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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斡爾族詩人吳穎麗寫就的反映本民族的精神史詩《達斡爾艾門之歌》，以激越高昂的長詩連歌體式、敘事荷載宏大的文化品格，在達斡爾民族血脈偉大傳統的深沉召喚下貫通古今，縱情吟唱歷久彌新的民族頌歌。

吳穎麗以強烈的自覺意識與擔當精神，不僅以詩“吟詠情性”，率真地表達個體生存經驗與情感體驗，張揚清麗純凈、知性雋永的獨特個性，更作為民族文化傳統的代言人，以詩“寄興見志”，在對民族深層心理的縱深挖掘與民族記憶重構的審美意趣中，力圖通過民族身份、語言、題材、地域等方面的文化書寫追溯與正視達斡爾族的族體本性，從而保存、創新與傳承民族文化。

“他們向光而生/矢志不渝/他們抱初守一/必將生生不息。”詩人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視域出發，立足找尋民族之根的現實需要，在史詩敘事的強烈沖動下，將個體置于族群的位置中借助民族文化遺產重構與敘述過去，將眾多經凝練與固化的口頭敘事的書面文本編創匯入組詩。組詩囊括的大量民間歌謠文學樣式，與作家文學古今輝映，共同融匯成一部重述歷史與觀照文化的民族新史詩。

詩人自我形象在變動的空間與恒常的時間里游走，從一種包含了極強文化溯源意識的立場出發，以“邊緣化”“微觀性”的口述特征力求飽滿、立體、忠實地還原與記錄達斡爾族從遠古至當代薪火相傳的民族史、心靈史與民俗史，塑造達斡爾人堅韌勇武、忠貞正義、淳樸本真的民族性格，進而企圖喚醒塵封休眠的民族文化心理認同。

第一部分“山水之子達斡爾”，是一首寬廣豪放的族源之歌，這首組詩飽含深情地緬懷與追憶了達斡爾族民族誕生、祖先遷徙、開拓發展的起源史，個體在血緣、地緣、精神等紐帶上確立起類化認知，形成對民族與地域文化共同體的族群認同：“懂得達斡爾人/懂得一群用歌聲題詩的人。”詩人撥開宏大歷史的層層遮蔽，在歌詩里執著追尋原始形式的生命家園與輾轉遷徙的步履蹤跡，從底層民間視角真實地展示了祖先起源、歷史演變、生產協作、家庭生活等多側面、多維度的人文鏡像。

《達斡爾艾門之歌》將口頭的歌謠借用現代印刷媒介和新媒體進行傳播，賡續著民族文化的歷史積淀。詩人去除了“風景化”的書寫，依賴獨特的風俗生活和歷史時光的經驗，而非憑借某種好奇寫作。她有著更為豐富的面向和立足書寫民族國家的雄心壯志，比如“神女”“土地”“太陽”等。

這些意象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借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投射于人腦的心理，蘊含某種情感結構，類似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是深藏于個人普遍的心理原型。“神女”意象最初來源于《山海經》，不同民族在源遠流長的歷史發展中，演變出不同的形態：《高唐賦》的“神女”主動獻媚于陌生男子；曹植《洛神賦》中的洛神“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舒婷《神女峰》打破了神女的愛情想象，還原了其石頭的質樸。達斡爾族和蒙古族等北方民族一樣，因受生活習性、宗教信仰和戰斗性等民族性格的影響，“神女”表現出未卜先知和能征善戰的一面。“神女”意象的重復出現呼應了原型意象，指出了詩歌的某種統一。《達斡爾艾門之歌》中的“神女”意象也是如此。其作為女性意象給詩人和讀者無盡的想象與聯想。“真想化作神女/去看駕乘著白馬的先人。”帶著一股仙氣從馬盂山翩翩而來，遇見風流倜儻的白馬王子，來一段浪漫的奇遇。“真想化作神女/去看西拉木倫/去看精奇里/去看先人蓬勃生息。”詩人從純美的個體經驗超脫出來，進入一種集體的表達：《綿延不絕的秘密》借助“神女”的視角遨游于大興安嶺這座森林寶庫、綠色王國，回溯先民們刀耕火種的漁獵生活，還從民謠里追尋溫暖的文明。詩中對“神女”的崇高性做了一番精神的書寫，剔除了個體私密的經驗，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呈現出整體的思考。

與此同時，吳穎麗對“土地”意象的選取追溯其民族歷史發展，與社會歷史文化形成明證。如“映山紅花滿山坡”“在春天/在寥廓的山野之間/在江水蜿蜒的母親河邊/到處是采擷柳蒿芽的天堂/到處是達斡爾姑娘草木清歡的光芒”等等。純粹的詩句穿透內外世界達成生命和精神的高度體驗，完成詩人本質力量的“真實”。“在那深山密林深處/世代居住著達斡爾族/隨著畜群四處放牧/山河土地是我們的慈母。”“他們那極簡的生活里/有著草木的清香/有著泥土的本色。”吳穎麗強調的是詩歌音樂性的一面，帶著達斡爾族的歌謠自發為本體意義上的自覺詩歌創造，歌唱達斡爾族勤勞勇敢、美麗善良、自由豪情。這種優良品格也是中華民族的特質。“土地”意象也代表著家國社稷，呼應著中華民族曾被蹂躪、被侵略的歷史印跡，正如艾青《我愛這土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和戴望舒《我用殘損的手掌》對祖國“土地”深沉而又血淚斑斑的愛。

吳穎麗從個人處境出發，對民族命運的關懷不斷深入，義無反顧地成為熾熱的、高昂的精神書寫，給予人崇高的審美感受。這樣的詩歌，并非只是政治的變體，而是吳穎麗將隱蔽的自我敞開，勇敢接受中華民族的光芒與希望。《達斡爾艾門之歌》是新時代民族融合的精神史詩，“吉喂耶吉喂耶”“介本哲嘿”等口語的程式化表達鑲嵌在達斡爾人世代生息的熱土之上，一首首詩歌從她的內心噴薄而出，“唱出飛翔的翅膀”。

詩人心中的“艾門”就是“人”“人民”的意思。《撿野菜》“春到草甸子/聽到了布谷/咱們去采野菜/采滿花皮簍/訥耶勒呢耶/訥耶勒呢耶耶/咱們去采野菜/采滿花皮簍。”詩人將撿野菜這一勞動場景寫得輕快，充滿動感。重復的詩句配合達斡爾族的“訥耶勒呢耶/訥耶勒呢耶耶”口語程式，更具有音律之美。《凡虔敬，皆歡樂》以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的樺樹、松樹、楊樹和柳樹起興，它們被做成搖籃、籬笆。達斡爾族人用擅長的手藝，暈染“山水微醺的生活”。作者通過“樹”寫達斡爾人的靈性生活，表達本民族對大自然天然的敬畏、虔誠的向往，也書寫了少郎和岱夫、邊巡將士、抗日英雄等典型形象。

吳穎麗的這部史詩既是達斡爾民族身份書寫和漢民族共融共生的精神自傳，又是民族精神與國家話語相互交織的典型文本，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為民族作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書寫本民族經驗，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生動的范例。

（作者：聶茂，系中南大學湖南紅色創作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胡游，系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