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南希”、“唐沃然”以及“麥倫”這些人物，似乎從很早就在我的感覺和意識里存在了，我曾多次企圖讓他們擺脫我的意識之室而出。極有可能，用中短篇的方式我已經把他們的故事講述過很多遍，只不過是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刻畫方式，最終他們也成了別的形象。直到最終完成這部長篇，我也才明白：一直以來，我其實是在尋找一個合適的表達工具，之前，雖然他們也曾以不同的分身、不同的面目在別處出現過，但最終都成為了“他者”，而只有在這部長篇的寫作過程中，我才有可能讓這些人物真實具體也較為豐滿地成為他們自己。

也許，一個人對自己所寫下的東西闡釋越多，越會讓文本失去彈性，況且，言說自己所寫下的東西，對于我來說是困難的。我不太會在事先有所設定的基礎上進行小說的寫作，我寫作的經驗大多是類似于亨利·詹姆斯所指的那種“生活里最模糊的跡象”，那便是我所能盡力捕捉到的。當然，我時時也懷有這樣的謹慎和警惕：“怠惰，安逸，選擇容易的道路或是干脆放棄，是人心多么難以抗拒的誘惑”。比如這部長篇，在西北一個蒼白枯冷的冬天，我用了很多個早晨的時間來敘寫兩個長得像雙胞胎的孩童，我預感自己寫出來的將會是一個在現代社會中關于“人的異化”這類主題的東西，這個部分完成后，我發現如果順著這個思路繼續寫下去，我已然失去了熱情，每天不過是字數在增加，我聽不到那種隱秘的呼喚，也找不到那種神秘的動力。另一種可能是，我意識到這類主題其實我已經寫過了，那些人物也都遠遠地避開我。只得就此擱下。直到第二年春天，一個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腦子里隱約聽到這樣一句話，我試著把它寫下來：

“一到草本生發、土地醒來的時節，麥倫就覺得他的女友神經兮兮的。”

似乎有模仿的嫌疑？我沒去在意這個，我惟一清楚意識到的是：我終于又可以開始了。探觸到了那個出口，隱約感覺握得了那個工具，也就是大家所說的腔調吧，接下來的敘事仿佛也不再那么困難。

“也許是因為懦弱，我對所有喜悅都摻雜著不祥的預感”，有一天看到這行字，我忽然感覺到一縷欣喜，因為很久以來我以為這是我的一種暗疾，年齡越長，越發現人性的復雜幽微難辨，人也變得越加地悲觀，軟弱，敏感，極度不自信，大致我還是一個有自貶習慣的人，我的人物也大都攜帶著這樣的特點吧，再不就是這樣一些人物分裂的自我：懦弱、失敗、自責又極為自尊，表面看去，他們也有成功快意的時候，可是，因為靈魂里緊黏著難以擺脫的那種大多起自童年的“黏膠”，內在時時會驚亂，會脆弱不堪，他們不善于去探尋和靠近一些些溫暖，因為這樣的溫暖于他們自身真正獨特的內在而言無濟于事，這樣的時候，他們是“虛構”般的存在，又全都暴露著人性的本質以及關于這個世界的復雜的“真相”。

我很少對那些想從我的意識和記憶之室里掙扎而出的人物形象進行簡單粗暴的分類。為了表達的需要，也對他們的身份有所設定，但最終，我敘寫的卻是那些光鮮亮麗背后不為人知的東西，是他們的“另一種生活”，他們的悲觀、敏感，時常遭受的幻滅、虛無的壓迫，靈魂里的丑陋粗鄙，當然，還有隱秘的愛和堅忍。可能是缺失于很多外在的能力，我本人也越來越自閉，我的精神越來越向內，喜歡探索人的內在，分裂，拉扯，牽絆，無常，無憑，不確定感，在勉力“釋放”或是“解救”這些人物形象的同時，我也在慢慢地發現和救贖自己。每天，當你再一次打開文檔的時候，你根本不曉得，接下來你會在你的另一個世界里遇到什么，這是寫作過程中所能給予你的所有東西，這一個又一個艱難困苦（同時又是別的事物無法賦予你的快樂）充滿了種種限制和不確定的過程也令我成長，令我的精神和內在發生無從預料的改變。“人們終其一生都在界定自我”吧。

最初就有的很多困擾仍舊存在，很多時候甚至在加劇：幽暗與艱難，限制與狹窄。現代社會飛一樣的速度，每天無數的新聞、視頻、短訊還有事件迅速地發生，也迅速地消失，只有少數才生發意義。那么，寫作的意義究竟是什么。我只隱約能感知到，我仍不過還在捕捉著那些隨風飄落到我的感覺和意識中來的微粒。

埃萊娜·費蘭特認為：“虛構的故事如果寫得好的話，能解釋更多事實”。也許我還沒能做到最充分的表達，我只是略微地探觸到“麥倫”“唐沃然”以及“南希”和他們周圍的那些人們內心隱秘的交響，并力圖把這一絲微弱的、似乎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樂音傳遞了出來。

感謝《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