的思想情感，也很注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復雜關系。但是，由于現代學科的劃分越來越精細，很多“現實”問題被忽略。什么是“現實”問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得很清楚：“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紛繁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①魯迅在《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也說：“我以為文藝大概由于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于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只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鋪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沖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么；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有它的意味。”②在日常生活中，吃、喝、住、行，是最大的“現實”。在這個強大而迫切的“現實”驅動下，所有的統治思想、制度建設，乃至復雜的社會結構、個人的生存環境等，都不無規律地次第展開，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歷史悲喜劇。

都說文學是人學，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文學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反映，社會有多復雜，文學也就有多復雜。我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在解讀具體作品時，我們往往忽略這一點。文學史羅列了那么多文學家，分析了那么多作品，留給我們的印象，好像這些作家不食人間煙火。英國哲學史家羅素也有這個印象。他在《西方哲學史》英國版序言中說：“在大多數哲學史中，每一個哲學家都是仿佛出現于真空中一樣；除了頂多和早先的哲學家思想有些聯系外，他們的見解總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沒有關系似的”，“這就需要插入一些純粹社會史性質的篇章”③。看來，在文學、歷史、哲學的敘述中，社會史的內容必不可少。文學與社會，本來就互為表里，相互依存。就文學而言，偉大的文學作品總是能通過藝術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作家所處時代的風貌，從而超越了歷史，走向永恒。譬如對于巴爾扎克的創作，恩格斯說：“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他在《人間喜劇》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無比精彩的現實主義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這一貴族社會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并盡力重新恢復舊日法國生活方式的標準。……圍繞著這幅中心圖畫，他匯編了一部完整的法國社會的歷史，我從這里，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諸如革命以后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④這就是經典的價值，這就是文學的意義。研究文學經典，就是啟發讀者透過現象看本質，將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挖出來，解釋文學現象背后的“現實”問題。我曾在不同場合說過，文學研究，就其本質而言，具有歷史和文學的雙重屬性。研究文學史，解讀文學作品，必須清晰地、準確地把握作品產生的時代氛圍，包括社會結構、人際關系以及物質環境。這就需要我們回到歷史現場，體驗作家的體驗，感受作家的感受，真正理解文學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這一平凡的道理，文學研究所部分青年學者很早就有所體悟，并在研究實踐中積極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業績。早在2005年，他們自覺地走出文學，自發地組織了“亞洲文化論壇”，試圖以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歷史、文化、社會和思想狀況作為出發點，廣泛關注當代中國與東亞地區所蘊含的歷史與現實問題，著力摸索出一種拓展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方法。論壇頗聚人氣，很快就匯集了所內外一批青年才俊。他們是支持者、參與者、組織者，也是受益者。在組織參與的近百場學術報告會和實地考察活動中，他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問題意識，也摸索出有效地進入這個學術領域的基本方法。

他們由此進入歷史，很快就聚焦到20世紀中國的一個核心概念：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0年以后的國民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民族解放戰爭、解放戰爭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都與革命密切相關。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是革命的世紀。中國革命塑造了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文學。這樣一些重大的問題，在近幾十年的研究中，似乎有所忽略。與此相關聯，近百年來在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巨變”中形成的“中國經驗”也有被弱化的傾向。

“亞洲文化論壇”開辦五年以后，部分核心人員的關注點開始由“文學革命”轉到“革命文學”，又一次自發地組織起“中國當代史讀書會”。從2010年11月開始，他們每兩周組織一次《中國青年》雜志閱讀活動，每次有專人導讀、集體討論，再逐步擴展閱讀材料以及相關文集、檔案或其他報刊等，仔細梳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的當代中國歷史，考察這一時期與中國革命實踐相關的一系列文化現象與文學活動。在把握歷史肌理基礎上，他們要為現當代文學的作用與意義重新定位。

讀書會成員在埋頭閱讀原始文獻和進行跨學科研究之余，走出城市，深入鄉間。他們首次選擇的考察點是河北饒陽五公村。五公村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第一個進行互助合作試驗的村莊，也是美國學者弗里曼、畢克偉和賽爾登寫作《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的田野點。通過此次調研，讀書會與五公村、饒陽縣檔案館等建立了聯系。此后，他們又到河北保定考察晉察冀邊區舊址，到河北邯鄲考察晉冀魯豫邊區舊址，到山西長治、晉城，還有湖南常德、益陽，陜西吳堡、西安等地，深入趙樹理、丁玲、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生活、工作以及和寫作有關的地區，腳踏實地，從文學的真實，努力還原歷史的真實。

“中國當代史讀書會”成立那年，我剛接任文學所主要領導工作。讀書會的青年同志有熱情，有理想。他們的學術理念、研究方法，與我的生活閱歷和學習經歷存在著某種契合。他們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的狀態，更讓我感動。于是，我把在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培訓期間收集來的資料送給他們參考，全力支持《文學評論》開辟《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欄，請讀書會部分成員撰寫筆談，系統闡釋這些紅色經典研究的意義和他們的研究方法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及其研究體會。

從我的角度看，可以用兩句話概括：第一，從事人文研究，必須要有人文情懷、歷史責任；第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關注社會，走出“小我”。為了實現人文研究“接地氣”的夙愿，也為了更有效地引導青年同志關注紅色經典，文學研究所決定將國情調研基地設在河北保定（便于圍繞晉察冀根據地和“白洋淀派”文學作家群開展研究）和山西長治（便于圍繞太行山根據地和以趙樹理為核心的“山藥蛋派作家群”開展研究）。

在河北大學，我們依托讀書會成員組織召開了首屆以“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文學研究”為專題的討論會。會后，他們深入基層，注意到晉察冀邊區張家口等地保存的革命文藝資料，積極建言整理出版。2017年6月，河北省社科院文學所鄭恩兵所長來京協商合作研究事宜。我根據讀書會的建議，提出《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的編纂方案。而今，這套大書已告竣工，即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書由五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河北紅色經典代表作家代表作品選，第二部分為《晉察冀日報》文藝檔案匯編，第三部分為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文藝檔案匯編，第四部分是《晉察冀畫報》文藝檔案匯編，第五部分是《晉察冀日報》人物志。全書收錄各種文體作品6000余種，包括小說220篇，詩歌569首，文藝評論398篇，戲劇15部，報告文學、散文、文藝通訊2522篇，美術、書法和音樂共328幅（首），文藝史料2500余篇，還有2000多種文藝信息、文藝廣告等，基本涵蓋了華北抗日根據地與解放區的文藝創作情況，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這套叢書的整理出版，與讀書會的推動密切相關，雖然編者里并沒有他們的名字。

這些年，讀書會先后召開了趙樹理、丁玲、柳青、周立波、李準等作家的研討會，推出了很多科研成果，初步匯成《社會·歷史·文學》《新解讀》《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以趙樹理為中心》《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以柳青為中心》《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周立波為中心》《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以李準為中心》等論文集和《20世紀70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集》。這些論文，以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為基礎，注重文本細讀和實地調研相結合，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做空頭文章。這樣的研究，既有嚴謹的學理，又有鮮活的歷史感。

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展創新工程以來，積極鼓勵跨學科研究。2017年初，我擔任首席專家，組建了“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學”創新團隊，試圖重返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現場，對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文學制度、創作經驗以及藝術形式等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闡釋。來自文學所文藝理論室、現代文學室、當代文學室、比較文學室、港臺文學室和《文學評論》編輯部等不同領域的薩支山、賀照田、何吉賢、程凱、何浩、李娜、劉卓、李哲、陳思等成為團隊成員。從那以后，讀書會的學術活動納入到文學所的管理范疇，逐漸走上正軌。

回望當初，組織論壇、成立讀書會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而今業已漸近老成。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學術，也步入收獲的季節。“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討會全面展現了他們的最新成果。在開幕式上，賀照田、何浩、李超等希望我講幾句話，我自知外行，在洪子誠老師的鼓勵和啟發下，我就如何處理文學史料等問題，談了三點意見：第一，要精致地處理文學史料，拓展時空意識，注重細節解讀；第二，要重回歷史現場，感悟、貫通、宏觀；第三，要堅守中華文化傳統，立足當代中國現實，在研究中展現時代特色和中國經驗。

賀照田表示認可我的觀點，并希望我以發言為基礎，整理出一篇序言。再三婉拒無果的情況下，我只能大致介紹這個課題組的學術歷程，希望有助于讀者理解他們的學術成果。至于書中所收論文，已有各位專家的圓桌評議，目光犀利，鞭辟入里，借用薛毅先生的話說，這些論文的最大特色是“放棄既有的認識標準和方法，放棄所有的先入之見，將研究主體相對化，虛懷若谷、謹慎小心地進入歷史，從而讓歷史議題呈現出來，看到以前的定見控制下所看不到的具體的豐富的動態的經驗”。我贊同這種概括。

注釋：

①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76頁。

②魯迅：《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載《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115頁。

③［英］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76，第5頁。

④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0-5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