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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的某一天，紹興觀巷大乘弄10號，一棵青藤如巨蟒蹲踞于老屋窗外的亂石叢中，鐵桿虬枝，蒼綠蔥蘢，似一股墨綠旋風向四角的天空進發。一群年輕人掄起柴刀與斧頭，朝青藤一頓狂砍，繼而以鋤頭挖斷根部。這是四百多年前，十歲的徐渭手植的青藤。

青藤可以被砍死，徐渭卻是砍不死的。死去多年的徐渭，隨時可能復生，依然會有青藤伸張狂野的想象，以不滅的生機昭示精神的永生。

自殺者

一個人自殺一次，沒死成，并不奇怪。

一個人自殺九次，仍沒死成，這就蹊蹺了。

中國有個成語“九死一生”，徐渭以行動創造了另一個成語“九死九生”。

你會認為，徐渭的自殺純屬表演，只是借此表達某種虛張聲勢的悲壯。你錯了，四十五歲那年，徐渭確實一心赴死。

他請木匠斫制了棺材，為自己寫好了墓志銘，將自認為貴重的物品，一些字畫，幾柄寶劍交付了鄉人，讓其幫忙出售，用作死后入殮支出；將手頭文稿交付了友人，期望有一天付梓；他一一處理好身前事，并安排了身后事：明確表示歸葬山陰蘭亭木柵。

他堅決地要消滅這日益遲滯的朽爛的肉身，沒人阻攔得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春末，徐渭被一種幻覺控制住，幻象不分晝夜地在腦中殺伐：時而手執鐮刀的判官來收割腦袋，時而面目猙獰的厲鬼以利齒嚙其腦髓，時而遍地毒蛇洪水一般涌過來，時而又幻化作轟隆隆的雷鳴之聲。他的腦袋，是鬧嚷嚷的戲班子，彩旗揮舞，鑼鼓喧天；是徹夜不休的鐵匠鋪，叮鈴哐啷，無時不刻地錘打著。

他益發地多疑，益發地驚恐，益發地度日如年。

酬字堂闃寂無人，黏稠的空氣凝固于廊柱之間。木格窗外，樹張牙舞爪，像古怪的野獸，露出青黑的尖牙。第一陣疼痛閃過，緊接著，更劇烈的疼痛在腦中攪動，可怕的聲響隨之而來……一定要驅逐它，粉碎它……徐渭以頭撞擊柱子，仿佛那不是自己的腦袋，只是安在脖子上的一只空洞的破甕，他聽到沉悶的聲響。此時，木柱上一根釘子凸出在視線里，他以一把羊角錘拔下那根三寸長的釘子，順手刺入左耳。再用頭往廊柱上敲擊，要將釘子打進左耳，一陣鈍痛襲來，他被擊倒了，顫栗著跪向地面，隨即側身倒地。死亡的欲念再次熊熊燃起，他以腦袋撞向地面，一下，兩下，三下，三寸的鐵釘釘進左耳，刺穿耳蝸，鮮血迸射出來……

死亡沒有帶走他，留下一個深邃的創口，仿佛對一個死期未到的人的回應。不幾日，臉頰左側膿腫淤積，污血蠕動著，一日幾大碗。家人四處訪醫，問藥。意識在混沌與清醒間交替，死亡的召喚時遠時近，在某一個潛意識深處，在漆黑的夜里，牢牢扼住了他。

第二次自殺，他以斧頭劈開顱骨，銳斧擊打骨頭的聲音鏗然作響，顱骨骨裂，血染紅半床被絮。

第三次自殺，他以堅利的錐子敲碎腎囊。你以為腎囊是位于身體兩側腰部位置嗎？這就是古今詞匯差異了。腎囊，睪丸……男人最軟弱的所在。

第四次自殺，第五次自殺，第六次自殺……第九次自殺。那一年，徐渭頻繁地在生死之間切換，這具于人間使喚了四十五年的肉體，這曾給他帶來無限歡愉和無盡力量的肉體，這傾倒欲望和夢想、仁慈與邪惡的生命容器，成了與自我廝殺的戰場。

僅是疾病促使了一場接一場的極端殺戮嗎？似乎不全是。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徐渭遭遇了一場接一場的“內憂外患”，精神疾病像藏在暗處的毒蛇，四十歲不到時就在困擾他了，此為“內憂”。而那年，他追隨過五載的浙江總督胡宗憲已身陷囹圄，因事涉嚴嵩案，胡宗憲被判為嚴嵩同黨，其時朝廷上下都在轟轟烈烈剪除嚴嵩黨羽，徐渭作為胡宗憲格外器重的幕僚，驚惶如秋蟬。他既為胡公的遭遇鳴冤叫屈，又為自身命運深感憂戚，則是“外患”。外患自然還有很多，非三言兩語可道盡：功名無望，貧窮如影隨形，家庭失和，兒子不孝……作為一個多疑、敏感、神經質的人，四十五歲那年，徐渭堅定地認了一個死理：“殺死自己。”

不過命運愛捉弄人，當然或許，一心赴死的人也會臨陣而逃，站在死亡的深淵面前，有誰不望而卻步呢？一邊自殺，一邊就醫，再自殺，再就醫，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酬字堂一直沒有安生過，日子挨到那一年年底才算消停了下來。

這中間，徐渭遇到一位華姓醫生，以海上奇方，治愈了為鐵釘所傷的左耳，身體的困擾也才得以慢慢擺脫。

 

殺妻者

徐渭一生有過四次婚姻。

兩次娶妻入門，兩次入贅。

他并不是一個和女人處得好的男人，縱觀他的人生，男性友人可列出一串長長的名單，卻從未聽說過什么紅顏知己。

他最鐘意的女人，是第一任妻子潘氏。許多年后，徐渭回首往事，字里行間灑落著對潘氏的脈脈溫情。

嘉靖二十年（1541年），生活沒有著落的窮秀才迎來了自己的春天。那年，徐渭已二十一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但父親早逝，家道中落后，娶親的聘禮都難以湊齊，成家確乎是樁困難事。

不過世間偏有愛才甚于愛財的人，潘克敬就是其中一位。潘克敬，紹興大戶，其時在廣州擔任縣衙門的典史。潘克敬不圖錢財不圖地位，只是欣賞徐渭少年才高，愿將小女兒許配，讓其入贅潘家。嫡母苗夫人去世后，徐渭一直和長兄長嫂一家相依為命，深感日子的狹促與艱難，自然樂意接納這樁婚事。

同父異母的長兄徐淮當然也樂意擺脫這個弟弟，他甚至還表現出了某種慷慨，找出一根簪子交到弟弟手中，讓他作為聘禮。隨后，徐渭隨岳父潘克敬往廣州定居，并于當年夏天在陽江縣官舍成婚。

這是一樁美滿的婚姻，二十一歲的徐渭，十五歲的潘似，生活正處于人生的清晨，徐渭初嘗家庭的暖意，也憧憬未來的人生功業。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潘克敬退休，結束多年官宦生涯，回到紹興，并購下東雙橋姚百戶的宅院，舉家回遷，徐渭一道回到紹興。第二年，潘似生下兒子徐枚，更為婚姻生活增添了實質內容。

可命運的陰影卻在某一個看似明亮的時刻，似被大風吹動著的烏云，不期而至。

兩年后，潘似死于肺炎。

妻子離世后，上門女婿徐渭自覺待在岳丈家顯得不合時宜。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秋天，徐渭不顧潘克敬挽留，搬離潘家，在紹興東城賃了幾間破屋，開學館招生。他將學館命名為“一枝堂”，館名取自《莊子·逍遙游》：“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寓意一個個體的所求只是一丁點便夠了。這確乎是一個簡陋所在，只是兩間毛竹結構的草屋而已，隔壁鄰居回憶：“徐渭的這個一枝堂，只要打個噴嚏，屋前路上的行人都能聽見。”

即便如此，徐渭也覺到內心里的某種踏實。有了屬于自己的居所，他率先想到流落在外的生母苗氏，于第二年將其迎回家，離別十九年的母子終于得以重聚。此中有段曲折身世，徐渭的生母并非父親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其父喪妻后，續娶的后母的丫鬟，在徐家一度沒有地位，時常遭受強勢的嫡母苗夫人排擠打壓，徐父死后，生母被苗夫人趕出家門，也有說賣到別家。

遷居一枝堂兩年后的八月，徐渭赴杭州參加第四次鄉試。

考試結束，他在杭城逗留了一些時日，并不純粹為結識名流和看風景，他也在物色合適的女人。心里掛念著剛回家生活的老母親，也記掛著前妻潘似生的幼子，潛意識里他是渴望家中能有個女人的，遂買到婢女胡氏，帶回家作妾。

胡氏追隨徐渭，于水路回到紹興。一個女人的到來，令日子煥發出一點光澤，像布滿裂紋的粗陶上了一層釉，日常的完整令人向往。不過好景不長，婆媳似水火不能相容，以至于日日爭吵，令徐渭苦不堪言。“孝”字上頭徐渭是極力恪守的，說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孝子也不為過。由此，他決定賣掉胡氏。胡氏不依，訴諸衙門，為此徐渭因婚姻的事打了一場官司。許多年后，他憶及這段光景，以一個“劣”字評價胡氏，并表示：“三十歲，賣胡，胡訴訟，幾困而抑之。”第二段婚姻不到一年就倉促結束了，孰對孰錯？隔著久遠的年月，沒有人知道。

此后，徐渭生存日益艱難，他想到城上去放羊，在身無分文的日子，也到街市賣過一把祖傳寶刀。秀才放羊，自然不順手；街市賣刀，也無人問津。其間，徐渭去到杭州，寓居于西湖北面寶石山葛嶺上的瑪瑙講寺，為湖州歸安人士潘釴的兒子伴讀。困頓中潘釴舍飯兩月有余，徐渭內心有無盡感激。

潘釴古道熱腸，見徐渭寡居，便想著替他做媒。出于多疑，也出于對剛完結的那段婚姻的后怕，徐渭兩番拒絕潘釴的好意。直到第三回，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潘釴致書徐渭，邀其前往湖州歸安縣雙林相親。推托不了友人熱切的心意，徐渭出發了，一路旅途勞頓，但雙林位于太湖南面雙溪流域，路上滿目青山，夏景明麗，倒也令人對未知的明天生出一些向往來。

女方家父嚴翁，是位已故知府的同胞兄弟，家世不錯，這大概也是吸引徐渭于炎夏里不辭遠路前往的原因，畢竟僅僅倚靠自我的清高是無法對付貧窮的。

一見面，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嚴翁告知家有二女，擬將長女許配文長作繼室。徐渭一口答應，訂下親事，他想象著不出多少時日，自己便可迎娶這位新媳婦，不禁心生期盼。

不過計劃沒趕上變化。又住了兩日，徐渭心中不自在起來，反復打量嚴翁，分析他的言行舉止，益發覺得他異于常人。話多易失，反復的交談，也令徐渭斷定嚴翁有智力缺陷。他由此想到那位即將下嫁自己的嚴家長女，會不會也智力低下？即使未曾與姑娘謀面，心里的疑慮卻放大開來，令人輾轉難眠。第三天，徐渭匆匆逃離了這個叫雙林的地方，而這段八字剛有了一撇的婚姻，也就不了了之了。

與嚴氏長女的故事并未由此結束。往后，生命里一些孤寂的時刻，徐渭會想起那位不曾謀面的女子。三年以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一月，一股倭寇自上海柘林進犯嘉善縣治，而后西進入侵湖州諸縣，歸安雙林嚴家遭到倭寇洗劫。嚴翁被倭寇砍斷雙臂，兩個女兒被擄走。倭寇押解著兩位姑娘撤離至中途，經過一座石橋的當兒，嚴家長女一躍而下，自行了斷了性命。得知此事，徐渭心內大慟，后來他將這個姑娘的故事寫進了《嚴烈女傳》，他由此痛悔當初那無來由的懷疑和逃避。在《嚴烈女傳》中，徐渭表露了心跡，視這消亡的女子為自己的妻子一般，為這剛直的生命夭亡痛惜。這不曾謀面的烈女，在漫長的歲月中，恍如徐渭心頭一輪皎潔的月亮。

于前妻潘似，徐渭由情而愛，于這未謀面的女子，徐渭由敬而愛。兩種奇怪的愛，在他心里生發著，像藤蔓在廢墟上延展著。

嘉靖三十七年（1557年），續弦的事又被提上日程。那年，徐渭與杭州王家議好了婚事，打算于嘉靖三十八年（1558年）春入贅王家，但中間出現了一些曲折，據他晚年回憶錄記載，入贅王家的確切時間在那年夏天，這是他的第三段婚姻。這段婚姻比第二次還要短暫，勉強挨過一個季度，秋天徐渭便離了王家。對王家女的評價，徐渭在之前對胡氏的“劣”上又追加了一個“甚”字——“劣甚”，他時常后悔這次入贅的選擇。

四年后，在浙江總督胡宗憲張羅下，徐渭迎娶了人生中第四任妻子——杭州女人張氏，這是他起先滿意的女人，張氏面容姣好，身段優美，家境也不差，可謂百里挑一的人。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新春，歷經九次自殺后，徐渭的身心一點一點地康復過來。他懷著一份新生的渴望步入了春天。可不到一年，嘉靖四十五年凜冬，死亡的氣息卻再一次籠罩了酬字堂。

那天，雪已落了兩日，整個酬字堂，屋瓦、花園、小徑上下皆白。傍晚時分，一灘鮮血染紅了院落。徐渭以一把四齒耙刺中繼妻張氏胸口部位，婦人立仆。

那個傍晚，徐渭正在院子里鏟冰，張氏立于不遠處，兩人口角相向，言辭激憤。徐渭操起四齒耙擲向張氏，一場死亡就這樣不期而至。漫天飛雪，成了送葬的白衣。

爭端緣何而起呢？徐渭自己的說辭是精神病復發，但殺人者的說法或許并不全指向真相。

大部分人推測徐渭的殺妻之心起于嫉妒和猜忌。據說那個雪天，徐渭家的男仆外出歸來后，濕了一身衣服。他的妻子張氏出于好心，讓這名男仆坐到灶間爐火前暖一下身體，并讓男仆脫去外衣，拿了一件自己的衣服讓他先披一披。

這一幕被徐渭撞了個正著。況且，他心里不止一次猜測過妻子出軌，這無意間的舉動恰好印證了他的疑慮。

緊接著，惡意與死亡就像雪一般猝然來臨。

 

階下囚

公堂上，巡撫大人正襟危坐，衙役分立兩旁，驚堂木一拍，重審徐渭殺妻案。

徐渭匍匐于堂下，以腦袋磕向地面，苦苦哀告：“殺人時神志不清，實屬精神病復發。”“由古至今，很多并非蓄意的殺人者得到寬恕，大人啊！”他講了一個例子，接著又講了一個例子，語速飛快，唯恐這些在腦海里奔涌的話來不及說完就被巡撫大人喊停了。

巡撫大人全然不聽，突然站起身，揮了一下手。

徐渭瞥見面前多了一張長書案，身形肥碩的巡撫大人踱到書案前，攤開一幅長卷，并用目光示意衙役取下犯人脖頸處的枷鎖，令他站起身，立于書案前。

徐渭才看到面前攤開一幅《白犬雪獵圖》，巡撫大人尖細的聲音響起來：“給這幅畫配首詩，若一炷香工夫能完成十韻，即刻放了你。”徐渭提起狼毫筆，略一思忖，就將筆落向了紙面，他奮筆疾書，但邊上的香燃得飛快，才寫到兩句，就已燃掉三分之一，等到他寫到第十二句，成了六韻，那炷香整根燃成了灰。他注視著最后一截無聲的香灰坍塌下去，巡撫就在那一刻轉身走了……

徐渭一聲驚呼，從夢里掙扎出來。

哪有什么巡撫，哪是什么公堂？慘白的月光從破敗的屋頂漏進來，這是一間四壁蕭然的囚室。手硌到了脖子上的木枷，一陣酸脹的痛。另一端，黑黢黢的墻角閃著幾點光，他即刻將一截破磚扔了過去，三只瘦骨嶙峋的老鼠“吱”一聲逃開了，墻角的破碗發出“哐啷”的響聲，那里還有一口吃剩的牢飯。

隆慶元年（1567年）正月，徐渭好友沈煉之子沈襄到獄中探望他，見他蓬頭垢面，掀開破棉絮，跳蚤密密麻麻。沈襄禁不住落了淚，臨別時說，“今日見到叔如此狼狽，我沈襄豈能袖手不管？”沈襄當即表示要去京城周旋，幫助徐渭擺脫牢獄之苦。

盡管如此，徐渭潛意識里還是覺得自己死期不遠，這一回，劫數難逃了。

沈襄之后，少顛和尚也到獄中看望徐渭。

那年秋天，遠在安徽歙縣的好友方阜民聽到徐渭入獄的消息，不顧路途遙遠，趕來紹興探視。連獄吏都覺得驚詫，這個殺人犯，竟是那么多人口中敬仰的“先生”。

那年冬天，成都楊道士到紹興祭拜大禹陵，也順帶來看望徐渭。徐渭沉浸在對死亡的驚恐中，面對遠道而來的道士，全然沒有心思詢問前程兇吉了。他悲觀地預感到，算來算去，無非也只是死路一條。

入獄后，他既不斷寫信給自己能想到的有力量的朋友，尋求司法上的幫助，幻想免于死刑，又著手安排起后事來。他將文稿委托給葛韜仲與葛景文叔侄，期望死后得以面世。

隆慶二年（1568年）正月，好友丁肖甫帶著徐渭幼子徐枳前來探望。丁肖甫提來酒菜，兩人在囚室對飲。這是徐渭入獄以來過得最暢快的一個春節，望著稚子紅撲撲的臉蛋，聽著摯友聊起監獄外林林總總的生活，他感到一抹來自墻外的暖意。這個曾經反復自殺的人，突然無比留戀起“生”來，還有什么能比活著更好的事呢？活著，哪怕僅僅像一截蠟燭的火苗一樣微弱，一樣在夜晚的風里搖曳著，也比冰冷的陰暗的死亡強許多。

殺人犯徐渭的生命里或許沒有太多愛情的慰藉，但卻從未缺少友情的幫扶。在骨子里他是傳統的中國士人，重情義，好交往。由此，確乎擁有一批牛氣哄哄的好友。

那年元宵節還未過，即將赴北京參加會試的張元忭走進關押徐渭的監獄。張元忭的到來，于徐渭的命運走向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這位徐渭好友甘肅按察使張天復的長子，幾年后將高中狀元，進入京官序列。徐渭寫了一首詩給張元忭踐行，他期待張元忭高中進士，以助自己一臂之力。

正月二十四日，兵部尚書呂光洵的族弟呂尚賓與另一位朋友時中來獄中探監。兩人與徐渭聊了半日，感到意猶未盡，決定在囚室里和他共度一晚。那一晚，風雪大作，滴水成冰，囚室里寒冷徹骨。三人就著一盞青燈，說了大半夜的話。后來，各執一端破棉被，或倚靠于墻，或蜷曲于席過了一夜。這番情義令徐渭感動不已，次日晨起，他寫下兩句豪邁的詩：“話深白榻三人雨，冰斷黃河一夜風。”

這些貴人的到來，以及他們與朝廷和監獄方面的斡旋，使得徐渭的獄中生活有了很大改觀。以至于到了那年五六月份，徐渭獲得了一次短暫的保釋，走出了這困居三年的斗室。

丁肖甫以生母過世為原由，向朝廷提出了保釋徐渭回家處理母親喪葬事宜的請求，并獲得了準許。脖子上的枷鎖被打開，手上的鐵鏈被卸下。走出監獄的那一刻，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就在昨日，我的身體還像蝴蝶化為莊生那般沉重，而到今日，我已如莊生化為蝴蝶這般輕盈了。”徐渭突然明白，如果要給自由找一種形態，其實一個詞語就可以形容了，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輕快”，無論是吹到身上的風，還是視線里的流云，無論振翅高飛的鳥雀，還是在水中自由滑翔的錦鱗，無一不是輕快的。

隆慶三年（1569年）正月，元宵節，張元忭來到獄中探望徐渭。而此時，其父張天復卷入朝廷紛爭，正在申訴云南按察副使任上的相關事宜，張元忭即將赴云南接父親回紹興。在這樣憂患的年月，張家人仍然未忘記身陷囹圄的徐渭。同年秋，張天復父子自云南歸來，一起到獄中看望徐渭。

隆慶四年（1570年）正月初四，徐渭在囚室里度過五十歲生日。那天，吳景長帶領一眾子弟到獄中為徐渭祝壽，霉濕昏暗的斗室，酒啟開了，肉香四溢，回響著朗朗的笑聲。

此后未過多久，莫叔明奉紹興知府岑用賓之命來獄中探望徐渭。那年八月，知府主持修建的郡學竣工，徐渭受諸多官學子弟請托，撰寫了《修郡學記》一文，此文勒石為碑，立于府學門前。徐渭再一次揮灑了文學才情，將岑知府崇尚知識、澤惠一方的功業頌揚了一番。岑用賓十分欣賞這篇文章，并設宴招待徐渭。寫文章不僅是徐渭謀生的方式，身處牢獄時，也成了他自我救贖的方式。在獄中，他給很多人寫過求救信，也寫下許多情意款款的漂亮詩句送給前來探監的朋友。

這場知府與殺人囚犯的宴席，值得寫入文化史。這不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的融合，還是權貴階層向落魄的文人階層投去的慈悲一瞥。那個時代的官員保有對文人的敬惜，這也源于他們骨子里潛藏的文人志趣和基因。

由囚室到知府的官邸，面對滿桌珍饈，徐渭大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這是命運奇妙的轉折。他預感到，性命或許可以保住了。

忽忽又一年，隆慶五年（1571年）正月，張元忭再次到獄中造訪徐渭，并告知他，將再度進京會試。恐怕徐渭與張元忭自己都未曾料到，那年秋闈，張元忭高中狀元，轟動紹興城。

徐渭于獄中聽聞消息，一氣狂飲五大碗酒，隨后聲淚俱下。這淚，既有為張元汴的欣喜，又有念及自身命運的悲愴，他徐渭少年時即以神童名揚鄉里，迄今八次鄉試一無所獲，而淪落為階下囚，何其曲折，何其無奈？

之后，當朝狀元張元汴回到紹興，又至獄中探望徐渭。徐渭為張元汴的融真堂寫下一首七言古詩《萬玉山房歌》。狀元到訪，不說于徐渭個人，就是于監獄，于當時的紹興府也是一樁具有轟動效應的事。

同年，岑用賓離任紹興知府，盛時選繼任。在張元汴推薦下，徐渭幫盛時選寫了一篇序文，這篇文章令新知府贊許有加，由此徐渭與新任知府接上了頭，這個契機既改變了他的處境，也為他牢獄生涯的結束獲取了更多有利條件。到了這樣的時刻，筆和文字成了某種路徑，好在徐渭活在一個官員崇尚文化的年代，若處于后世，他縱有十顆腦袋，恐怕也掉得差不多了。

隆慶五年（1571年），盡管囚犯身份仍在，獄中的待遇已判若天地，頸上枷鎖卸下，手銬與腳鐐也已去掉，這座紹興的監獄里破天荒地出現了一位囚犯先生。時不時能吃到肉，時不時能喝上酒，到了秋天，他還時不時走出監獄去，往返于囚室與張天復家，替張天復畫人物花卉冊頁。九月十二日，張天復六十大壽，徐渭寫下一篇深情款款的《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

這中間，除了張天復與其子張元汴的營救，身在北京的吏部右侍郎諸大綬也向徐渭伸出了援手。諸大綬為徐渭同學，曾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狀元，他通過密信向浙江地方官打了招呼，使得徐渭由死刑轉向監禁。而徐渭少年時代的好友朱公節之子、翰林院編修朱賡，隆慶五年（1571年）與張元汴一道考取進士的商為正，其時任刑部主事，他們也都出面為徐渭的事盡了心力。

隆慶六年（1572年）除夕，徐渭出獄。

吳景長攜眾弟子將徐渭接至自己家中，一道歡送舊年，迎接新春。這是新生的時刻，滿頭白發的徐渭終究告別了整整六年（跨越七個年頭）的牢獄生涯，重新擁抱生命的自由。登樓一望，院中寒梅已綻開紅艷的花朵。這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刻，重獲自由的人兒百感交集，他們在煙花和爆竹聲里歡飲達旦。徐渭一次次流下淚來，也一次次想到，又一個春天即將到來。

 

落榜者

徐渭一生引以為恥的是參加了八次鄉試，無一不名落孫山。

起先科舉考試這盤棋看起來可沒這么糟糕。在紹興縣，徐渭一度以神童聞名遐邇。四歲，仲兄徐淮之妻去世，早慧的徐渭已能獨自迎送前來吊唁的親戚朋友；六歲，他入讀家塾，跟隨啟蒙老師管士顏學四書五經，一天誦讀千余言；八歲，他拜陸如岡為師，習八股文，不出一年，已能寫出工穩的八股文章，以至于陸師嘆為天人，稱贊這八歲的孩童是“先人之慶，徐門之光”；十歲，仲兄徐潞帶著徐渭到衙門告狀，知縣劉昺見這孩子伶俐，親自出題，讓其作一篇八股文，徐渭一氣呵成。劉知縣甚歡喜，斷言日后徐渭中舉易如反掌。

現實的殘酷卻早早顯露出來，事實表明，徐渭不是一個在考場上吃得開的人。

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七歲的童生徐渭參加了人生中第一場歲試，本以為這個級別的考試當如囊中取物，根本不在話下，但尷尬的是，躊躇滿志的徐渭竟然名落孫山。

二十歲，徐渭再次應考，仍然無緣上榜，這場考試于徐渭侮辱性極強。那時，嫡母苗夫人已去世，百日喪父的徐渭跟隨同父異母的長兄徐淮生活，徐淮長年客游在外，或煉丹修仙，或結交三教九流，父親留下的一大筆積蓄逐漸浪蕩一空。這場歲試的失敗，讓徐渭陷入沮喪。他并不懷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想到規則的不公，也就是說他的落榜并非因了實力不如人，而是應試上的“不合規寸”，他覺得這樣的應試不能考察自己的真才實學。

歲試放榜數日后，于心不甘的徐渭寫下一封情真意切的《上提學副使張公書》，隨信附上平時文章若干，向浙江提學副使張岳求助。信中，徐渭坦陳身世、命運，以及正在遭受的困境，也坦陳由于學業受挫，與長兄間已無法相容于同一個屋檐。當下的他，若不回家，只能到四壁蕭然的館舍暫避，那里除了幾十卷古書什么都沒有。他也想像二哥一樣去貴州應考，卻湊不足盤纏。由此，他懇請張公同情自己的處境，準許復試一次。

沒想到這封信竟起了作用，張岳向山陰知縣方廷璽提及徐渭，方縣令也對之早有耳聞，遂決定讓他單獨考一次。那年，山陰縣由此多出一名遲到的秀才，而徐渭則暫時向科考的路上邁進了一步，畢竟按照明朝科舉制度，他具備了參加鄉試的資格。

當年秋天，恰好逢著三年一次的秋闈，新晉秀才徐渭一鼓作氣赴杭州鄉試，當然，沒有考中。就在同一年，二兄徐潞在遙遠的貴州等待又一場鄉試，不過造化弄人，他得了痢疾，死于突發的腸道傳染病，英年早逝，永遠與理想作別了。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徐渭從廣東出發，行程數千公里趕回家鄉紹興，暫時寄居于長兄徐淮家，為的是到杭州參加第二次鄉試。此次趕考，他與好友張天復同行。張天復中舉人，四年后又高中進士，徐渭則名落孫山。第二次考試失敗后，回到紹興的徐渭心緒沮喪，而兄嫂則更不待見他，由此引發了劇烈爭吵，徐渭搬離了長兄家，住到了岳父的老屋里，直到第二年岳父舉家回遷紹興，購置新屋，又搬去新屋和他們同住。這場考試的失敗像一只毒蝎噬咬著徐渭的心，他多想為自己爭口氣啊，可世事偏不遂人愿。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徐渭再赴杭州秋闈，這一年，妻子潘似的肺癆已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消瘦、胸悶、咯血……幼子徐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而夏天的時候，長兄徐淮則因過量食用自行煉制的丹藥中毒身亡。徐渭想中舉的心思更迫切了。可誰都知道，考試與迫不迫切真扯不上干系，它只是一個既定的冷酷的程序，除個別人可以用非常規手段更改結果，一般人只能接受命運裁定。

當一無所獲的徐渭拖著疲憊的步履，在漸涼的秋風里返回紹興時，深愛的妻子已進入生命中最后一個月的時光。那年十月初八，潘似歿于家中。而冬天臨近時，由于長兄徐淮先前留下的惡果，徐淮人一死，徐家房產即被人強占。徐渭聯手岳父，到處找人，到處告官求助，仍然打輸了官司。鄉試的挫敗感夾雜著這些慘淡的人生境況，似乎像一把快刀，要徹徹底底斬斷徐渭的人生期盼了。

料理完妻子的喪事，徐渭開始謀劃起個人和孩子的生計來。經朋友介紹，他決定去往蘇州，大概也是想到了吳中一帶的前輩畫家們，想到唐寅、文徵明、祝枝山……想到沈周、徐禎卿、周臣……他是仰慕他們的，也愛慕吳中文化，幻想著能融入這個文化圈去。不過，作為初來乍到的異鄉人，要進入另外的文化圈層，要被接納，談何容易呢？這好比要讓南方的桃樹扎根到北方的山野里。數月后，徐渭怏怏而歸。

回程途中，他又一次堅定了繼續將科舉考試進行到底的決心。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渭又一次走進考場，又一次敗北。此時他已三十二歲，過了人生的而立之年，可哪來的“立”？他連基本生計都未曾解決啊。從杭州回到紹興一枝堂，徐渭拜倒在母親腳下。做娘的說：“兒啊，回來了？”做娘的說：“兒啊，餓了吧，娘去做吃的。”他沉默著走到禪堂去，迅速合上木門，頹然坍塌在蒲團上，早已忘了自己多久沒進食了。晚些時候，同族堂兄弟過來探望，留意到徐渭兩鬢斑白，禁不住問：“你幾歲了，怎生出這許多白頭發來？”

這是徐渭第五次鄉試失敗。

可考試的心思，像信念一樣根植于胸中了。生命不息，考試不止，更重要的是，生活沒有改觀之前，如果就去掉這樣一個念想，等于永遠地將自己的理想判了死刑。這件事還得掙扎下去。

于是徐渭考了第六次、第七次。

等到赴第八次鄉試，徐渭已在浙江總督胡宗憲處擔任幕僚。胡大人對徐渭器重有加，時常過問他舉業的事。那年，凡有可能擔任鄉試的考官到胡府拜謁，胡宗憲都不忘向其叮囑，說徐渭是當今異才，若得以高中舉人，自己必將重重回報。而百密一疏，據說總督大人關照了多人，卻偏偏輕慢了一名縣令，輕視他是因為該縣令貢士出身，此人卻恰恰擔任了那年的同考官，徐渭的考卷偏又落到他手里。這個“據說”自然有悖常識，到了明代，科舉制度已經極其完善，鄉試卷子都是封訂閱卷，考官如何得知考生名字呢？考官若對胡大人的怠慢有意見，又如何怪罪于徐渭呢？這似乎缺乏了邏輯關聯。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事情的結局表明，即便是權甲東南的胡大人，也沒能最終助徐渭擠過這條獨木橋。

他當然還想考第九次，而等到第九次鄉試時，又發生了一個意外。其時，他剛結束北京李府的幕客生活，倉促地回到紹興不久。他得罪了東家李春芳，李尚書致信徐渭，措辭激烈，讓他必須即刻進京，否則有性命之憂。徐渭不勝驚恐，只能趕去京城，即將到來的第九次鄉試就被耽擱了。

那年徐渭四十四歲，已嘗盡了人世艱辛，須發皆白，他徹底死了科舉入仕的心。

 

幕客

中國古代的學子，若沒有特別優渥的家境，人生大致只有科舉一條路。若走不通這條路，一個小小窮秀才，大概只能開個學館，辦個私塾，帶幾個弟子以謀求一點束脩，聊以對付生存的難題。

為解決生計，徐渭著實想了許多辦法，嘗試過各種行當。他想到城上去放羊，他開過學館，做過私塾教師，他賣過寶刀，也賣過字畫……這一切都只是短暫緩解了生計之虞。徐渭一生從事過的最體面工作是幕僚，講得通俗一點，也可以稱為門客，放到現代語境里講則可以稱為官員的編外書記官，也就是秘書。

這類秘書有別于當下政治體系里的生活秘書，幫領導拎包，負責領導衣食起居之類；他充當的是文字秘書，一份賣文謀生的行當。

即便從徐渭的整個人生來看，追隨浙江總督胡宗憲的那段幕府歲月也不可忽視。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正月，胡宗憲兼任浙江總督。其時，胡宗憲的總督府恰好定在紹興，胡宗憲身兼數職，又擔當著帝國的抗倭重任，與中央及各地官員文書往來相當頻繁，亟需文章高手幫忙處理案頭工作。

升任浙江總督，當務之急就是向皇帝致謝，胡宗憲請徐渭起草《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這并非徐渭幕府生涯的開端，起先他是猶疑的，代寫這份表算是給總督幫幫忙的意思。代人寫公文，不是徐渭內心里想做的事。

寫完那篇文章后，徐渭在山陰知縣李用熒推薦下，去往平湖設館授徒。那時，徐渭一家生活拮據，他在文章中描述一家人居住于目蓮巷的房子，每當下雨時，得翻出一堆盆盆罐罐置于屋內各處，接屋頂漏水。

那年十一月，胡宗憲誘擒了橫行東南沿海的大海寇王直，受到世宗皇帝嘉獎，按照官場慣例，受嘉獎大臣，要上表感謝圣上隆恩，胡宗憲再次邀請徐渭出山，徐渭寫下《代擒王直等降赦獎勵謝表》，總督相當滿意。

盡管開館收徒一事不順意，并未招到多少弟子，但徐渭依然不打算就此賣文為生。他在回憶錄里寫到：在總督府，一旦代胡公寫完文章，即將筆一擲，告辭回家，數赴數辭。后來，總督令人攜信函來邀請入幕，他躺在床上，也不起身去受信。

面對徐渭的猶疑與傲慢，胡宗憲表現得相當大度，幾乎算禮賢下士了。他答應徐渭：“做幕客，將待之上賓之禮，而先生可不拘禮節。”胡宗憲最初這樣承諾，之后，也確實做到了。徐渭自視高，性情張揚，即便當幕客，也是在總督府自來自去，如入無人之境。一回，他正在酒樓與朋友飲酒，總督有要事派人急召，徐渭不緊不慢，兀自將酒喝完了才回。這件事，胡宗憲非但沒有生氣，反而與其他屬下說，這是名士風范，無傷大雅的。

當然，這些或許還不是促使徐渭入幕的本質原因。更要緊的是胡宗憲出手闊綽，慷慨豪爽，大概這也是胡大人幕府中名流云集的原因，他能籠絡到茅坤、王寅、沈明臣、田汝成等多位文壇上的知名人物，和平日里對幕客的尊重和禮遇是分不開的。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正月正式入幕，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胡宗憲入獄，總督府解散，徐渭在胡宗憲的府上待了五個年頭。

這可真是一段“賣文”為生的歲月啊。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胡宗憲在舟山島上捕獲一頭白色雌鹿，即刻想到進獻給迷戀道教的世宗皇帝。如此重要的禮物，當然要鄭重其事，夾帶一封獻表。胡宗憲先命人寫了一道表文，寫完后，拿給徐渭提看法。徐渭對著那篇文章不言語，胡宗憲遂令徐渭寫一篇。徐渭寫就《代初進白牝鹿表》，總督大人分不出前后兩篇表孰高孰低，就讓屬下將兩篇文章并白鹿一道帶往京城，請京城的幾位大學士定奪，學士們一比對，一致選擇了徐渭的表文。呈給了圣上，龍顏大悅，總督歡喜。

皇上一高興，就賞賜金幣嘉獎胡大人，徐渭再寫《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這幾乎是工作的日常，《代初進白鹿賜寶紗彩緞謝表》《代賀李閣老生日啟》《代督府祭趙尚書文》《代再進白鹿表》《代進白龜靈芝表》……

五年間，徐渭寫下大量應景之作，洋洋灑灑，不計其數，盡管才華幫助他將這類交際文章也寫得風生水起，但不管怎樣，終究掙脫不了溜須拍馬的底色。寫作這些文字，他偶爾有小得意，但大多數時候有違本心，不得不說是為了五斗米折腰。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嚴嵩八十大壽，胡總督為仕途上的“京貴人”備下大禮，這份大禮需要匹配一篇“華章”。這樣的事，自然非徐渭莫屬，徐渭文采斐然，字里行間用盡了浮華的大詞，對權傾朝野的首輔大人極盡吹捧。而就在六年前，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因上疏彈劾嚴嵩被誣下獄爾后斬首時，徐渭曾寫下悲憤的詩句哀悼楊繼盛。他當然痛恨這個自己未曾謀面、對胡宗憲卻格外重要的幕后人物，當然知道他的罪行罄竹難書，可這一切和他寫下的贊美詞是要撇清關系的，這些違心的文字和言不由衷的抒情，只是解決生計的一項技能吧。人總有那么多不盡如心意的事要面對，桀驁不馴的徐渭也絲毫不能例外。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胡宗憲重修杭州鎮海樓，這一年恰好又值抗倭大捷。人逢喜事精神爽，總督大人命徐渭寫一篇《鎮海樓記》，勒石刻于樓前，以記下這些年抗倭的閃亮功績。徐渭一揮而就，總督大人反復賞讀，大喜。于是，大手一揮，送出兩百二十兩賞銀，讓徐渭用以改善居住條件。徐渭以總督大人的這筆賞銀打底，在紹興城南置下一片舊宅院：

“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亙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個，筍迸云。客至，網魚燒筍，佐以落果，醉而詠歸。”

徐渭將這片院子命名為“酬字堂”，“酬字”，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既為感激總督顧念，又道出了房舍的來源，它可真是總督大人為這一枚一枚漢字買的單啊。

由此想來，倒也公平公正，賣字的人和做小生意的人有區別嗎？賣字就顯得格外高尚嗎？似乎也沒有，都是為了這點可憐的生計么。一個院子，可能值十篇謝表；一棵芭蕉樹，可能抵一首小詩；幾塊太湖石，可能值一段小序……筆底明珠無出賣？好在南征北戰的總督大人卻懷抱著幾許風雅，他是照價買了的。

酬字堂的營建足足花去數年時間，那大概是徐渭一生中最適意最富足的一段時光，他也在那段時間娶了杭州的張氏為妻，在胡宗憲的過問之下，他有了一個挺大的家，也有了暫時完整的家庭生活。

可惜好花不常開，徐渭入幕的第五年，胡宗憲被迫卷入一場殘酷的政治斗爭，最后于獄中自殺。徐渭在驚恐和沉痛中離開總督府，回到紹興。隨著幕客生涯結束，加之徐渭不善經營家業，生活急速地走上了下坡路。有一個小細節，在胡宗憲幕府中，徐渭曾得到過一件大禮——十幾匹貴重的絨布，按著常態，慢慢用是可以用幾年的。但徐渭很“慷慨”，命人請來裁縫，替全家乃至仆人，人人裁剪一身衣服，剩下的做成被面，用完這批布，只花了一天時間。可以想見，胡宗憲幕府中的那點積蓄并不能支撐他多久。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冬天，徐渭接到李春芳的邀請函，請他入幕，隨函而來的還有六十兩銀的聘禮。徐渭一改當初面對胡宗憲邀請時的姿態，一口答應進京。一路迎著寒流北上，這嚴冬的行程，一程冷似一程，他突然覺得身體里積攢了這么些年的暖意，一夜間耗盡了。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狀元，也是當朝尚書。其時，世宗皇帝迷戀道教，也迷戀一切與道教有關的東西，比如青詞。青詞原本是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明的符箓，以朱筆寫于青藤紙上，以故得名。皇帝癡迷青詞，甚至根據撰寫青詞水平的優劣，決定當朝大學士的任用。這樣一來，皇帝身邊幾位重臣皆精研青詞創作，如李春芳、嚴訥、郭樸等甚至贏得了“青詞宰相”的名號。

進京后，徐渭心理落差巨大，他發覺自己只是眾門客里的一個，并未得到該有的尊重，也未以才學贏得李尚書關注，李尚書推崇備至的青詞，也不是他愿意寫的。更糟糕的是，李尚書門規森嚴，要求幕客打卡上班，謹言慎行，這于徐渭，也著實是一樁困難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厭惡的作用也是相互的，李春芳心里對徐渭也很有了些看法，他不是要籠絡什么人才，他要的是漂亮的青詞，是皇帝的歡心！

徐渭一直在邊緣游離，挨到第二年早春，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李尚書——《奉尚書李公書》，信里，他推心置腹，措辭小心，講述了入京后的種種不適，期望尚書應允自己辭去“文書”職務。

這封辭職信并沒有得到回復，李尚書以沉默拒絕了徐渭的請求。

徐渭于無奈中作出抉擇，自行離開了京城。

但這件事并未就此完結，到了那年秋天，李春芳讓人帶來消息，警告徐渭必須即刻回到他門下。在驚恐中，徐渭帶著六十兩聘銀再次進京面見李尚書，想就此了結這事。他沒有想到這趟京城之行將騎虎難下，在強大的權力面前，書生的一次任性是要付出足夠代價的。他將六十兩銀子交還給當初來邀請他的李府門人查氏，查氏拒收。無奈中，他只好轉而將聘銀交給李春芳，當然并不能輕易見到李大人，一番輾轉后，人見到了，但李春芳拒收。

在巨大的恐懼與壓力之下，徐渭惶惶不可終日，顯然這已經不是他個人能力可以解決的事了。慌亂之下，求生的欲望令他想起了昔日好友京官諸大綬，其時，諸大人因騎馬摔傷，在府中養病，徐渭在病榻前講述了自己的困境。

諸大授也是當朝狀元出身，李尚書不可能不給他這點面子。最后，在這位翰林院編修調停之下，李尚書同意解除了聘約，徐渭重新回到常態的生活里。

從胡宗憲到李春芳，幕客徐渭的境遇真有天地之別。有什么辦法呢？文字的買賣，有如其他所有商品的買賣，本身是要講求一點運氣的。

 

鳥人

徐渭愛青藤，愛野葡萄，愛芭蕉樹，愛飛鳥，在所有鳥中，最鐘情白鷴。

這是南中國一帶并不少見的鳥類，我們來看看動物百科全書上的描繪：

白鷴，屬大型雞類。雄鳥全長100—119厘米，雌鳥全長58—67厘米。頭頂具冠。嘴粗短強壯，上嘴先端微向下曲，不具鉤。鼻孔不為羽毛掩蓋。翅稍短圓，尾長，跗蹠裸出，趾完全裸出，后趾位置較高于他趾。雌雄異色，雄鳥臉裸露，呈赤紅，長而厚密、狀如發絲的藍黑色羽冠披于頭后；上體白色密布以黑紋，兩翅亦為白色；下體藍黑色，尾長、白色，腳紅色。雌鳥通體橄欖褐色，羽冠近黑色，腳紅色。

徐渭于少年時讀到李白詩句“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白鷴白如錦，白雪恥容顏”，就打心里愛上了這種鳥。

二十幾歲出頭那會兒，徐渭隨潘克敬去廣東潘家定居，無意間得到一只雄白鷴，歡喜得不得了。以至于從廣東回紹興趕考，也不遠千里拎著鳥籠，帶著心愛的白鷴同行。自廣州途經開平縣蜆江渡時，由于一路顛簸，導致鳥籠扣子松動，白鷴振翅飛走。他站在蒼茫的渡口，傷心落淚。幾年后，寫下了一首詩表達心里的遺憾。

之后，徐渭跟隨總督胡宗憲到福建，當地官員送來一只白鷴，想讓總督大人宰殺了開開葷。胡宗憲知道徐渭好白鷴，便將要成為“盤中餐”的鳥置于紅色籠中，當成一份禮物送給徐渭。徐渭心下大喜，寫下一首五言律詩《白鷴》：“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圍。都緣惜文采，長得侍光輝。提賜朱籠窄，羈棲碧漢違。短檐側目處，天際看飛鴻。”

當然，一切景語皆情語，徐渭借白鷴道出了自我的心境：這白鷴本該翱翔天際，只因毛羽華美而被圈養于狹窄的籠中，它身居低矮屋檐之下，該多羨慕天際高飛的鴻雁？

第三回，錢某為感謝徐渭詩作，贈送白鷴一只。

第四回，萬歷七年（1579年），徐渭久病初愈后，望著家中空空的鳥籠，時常覺到某種失落。身在福建的李子遂來信問詢近況，徐渭拜托老友從福建幫他買一只白鷴來，李子遂照辦了。但這只白鷴的命運依然坎坷，尤其結局令人唏噓：徐渭北上京城謀生，養在紹興家中的白鷴死于野貍之口。接到家信后，徐渭痛心不已，一連為白鷴寫下三首哀悼的詩。

徐渭之鐘情白鷴，大概是從這種自古被人觀賞的鳥身上，見到了自身的命運情狀：既想一飛沖天，又為了一口食物而時常地困守于籠子，這不就是他那磕磕絆絆又從不屈服的靈魂的寫照嗎？

徐海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人民文學》《十月》《作家》等刊發表作品兩百多萬字。著有《山河都記得》《故人在紙一方》等書十三部。曾獲第四屆人民文學新人獎、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優秀作品獎、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等獎項。